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近代宁绍地域极具空间差异的农家经济结构，一方面固然是宁绍自然环境比较优势和传统习惯的延续与发展，另一方面与近代中国埠际贸易以及近代中国资产阶级代表旅沪浙商群体紧密相关。近代旅沪浙商在两地航运业、银钱业的不断开拓与深耕，将商业资本并不仅限于商贸流通领域，进一步加快了宁绍地域农家经济的副业主业化历史进程，并加速形成各具特色的块状经济结构。宁绍地域农家所经营的副业经济，诸如植棉纺纱、养蚕丝织、植茶、编织草帽草席等商品也自然而然成为该区域主导的轻工业。它们在当地具备坚实的社会经济基础，反过来进一步扩大了浙商金融资本的实力。文章编号：1005-3492（2024）11-0033-16作为地域性商帮群体的浙商研究当前主要聚焦于旅沪浙商与上海经济近代化的相关研究。陶水木将旅沪浙商与上海经济的近代化这一主线，通过挖掘确凿可信的史料，全面系统地论述旅沪浙商在上海经济近代化演进中的地位和作用。李瑊将旅沪的宁波移民在近代上海社会的发展历程为经，以其在各个领域的重要活动为纬，从金融、工业、商业、教育、社会组织等几个层面入手，既分析了宁波移民对近代上海社会的作用，又探讨了近代上海社会对宁波移民的影响。事实上，旅沪浙商的足迹并不局限于近代上海，他们还广泛活跃于近代的广州、天津、汉口、苏州、杭州等地，他们对中国社会的影响也并不局限于促进了上海社会经济的近代化，另外也在相当程度上促进了宁绍地域基层社会治理的现代化进程。郭常英的研究表明，旅沪浙商还通过同乡会组织义演筹募资金支援家乡赈灾。
针对江南地区农家经济的发展一直以来有多种声音，其中主要以黄宗智的“过密化”理论和彭慕兰（Kenneth Pomeranz）的“大分流”理论较为引人注目，对国内经济史学界产生了重大影响。值得一提的是，国内学者方行的研究表明，清代前期的江南地区手工业发展，呈现出农民家庭手工业从副业向主业化发展的趋势。马俊亚的研究显示，近代工业化对江苏不同地区的农家经济存在“核心”与“边缘”的区别。而彭南生第一次用“半工业化”来描述近代中国乡村若干手工业的发展历程。具体就工业化在农家经济的核心命题而言，主要就是近代农家经济的副业主业化问题。实际上，农家经济的副业主业化进程也是近代中国社会经济曲折螺旋式上升的发展过程。作为传统江南地区的有机组成部分宁绍地域，自开埠以来一直深受外部国际国内市场的影响，这一区域农家经济的协作、分工和工场手工业的发展都与近代旅沪浙商群体联系紧密。近代上海与宁绍地域在时间上空间上的距离越来越缩小。各区域之间的经济贸易联系越来越频繁。故笔者拟以旅沪浙商的故里宁绍地域为落脚点，探讨近代宁绍地域农家经济的分工发展与近代旅沪浙商群体，并对旅沪浙商资本的形成与发展加以阐释，探究近代宁绍地域农家经济“副业主业化”的具体历史过程。
宁绍地域地处我国长江三角洲杭州湾南翼，作为浙省人口第二稠密区，它包括了萧山、诸暨、绍兴、上虞、嵊县、新昌、余姚、慈溪、宁波、镇海等市、县，总面积7600平方公里；宁绍平原为其北半部，南部已转入丘陵山区。本文所使用的“农家副业”这一概念，主要是基于“以农为本”以外的生产性活动。这里的农家副业主要指土布纺织、养蚕、编织草帽草席、种茶、养鱼等日常的农村工商劳务。一般来说，商业性农业的发展必然导致农业生产方面的一系列变化，具体表现为农产品生产量和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农业的专业化、各种不同农业地区的形成、技术性农业生产和市郊经济的发展等。放在宁绍地域而言，因土质属性的相宜及其习惯的沿袭，各区县各有其发展特色。例如，北部杭州湾南岸平原区主要以产茶米棉稻为主。部分县域特别发展的则是蚕桑；南部山区地面广大，米棉蚕桑虽都产量丰富，但以茶的种植为各县地质所咸宜；浙东海塘沿海区的生产虽以渔盐为主，比如余姚、慈溪等县，但在农作方面，因土质带有砂性，适合种植棉花，所以棉花也是该区域内的主要经济作物。近代商品化经济作物的大量种植，不仅影响了农民收入，也改变了农民的日常营生。例如，绍兴农民一般都会在农闲期间兼做小商贩，担卖茭白、荸荠与菱等，妇女等日常以糊锡箔为副业。还有，绍兴县鉴湖乡村由于地少人多，一般贫苦农民单依靠土地不能维持生活，都经营其他副业。通常而言，当时农民的副业种类有编凉帽、养猪草、牛洋车（绞花用）及做小贩、竹匠、水泥匠等。据悉村中编凉帽者颇多，凉帽能运销国外，过去收入很好。在需要多时，一般男子也跟着都打洋帽。由此可见，近代宁绍地域的农民较早跨越了一般意义上的地理、政治疆界，不自觉地参与了世界经济贸易的分工。近代宁绍地域的农家经济的发生与发展与国际分工和世界市场的发展密切联系的。随着市场的不断开放，近代宁绍地域的农产品进入一急剧的商品化阶段中，一切都是为市场而生产，而国际市场的支配关系也就在那时候形成。