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源配置与价值融合：社会组织党建模式的图景解构——基于上海市四家社会组织的案例比较分析
2024-12-09   来源：张冉 王利君   

在实践中，执政党需运用有效且富有创造的工作模式，以切实引领社会组织发展并推进党业融合。近年来，随着新社会空间党建工作的持续深入，我国各地开展了形式多样的社会组织党建工作创新探索，呈现了多样化的党建模式。面对如火如荼的社会组织党建工作模式创新，国内学术界应当给予恰适的理论阐释。整体上，我国学界针对社会组织党建模式展开了初步探索，有研究顺从国家社会关系的传统叙事框架，对在宏观层面上把握社会组织党建模式的当代特征与基本格局有所裨益；有研究借助于新制度主义等中观理论，在非对称性党社关系假设基础上，对社会组织党建模式的基本表征和实现方式进行了有益的解读。然而，既有研究论证视角有所局限，呈现出过于浓重的国家支配或组织依附色彩，缺乏对社会组织党建自觉性与能动性的考量。鉴于党社互动的双向性，社会组织党建模式研究不应仅突出党的吸纳或制约，亦需重点关注作为微观机体的社会组织在党建工作上的能动性和策略性行动。在学术界，政治整合理论强调政党与社会可同时成为促进政治社会一体化的整合力量，可为在党组织与社会组织两类能动主体兼容的背景下研究社会组织党建模式提供依据。为此，本文拟借用政治整合理论并引入资源配置与价值融合两维分析线索，试图描绘当代中国社会组织党建模式的基本谱系并识别最优模式，期望为社会组织党建实践优化提供相关启示。

（一）社会组织党建的文献重访

近年来，随着社会组织党建工作实践的不断推进，有关社会组织党建研究引起了学界的广泛重视并成为政治学、公共管理学等诸多学科关注的研究热点。总体上，既有研究主要聚焦于以下三大层面。

其一，社会组织党建的理论涵义与基础价值。社会组织党建是社会群体被政党所塑造的创造性政治活动过程，兼备政治性与社会性功能，获取了学者们的高度关注。政治性是社会组织党建的根本功能，多表征为“意识形态输出”“政治社会化”等主题词。社会组织党建是维护执政党社会权威的关键落点，是党组织链接广大群众的中介。当然，鉴于党建是政党与社会间互动的重要形式，社会组织党建同样具有形塑社会的社会性功能，如促进“共生型国家社会关系”的形成。进一步，党建的社会性功能也应关注党对微观社会组织发展的赋能。社会组织发展的自主专业逻辑能够与党建的政治逻辑得以有机融合并相互促进；涵盖内部管理、战略制定、资源动员和政策影响等多重能力的建设是社会组织党建的重要绩效产出；党建有助于制约社会领域的失序行为，通过党组织的强制性和规范性来促进社会组织领域的健康发展。

其二，社会组织党建的进阶阻碍与对策。在社会组织由数量增长转向质量提升背景下，社会组织党建在政策体制、理念认知和组织建设等方面的进阶困境问题吸引了学者们广泛关注。政策制度“口径不一”、领导体制机制不完善等是社会组织党建面临的主要政策体制限度。在认知层面，一些社会组织领导层存有党建意识弱化与偏差，表现出排斥、抵制的党建态度及“资源俘获”而非“政治认同”的主体动机。在组织覆盖与运作层面，社会组织党员人数少、党组织覆盖有限，导致党建主体缺位现象凸显，党与业“两张皮”、干部队伍“本领恐慌”以及内部党建机制协调性发挥不足等现象层出叠见。针对上述多重困境，学者们普遍认为，社会组织党建优化是一个涉及组织内部强化与外部推进的系统化工程优化，需从制度机制、价值认同、功能定位、活动方式、队伍建设等多方面入手。其中，党建引领制度完善亦是激励社会组织等社会力量参与社会治理的基本前提。

