任何文学潮流的出现都有其深刻的社会历史动因与必然性，然而优秀作家在其中所起到的推动作用不应该被忽视，他们的引领与示范也是一种文学兴起不可缺少的要素。在文学史上，一种文学潮流的肇始之初往往都站立着具有开创意义的作家，他们影响甚至决定着这一文学样式的大体面貌，正如鲁迅之于现代乡土小说，赵树理之于山药蛋派，孙犁之于荷花淀派。我们重新审视改革文学的历史景象与当下意义，也需要从蒋子龙及其创作入手，唯有如此才能厘清改革文学的源流，并确认蒋子龙被文学史所忽视的价值意义。
蒋子龙是以业余作者的身份登上新时期文学舞台的，在成名作《乔厂长上任记》（以下简称《乔》）发表之时，他是天津市重兴机械厂的一位车间主任。因为小说的接连发表并引发轰动，他的身份很快从工厂的中层领导转换成了专业作家。在1979年《乔》问世之前，蒋子龙已经有多年的文学创作的经历，储备了比较丰富的艺术审美经验。同时，他长期工业基层的生活与工作，也为其写作积累了丰富的现实素材与生活体验。1976年复刊第一期的《人民文学》发表的《机电局长的一天》，虽然在机电局长霍大道这个形象的刻画上依然还有某种程度的“高大全”色彩，但是却能够反映出蒋子龙的艺术水准。这篇小说也体现了蒋子龙对已经形成僵化的工业题材文学的某些方面的超越，比如霍大道虽然还是主要英雄，歌颂了一个工业战线的具有共产主义理想信念的实干家，但是却有了人性色彩，起码他也会生病而不是钢铸铁打的，反面人物副局长徐进亭不再是阶级异己分子，只不过私心过重公心欠缺而已。在双方之间建构起来的斗争，也不是你死我活的针锋相对，在促生产的主题下，矛盾集中在如何提高劳动效率完成生产任务。《机电局长》虽然不可避免地遭遇极“左”政治话语的苛责，被扣上“唯生产力论”“写同走资派斗争的作品”的大帽子，但是这并不影响蒋子龙由此而显现出来的对于工业题材的驾驭水平。这是《乔》创作与发表的背景，如果缺少《机电局长》这一环节，那么改革文学可能会是另外一番面貌了。
我们应该注意到，《乔》的问世过程与作家投稿，刊物认可发表的一般性方式所不一样，它是在编辑约稿激励之下完成创作的。“1979年初春，《人民文学》杂志社来约稿，我便用三天时间完成了《乔厂长上任记》。”“文革”结束后，文学迅速恢复生机呈现出蓬勃景象与文学刊物的努力是分不开的，编者主动寻找话题引领创作潮流，体现了文学杂志对于社会转型的积极参与。《人民文学》也同样在寻求着一些题材领域的有效突破，当面向蒋子龙约稿的意图很明显，那就是试图以卓有成效的作品来实现对工业小说的革新。
为什么是选择蒋子龙而不是其他作家，原因不外乎两个方面：一是《机电局长》让《人民文学》的编者们见识并认可了蒋子龙的艺术水准，以及突破固化模式的可能性，正是因为有了《机电局长》，才使《乔》成为可能；二是蒋子龙的工厂生活阅历，也是编者所看重的，丰富鲜活的直接经验使他能够更容易摆脱旧有文学思维束缚，因为他的创作是来自现实生活而非某种理念。事实证明，《人民文学》的选择是正确，他们找到了一个善于写且乐于写工业题材的作者。对于《人民文学》来说，《乔》是符合他们理想的作品，而对于蒋子龙来说，《乔》则不仅是一篇小说，而且更是他借以自我表达的载体。编者与作者在《乔》的创作上，可以说各取所需，一拍即合，这种高度的“默契”其实是拜时代所赐。极“左”政治不仅钳制窄化的文艺，而且也搞乱了社会生产，所以在“文革”结束后，无论文化还是经济都需要改革调整。当发展文艺的责任意识与拯救经济的使命感结合在一起，也就必然会催生出《乔》这样的文学作品。我们往往强调这篇小说引发读者大众的共鸣，其实这种共鸣首先是发生在文学工作者——文学杂志的编辑与作家之间。