根据1934年所调查之浙江上虞、余姚、海宁、镇海、鄞县、绍兴、杭县、金华、兰溪、平湖、嘉兴、嘉善12县，当时共计产布约600万匹。其中绍兴县各约80万匹，其余除余姚、镇海两县而外，均在10万匹以上。而像余姚产棉颇盛，阴历八月间登场，本地销路不大多，由行家收买，转宁波或杭州运沪销售。其次为锡箔，销路亦广。此外尚有纺织，销上海汉口广州诸埠。还有春季的蚕茧茶叶亦有相当数额出口，大都均装至上海。故其汇兑交易，亦以上海为独多。由此可见，宁绍地域的农家副业作为世界贸易的商品结构主要以初级农产品和制成品为主，该地域的农家副业不仅商品化程度高，而且极度依赖近代上海市场，随着国际分工和世界市场的发展而发展，并依托于旅沪浙商的商业网络而畅通国内外市场。另外，由于商业资本所具有的无限扩张的本性，仿佛一切商品都卷入了世界贸易的网络中，没有一个国家或地区能脱离世界贸易市场而孤立的存在。民国时期全国有九个产棉的省份，浙江是其中之一。浙江省内产棉县份有20余县，大都在沿海一带，其中以宁绍地域余姚慈溪等县的棉花产量为最丰富。清光绪年间，余姚县东至慈溪县观海卫，西至上虞县夏盖山一带，凡百余里间，百姓以“植木棉为业”。当时棉花产量以姚花为最多，曹娥江以东如余姚、慈溪、上虞各县产者属之。次为绍花，曹娥江以西绍兴、萧山一带所产者属之。姚花、绍花在棉业市场中颇负盛名，以其产量丰富，色泽洁白，颇适用于衣胎被絮，又可供纺制粗纱原料。当时布机散布的地区，东起自慈溪县属的观海卫，沿海余姚境内的大塘南北一带，迤西如新浦沿、浒山、历山、周巷，直至临山为止，在这一狭长地带内的大小乡村，与宁绍地域北部棉业种植的空间地理分布高度吻合。汪敬虞认为，在一般情况下，经济作物生产的扩大，必然推动农业生产的专门化。上述宁绍地域布机的空间地理分布也恰好印证了这一精辟观点。此外，在余姚城区也有少数的纺织厂出现。1941年初余姚县估计约有新式的手拉机700架，旧式布机4000架，新式的手摇纱机400余架左右。新式的纱机和手拉机散布在浒山周巷一带最多，浒山周巷二市镇因交通的便利，各地商人们来到这里办货的很多，也渐渐形成土布的收销汇集地。与此同时，宁绍地域的棉花种植面积扩大，收购棉花行庄不断增加。据1917年统计，余姚县境周巷、天元、浒山、坎墩、逍林、师桥、范市、观城等地有大小行庄47家，常年收购总量折皮棉787吨，约占总产量的1/3。1936年成立慈溪县棉花运销合作社，收购观城、东山头一带棉花，收购量占全县总产量的4%。按照1937年《浒山镇商务调查报告》记载，当时浒山及其附近各集镇已有行庄百余家。一般而言，近代棉布业与旧式钱庄往来较多，普通布号的营业较盛，至少有三五家钱庄与之往来。然钱庄的放款并不视布号资本之大小，而视其东家之财产与才能以及与钱庄经理交情如何。就生产而言，棉农多数向城镇绅富租地耕种，收花时即以籽花抵还地租。业户收取花租后，有一部分年内出售，大多数均囤至翌春，待价而沽。就产量而言，一架新式的手摇纱车，每天能够产纱两斤，需要两人的管理；旧式一人一架，则每天最高产纱量是六两。每架布机的产量新旧都只能织到三丈，不过手拉机所出产的是阔幅和花色的。其中经营手拉机的不少是旅沪浙商，而真正的棉农们所经营的完全是那些古老的布机。就销售而言，受到上海钱业的支持，在1912年至1924年间，旅沪浙商柴宝怀、丁丕山开始在上海法租界小东门外大街开设宝大祥、协大祥绸布店。宝大祥、协大祥还有信大祥并称上海呢绒绸布业“三大祥”。旗下服务机构有成衣部、轴幛部、送货部、电话采购部、星期廉价部、邮售部等部门。店内成员以亲戚与宁绍同乡居多，绸布店基本上都是股份制合伙企业。由此可见，雄厚的资金支持对于近代中国棉布的生产、贸易流通的支撑作用显而易见，宁绍地域以植棉纺纱为主的农家副业，天然与旅沪浙商的日常经营紧密关联。近代浙江富庶的基础，第一当有赖于蚕丝。浙江全省75县中，产蚕丝者58县，完全以养蚕为业者，不下30余县。桑田面积占一百五六十万亩，每年约产干茧120万担，生丝八九万担。1918年以前，中国出口的商品中，丝居第一位，浙丝则占全国出口额30%。当五六月份丝茧上场，生产者大半以丝出售与市。当时江浙两省之金融，实以上海为总汇。凡银洋进出，既以此为集散地。而茧款调节，尤向以上海为根本之泉源。依托于旅沪浙商的资金实力与销售渠道，宁绍地域的养蚕丝织业颇为发达。上海钱业领袖秦润卿就曾在老家慈溪提倡蚕桑事业，从1920年起连续三年从江苏无锡买来桑秧，又购买优良蚕种，均无偿发给农民，并聘请育蚕专家进行指导。此外，宁绍地域各县如诸暨丝茧也是出产的大宗产品。诸暨县大东小西一带多丝茧，盛兆坞一带多缫丝出售。茧在清代同光年间每担20元，至1924年每担50元，1930至1931年间每担60元。丝分大丝、微丝、细丝，细者可制成绸，粗者可制成线，白者可制纱，惟以浑劲力而光亮者为佳。