其三，社会组织党建的创新模式。在探讨社会组织党建质量提升时，创新化的党建模式是学术界的重点关注焦点，而嵌入性理论则为议题讨论提供了有益的启发。早期的嵌入式党建研究强调“党治社会”理念下党组织对社会组织自上而下的刚性嵌入。近些年，有研究对嵌入式党建内涵进行了一定修正，实现了由单向嵌入到双向嵌入的转变。在强调党运用自身资源将社会纳入有序的政治化过程的同时，社会组织党建亦需关注组织本体作为微观行动者的能动性应对，如社会组织党建全过程的嵌合式党建及党组织与社会组织间的双向嵌入式党建。进一步，有学者从更为系统、动态的视角来解读社会组织党建模式，如“统纳式”党建强调对党建多重关系、多维功能要素及不同发展周期的关注。

既有研究对社会组织党建涵义、困境及消解对策等多项议题进行了探讨，为多视角地理解社会组织党建提供了有益的启发。遗憾的是，已有成果多立足于政党中心论，缺少对党建过程中社会组织本体发展需求和组织能动的理论关照。国家不可能完全吸纳或管控社会，社会组织的主体性不容忽视。虽然有少数研究关注到党社互动中“社会组织主体性”并倡导组织自主性，但仍未能构建一个较为系统的理论分析框架，对党社互动中社会组织关键自主性变量（如本体行动）的考量欠缺，难以整体性把握当代中国社会组织党建策略行动图景。“双向嵌入”等党建模式虽能意识到社会组织的能动作用，但其观点仍以党的嵌入为基调，对社会组织主动性和积极性关注有所欠缺。基于此，本文引入鉴政治整合理论，整合政党和社会组织两大主体，构建“资源配置—价值融合”分析框架并采用类型学分析范式，据此来确定社会组织党建模式最优解，这不仅对深化中国社会组织党建理论研究有所裨益，对于完善社会组织党建行动策略与工作实践也尤为重要。

（二）分析框架：社会组织党建模式的类型解构

作为一个政治发展学概念，政治整合又称为政治一体化，意指占据优势的政治主体将其他主体有机纳入一个统一中心框架的过程，主要是用于考察国家、政党与社会间的关系。通过政治整合，政党将联合和团结具有共同利益与目标的政治力量，形成协调稳定的相互关系，以实现党的政治目标。“政党社会化”是近代中国发展的重要特征。为了加强对新社会空间的控制与影响、夯实党的执政基础，执政党向新社会空间延伸党的组织网络并加大组织吸纳、嵌入以及联合，把处于分离状态的各种政治力量和社会集团结合进一个统一的政治体系。因此，社会组织党建工作本质上是执政党进行的政治一体化过程，政治整合概念将能为社会组织党建模式的解读提供有益的理论线索。

一方面，政治整合的组织网络与社会组织的主体性。政治整合是不同政治主体与力量间实现合作或结合的过程，由此形成一个共同构筑的组织化网络，在此网络中，社会与国家拥有同样的政治整合的力量。社会组织具有一定的社会功能如民意表达、利益协调、资源动员等，执政党需要发挥其能动性及整合社会的优势，以进一步“释放”执政党的政党功能并夯实党的执政基础。有学者指出，社会组织本身是组织化社会力量的重要载体,能够成为政治整合优化方案的提供者和政治整合过程的主要参与者。与嵌入式党建概念不同，政治整合关注党所持有强大的占优主体地位的同时，亦强调党建过程中社会组织相对独立的角色定位和行动主体，重视党社互动过程中社会组织所具有的能动性及策略性建构。

