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到来，党中央精准研判了“三农”问题面临的新情况并在战略层面进行了重大调整，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正式提出乡村振兴战略，在随后颁布的一系列配套文件中，扶持返乡农民工创业始终是其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2020年国家发改委、人社部等部门发布了《关于进一步推动返乡入乡创业工作的意见》《关于推动返乡入乡创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关于做好当前农民工就业创业工作的意见》等文件，强调了支持外出务工人员返乡入乡创业是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举措，并从多方面提出了推动返乡农民工创业的具体措施。2020年脱贫攻坚战顺利收官后，在开展防止返贫巩固脱贫工作的同时，扎实推进乡村振兴战略成为解决“三农”问题的第一要务。由于我国外出求职农民工基数庞大，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近三年来其人数规模基本在1.7亿人以上，且持增长态势，所以该群体的就业动向和异地生活状况始终引起高度关注。
近年来，城镇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导致中低端就业岗位增速减缓、中美贸易摩擦和新冠病毒冲击引致传统制造业就业岗位萎缩，农民工返乡态势较之于以前更为显著。外出农民工选择到经济相对发达的城镇谋业，在建筑业、制造业、批发零售、交运仓储和住宿餐饮等行业务工，一段时间后由于各种主客观原因,其中有些人极有可能回流至户籍所在地发展，自主创业便是其理想的职业选择之一。其实，返乡农民工创业在促进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缩小城乡差距的进程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在新时代下，返乡农民工创业成为实现农业现代化，解决“三农”问题，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要手段。返乡农民工创业可以便捷高效利用当地资源，激发和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和创造力，从而推动农村产业繁荣发展，为实现乡村振兴提供内在的动力支撑，是拓宽农民增收渠道、改善民生福祉和促进共同富裕的一项重要措施。
长期以来，顶层设计一直十分重视返乡农民工创业问题。此外，近年来数字经济的飞速发展与农村基础设施和信息化水平的大幅提升，极大程度缓解了农村创业可能面临的资金约束和信息不对称问题，为返乡农民工开展创业活动提供了良好的环境。返乡农民工带回了打工数年积累的资金和练就的技术，凭借获得的这些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在家乡开展创业活动，就近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缓解逐年增加的就业压力，优化乡村资源配置，推动农村地区经济发展，带动农民就业增收，确保农村社会和谐。可见，研究外出务工时长与返乡农民工家乡创业的内在关系非常必要。