至于颜色方面，白者佳，黄者贱。绍属各县历来以诸暨出丝为独多，紫草坞楼姓一家，有出丝千数百两者。杜家坞、尚典、八字桥、荫坑、上坑一带育柞蚕，取柞叶饲之，丝亦不坏。1946年，绸缎庄练习生出身的诸暨骆清华也当选为上海市绸缎业同业公会理事长。宁波丝织业一向以宁绸著称，织绸者原不过数百户，后渐为绸厂所代替，并产塔夫绸和厂缎。华泰等三厂有电力机80台，手拉机200台。又有绸庄设有手拉机绸厂，绸庄并向百余机户发料收货。生产关系机户全部资本主义化。宁绍地域各绸厂无不以塔夫绸为大宗产品，以宁绸厂缎华丝葛及其他生货为辅。“甬地绸厂以华泰为最大，的有力织机20余台，手织机一百数十台，地址在卜文记街，每年约产花素缎及塔夫绸等一万数千匹，价值五六十万，此外有通州绸厂在紫薇街，涌昌诚在十字街，纬纶厂在小梁街，经大在城内新街，每家有手织机有四五十台至七八十台。又有绸庄十余家，如协成、和永、和仁、大生祥、余丰祥、锦兴祥、大昌、大盛、裕新、九章、华昌、恒昌、恒孚、大纶、新大、云章等，每家有手织机台十余台，或放料与机户，织成给价。合之各厂所有绸机总数大概约及千张，每年产额三四万匹，价值一百数十万元，是项塔夫绸等产品，大半织成后即送往上海炼染，各绸厂在沪亦均有分庄出售货品。”旅沪浙商领袖王晓籁当时还在上海宁波路乐安坊开办大来丝茧行，营业兴盛，获利颇丰。当时绍兴为新兴丝织区，1921年约有织机2000台，1930年增至6000台，经三十年代世界经济危机，1936年存4684台，工具无大改进。机户殆皆个体，仅少量包工，不过百余户。工厂无发展，1935年仅两小厂，电力机34台，织工30人而已。越绸为绍兴县大宗出产，年来舶来衣料，充斥市场，致国绸滞销，因而下方桥华舍等处绸业失败，绸业倒闭，机工停织，失业工人不下数万人。织缎业1933年又见递减，机户1780户，机2270具，职工3560人。1934年，江南大旱，民间直受其殃，穷困遍于都市，机户由是更难维持，降至1520户，机1080具，织工3240人。1935年丝绸稍见起色，机户增至1900户，计2340人，织工3910人。资本总额384000余元，规模最大者约为380余元，最小者100余元，而以一百八九十元者为多；工资以尺计，每织1尺，给资5分。当时的著名机户有王生泉、李六四、李连四、韩永祥、董传富等。近代宁绍地域的其他县份诸如萧山、嵊县等地所产生丝也大都运往上海销售，再转售国内外各地。次于丝茧而成为浙江出口的大宗的，便是茶叶。宁绍地域南部多山区，而且气候适宜，所以在全国产茶区域中，占有重要地位。宁绍地域出口的茶叶，以绍兴平水所产绿茶为最多。查40年来出口数字，以1911年为最高，计达115600担，1919年以后，仅1925、1926两年为115000担及112600担，余则年仅96000担至78000担耳。一般宁绍地域出去的毛茶销售，一向以上海为最后集中地。至上海后，或配销国内各处，或由上海各茶厂销纳，制成箱茶，运销欧美各国。事实是，在中国丝茶贸易中，旅沪浙商都得到了一定的利润。1933年以前，茶栈主要依赖钱庄银行予以金融调剂，宁绍地域茶栈与上海钱庄往来甚多，与新式银行往来甚少。根据某茶栈领袖言，茶栈与钱庄往来约占四分之三，与新式银行往来约占四分之一。宁绍地域有茶栈的县份，分别有上虞、嵊县、绍兴、诸暨、余姚、奉化、新昌、镇海等；而以茶叶来源、地势交通关系，无形中各有范围，兹分别述之。上虞章镇（即章家埠）在上虞西南边境，扼曹娥江中流，系曹娥江边要镇，为上虞茶栈集中地点，上虞余姚奉化嵊县四县交界处，大山盘桓，是山曰大岚山，又名昇仙，支连四明山，为四县产茶总发源地。其山脉盘旋于上虞南境者，则以隐地、覆卮山、油竹坪、里蒋岙、田家山、张家岭、姥婆岭等处，产茶最盛。其在嵊县境者，则以北乡之顺安区，及西乡上坞山，东乡北庄、华堂、前岗等处为盛。其在奉化境者，则以西境溪口、雪窦寺、雷峰塔山、黄沙坑等处为盛。而棠岙、六诏、亭下、东岙、西岙、东山，亦多出产。在余姚境者，则在南乡山中及山麓。凡此四县茶叶，大半集于章家埠，以供茶栈制茶之原料。嵊县茶栈，散见于城区及东乡白泥墩等处，凡嵊县茶，及新昌南乡烟山、西乡遁山、东乡里山、儒岙等地的茶叶也汇集于此。绍兴南乡平水等处，为茶栈集中区，绍兴南乡所产茶叶，及诸暨萧山之茶，皆集中于此。然其中以绍兴与平水区之蒋村、肇湖等处，供给最多，其转运皆用肩挑，包装用袋，每袋百斤，每里路资约2分。诸暨茶栈，散布于大东乡小东乡等处，该县石笕桥岭、太白山、宣家山、人桂山、五泄山、梓坞山、坑坞山、扁担山、鸡冠山等处所产茶叶，除运绍兴供给绍兴各茶栈制造外，余皆销售于此，浦江义乌接近诸暨，所产茶叶输入诸暨，供茶栈制造者亦多，包装通用布袋。包装既毕，宁绍地域的茶栈即将箱茶起运，上虞、绍兴、嵊县所出箱茶，皆集中于上虞百官镇，装火车至宁波，改换轮运以达上海。