另一方面，政治整合的基础系统与社会组织的行动机制。基于政治整合理论，除主体共同构筑的组织化网络，资源配置以及文化与价值是实现政治整合的两个重要基础系统，是政治社会一体化进程中不可或缺的行动机制。在政治整合的组织系统中，相比较其它主体（如社会组织），党在资源获取、整合和利用方面优势明显。政治社会一体意味着党将其资源优势面向社会组织的传递，社会组织亦需能动、充分地利用此资源优势来提升其社会服务能力。与此同时，从建构主义视角看，政治整合强调认同对整合的关键作用，通过在结构性整合中引入价值认同，从而影响其他主体的政治行为。因此，社会组织党建工作的行动机制有效性在于能否实现主体间意识形态的整合与融合，当社会组织自身价值观念能投射出党的意识形态时,其将给予党最大程度的信任和最充分的支持。

综上，从政治整合视野看，党社互动中的社会组织是一个相对独立、具有能动性的主体，其中，资源配置和价值融合是社会组织党建过程所呈现的两大行动机制（见图1）。

其一，资源配置。依据资源依赖理论，任何组织的行动过程都会受到外部资源约束，对于规模相对较小的社会组织尤为如此。然而，既有研究偏于强调党政部门与社会组织间因权力和资源不平等而产生的“非对称依赖”，忽视了社会组织亦具有能动性资源配置的能力。换而言之，社会组织党建既依赖来自政党的资源支持，也需要组织自身资源（如党员资源、资金资源）的管理与维持。在政治整合系统，资源配置代表着党社间不同经济社会资源的流动与分配方式，既包括资源的汲取，亦包括资源的赋予。在党向新社会空间“嵌入式”资源传送的同时，作为社会治理网络主体的社会组织也可发挥其资源汲取和配置的自觉性，主动进行内外资源的有机整合与配置，通过资源流动加速组织间互动并打通组织壁垒，以资源助推组织运作。例如，在党建实践中，社会组织既需对其内部党建资源（如党员、经费等）的积累、优化组合与高效利用，又需积极争取和利用外部党建资源、强化党的资源的外部链接，以拓展组织能力建设与成长空间。

其二，价值融合。基于政治整合理论，价值融合意指社会组织在意识形态与文化价值上与执政党维持一致，实现党建思维与社会组织发展思维的融通。社会组织党建最大的特色在于强调党对社会的全面领导，尤其是要通过党建带动和影响社会组织内部成员，使其对党组织与党建形成政治认同、情感认同与心理认同，促进社会组织内部党建文化的渲染以及社会组织与党组织价值观的一致。作为价值整合的基本要求，观念整合是政治主体（如执政党）建构政治客体（如社会组织）基本信念和行动准则的过程，并直接构成党实现核心作用的社会基础。实践中，价值融合主要表现两方面：一是思想融合，即通过教育培训等方式强化内部成员对党的精神和思想的理解与认同；二是业务融合，即将党的精神注入业务发展之中，由此实现党业融合。整体而言，价值融合强调通过意识形态的渲染同时实现党建对组织文化以及个体思想的渗透。

基于政治整合思想下资源配置与价值融合的两维行动机制，本文构建了社会组织党建模式的分析框架（见图2）。具体而言，资源配置和价值融合两维水平差异化的组合将形成四种迥异的社会组织党建模式并由此彰显出差异化的党建行动策略。

第一类是双向整合型，即“资源配置强—价值融合强”党建模式。强资源配置强调社会组织对党组织的积极嵌入，社会组织与党组织之间建构了密切的资源汲取与赋予关系。在不断积累并盘活有限的内部资源的同时，社会组织借助于强大的党的组织网络来实现更为广泛资源的汲取（如服务购买、项目委托、党员发展名额等），在拓展组织成长与发展空间的同时，实现党建对组织业务的“滋养”。强价值融合表明，社会组织党组织能够有效实现党的意识内化于组织成员，并将党的领导和思想贯穿于组织全周期运行（如组织决策、业务活动）之中，以保障组织发展方向的正确性。总体上，双向整合型表明党能够在思想价值和行动资源两维层面进行社会组织发展的有效引领。