从《乔》开始，蒋子龙就致力于改革小说的创作，在不同矛盾交织的冲突中展现人物精神面貌，并由此书写时代精神。这体现出了一个作家的抱负，“现代工业文明是现代人精神文化的物质载体。不敢直面现代工业生活的文学是不健全的，更谈不上强大。”如果说70年代末80年代初几年中改革文学是文学主潮，那么蒋子龙就是这个时代最有代表性与影响力的作家，在《乔》获得1979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之后，《一个工厂秘书的日记》《拜年》分别获得1980年、1982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开拓者》《赤橙黄绿青蓝紫》《燕赵悲歌》先后获取1977—1980年、1981—1982年、1983—1984年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蒋子龙以文学创作实绩赢得来自政府、评论者与读者大众的关注与认可。“在文学战线上，工业战线上，同时在各条战线上，蒋子龙的名字和霍大道、乔光朴紧紧联系在一起；他们都是生活的进取者、四化的闯将。对于一位工人作家来说，这是莫大的荣誉。”虽然蒋子龙的创作有着题材契合时代主潮的优势，但是能够持续获奖还是源于这些作品自身的魅力，作家在追求作品社会效应的同时，也在审美上作出了卓有成效的探索。
蒋子龙没有因《乔》的“成绩”而停滞不前，他追求超越，力求文学的丰富性，“蒋子龙并未按某种生活和创作的模式翻制自己的作品，而是依据变化中的现实生活所提供的材料，力求在每篇作品里写出一点新意，不断超越自己。”这显示的是一个作家的野心，像乔光朴那样把民族工业带向现代化的野心。从1979年的《乔》到1984年的《燕赵悲歌》，蒋子龙的创作不断给改革文学带来新鲜而有价值的艺术经验。“蒋子龙是一个在创作道路上大戒原地踏步，力求不断地超过自己的永远进击的作家。置身于文学发展的长河中，他既注意顺乎正常发展的艺术潮流，又勇于保持自我，从而给予潮流以一定影响。”蒋子龙的改革小说试图在倡导经济发展之下，治疗十年动乱给这个民族带来的“政治衰老症”和“精神萎缩症”，他以开拓者主动肩负起时代的强悍来激发民族精神的复苏。从《乔》到《燕赵悲歌》，蒋子龙不断在拓展改革小说的视野，不断地通过开拓者来透视当下的社会，敏锐地发现问题并试图唤起“疗救”的注意。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蒋子龙的改革小说也是转型期社会的一份真实的精神档案，他记录了“文革”后民族重新奋发图强之下的改革与保守、希望与失落、进步与徘徊、坚定与游移等等相互冲突的精神取向。蒋子龙的改革小说也超出了文学范畴，成为一种社会文本，“像一面镜子，可以照见我们社会生活的某些方面，照见许多人的灵魂。”这是宗杰对《乔》的评价，显然也适用于蒋子龙的整体创作。
纵观蒋子龙的小说创作，给读者最深刻印象的就是开拓者——那些充满正向能量而又深具人性色彩人物形象。蒋子龙一直都是改革文学潮流的引领者，他的作品每每引发轰动效应，被广泛地接受与认可。这一方面得益于作家始终对文学艺术性的坚守，另外一方面也在于他从来没有放弃对生活的深入，也就是说他不是在书房里想象改革的。蒋子龙“近几年来创作了不少工业题材的好作品。他热爱工厂，热爱生活，去年在创作任务繁重，接待、会议很多的情况下，还抽出四个多月的时间回车间劳动。”深入生活才能把握社会现实，才能使创作真切地展现时代精神面貌，反映真实的民族心理动向。正是因为蒋子龙有着工厂生活经验，而且在成为职业作家依然远离生活，才使得他的作品能够冲突车间文学的僵化模式，进而在创作上不断超越自己，引领改革文学走向深入。“我国社会主义文学反映工业战线的努力和摸索中，在‘久久企业’的经济大转折时期和建设四化的最新奋斗中，蒋子龙的小说创作是个显著的标志。这个工人出身的作家，把‘工业文学’的现实主义水平大大地提高了。”所以从改革文学整体上来说，蒋子龙的改革题材创作不仅参与了改革意识形态的建构，而且更具备了文学史价值。