已有文献对返乡农民工创业影响因素的研究主要涵盖个人特质、家庭特征、社会环境和政策支持等方面；与此同时，近年来随着数字经济的兴起，互联网的使用，数字技术、数字平台与数字资源的利用对返乡农民工创业的促进作用也引起了学者们的关注；但是关于外出务工时长对返乡农民工创业决策影响的研究一直十分鲜见。因此，在乡村振兴和共同富裕的背景下，研究外出务工时长对返乡农民工创业的影响非常重要。本文基于经济人假设的效用最大化理论，采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2019年的数据，首先基于计量模型实证探讨外出务工时长对返乡农民工创业决策的影响及其内在机制，使用工具变量法及多种稳健性检验方法对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加以验证处理，由此确保基准回归结果的稳健程度。其次，进一步检验了外出务工时长对农民工返乡创业决策的推动作用对于不同细分群体和存在系统性差异的各个区域所产生的异质性影响。最后，基于相关研究结论提出方向性的对策建议。
本文可能的边际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其一，针对现有研究的空白，本文基于推进乡村振兴与实现共同富裕的背景，完善了返乡农民工的创业决策模型，采取多种稳健方法考察了外出务工时长对返乡农民工创业决策的影响，剖析了外出务工时长影响返乡农民工创业决策的机制，由此进一步丰富返乡农民工创业的研究内容。其二，本文首次使用具有全国代表性且时效性较强的微观调查数据（2019年的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深入探究外出务工时长对返乡农民工创业决策的影响，该数据与乡村振兴和共同富裕的政策在时间维度上是一致的，因此基于该数据的分析能够更清晰地呈现外出务工时长对返乡农民工创业决策的异质性影响，有助于为相关部门制定乡村振兴与共同富裕的各项配套政策提供更有针对性的参考样本。
（一）返乡农民工的职业选择——一个基本的框架
根据创业决策模型，返乡农民工开展创业是基于创业预期效用与务工就业预期效用比较的个人职业的理性选择。在经济人假设的效用最大化理论框架下，如果一个返乡农民工的期望创业效用较高，他就会选择自主创业；反之，他会选择务工就业。由于任何一种职业对个人产生的效用都取决于一系列因素，我们结合Haile的简单模型，假设返乡农民工创业的预期效用将取决于企业家才能a，风险规避态度r，获得资本K（包括个人资本、物质资本和社会资本等）和与职业选择相关的个人特征（如教育、年龄、性别、社会经济背景等）的向量X。返乡农民工务工就业的预期效用将取决于工作生产率（以工资率w衡量）以及个人特征X。因此，返乡农民工创业和务工就业的预期效用函数可以分别描述为：
其中，E（Uen）是创业的预期效用，E（UW）是务工就业的预期效用。同时我们还假定，个人不能从失业和/或脱离劳动力市场中获得任何效用。在这些假设满足的条件下，如果E（Uen）＞E（UW），返乡农民工将选择自主创业；否则，他/她将选择务工就业。
（二）外出务工时长影响返乡农民工创业的理论假说
国内外学者关于外出务工经历影响返乡农民工创业决策的研究较为丰富。大部分学者得出的结论是外出务工经历能显著提高返乡者创业决策概率。首先，农民工在外出务工期间所习得的知识技能和管理能力对其返乡创业大有裨益；其次，外出务工人员可以便捷地利用国家提供的非农就业创业培训资源，学习不同就业岗位所需的专业知识技能或者企业经营技巧，提升自身的综合人力资本。周广肃等研究发现，外出务工经历通过拓宽融资渠道、增加低教育程度农民工的人力资本等机制提高了返乡农民工创业的概率。同时，徐超等、谢勇和杨倩与Xi等也得到了相似的结论。当然，也有学者持不同意见。Chen和Wang指出，中国回流农村劳动力的职业选择存在路径依赖，与流入地的农村特征高度相关，在以农业为主导产业的村庄，回流劳动力更倾向于从事农业部门相关职业，外出务工经历对创业决策的促进作用并不明显。