在到达百官以前之运转，一般而言，上虞章镇箱茶直接雇民船，取道曹娥江直接百官，是种民船每艘可装运350箱，运费约为10元。绍兴平水箱茶先用竹筏运至埠头，改装民船至曹娥镇过塘，再用民船由曹娥江以达百官，其间竹筏运费每箱5分；民船自埠头至曹娥镇，每箱1角4分；曹娥镇至百官，约1角许。嵊县箱茶先用竹筏运至三渚头转运民船，由曹娥江直达百官，竹筏运费每箱1角4分，民船每箱2角许。奉化箱茶，由溪口用竹筏运至大桥，转装帆船或小轮船以达宁波，每箱运费约计3角，或有自大桥起改用汽车送往宁波者，则每千斤3元。宁绍茶栈箱茶运至上海前，大都先将茶样一箱投送上海茶栈，批明照样若干件，托其转售，由该栈派出茶通事，向洋行分送小样，洋行审查，认为合格后，即批还价格，由茶通事与宁绍茶栈磋商，双方同意后，即由宁绍茶栈续送大样，大样小样核对相符，即由洋行落簿，并由茶通事签字为凭，由通事通知宁绍茶栈，即告成交。成交后，茶叶即由洋行过磅，运费归宁绍茶栈负担，同时上海茶栈开具一单据，发给宁绍茶栈，至于货款，在成交后十余日，由洋行交上海茶栈，再缴卖主，在缴款结账时期，上海茶栈抽收佣金，值百抽二，均由卖客负担。其中的手续种类不下二十余种，概由上海茶栈代付，俟外商交款时，开具清单，如数扣回。上海茶栈恒贷资于茶商，使之大量收买茶叶，运至沪栈，代彼销售。至货经脱手，即将债款本利，及一切费用佣金，开具清单，向宁绍茶商核算扣除。如遇贸易亏损，则由宁绍茶商负责补偿。上海土庄茶栈如协隆、协泰、振和、怡泰、谦益等大都由洋行买办私下与茶栈通事合伙经营。上海茶栈根据茶叶的产地和经营者茶叶类型的不同，可分为“平水帮”“徽帮”与“土庄帮”（上海本地帮）等。其中茶栈如谦和、元吉、久成、仰记、震和、协泰、协隆等著名茶栈均为宁绍平水帮的旅沪浙商所设。早在1862年，会稽县旅沪茶商董篑山与粤商吴南皋、英商怡和洋行出资8000两白银，在上海英租界梅白克路创办董久大茶行，意味“永久做大”。次年董氏又在会稽县渔家渡合股开设“久大茶栈”，收购上好毛茶，制成“虾目”“麻珠”“宝珠”“芝珠”等各个等级的珠茶，专供怡和洋行外销。以后又在沪浙开设近十家“久”字号茶行，每年出口近万箱精制茶叶。此外，会稽县茶商宋瑞泰除开设瑞泰茶栈外，1875—1897年珠茶对外盛销时期，“瑞”字号茶栈开设18家，且客栈各有自己商标，如瑞康茶栈为“鱼日牌”，瑞大茶栈为“鹿鹤牌”等等。瑞泰茶栈与上海洋行宝顺、怡和、旗昌等6家洋行均有合作，瑞泰茶栈就地承包制作平水珠茶，代购代制，送上海怡和洋行交售，这样的合作维持了44年之久。直至1949年新中国成立，瑞泰茶栈停止营业，旗下的茶叶经营收归国有，作为茶商代表的瑞泰茶栈前后共计运营了104年之久。自洋纱输入，家庭纺织破产以后，宁绍地域最普遍的妇女家庭工业，主要就是编帽与织席。1921年，外商利用当时国内土产衰弱之际，以外国金丝草玻璃草麻草发给工人，以低廉工资并指示式样，编制欧美式草帽，浙省编织草帽工业遂告复兴，先是在宁波西乡南乡，继推及余姚、慈溪等县。至1930年最盛，产帽120万顶，总产值480万银圆，致长河有“十里长街无闲女，家家尽是编帽人”之说。当时妇女以编织为生者，不下10万口，行商数10家，贩户3000余人，草帽远销外洋，值1000余万元，其关系民生之巨，可以想见。旅沪浙商余姚陈炳烈联合当地草帽商在上海五马路设立机构，直接向洋行购买金丝草到余姚发放，出口也直接向上海办理。织席业是鄞县一带重要的家庭手工业，其原料尤为出口货大宗，近代鄞县的西乡石碶栎社黄古林一带，遍地种植，农民视席业为重要副产。乡人编制成席，负至市集，由行商收买，转销各埠，营业称盛。当地农谚曰“种草开银行，织席开钱庄”。这说明编席作为农家副业已经成为当地农民主要的创收来源之一。至1932年统计，鄞县古林区有织席户1.5万人，有老木织机2万余张，年产麻经席200余万条，价值150万元。席子一般可分土席、改良席、软席三种。土席原料，以鄞县西南乡所产为多，用木机制造，每机2人，一司机，一加草，机皆就地自制，仅需工料费四五元，每机每日约出一二条，工资每人月三四角，每条重量自2斤至8斤，价值自2角至2元不等。改良席又曰花席，原料在甬地出产甚多，俗名三梭草，又有龙须草者，产自温州，其品质较西乡产者为软，亦以木机制造，机分床席、枕席两种，编织前，拣除碎断草梗，用石轴滚压，以纱为经，既成，则花边印花，出品种类，除床席、枕席外，尚有车垫椅垫桌套拖鞋等，尺寸花色甚多，别为粗细二等，市价每条自8元至96元，工资以件核算，如床席每条铜圆百40枚至530枚，若枕席等小件，则仅数十枚，是项改良席，多销于上海，三四五月间营业最盛。据《莼湖龚氏宗谱》记载，清嘉庆年间，龚氏先人席商龚光旭在鄞县古林开设仁记席行，不久其侄龚筱阳又在上海松江路开办德泰席店。至1943年，上海市席业同仁互助社成立时，上海有草席行82家，其中鄞县籍人士开办的草席行有44家，占总数的54%。