第二类是利益聚合型，即“资源配置强—价值融合弱”党建模式。强资源配置强调社会组织能够较好地进行内外各类资源配置、链接与整合，既可让组织内部既有资源服务于组织党建工作，也能够发挥党建引领作用来获取外部资源，从而有效打通组织内外资源流通渠道并实现资源的有效统筹与整合，由此同时满足党组织和社会组织的双重利益。然而，在价值融合不足的背景下，利益聚合型党建工作开展多基于社会组织本体利益出发，有所忽视价值观念层面的政治整合，如表现出内部成员政治信仰不足、党建认知偏差问题，从而导致党组织无法深度嵌入到社会组织内部治理之中，党建无法与业务深度融合并引领社会组织健康的发展。

第三类为认同缔结型，即“资源配置弱—价值融合强”党建模式。与利益聚合型相反，认同缔结型能够较好地实现党社间价值观念的有机融合，社会组织成员党性好且持有较高的党组织认同度，思想自觉引领行动自觉的特征凸显。在实践中，一些发展初期的社会组织通过自发开展政治与思想教育来将组织宗旨和使命内化于组织成员，由此提升组织成员对执政党的价值认同，并通过政治价值的匹配来试图与党组织对话，以获取被党政部门的注意力。然而，该模式下社会组织内部资源基础薄弱（如缺少专业的党务干部），未能从外部有效嵌入强大的党组织体系并实现外部资源的有效汲取。于是，党建资源配置力不足的限制一定程度抑制了社会组织党建工作创新力，在党建引领社会服务和参与社区治理等方面亦力不从心，无法充分发挥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

第四类是互动失调型，即“资源配置弱—价值融合弱”党建模式。这类组织游离于党建之外，其能力与意志均无法支持其开展党建活动。换而言之，此类社会组织既无法在价值观念上建构起对党组织的认同，在人力、资金及工作阵地等多维层面亦面临内源性的党建资源约束，未能有机嵌入于党的政治网络之中并进行组织发展所需资源的整合。通常，互动失调型社会组织党建工作多停留于“建党”阶段并倾向于开展“痕迹式”党建，党业“两张皮”现象与“组织空转”特征明显。

相比较单案例研究，多案例研究遵循复制逻辑，通过复制的方式支持结论并提高分析效度，从而在理论上获取更为普适性和可验证的结果。为此，基于前文理论层面对社会组织党建的模式划分，本文借助四家社会组织样本进行案例比较，以有效辨析社会组织党建模式差异，并增强结论的稳健性。自21世纪初，上海市开始大力推动社会组织党的建设，社会组织党建工作有一定先进性，能够为我国社会组织领域党建工作提供相应的参照和示范。鉴于组织发展情境及类型的差异等因素给党建模式对比研究带来的边际影响，本文选取了同一地区即上海市且生发于社区的四家社会服务机构，通过实地调研及深度访谈（社会组织负责人及所在区域党委负责人）来获得一手资料并结合公开渠道对资料进行补充。

（一）双向整合型党建典型案例

A养老服务发展中心（简称“A中心”）成立于2008年，以促进社区老年人身心健康为基本目标，业务范围涵盖老年人生活照料、精神慰藉和康复服务，于2015年被评为5A级社会组织。在资源配置方面，A中心通过党建引领实现多类党建资源的积累与盘活。通常，作为最优秀的人力资源和党建资源，党员是实现党建引领社会组织发展最为根本的资源保障。目前，该中心有7名组织关系在册党员，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凸显，在疫情封控、节假日等非全员在岗时期主动承担所有工作（如为老人送水送饭、独居老人关怀等）；持续加强组织支部建设，将组织建设延伸至街镇层面（即在社区建立项目点网络），畅通了组织党建资源向外流转通道，从而借助于支部战斗堡垒作用来为社区服务对象提供更便捷、多元的服务（如为独居老人提供健康检测、空调清洗等上门服务）。随着服务对象认可度的增进，A中心基层党组织影响力及机构形象不断提升，由此实现基于社会合法性来提升党政体系信任资源的党建工作逻辑。随着组织党建活动及专业服务的有效开展，A中心陆续获得了地方民政部门、妇联及街道党委等的多项服务购买，业务资源不断拓展；获得上级党组织在党员发展名额的倾斜（数年间获得三名党员发展资格），以吸纳优秀人才资源为组织持续发展提供保证。