中国文学近代转型以来，工业题材文学创作一直都是比较薄弱的，这与民族工业的不发达事实直接相关。共和国建立以后，作家虽然出于响应主流工业化建设号召而创作了一些工厂主题作品，诸如周立波的《铁水奔流》、草明的《原动力》等，但是这些小说基本上是把阶级斗争简单地搬到了工厂的舞台上，叙事的中心是敌我斗争或者先进与落后的冲突，而不是展现工业发展状况与工人的精神面貌。作家虽然深入工厂体验生活，然而在政治主导之下，斗争理念不仅大于人物，而且也遮蔽或掩盖了真实。
新时期文学在批判否定极“左”话语的同时，也在摆脱各种僵化的思维与理念，体现在工业题材文学方面，主要表现为冲突“车间模式”的桎梏，呈现工厂生产生活的丰富性。《乔》是一种本质上有别于“车间模式”的工业文学，它的出现“标志着原先处于薄弱地位的工业题材作品，如今已经上升到了足以同其他任何题材优秀作品相媲美的新水平”。同时，民族工业在十年动乱破坏之下普遍性地陷入生产窘境，技术落后、设备陈旧、人才短缺，而且工人集体主义精神丧失，这些都使工业病入膏肓濒临崩溃，需要及时而有效的医治。“经济建设战线上的散乱状态摇撼着我们国家的经济命脉，现实生活迫切地要求着改变此种状态，乔光朴这个人物的出现带着现实生活发展的必然性。”工业生产的现实与文学自身的演进，都向作家提出了要求，《乔》是作家对时代呼唤的积极回应，它也展现出了一个民族追逐现代化的心声。
阎纲认为蒋子龙的文学创作尤其是《乔》具有重要的意义，“仅就工业题材的创作领域而言，我以为：蒋子龙文起当代之衰。”这很容易让人想起苏轼对韩愈“文起八代之衰”的评价，阎纲也正是从文学史的角度肯定了蒋子龙对于工业文学的贡献。虽然没有蒋子龙与《乔》，改革文学也会形成蔚为壮观的潮流，但是无法否认的是，《乔》的出现改变了文坛景象——改革文学取代了伤痕、反思文学而成为主流文学话语。所以说，《乔》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有着一个非同一般的重要地位。”这一方面是在于《乔》自身的艺术魅力，蒋子龙塑造的人物，建构的情节，以及表达出来的以改革解放生产力、繁荣经济的思想，不仅契合了读者的审美心理，而且更迎合了他们对于社会变革的渴望。另外一方面在于《乔》所引发的剧烈争论也加速了它的传播。蒋子龙对郗望北的塑造，没有按照时代流行的写法把他定性为“四人帮”分子，而是尝试了对这种人物的另一种表达——郗望北不仅没有被清算，反而继续当副厂长。在绝对化思维依然左右对事物判断的时代，蒋子龙的这种文学探索必然性地与被批判的命运遭遇。
《天津日报》在1979年9月、10月集中抛出几篇批判性文章，对《乔》由反对“揭批查”而罗织“罪状”大肆讨伐。对于《乔》的争论，不论是天津方面的批判还是其他方面的支持，都带上了极端化色彩，最终变成了一个吸引整个文坛以及读者大众目光的事件。其实，天津方面对于《乔》的批判，不是针对要不要改革，而是纠缠于小说对于当时“揭批查”运动的态度是否正确，所以，支持与否定两种不同声音的指向是不一样的。否定一方认为小说的政治倾向不明，对于郗望北这样人的态度不正确；而肯定的则认为小说的题材、主题、模式，不仅有着文学史意义，且对于社会变革能够产生有效影响。主流的干预拯救了蒋子龙，而且对于《乔》来说，不仅使其价值得以确认，而且从客观上起到了扩大文本传播与阅读的效应。《乔》从一开始的阅读、接受与评价就超出了文学的范畴，而成为一种具有社会性的文本。它以想象化的改革点燃了大众的梦想，在《乔》被追捧与认可之下，改革文学便成为取代伤痕、反思文学的新文学样式。