鄞县籍旅沪浙商在上海开设的席行如福建中路380号的“德大”“万茂”，新闸路的“顺利”，金陵中路的“正大”，旅沪浙商施兆祥在上海金陵东路485号开办的“洪大信记”席行，张志卿在上海贵州路18号开办的“张通和”席行，龚永清在上海新闸路191号开办的“顺利”席行等40余家。一般来说，大席行草席年销售量都在十几万条以上，少的也有近10万条。1943年，上海席行从业人数为447人，其中鄞县籍从业的旅沪浙商219人，占当时上海席行总从业人员的49%。佼佼者如旅沪浙商俞祥绥与他人合股经营的德大席行，是当时上海滩最大的席行。德大席行主店五间双层楼面，副店两间两楼。营业面积达2961平方尺，从业人员共34人。作为旅沪浙商的俞祥绥也被上海市席业同业公会评为特别会员。这些旅沪浙商的草席业无疑在相当程度上促进了宁绍地域织席业发展，从而直接加快了当地农家副业主业化的历史进程。总之，近代以来宁绍地域面对这是一个不断变化的世界。旅沪浙商面对着的又是一个不断缩小的世界。伴随着世界经济贸易的脉搏的跳动不断加快，宁绍地域一隅的社会经济现象也不再是一国的孤立现象。一方面，区域间经济往来的不断扩大和各区县间在经济上的依赖性不断增强，埠际贸易的商品结构和地理分布的变化也很大。农家副业经济的类型伴随着社会分工和地域分工的发展而发展，国内贸易和国际贸易成为地区经济增长的发动机。另一方面，宁绍地域副业的生产和农产品流通的发展，破坏了自然经济条件下的小农经济单位所固有的分散性。旅沪浙商在国内国际贸易中的垄断与竞争，构成了它们在区域经济贸易这个重要领域的主要活动。总体来看，19世纪70年代以后，旅沪浙商不论是在数量上和营业的范围上，都有相当大的扩张，且日益发挥出有别于闽商、粤商的地缘、业缘优势。
事实证明，近代交通运输工具的革新和近代浙江的工业地理布局促进了长江三角洲南岸早期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例如，沪杭甬铁路上海——杭州段早于1909年建成通车，1914年从宁波到上虞曹娥江边一段亦已铺轨完成，但由于资金缺乏，工程中辍，直到抗战前夕，杭甬之间尚未通车。另外，近代浙江的工业布局，主要集中在浙江的北部平原和沿海的较大城市，经由铁路和海运直接与上海发生关系，而在省内各城市之间很少经济联系。因此，近代宁绍地域各县的人口群体迁移目标城市是上海，而不是杭州，其中尤以曹娥江东岸各县的人口迁移更加明显。
宁绍地域内部的人口分布呈现相当明显的县域差异，沿海平原地区每方里人口非常密集，西南山区人口密度比较低。宁绍各县的农田相对较少，所以从事农村副业的比例要大一些。加之地理位置靠近上海，自近代上海发展成为全国最大的工商业城市后，宁绍地域各县与上海的社会经济往来更为密切。近代外商所需之土货，尤以丝绸茶叶为大宗，大都可以在此采购而得。于此之际，不少从宁绍地域出去的旅沪浙商其中充当了买办的角色，不仅止于成为过去洋货的媒介、经纪、推销者、承销者，而且还日渐发展为包购包销活动。
宁绍地域的经济作物不仅种植很发达，而且该地轻工业多为出口型农产品加工的诸如食品、纺织等部门。该地区的农业生产虽较密集生产，但各区域间发展很不平衡，茶叶、棉纺蚕丝、草席草帽等大量通过上海进行出口。例如，“余姚居丝绵生产中心，人工价廉，且与沪埠水路交通，极称便利，洵为良好纺织区域”。由此可见，宁绍地域的经济地理格局决定了其生产生活资料的生产方式和产品，对农业原料进行不断加工的轻工业不断发展，直接影响了当地农家副业的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关系呈现不断主业化趋势，越来越多的当地副业产品被卷入到世界市场的密网之中。
近代江苏浙江两省的金融调剂，一向以上海为总汇，凡现洋之进出，既以此为集散地，茧款调剂一向以上海为根本源泉。自19世纪60年代后期开始，上海钱庄和外国银行陆续发生融通资金的关系。中国钱庄的活动也逐步纳入中外贸易的轨道。由于近代上海的钱业家族集团基本是江苏籍和浙江籍，以较小资本同他们合作的也差不多都是江浙商人。其中这么多钱庄经营管理担任经理的又以浙江宁波、绍兴和江苏镇江等地的人占绝大多数，于是除了依投资人关系构成的联号外，又形成了钱庄经理的“宁绍帮”和“镇江帮”等帮别。1921年，上海钱庄有地方帮69家，其中绍兴帮38家，宁波帮16家，上海帮7家，洞庭山帮5家，镇江帮2家，其他帮1家，这种局面至20世纪30年代初“废两改元”前依旧存在。作为上海金融业翘楚的旅沪浙商在近代宁绍地域副业主业化的进程中发挥了巨大的金融调剂作用。每到春季，上海钱庄就向丝行贷出巨款，到新丝开盘成交后再收回款项。此外，茶栈的经营通常取决于钱庄放贷的多少，彼此间的关系十分密切。假如宁波或绍兴地方钱庄头寸不足，而上海钱庄头寸有余，就可在本地的钱业市场中用过账洋买进上海的规元。由此可见，以宁绍地域旅沪浙商为主导的上海钱业市场成为整个长江三角洲南翼的中心地市场，并以规模经济的集群优势逐渐形成以上海为核心区，井然有序的钱业市场体系和放射性的市场网络。