本文的研究中心是外出务工的时间维度，即外出务工时长对返乡农民工创业决策的影响。童星和孙思将江苏省盐城市的外出农民工作为研究对象，发现外出务工时间越长，农民工越容易形成所从事行业企业所需技能的路径依赖，同时越来越习惯城市的工作与生活方式，返乡创业的积极性会越来越弱。周宇飞研究的结论是，外出务工时长对返乡农民工创业意愿的影响呈“倒U型”，但不显著，转折点在10年左右，因为外出务工经历年限在10年以内的农民工占样本总量将近九成，而外务工时长超过10年的农民工有很大可能会顺利融入城市生活并定居。当然，也有学者提出不同的观点，例如，甘宇和胡小平对三峡库区返乡农民工家庭进行调查后发现，外出务工时长越长，个体对务工收入的依赖性越强，选择创业的可能性越小，且这一现象在经济状况相对更发达的低海拔
地区的农村中表现得更为明显，可能的原因是农民工因长期外出务工而疏于打理家乡的各种关系，损害了社会资本，不利于返乡创业活动的开展。谢勇和杨倩对外出务工经历进行了细致的研究后提出，外出务工期间从事技术含量更高的工作类型的确有助于推动返乡创业决策，但是外出务工时长对返乡农民工的创业决策并无显著的正向影响。Lin等认为，外出务工时间越长，农民工在返乡前有了足够的资金、能力等多方面的积累，则返乡后更可能倾向自主创业。显然，基于务工时长对返乡创业决策的影响，学者们尚未达成完全一致的研究结论。本文认为，在乡村振兴和共同富裕的背景下，根据创业决策模型，研究外出务工时长对返乡农民工创业决策的影响非常重要。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假说H1。
H1：外出务工时长能够提高返乡农民工创业决策的概率
外出务工经历对返乡创业的类型选择产生一定影响。张秀娥等研究发现，创业动机与需求层次联系紧密，当返乡农民工家庭经济条件较差、资金积累不足时，首要的需求是改善家庭的贫困生活现状，即经济性需求。因此，当家庭金融资本不足以支撑展开较大规模创业活动时，返乡农民工更可能选择生存型创业。反之，当返乡创业者拥有充足的资金，且面临较少的资金约束条件时，则更可能抓住机会进行发展型创业，谋求事业成功，实现个人价值最大化。周广肃根据创业者雇佣规模的大小将创业类型分为有雇佣创业和无雇佣创业，无雇佣创业指那些除了家庭成员没有雇用其他劳动力的创业，反之则为有雇佣创业，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外出务工经历同时有助于促进有雇佣和无雇佣创业，而且对于无雇佣类型创业的影响更大，至少说明有外出务工经历的返乡农民工更倾向于无雇佣创业。
相关研究显示，外出务工经历对返乡农民工创业决策的影响可能存在区域异质性。黎常指出，东部地区的商业文化特质为更高水平的创业活动提供了有利条件，同时，东部农村地区的创业角色榜样的影响力明显高于中西部农村地区。王肖芳的研究表明，随着创业地区与县城、乡镇距离的增加，返乡农民工选择机会性创业的倾向越强；在东部沿海城市或大城市周边打工的农民比中西部农村外出务工农民返乡后选择机会型创业的意愿更强。熊智伟基于详细调查的数据研究后发现，中部、东部四省农民工更愿意选择在优惠政策、资源支持的区域创业。由此，本文提出假说H2。
H2a：外出务工时长对返乡农民工创业类型选择的影响效应存在异质性
H2b：外出务工时长对不同区域返乡农民工创业决策的影响效应存在异质性
（三）外出务工时长影响返乡农民工创业决策的作用机制假说
较多学者研究证明，外出务工时长能够增加农民工家庭总收入从而推动其返乡后实施创业决策。农民工离开家乡流入经济发达的城镇务工，可以积累未来自主创业所需的稀缺性资金，从而解决开启返乡创业活动所面临的资金约束难题。返乡农民工落实创业决策面临的首要问题就是资金约束，通过外出务工增加家庭储蓄，从而提供返乡创业所需初始资金。张畑等研究发现，通过外出务工获得充足金融资本的返乡农民工拥有更积极的发展型创业预期，也更有信心扩大生产经营规模。Lin等认为，返乡农民工的资金积累情况对就业选择具有重大影响，返乡前已有较高的储蓄且初次离开家乡时年龄较小的农民工，因为财务积累随着时间和工资的增加而增加，其积累的金融资本相对较多，所以该群体选择创业的可能性就更大。