如果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把民族之舟调整到了最合理的航向上，那么如何给这艘以现代化为目的地的巨轮提供动力，在转型时期依然还是一个待解决的问题。乔光朴的所有治厂举措都是着眼于现代化的，而不是解决工厂一时的经济困境。在摸着石头过河的年代，这种以文学想象方式的道路探索不仅具有价值，而且也能更为准确的地把握民族心理。徐勇认为：“《乔厂长上任记》之被视为改革文学的开山之作，其意义也就在把改革和‘四个现代化’完美地糅合起来，它们之间是一种互为前提和结果的关系，而也正是《乔厂长上任记》，第一次真正地树立起改革和现代化的神话。”唯有改革才可以破解现实的窘境，才能把民族之舟从泥淖之中拖曳出来。《乔》让人看到了希望，使人受到了鼓舞，也温暖了那些不满现状矢志革新的创业者。
《乔》的典范价值在于它为改革文学提供了一个可供参考的“原型”，无论是人物形象建构，矛盾冲突的营造，还是主题基调与情感立场，它都深刻地影响并决定了改革文学的整体面貌。从1979年《乔》发表到1985年改革文学落潮这几年间，蒋子龙的这篇小说及其塑造的乔光朴，不断出现在改革文学中，体现出了《乔》的文学影响与“经典”意义。在这个时代的作家笔下，乔光朴往往会成为一个参照物，成为衡量改革者“成色”的标准。王继在《喷红的地平线》中塑造的厂长曲维克以乔光朴为标杆检验自己，在对比之下他在心里谴责自己的优柔寡断，痛恨自己不能像蒋子龙小说里的那个乔厂长那样有大刀阔斧的魄力与敢为天下先的气质。这样的表达同样出现在李朝行的《未来厂长和他的妻子》、张博文的《太阳每天都是新的》、吴启泰的《没有结束的对话》等小说之中，作家以乔光朴来对照他们笔下的改革者。当然也有的作家是从避免人物过于理想化的角度提到乔光朴，比如陈世旭《天鹅湖畔》中的改革者章友法就以人为乔光朴式改革者过于理想而表达出对于现实困境的认知。乔光朴不仅是改革者的“代名词”，而且也成为改革小说中一种元素，承担了一定的叙事功能。当然，这是作家预设了一个前提，那就是阅读他小说的人，也一定是读过《乔》的，或者说在同时代的作家看来，即使有人没读过《乔厂长》，也一定会知道乔光朴这个形象。由此可以见，乔光朴在1980年代初深入人心的程度。
周扬在1979年10月召开的第四次文代会上的报告中，是把三个月前也就是1979年7月发表的《乔》与《班主任》等小说，作为新时期文学创作实绩提及的。虽然还没有经过太长时间的检验，但是蒋子龙的创作不仅得到了读者、评论者的认可，而且更获得了主流的肯定，《乔》由此便出现在各种文学场合的讲话与报告之中，仅仅是周扬就曾多提及这篇小说。同时《人民日报》《文艺报》等主流媒体，对《乔》都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与支持，使这篇小说一直活跃在评论文章中。来自主流的肯定，一方面是《乔》价值意义的体现，另一方面也是在以树立典型的方式来推动新时期文学的深入发展。任何作家的创作都必然会在乎受众的评价，在乎主流的臧否，在乎官方与民间的多方认可，无疑是创作理想所系。那么主流对《乔》的极力褒扬也自然会对这一时代作家的创作构成促动，使他们把《乔》视为标杆与榜样，这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改革文学的风貌。