（一）轮船航运业
1908年，虞洽卿鉴于英商太古公司北京轮及法商东方公司立大轮的滥加客票售价行为，遂发起宁绍商轮股份公司，召集宁绍旅沪同乡父老及各业领袖在上海四明公所开会筹募股款，自行购买轮船进行抵制。次年五月，虞洽卿向福州船政局购得轮船一艘命名为宁绍，行驶于沪甬之间，以便利宁绍同乡为宗旨，旋复购置甬兴加入沪甬航线，嗣后又自建新宁绍告成。虞洽卿、陈薰、严义彬、方舜年等旅沪浙商集议招募款额定20万股，每股洋5元，计100万元，每股先收2元创办宁绍商轮公司。宁绍商轮公司一开始七年无官利，但宁绍地域所有客身货脚，其便宜者不吝900万元。据悉当时宁绍地域旅沪同乡约有三四十万人，入宁绍股份者不过5千户。虞洽卿最初创办宁绍公司，蒙各股东举为总理，为此他本人承诺必竭虑殚精，勉尽义务，不支薪水。实际上，伴随着宁绍商轮的开通，不仅加深了旅沪浙商的同乡情谊与后续商业合作的可能性，而且客观上表达了旅沪浙商将金融资本投向地方建设的强烈意愿。
三北轮埠公司由虞洽卿等集资创办于1914年，设总公司于上海，分公司于龙山镇及镇海、宁波。一开始营业航路仅宁波、镇海、穿山、沥江、龙山等处。1918年，三北公司资本从20万元增加到100万元，购3千吨海轮2艘，行驶南北洋。其后，虞氏又变卖不动产，将三北公司资本增加至200万元，添购江海轮五六艘。虞氏陆续在故乡设电报线、筑轻便铁道，开辟公路、设公园、办学校及教养院等，耗资200余万元。1926年春宁波旅沪同乡会改选，虞洽卿当选为会长，后又担任上海航业公会理事长。经虞洽卿申请获准，当时镇海、龙山棉类出口，可免缴转口税；但事前与棉商约定，货运须装三北公司轮船，以谋专利。这样一来，不仅虞洽卿的航运事业得以支撑，而且宁绍地域的农家副业诸如棉、麻、丝等轻工产品也得以顺利打入上海市场。
旅沪浙商的规模经济不仅体现在所从事的航运业，而且航运业的发达进一步强化了区域间的商贸流通。袁履登早年自上海圣约翰大学毕业后，先进入政界，辛亥革命期间担任宁波军政府外交部次长，后任粤汉川铁路督办秘书。但不久袁氏即退出政界，充任谢蘅牎秘书，渐渐接近实业界。1909年宁绍轮船公司成立后，袁履登即在公司任职，后担任宁绍轮船公司总经理。镇海谢蘅牎曾先后担任法商立兴洋行买办、上海煤业公会会长、宁波旅沪同乡会会董，参与创建了宁绍轮船公司。镇海方椒伯与宁绍商轮股份有限公司（资本150万元）及附属事业、宁绍人寿保险公司、宁绍商轮保险部（资本25万元）有投资关系，并担任董事。此外，宁绍商轮公司、三北轮埠公司还与沪杭甬铁路合作办理旅客车船联运客票，具体办理往返上海与曹甬段之慈溪、叶家、丈亭、余姚、马渚、五夫、驿亭、曹娥江八站车船联运。当时也有一批从事自由职业的信客，专门从事代客捎带书信和小件物品，往来于上海与宁绍之间，常随轮船、船只往返，颇著信誉，与宁绍旅沪同乡多相熟稔。由于宁绍旅沪同乡经商人数众多，沪甬两地资金和现金需求随时变化，不少上海钱庄派员常驻宁绍，套取烟酒、锡箔等运沪货款，又通过商轮夹带现金去沪，以时间为金钱，与信客过往密切，互相为用。
（二）金融业
清末民初新式银行由于开设不多，工商业的资金融通完全依靠钱业。待新式银行成立后，上海钱庄资金益充，钱业势力益厚，而银行资金甘为钱业所利用而不惜，钱庄遂由中下工商界的金融机关，一变为金融界的零售商，一面以低息吸收银行资金，一面再以高利放出，使银行界与工商界同时获益。当时上海钱业与银行之间在人事、业务上都有交叉重叠，具体参见表2宁绍地域旅沪浙商银钱业人事关系一览表。这些钱庄的经理往往也是银行或者公司的董事，他们之间经常互相参股，互相为用，其中有相当部分的旅沪浙商将钱庄与新式企业在融资上发生了直接联系，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历史现象。1933年以前的20年间，以旅沪浙商宁绍帮为主导的上海钱业实力强劲。单以上海绍帮钱庄为例，当时绍帮钱庄足与票号抗衡，以上海为大本营，伸展于长江南北两岸，其业务随上海贸易渐次发展而逐步扩展。在工业领域，特别是当时棉纺工业尚处于襁褓之中，以宁绍地域旅沪浙商为主导的上海钱庄向它们提供了大量短期信贷，对它们的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丝及丝织品和茶叶为中国出口的主要大宗商品。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浙江本土民族工业发展加快。由于浙江毗邻上海，在浙江兴办规模较大的企业，筹集资金工作基本在上海共策进行。在农业领域，当时认为“市面好转之方，实为增加农产而已。往昔讲市面问题多以都市为主体，其实反是”。当丝茧的黄金时代，上海钱庄的商业资本活动，给予了宁绍农产生产上不少的刺激与鼓励，而造成短期的繁荣。由此可见，旅沪浙商以资金雄厚的上海银钱业作为经济支撑，在工业、商业、农业等各领域与浙江本地产融互动，互相扶持，不断扩大金融资本的实际效能，在一定意义上促进了近代宁绍地域农家经济的副业主业化进程。