扩展社会网络获得社会资本也是外出务工时长影响返乡农民工创业决策的一个重要机制。朱红根等指出，具有外出务工经历的农民工社交面越广，社会网络广度就越大，拥有的社会资本更丰富，信息来源更及时，融资渠道更多元，且务工时长越久，个体所经营社会网络的稳定性越强，有助于获取创业所需的各种帮助，增加了其选择返乡创业的可能性。徐超等提出，农民工异地就业能够有效扩展其社会网络的深度和广度，为将来自主创业的融资、经营等方面提供诸多便利，外出务工经历对返乡农民工社会网络的优化总体上具有促进作用。Lin等研究发现，社会资本是返乡农民工进行创业决策的重要因素，返乡者如果参加了家乡县域内的社会组织，其创业的可能性更高；随着返乡者在家乡社会组织中的地位或级别的提高，其选择创业的可能性也会越大。更重要的是，在外出务工的过程中，除了在务工地扩展社会网络，农民工同时与家乡保持密切的联系维持原有的社会网络。当农民工返乡后，他们同时拥有城市和家乡双重社会网络，这更有利于他们整合创业资源并迅速开展创业项目。根据创业决策模型，农民工在外出务工期间提高了人力资本或社会资本，返乡后确信个人创业预期效用高于务工就业的预期效用，将创业视为一种有吸引力的职业选择，并尽快开展自主创业。由此，本文提出假说H3。
H3a：外出务工时长通过增加农民工返乡前外出务工收入促进其返乡后开展创业活动
H3b：外出务工时长通过扩展农民工社会网络促进其返乡后开展创业活动
（一）数据来源
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首次提出乡村振兴战略，共同富裕的实现是中共中央 国务院印发的《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强调实施该战略的必然选择，与乡村振兴和共同富裕政策的时间维度保持一致，本文实证部分使用的调查样本来源于西南财经大学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组织管理的“中国家庭金融调查”项目（China Household Finance Survey，CHFS）2019年的数据。该项目针对中国家庭住户的个体特征、就业收入消费状况、家庭金融资产状况等进行了细致的调查，是中国家庭创业研究领域影响最大的数据库之一。CHFS2019的样本包含三个数据集，即家庭变量库、个人变量库和非问卷信息变量库，覆盖了全国除西藏、新疆及港澳台地区之外的29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数据具有全国层面的代表性。
结合本文研究目的，对原始数据进行如下处理：合并家庭、户主、样本的基本信息，筛选出农业户口，保留户口所在地与常住地一致且在问卷问题“在外地有过半年以上生活或工作吗？”的回答为“是”的样本。保留出生年份、年龄、户口、教育信息、返乡原因、返乡年份等变量，通过简单处理得到年龄、外出务工时长、家庭规模等变量。保留年龄在16—64岁的劳动人口。对样本的缺失值、逻辑错误值进行数据清理，最终得到4976个有效样本，分布在29个省级行政单位的263个地级市行政单位中。
（二）变量说明
1.被解释变量
返乡农民工创业变量从问卷中“您的工作性质属于以下哪一类？”和“您是否在户籍所在省/市以外其他地方生活或工作过半年以上？”这两个问题得到。把回答工作性质为“雇主”“自营劳动者”“自由职业者”的返乡农民工定义为进行了创业，赋值为1，其他选项则视为未进行创业，赋值为0。根据这一定义，从描述性统计表中可以看出，返乡农民工选择创业的平均值为0.135，即每1000名返乡农民工中，约有135人选择自主创业。
2.核心解释变量
本文的核心解释变量为外出务工时长。根据问卷中“您是哪一年去外地？”和“您是哪一年回到户籍所在省/市？”两个问题得到。由外出年份和返乡年份作差，剔除负值和极端值后得到外出务工时长。在有过外出务工经历的农民工样本中，外出务工时长的平均值为3.7年，表明农村劳动力外出时间较长，可能有助于累积创业资金和构建广阔的社会网络资源，从而提升自己返乡创业的能力。
3.控制变量