作为关注现实并试图参与变革的文学表达，社会效应是改革文学追求的目标之一，也是作家构思创作的主要动机，而能否引发社会轰动也是衡量改革题材作品成功的一个标准。在文学艺术性达成基础上注重社会功用的达成，不仅无可厚非，而且也体现了作家对于民族国家的责任感与使命感。孟繁华认为《乔》能够产生轰动效应，不仅因为它“满足了主流话语重建希望的意图”，而且“也满足了深受理想主义培育的读者对允诺的期待。”读者大众的态度才是检验作品成色的最根本标准。蒋子龙在创作中没有回避自己试图以创作来参与工厂实践，他相信自己对现实问题观察把握与判断分析，相信自己解决问题的方案的实践效果。他在1984年写的文章中说，“九年前尚未离开工厂的时候，我确有一套关于企业经营管理的设想，想试验一下，施展一番。”我们可以这样认为，《乔》是蒋子龙以文学化的方式实践自己治厂革新的方案，之所以这篇小说只用几天的时间创作完成，是因为好多想法在他头脑中早已酝酿多时了。也就是说《乔》来自现实，又指向现实，这使它获得了最旺盛的生命力，产生了强烈的社会影响。
刘锡诚指出：《乔》的意义，“不仅表现在对文学创作本身的推动与发展上，而更重要的也许是表现在对现实生活的能动的影响上。”蒋子龙在小说发表后收到了数以千计读者的来信，对他的创作给予了肯定与激励，而对于乔光朴这个人物，他们则高声呼唤，甚至有的厂长居然按图索骥，错将文学作品当作治理工厂的教科书。“乔光朴，盼你快到我们中间来呀！”这句话比较集中概括了小说的接受热潮与社会影响。所以无论从创作、传播，还是接受、影响，《乔》对改革文学、对转型期社会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体现出了改革文学开篇之作的价值意义。
昂扬，是转型时代中国社会的情绪特征，也是改革文学呈现出来的整体性风貌。改革小说之所以能够一纸风行，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这些作品的昂扬基调契合了大众的心理，读者认同乔光朴、李向南，也就意味着他们对于改革者昂扬奋进姿态的欣赏。阎纲在评价蒋子龙的创作时指出：他的小说“于复杂的情感中，注进浩然之气”。这种浩然之气，是蒋子龙小说的魂魄，是充溢于字里行间的独特气质。乔光朴是蒋子龙给改革文学树立的榜样标杆，也是奉献给转型时代的具有光彩与鼓动效应的形象。“我喜欢写激动自己的心灵和引起我深思的事情。乔光朴是一种合金。在他身上不仅有我所熟悉的几位厂长身上的东西，而且也涂上了一些我自己的感情色彩。我不光是喜欢乔光朴这样的厂长，而且认为，现在我们的工厂里正需要乔光朴这样的厂长。”在乔厂长身上，曾经激荡民族心灵的那种理想主义复归了，被压抑的创造性与奉献精神重新被激活，于是我们在这样的改革者身上看到了希望与未来。在关于乔光朴形象的评论中，有一种很突出的声音认为这个人物过于理想化，甚至是“神化”，有脱离现实之嫌。蒋子龙说：“理想和未来也是人们现实生活的一部分。所以，乔厂长这个形象有理想的成分，又是扎根在今天的生活之中的。”“也许正是我对乔厂长这个形象加进了理想的成分，才得到了工人群众的认可。”唯有理想，才能使改革者成为时代的引领者，才能体现出一种昂扬的、意气风发的情感特征。