资料来源：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编：《上海钱庄史料》，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60年，第148—151页。宁绍地域的本地钱庄向来势力雄厚，且与沪汉各地钱庄均有往来，但放账多在近代上海。宁绍各县之中，以宁波钱庄为最多，计150家，次为绍兴，计46家。宁波开设的钱庄，一般都有声望卓著的旅沪浙商作为后盾。这些钱业家族同时在沪、汉、津、杭等商埠开设联号钱庄，其中上海著名的九大钱业家族集团，甬人居有其六。较大的钱庄股东，有三七市董家、半浦郑家、镇海北乡十七房郑家、王家墩林家、洋墅徐家、桕墅方家、小港李家、仁成李家、腰带河头秦家、江东严家、湖西赵家。嗣后又有颜料帮周宗良等，都是钱庄的大后台。这些声势显赫的钱业家族，都有雄厚的田产、商店和资金。他们开设钱庄吸收存款，利用所吸收的游资经营各种实业，投机发财致富。这些钱业家族在好多家钱庄中都有股份，大都按钱庄招牌划分集团。如晋恒、鼎恒、复恒等钱庄，以腰带河头秦家股东为主体；信源、衍源、永源、五源等钱庄，以严家、赵家股东为主体；天益、元益等钱庄，以小港李家为大股东。有几家比较老的钱庄，如敦裕、瑞康、益康等，以方家股东为主。由此可见，近代钱庄业握经济之枢纽，凡是有商业的地方都有钱庄的存在，尤其在商业与航运业极为发达的宁波地区更是如此。
1911年前，绍兴县开设的钱庄有17家，各家钱庄联合成立的钱业会馆位于萧山街笔飞弄，专为议事场所。从1920年到1935年间，绍兴城区先后陆续开设的大、中、小钱庄共达65家之多，柯桥7家，安昌6家，华舍2家。绍兴钱庄能有如此的发展，主要原因在于：一是绍兴出产的茶叶、丝茧、黄酒、绸缎、折扇、锡箔等远销上海等地，多赖本地钱庄的金融调剂。二是绍兴历来是个缺粮地区，通常需向杭州湖墅、海宁、长安、上海米市或金华、衢州一带产米区，甚至到江西、芜湖等地采购，酿酒所需糯米，亦须到无锡、丹阳、苏州等地采购。每年与外地交易的款项相当可观，为本地钱庄提供了大宗的营业对象。三是绍兴与杭州、宁波、上海等金融调剂往来频繁，常有拆放汇划的业务联系，作为银钱业的绍兴籍旅沪浙商通常通过投资、汇款及其他活动，对活跃绍兴本地钱庄也有一定的推动作用。另一方面，不少宁绍地域旅沪浙商通常在茶栈、丝业、钱庄以及当铺（质库）均有涉足，故对于当时社会的金融行情也是极为熟悉的。
一般而言，过去的银行业与钱业往往关系极为深厚。当时不少旅沪浙商往往都有传统钱业的工作经验或行业背景。为不断扩大商业经营和兴办新式企业融通资金，不少宁绍地域旅沪浙商纷纷兴办或入股新式银行。虞洽卿坦言，“查各国商业莫不以轮船银行为先锋，本人有意仿行，待时而动，预定步骤，先乡后国。是以本人有创办四明银行之举，兼办储蓄，以期便利，普及于民众，名以四明，俾符先乡后国之本旨也。”
四明银行资本在1908年开办的时候仅规元50万两，先收半数开业。后来一增为75万两，再增为150万两，到1931年，则已改为225万元了。慈溪周晋镳为总董，镇海陈薰为总理，虞洽卿为协理，董事有袁鎏、朱佩珍、吴传基、李厚垣、方舜年、严义彬、李翼燕、李璋叶。该行与钱庄关系历来密切，尤其与旅沪浙商的商业和钱庄关系很深。主要业务为投放于商业和航运业，发行银行券，其钞票通行于宁波、定海、温州、舟山、汉口等沿江、沿海城市。例如，“虞洽卿在经营三北轮船公司等航运业中，就靠向四明银行抵押借款，如用8万、10万元钱买进旧船，经过修理和装饰，再油漆外壳，向四明银行抵押借款15万、20万，然后再去买进旧船，从而使他创设的宁绍（三北）轮船公司，日益发展壮大”。由此可见，包括虞洽卿在内的旅沪浙商所经营的实业正是由于获得了金融业的有力支持，因而大幅提升了旗下相关业务的经营规模。
中国棉业银行创办于1921年，为镇海薛文泰、慈溪秦润卿等人发起组织，银行资本总额100万元，分2万股。每股50元，先收一半，即50万元。总行设于上海汉口路河南路转角，董事长为秦润卿，经理为慈溪籍冯味琴，副经理王尊古。浙江丝绸商业银行由绍兴陈静斋募集浙江丝绸商股份开设，总行设于上海，于1921年2月发起，资本总额200万元。该行董事长为陈静斋，经理为上虞籍裴云卿。1929年，秦润卿、王伯元创办中国垦业银行。该行主要经营农业开垦，农场经营的收放款，同时经理信托、押汇、抵押以及出租保险箱业务。像秦润卿、裴云卿等人既是上海钱业的资深经理，又深谙上海新式银行业，而并非过去认为的新式银行与上海钱庄存在业务上的冲突关系。伴随着新式银行的纷纷成立，一方面是旅沪浙商为了金融调剂之需，另外也足以窥见旅沪浙商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