除外出务工时长外，返乡农民工的创业决策还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基于既有研究，参考周广肃等、曹宗平等的思路，本文把控制变量细分为以下三个方面：个人特征变量，包括返乡农民工性别、年龄、教育程度和婚姻状况；家庭层面特征变量，包括返乡农民工家庭规模、家庭资产和家庭收入水平；返乡农民工所在地区可能影响创业决策的宏观因素。相关变量定义及描述性统计特征如表1所示。
（三）实证策略
1.基准回归模型
本文使用以下的基本线性概率回归模型，原因如下：一方面，已有大量研究表明采用经典的OLS回归方法对二值因变量进行回归（即LPM模型），所得结论与Probit模型和Logit模型相比并无太大差异；另一方面，本文的核心解释变量为内生变量，当使用工具变量法缓解此类变量的内生性问题时，LPM模型的效果更好。
被解释变量的取值为“0”或“1”，分别代表受访的返乡农民工尚未从事和已经从事创业活动，其中，i表示个体特征，j表示家庭特征。同时，参考张梁梁和李世强、曹宗平等的做法，在回归中加入城市虚拟变量以控制城市层面系统性差异对返乡农民工创业决策的影响，k表示城市层面的影响因素。控制变量包括三个方面，即Pijk表示个体特征，Fjk表示家庭层面特征，Cityk是城市虚拟变量，三者分别表示样本特征从微观、中观到宏观的三个层面。个人特征包含性别、年龄、年龄平方、受教育年限和婚姻状况；家庭特征包含家庭规模对数、家庭总资产对数和家庭总收入对数。核心解释变量为lnDurijk，表示外出务工时长的对数，下文回归结果表中的“外出务工时长”均指外出务工时长的对数。模型可能存在潜在的内生性风险：首先是遗漏变量的问题。即可能存在一些无法观测到且同时对外出务工时长和返乡农民工创业决策均产生影响的变量，如部分人际关系运营能力较强、人力资本较同辈更为优质的农民工，可能更倾向于在具有更多比较优势的外地打拼，并且能够累积更加充裕的创业准备资金，以便减少未来返乡创业可能遭遇瓶颈的风险；其次是被解释变量和解释变量之间可能存在双向因果的问题。也许有一部分农民工本来就打算返乡创业，所以会选择在外地务工更久，以便储备更多未来返乡创业所需的物质资本和社会资本，换言之，其创业决策和倾向可能也会对外出务工时长产生影响。为了解决上述的内生性问题，我们在基准回归的基础上进一步使用工具变量法和多种稳健性检验来处理，同时把标准误聚类层级定在县级层面。
2.工具变量
最近一次外出务工经历的外出年份。本文吸纳和借鉴Yu等的思想，把最近一次外出务工经历的外出年份作为外出务工时长的工具变量。最近一次外出务工经历的外出年份越晚，外出务工时长就可能越短，反之亦然。显然，工具变量与核心解释变量有明显关联，满足工具变量的相关性要求。同时，外出务工年份越晚，务工时长就越短，赚取的资金储备越难以跨过创业所需的资金门槛。可见，最近一次外出务工经历的外出务工年份通过务工时长影响返乡农民工的创业决策，排除了工具变量单独影响被解释变量的可能，满足工具变量的排他性要求。
3.稳健性检验
本文除了使用工具变量2SLS方法进行估计外，还使用四种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以期妥善处理潜在的内生性问题。
首先，由于被解释变量是离散选择变量，本文选择使用Probit和Logit模型开展回归，对结果的稳健性进行检验，同时依据县级行政单位编码将稳健标准误聚类到县级层面。
其次，农民工是否返乡的决策也存在自选择的问题。返乡创业农民工可能是原本就具备较高教育水平和较强经营管理能力以及累积了充裕创业准备资金的优势群体，具有更强的创业倾向而选择的返乡创业。反过来看，也可能是存在部分农民工由于知识技能培训不足，加之学习能力较弱，无法在竞争激烈的城市中找到理想的工作，获得满意的收入，所以被迫选择返乡。为了解决返乡时可能产生的内生性，仅保留由于外生因素而被动返乡的农民工样本进行回归分析。同时，外生因素返乡来源于问卷中的“家庭成员回来原因”，本文将选择“父母照料”“孩子上学/照料”“健康原因”的受访者作为外生因素导致返乡的样本。