在价值融合方面，A中心积极营造了浓厚的党建氛围，探索运用党建思维引领组织业务。作为资深党员，中心负责人深知党建引领对社会组织的重要性，树立“一名党员一个岗位一面旗帜”的党业融合价值导向，有效引领党员骨干在各自工作岗位上发挥好模范作用。该负责人指出，“你代表着我们A中心党支部一言一行一举一动，代表着A中心党员的思想，所以任何事都要以党员的模范示范作用来要求自己”（访谈记录：20220715HBS）。同时，A中心积极营造内部价值共享与学习机制，以提升组织成员党性。例如，老党员采用“传帮带”方式向年轻党员传输党建知识，强化了年轻党员党的认知与忠诚度；年轻党员凭借其活跃且前沿的思想，积极建言献策并由此增强了党组织的活力。随着党性的强化，组织成员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不断增强，意识形态层面上组织成员行动的自觉性与正确性进一步凸显，组织非党员干部员工亦对党组织心向往之。

（二）利益聚合型党建典型案例

B社工师事务所（简称“B事务所”）成立于2012年，是一家致力于助残公益事业服务的社会组织，依托政府采购、公益招投标、创投和福彩基金等平台开展残障人士服务工作。B事务所建有独立的党支部，在册有6名党员且均为业务骨干，党建引领业务发展的人员基础与工作资源较为厚实。例如，在新冠病毒防控期间，B事务所党组织动员所有党员参加防疫抗疫工作并着力解决当地残障人士生活保障问题，进一步拉近了组织与社区居民群众间距离，组织的社会资本不断得以积累。坚实的内部资源为B事务所党建活动开展提供了坚实保障，而有效的党建活动则进一步帮助组织向外汲取和拓展更为丰富的党建资源和组织发展资源。鉴于党建工作的良好成效，B事务所得到街道领导的充分认可并在党员发展名额方面获得倾斜，组织战斗力得以壮大；凭借党群关系密切优势，在社区服务中让党员带头与居民沟通，通过党组织对社区场域的有效嵌入来推进社区服务的开展；借助于区域化党建平台来开展党建联建，与街道党群中心、残联及辖区企事业单位等建立广泛的组织联络，基于党建关系来拓展业务资源，搭建了社区残障人士服务的资源地图，活动推进的社会协同化特征不断彰显。

当然，在资源赋能组织党建工作和业务发展的同时，B事务所在价值融合方面表现有所欠缺。机构负责人虽意识到党建的重要性，但存有党建认知偏差，“业务为主、党建为辅”的思想仍存，认为过多的党建活动会对业务工作产生资源的“挤出”效应。由于党组织对党建工作有较高要求，事务所因担心党建活动占用组织过多时间而产生抵触情绪，致使其党建积极性偏低。与此同时，B事务所目前的重心仍以组织生存和发展为主，对于政治文化建设、内部成员理念和价值观培育则不够重视。“因为我们社会组织主要面临的是生存问题，所以可能大量的精力都在工作当中（访谈编号：20220715LA）。”并且，该事务所的组织成员流动性强，党员身份给个人职业发展发展带来的优势凸显不足且缺少相应的教育培训，一些党员骨干的政治意识有所淡薄、党性意识有所不足。于是，B事务所在党建工作创新方面有所不力，党建活动形式单调且内容枯燥，甚至开展了一些“盆景式”、被动式的党员教育与学习活动。

（三）认同缔结型党建典型案例

C社区服务中心（简称“C服务社”）成立于2019年，是一家年轻的专注于社区文化培训的社会组织，共有3名专职人员。目前，该组织仅有1名为党员（即组织负责人）。虽然C服务社因党员人数不足而未能成立党支部，但组织负责人本身是资深党员，深知党建对组织发展的重要性，具有强烈的党建积极性。