昂扬从来都是一种催人向上的情感，尤其对于出于转型期的中国社会来说，蒋子龙小说所体现出的理想与信念、慷慨与激越，唤醒了时代也鼓舞了奋进者。蒋子龙的改革小说展现出一种昂扬的气息，然而昂扬并不是作家意图表达的全部，如果只是一味的昂扬，其作品的深度与影响力都会大打折扣。在蒋子龙的创作中，悲凉与昂扬一直如影随形，或者说有多少慷慨激越的昂扬，就有多少沉郁顿挫的悲凉，两种情感的交织使蒋子龙的叙事充满了张力。如果说对于昂扬情感表达主要出于建构理想的需要，那么蒋子龙小说中的悲凉更多来自转型期的社会现实。带着传统与历史的“沉重的翅膀”起步的改革，必然在多重的阻碍与纠缠中步履蹒跚。对社会现实有真切观察与严肃思考如蒋子龙者，在自己的文学表述中势必会有所体现，表达出对于民族发展的忧思。既往的评论往往注意到了蒋子龙慷激昂，却忽视他的悲凉之情，重新来梳理蒋子龙改革小说的情感基调，就应该正视这种饱含着无奈与期待的悲凉，以此也可以正视转型社会的诸多层面的现实问题。
对于转型过程中的中国社会来说，现代化不仅是一个方向，而且也是一个全方面更新的过程。人的思维观念更新与集体意识的形成，也就是人的现代化，在这个过程中具有决定性意义，它直接关系到这场改革的深度、广度、速度与品质。乔光朴这样的改革者有见识、有能力、有奉献精神，具备了现代化所必备的素质，但是他们所依靠的群众的状况，就显得不那么乐观了。一方面大众的理想主义被民族劫难所泯灭，一方面计划经济也压抑了人的生产积极性，加之人性的自私心理与得过且过的惰性，群众虽有变革的意愿，但很难在短时间内彻底蜕变成改革的支撑，甚至产生拖拽改革的负面力量。无论是对于改革者，还是读者，在这样的情景下，自然而然地会生发出悲凉的感叹，就像乔光朴面对那个“鬼怪式”工人杜兵的时候，上任的雄心会有那么一瞬间被失望占领一样。
蒋子龙对改革背景下群众的描写，不仅有着符合现实的真切，而且也承载了他的忧思。在《锅碗瓢盆交响曲》中，牛宏何止是失望呢，他从这些“浅薄、无知、俗不可耐的人”身上不仅看不到希望，而且会感到深深的悲凉。就像鲁迅在《药》中所表达的那样，革命者为大众谋幸福而牺牲，却不被大众所理解，反遭那些无知者的高密、侮辱，甚至殴打。蒋子龙表达出了与鲁迅一样的绝望，人心人性的改造增加了社会变革的难度，牛宏的感触在转型时代具有普遍性。即使春城饭店顾客盈门、营业额直线上升，成为整个公司创造利润最多的单位，也无法改变牛宏对于职工的失望心理，因为他清楚地意识到自己所带来的改变何其微乎其微。蒋子龙却透过春城饭店的繁荣，体察到了改革者牛宏大失所望的心理。当意识到人的改造难度，以及改革成果无法得以保障的现实，改革者的确会产生发自内心的绝望与悲凉。如果说职工的职业态度是牛宏的“内忧”，那么来自公司其他饭店经理的共同抵制则是他的“外扰”。基层群众的素质低尚可理解，然而，这些领导干部对牛宏改革的否定与质疑，就无论如何也让人难以接受。他们攻击牛宏的初衷是一致的，这个使春城饭店扭亏为盈、蒸蒸日上的改革者，像一面镜子映照出来了他们的慵懒与无能。“内忧外扰”各种有形的、无形的力量合在一起形成对牛宏改革的负向牵扯，把他指向未来的开拓拉回现实。改革者的智慧与汗水，虽然对社会有所促动，但换来的更多的还是充满失望的悲凉。
蒋子龙的小说往往都会有一个开放式的结尾，人物的命运与故事的走向，并没有很明确的交代，给读者留下想象的空间。这可以看作作家对生活自身复杂性的尊重，任何给定的结局都会陷入罔顾现实多样的误区，毕竟新旧杂陈的转型时代本就没有定于一尊的东西可言。我认为，蒋子龙之所以对开放式结尾“情有独钟”，更为主要的还是出于他对于现实出于失望的悲凉心理。蒋子龙看重作品的现实影响，所以他表达出了变革社会需要的昂扬之气；作家同时看重作品对现实的深刻反映，达到引发读者对社会问题的关注与思考，所以他要展现改革的难度与改革者的困境。这两个抒写的取向显然是存在冲突的，既要抒发奋进的豪迈之情，又要避免给改革与改革者泼冷水，那么选择一个不明确结局的结尾，应该是蒋子龙的唯一选择了。其实故事的走向已经非常明确了，而开放式结尾只是为了回避这个过于明确、过于让人绝望的结局而已。