资料来源：陈真：《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 第1辑 民族资本创办和经营的工业》：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年，第812页。
可以看到，近代上海和世界市场的发展过程，就是旅沪浙商不断融入世界市场体系的纵深发展和广阔发展的过程。进入近代以来，特别是19世纪70年代以后，宁绍地域的旅沪浙商从外向型的商品交换流通过程中取得利润，除了日常经营商业、钱庄、银行外，还将大量的资本投向近代中国的轻工业、农业、航运、垦殖和公共事业。例如，1887年，严信厚在宁波北门外湾头创办通久源机器轧花厂，开浙省民族工业之端绪。1905年，戴瑞卿等人创办和丰纱厂，资本额达150万元，又为省内各厂之首。1922年，傅筱庵等集资6万银圆兴建明明电灯公司于招宝山麓。1924年，王伯元返乡扫墓时，发现邻近农田，满目疮痍，究其原因，为谷贱伤农，农民无力耕种。于是征求当地人士意见，制定免息无期限贷款办法，当众宣布，凡是王姓同宗，按宗族亲疏，每亩可借3至5元不等，其他农户亦可亩借2元。1929年，虞洽卿投资兴建甬观公路——由宁波至观海卫，是一条商办公路。1933年，浙江省政府为发展公路运输事业，拟筑镇大（镇海至大碶头）、镇骆（镇海至骆驼桥）两条公路，虞洽卿又投资不少，被聘为该两路通运公司的董事长。由此可见，近代旅沪浙商对宁绍地域农家的生产、生活提供了强大的物质基础。根据1924年上海总商会第七任35名会董介绍，其中宁绍籍旅沪浙商担任会董21位，江苏籍7位，上海籍3位，广东籍1位，湖南籍1位，吴兴籍2位。由此可以窥见，近代宁绍地域旅沪浙商在上海商界的影响和地位。事实上，这些旅沪浙商的社会经济活动进一步降低了商品运输成本，在商品交换流通过程中取得利润，实现了旅沪浙商金融资本积极投向经营实业的强烈意愿，也进一步延续与渐进性地推进了宁绍地域农家副业的主业化过程。
近代宁绍地域农家呈现出来的副业主业化现象，一方面固然是宁绍各区县的自然环境与传统习惯的不断延续与发展，另一方面也是江南地区农家副业不断主业化的历史缩影。事实上，不论是植棉纺纱、养蚕丝织、种茶生活，还是编帽织席行当，都是当地农民自我选择的谋生日常。鉴于农家副业在近代中国农民日常生计中的重要作用，该地域的农民已不自觉地通过产业分工从而影响了生产效率，副业经济日渐成为当地百姓日常收入来源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伴随着近代以来旅沪浙商的商贸往来，沪甬铁路、轮船航线的不断开通，即使是身处四明山麓的农民亦可以种茶维生。正是近代宁绍地域新式交通的不断改进，且该地农家副业多与上海相互关联，加之宁绍本土传统金融资本雄厚，无形中促进了宁绍地域农家经济结构的良性发展。尤其是旅沪浙商对于近代华资轮船业、银钱业的深耕细作，从而形成了商业合作上的规模经济效应。例如宁绍商轮、四明银行、中国绸业银行、中国垦业银行等机构的陆续开办，一方面固然是旅沪浙商抱团取暖，义利并举的日常经济活动，另一方面也是近代浙商响应时代潮流，回馈地方的具体实践。就其商业本质而言，更多是产融互补，互相依赖，相互为用。一部宁绍地域农家副业经济史就是一部不断分工发展的历史和一部社会分工发展的历史。在生产地域性分工与商品经济的发达情况下，宁绍地域分化出不计其数的旅沪浙商求食于外。在近代上海多元开放的环境下，这些旅沪浙商的绝大多数商业资本，不仅仅限于流通环节，特别在宁绍农家副业极为发达的情况下，旅沪浙商经营以轻工业、商业日常经营为主，这些经营类目与百姓日常生活紧密相关。上述原因就不断扩大了宁绍地域旅沪浙商金融资本的实力。在过去，传统银钱业源于商品货币经济，并随着农村副业的发展而发展。旅沪浙商正是利用两地银、洋兑换上的落差价，又成为上海钱业的一大收入。伴随着丝茶草帽草席等日用轻工业品日渐成为近代国人日常的大众消费品，大大地鼓起该地域农民从事农家副业的热心。近代旅沪浙商从流通领域向生产领域的不断转化，实际上代表着中国早期买办资本向民族资本的转化。在强有力的金融资本支持下，旅沪浙商不断通过丝、茶、钱庄多个领域的经营活动，特别是他们的经营海外贸易和钱庄业，事实上已初具近代中国企业家精神的姿态，也符合近代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特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