再次，考虑到家庭内部成员外出务工经历对创业决策影响的溢出性，在稳健性检验中仅使用户主样本进行估计。个人创业行为会影响周围个体的创业决策选择，在家庭中这一现象更为明显。部分成员外出务工时长对家庭其他成员创业行为有溢出效应，如家庭成员集体从事创业活动，即只要有个别家庭成员外出务工返乡选择创业，未外出的其他直系亲属就很可能会参与家庭创业项目。若把有外出务工经历和无外出务工经历的来自同一家庭的样本一起回归，则有可能低估了外出务工时长对创业决策的影响程度。
最后，风险厌恶程度高的返乡农民工会更加谨慎地衡量未来创业的风险损益，对创业意愿有抑制作用，改善返乡农民工的风险偏好有利于提高其风险承受能力，使其更易于接受数字金融等新型金融服务或新兴融资渠道，从而获得创业活动所需资金。返乡农民工的风险偏好越高，其创业决策概率越大。为了排除风险偏好可能是遗漏变量的问题，在模型中加入风险偏好这一控制变量进行回归。
（一）基准回归结果
（二）内生性问题处理：工具变量法
使用最近一次外出务工经历的外出年份作为外出务工时长的工具变量，进行两阶段回归后的结果如表3所示。在第一阶段回归中，第（1）至（3）列被解释变量均为外出务工时长的对数，外出务工时长回归系数为负，表示外出年份越晚，外出务工时长越短，符合常理，且与预期一致。回归结果显示，工具变量的回归系数在1%水平上显著，工具变量与核心解释变量之间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同时，第一阶段回归的联合检验F值都在250以上，远大于10，排除了弱工具变量的可能性，引入个人特征和家庭特征后，基本结论依然成立。第二阶段回归结果显示，与基准回归结果所得出的结论一致，外出务工时长在1%的显著水平上对返乡农民工的创业决策具有正向推动作用。因此，假说H1得到进一步验证。
（三）稳健性检验
1.Probit、Logit模型回归
按照实证策略部分的分析，因为被解释变量——返乡农民创业决策为二元变量，使用Probit和Logit模型进行回归，结果见表4，反映了外出务工时长对返乡农民工创业决策的影响。表4由两部分构成，前两列是Probit回归，后两列是Logit回归，由于回归系数仅表示作用方向，绝对值大小没有意义，所以报告呈现的系数均为平均边际效应。仅使用核心解释变量回归时，Probit模型和Logit模型的回归结果都显示，外出务工时长的回归系数在1%的水平上正向显著，当引入个人和家庭特征控制变量后，其回归结果类似。显然，回归结果所得到的结论与基本回归保持一致，说明外出务工时长越久，返乡农民工选择自主创业的概率就越大。可见，以上结论并不会因为模型选择的改变而不同，回归结果稳健且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注：本表汇报核心解释变量的平均边际效应而非系数估计值。
2.因照料父母等外生因素返乡
依据实证策略部分对返乡决策存在潜在内生性问题的分析，为了排除外出务工农民工因创业意愿或生计困难等主观原因返乡造成自选择问题的情况，我们把在调查问卷“家庭成员回来原因”中选择“父母照料”“子女上学/照料”“健康原因”的受访者作为出于外生因素被动返乡的样本，以返乡农民工是否创业作为因变量，使用线性概率模型进行回归，以解决返乡决策的内生性问题，结果如表5第一列所示。从表中可以看出，外出务工时长越久，返乡农民工创业概率越大，其回归系数依然在1%显著水平上为正，说明基准回归所得结论是稳健的，外出务工时长对返乡农民工创业决策的确具有促进作用。
3.户主样本回归
与对返乡选择内生性问题的处理方法类似，为了消除家庭内部创业行为溢出效应的影响，根据问卷中“您是否户主？”这一问题的回答，剔除非户主样本后使用线性概率模型进行回归，排除个人创业行为选择对家庭成员的影响，回归结果如表5第二列所示。外出务工时长的回归系数均为正，在10%的水平上显著，说明外出务工时长对返乡创业决策的推动作用较为稳健。与基准回归结果对比可知，保留户主样本后得到的外出务工时长系数和全样本回归结果相比没有较大提升，说明家庭内部成员之间的溢出效应较小。可能的原因是，现实中大部分家庭都是选择集体外出务工，个别成员外出而其他成员留守的分工模式相对较少。