当然，蒋子龙为了避免结局使人过于失望，从而增加了施明的一段“公道自在人心”的话，试图给小说增加一点亮色，就像鲁迅在《药》中为坟添加了花环。《开拓者》的结尾也没有对车篷宽的结局给以说明，但是这个改革者的举措触动“上至省委第一书记，下至工厂的厂长”许多人的神经，这些被触动的神经线，织成一张无形的大网，不知什么时候，就会朝车篷宽罩下来。”等待车篷宽的不是调离，就是退休，虽然还是省委书记，还有影响力，但仅仅只是暂时的，他的改革将会人走政息，更何况省委第一书记潘景川对他及他的改革是持否定态度的。虽然小说的结尾，车篷宽充满着乐观，“即便将来我退休了，没有权力。还有一定的影响。权力只能下命令，而命名并不能征服人心”，并且与儿子、未来儿媳举杯相祝的和谐图景，但是他与他的改革的前景并不乐观。蒋子龙说：“我写《开拓者》是有感而发的。有一位能力很强的老干部，当时处境很难，逼得他不得不打退休报告。”小说“恰到好处”地戛然而止，看似留下了更多的可能性与想象空间，其实是蒋子龙无法直面现实的一种叙事策略，在车篷宽尚未退休或调离的时候就结尾吧，这样起码还能留给读者一点希望。
在蒋子龙选择开放式结尾的小说中，作为主人公的改革者基本都不是一个单位的一把手，不论冷占国、车篷宽，还是高盛五（《人事厂长》），他们虽然有理想有能力有奉献精神，但是他们手中没有决定一个工厂或一个省市的发展道路，而且他们都遇到了同样是保守顽固的领导，他们的命运也就注定了。《人事厂长》中高盛五的境遇要比冷占国、车篷宽差得多，他身上所体现出来的悲凉意味更加浓厚。蒋子龙不愿逃避现实，还要给读者以希望，那么只能以无法言明的方式来收束小说，这种开放式的结尾方式对于关注社会转型的改革小说来说，再适合不过了。综观蒋子龙的改革小说，几乎每一篇的结尾都是开放式的，《乔》中乔光朴的改革道路依然路途漫漫；《锅碗瓢盆交响曲》中牛宏虽然官复原职，但是他要面对的仍旧是那些没有职业素养的员工、心怀不满同行，以及公司繁琐的、形式化的各种会议，他的前途并不明朗；《悲剧比没有剧要好》中的宫开宇即使身体康复也很难与一心谋权的富胜康抗衡。带着理想色彩出现的这些改革者基本上都没有一个理想的出路，这体现了蒋子龙世界中理想与现实之间的矛盾冲突。
蒋子龙说：“所谓给作品加点‘亮色’、加上个‘光明尾巴’的做法是不足取的。凭理智硬加上去的东西必然同作品原有的情绪格格不入，使人物好像披着两层皮，既不可信又不可爱。”相对于同时代的以“大团圆”结尾的改革文学作品来说，蒋子龙带着对社会现实切身体验与深刻思考的创作，避免了肤浅的乐观与泛滥的空想，以使人正视生活复杂与改革的难度。“作家不应该光看到人间在办喜事，还应该看到人间有时也会办丧事。尤其在社会发展的转折时期，作家对社会的观察力更为重要。”蒋子龙在作品中践行着这一创作原则，他用昂扬之气激励着充满变革渴望与现代化梦想的中国人，由此参与推动了新时期的社会改革进程，体现了作家强烈的社会责任感。
身处转型年代的蒋子龙，不仅感知了时代的脉动，而且体察到了改革之舟在新旧交替时代航道上的剧烈颠簸。蒋子龙通过改革者面对的各个层面的纠缠、牵绊的困境，把改革的复杂性与难度淋漓尽致地表现了出来，使他的创作带上了一种浓重的悲凉。然而，不论是鼓舞人的昂扬，还是发人深思的悲凉，都饱含着蒋子龙的热情，“他的笔下，喷薄着思想解放先驱者的火一般的热。”即使30年后我们再读蒋子龙的改革小说依然还能体验到对民族国家的关怀与忧思，80年代的“蒋子龙热”是有必然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