4.引入风险偏好控制变量
为了排除风险偏好可能作为内生变量的影响，将其作为控制变量加入基本模型后使用线性概率模型进行回归。基于问卷中“如果您有一笔资金用于投资，您最愿意选择哪种投资项目？”这一问题的答案得到风险偏好的代理变量，剔除回答“不知道”的样本，使用数字1至5依次表示返乡农民工的风险偏好程度由小到大，回归结果如表6所示。与大多数学者的研究结论一致，风险偏好越高的返乡农民，其选择创业的概率越大。引入风险偏好作为控制变量后，作为核心解释变量的外出务工时长回归系数与基准回归结果相差很小，且依然在5%水平上显著。因此，排除了风险偏好可能造成的内生性或遗漏变量问题，证明外出务工时长对返乡农民工创业决策的正向作用是稳健的。
基于上文分析，外出务工时长显著提高返乡农民工创业决策概率的结论成立，本部分将对这一结论背后的作用机制展开深入探讨。从已有研究可知，返乡农民工可以通过外出务工积累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这些资源都会成为其日后开展自主创业的重要支撑。下文中我们将从外出务工时长提高返乡前外出务工收入和扩展社会网络这两个角度验证外出务工时长对返乡农民工创业决策的正向影响机制。
（一）返乡前外出务工收入
创业初始资金是返乡农民工进行创业决策前所考虑的最主要因素之一，故物质资本是影响创业行为的重要因素，大多数返乡农民工自主创业的最大阻碍就是资金约束。已有的学术成果揭示，较之于农民工的户籍所在地，更为发达的外地城镇能够提供更多就业机会和更高的薪资水准，而个人储蓄是创业资金的重要来源，所以外出务工有助于农民工累积创业所需的门槛资金。因此，本文基于问卷中的问题“在外地工作的年收入”，把所得结果转化为以“万元”为单位并取对数处理后作为被解释变量，然后对外出务工时长进行回归，所得结果如表9第一列所示。结果表明，在控制了各个层面的特征控制变量后，外出务工时长在1%的水平上显著提高了农民工的外出务工收入，说明农民工返乡后的创业活动拥有了更加丰厚的资金储备支持，从而有效缓解了创业初期所面临的融资难、融资贵、融资慢问题。由此，假说H3a得到验证。
（二）社会网络
诸多研究表明，社会资本能够推动个体进行创业行为决策。中国农村居民的生活镶嵌在以传统的“亲缘—地缘—血缘”为纽带的社会网络中，尽管随着社会现代化进程加快，旧的境况有所改观，但是目前中国农村依然是一个较为典型的“关系型社会”，农村社区中普遍存在着个体之间的“传帮带”现象，个体能从其所处的社会网络中获取物质支持、信息渠道、技术经验乃至于口头鼓励，一定程度上有助于减少创业过程中所遭遇的阻力，也是其最终开启创业活动的重要决策依据。现实中，具有宽广、深入和优质的社会网络往往是推动返乡农民工创业决策的基本动力。农民工外出务工期间，能够拓宽交际面，结识多领域人士，从而丰富了社交网络维度，优化了社交圈子质量，为未来实施返乡创业决策提供了便利。
很多学者都得出了社会网络能够提高返乡农民工创业概率的结论。杨汝岱等以礼金支出作为农民工社会网络的代理变量，回归后发现其能够显著促进民间借贷的发展，缓解创业的融资难问题。郭云南等研究发现，宗族网络能显著提高民间融资额，支持创业行为，社会网络的建立和维护依托于人与人的交往，尤其对于外出务工人员，与非亲缘地缘关系群体交往越多，越有助于优化其社会网络结构。在社会网络测度的处理上，在儒家文化圈中，聚餐是非亲缘关系的个体之间密切交流或正式商谈的重要渠道，并形成了独特的饭局文化。事实上，每一个返乡农民工满足自己生活所需的基本伙食开销变化很小，同时，食品具有收入弹性较小的特点，所以每个月伙食开销越多，表示其以商务接待等为目的的饭局越多，其经营社会网络的能力就越强，社会网络各方面的质量亦越好。我们参考蔡栋梁等、Xue等和Huang等的做法，将问卷中的问题“去年受访户平均每月伙食支出”所得的样本值作为返乡农民工社会网络的代理变量，调整单位为“万元”并取对数后对外出务工时长进行回归，结果如表9第二列所示。在控制了个人特征、家庭特征后，外出务工时长仍然在1%的显著水平上对返乡农民工社会网络具有提升作用。可见，农民工外出务工确实拓展了社会网络宽度，积累了能够为返乡创业提供重要支持的社会资本。由此，假说H3b得到验证。
在乡村振兴和共同富裕的背景下，本文基于经济人假设的效用最大化理论，使用2019年中国家庭金融追踪调查数据，对外出务工时长与返乡农民工创业的内在关系开展实证检验，通过理论分析和计量模型实证，研究结果显示，外出务工时长显著提高了返乡农民工创业决策的概率。使用最近一次外出务工经历的外出年份作为工具变量，并进行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所得到的结论依然稳健。进一步的异质性分析后发现，农民工外出务工时长对其返乡创业决策的推动作用在生存型创业和经济水平发展相对落后的中西部地区农民工样本组中更为显著。机制影响的相关检验显示，农民工外出务工期间获取的工资性收入可以缓解返乡创业时的资金少、筹资难问题；同时，外出务工期间所构建的社会网络，对其创业决策也会产生正面影响。
上述结论为政府出台有利于返乡农民工开启创业之路的针对性政策提供了参考依据。根据本文研究结论，我们认为，推动农民工返乡创业应该重点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一）在农民工外出务工期间助其提升创业技能素养
本文回归结果表明，外出务工时长能够显著提升返乡农民工外出创业概率。一方面，政府应当在农民工外出务工期间帮助提高农民工的创业能力和职业技能，可以提供创业培训和指导，组织开展创业培训，提供丰富的创业指导资料，从而帮助他们了解创业流程、市场分析和管理技巧等，进而增强他们返乡后的创业信心和能力。另一方面，原户籍地可以支持创业合作社发展，鼓励返乡农民工组建合作社，通过集体经营和资金合作的方式，实现规模化生产和市场化运作，提高创业成功率。同时，还可以为合作社提供相关的税收优惠和政策扶持，进一步激发其创业热情。
（二）重点助力中部和西部的返乡农民工创业
本文实证结果表明，外出务工时长对中部和西部的返乡农民工创业活动的推动作用更大，政府应出台鼓励中西部省份返乡农民工创业的政策，安排相关的技术指导或者创业辅导，帮助返乡农民工更好地进行创业；还可以鼓励返乡农民工建立一些本土化的创业项目，比如以当地资源和特色为基础的产业，这样不仅能够更好地满足本地的需求，还能够提高创业成功率。同时，对于这些创业项目，可以提供适当的税收优惠和就业优惠等相关政策支持。
（三）加大对返乡农民工创业的资金支持力度
资金是返乡农民工创业面临的首要问题，尤其是初始启动创业项目所需资金。实证结果表明，外出务工期间收入增加是外出务工时长推动返乡农民工创业的重要机制。应当清除各种制度壁垒，切实保障外出务工群体在发达地区城镇劳动力市场务工期间的相关权益，保证农民工群体按时按量获得劳动报酬，逐步提高农民工外出务工的收入水平，降低其返乡开展创业的资金门槛，提高创业决策概率。返乡农民工户籍地应当提供创业贷款和补贴以解决返乡农民工创业资金不足的问题，可以通过设立专门的创业贷款基金为他们提供低利息贷款和创业补贴，帮助他们解决创业初期的资金需求。
（四）鼓励农民工外出务工期间提升社会网络质量
外出务工期间的社会网络扩大化是外出务工时长推动返乡农民工创业的另一重要机制。不同于嵌入在“血缘、亲缘、地缘”中的传统乡村社会网络关系，外出务工农民工在务工城市更多是基于“业缘、趣缘”扩展新的社会网络关系。事实表明，较多农民工返乡后依然与外出务工期间在务工地因业务结识的客户、经销商、供货商等人群保持密切联系，且这些人脉资源正是其返乡开展创业活动的重要支撑。因此，应积极鼓励返乡农民工参与当地各类生产经营经验交流活动，以便拓展该群体的社会网络，为创业项目的有序推进提供更多便利。可以在农民工户籍地设立创业孵化中心，为返乡农民工提供创业指导、场地租赁、市场推广等支持服务。通过创业孵化中心，他们不仅可以获得专业指导，还能够与其他创业者建立联系，拓展合作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