在资源配置方面，C服务社积极探索借助党建契机来汲取外部资源的可能，但受到党组织规模及未能成立实体党组织的限制，难以维持党建与业务资源的双向流通与流转。一方面，服务社规模较小,内部资源输出受阻。服务社采用“专职人员+志愿者+外部智囊”模式，将党建培训融入社区文化培训业务中，帮助培训对象了解“何为党建”“如何党建”，组织行动专业性特征突出并凭此获得了政府部门一些服务购买项目。然而，限于专职人员数量少和兼职人员参与度不足的限制，服务社难以保证党建培训服务供给的稳定性与可持续性。另一方面,党建活动开展不足，外部党建资源汲取受限。由于党员人数不足以未成立党支部,服务社难以享受到党建相关政策优惠与扶持，参与区域间党建联建活动受限，党建引领的协同机制亦难以形成，由此影响了其党建资源的整合能力。目前C服务社党建资源主要源于基层政府部门党建培训的购买服务项目,阻碍了党建与业务共同发展的步伐。

在价值融合层面，C服务社负责人对社会组织党建有独特的见解。负责人始终对社会组织党建有独特的认知，强调党建始终要围绕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贯彻落实、党的基础知识的普及、党的思想深入以及党员思想觉悟提高。即使是党建要与业务进行融合，也要在活动设计上始终围绕着党建基础知识、党的根本宗旨开展，延伸活动也要围绕着红色教育、党员义务承担等主题，而非简单的召集党员展开活动，亦或以党建之名，行普通社区服务之实。“我个人认为，既然叫党建，要与普通活动有所区别，或者说在活动当中，渗透和深入党的思想的东西要多一些才行。（访谈记录：20220714ZT）”。此外，组织理事会成员多为资深党员，熟知党建如何做到规范化以及如何在建立党支部后将党的思想与自身的业务活动贯穿融合，有效提升了党建专业性。 

（四）互动失调型党建典型案例

D调解工作室（下称“D工作室”）成立于2013年，是上级党委重点打造的“名师工作室”。该工作室的业务内容包括直接参与调解工作及通过专题授课、案例分享、实地参访等实现“授人以渔”，以全面提升基层工作人员对矛盾纠纷事项的处理能力，构建和谐的社区氛围。D工作室负责人退休前长期从事基层调解工作，具有丰富经验，曾被评为“全国模范人民调解员”。同时，作为一名资深党员，D工作室负责人深谙党建之道，在组织成立初期便吸纳了两名党员，为组织党建工作的开展奠定了深厚的基础。

在资源配置方面，工作室深厚的党建资源并未得到有效利用和整合。作为上级党委一手推动成立的社会组织和党建引领“家门口服务体系”建设工作的重要一环，深厚的党建背景赋予了D工作室较强的党建与业务资源汲取能力。在工作实践中，负责人带领其团队在复杂的基层调解工作中摸索规律、总结经验并不断创新，组织得以不断发展和壮大。然而，随着业务工作的顺利开展，党建活动并同步得到有效推进，党员数量不增反减，迄今仅剩两名党员。“他本来三个党员，后来就变成两个了，在没有新的人进来的情况下，按照规定，没有三个人肯定不能成立党支部的，所以像这样的党支部就撤销了。（访谈编号：20220627JYJD）”。不难发现，在D工作室的工作实践中，强大的党建基础为其业务工作的开展提供了良好的支持，但工作室党建工作的开展却并未随着业务壮大而同步推进，存在党建资源向业务领域转移的单向流动，呈现出明显的“重业务，轻党建”现象。

在价值融合方面，D工作室对党建工作的关注与组织成员党性意识的培养明显缺失。其一，负责人意识偏移，忽视党建工作。D工作室与A中心的组织负责人背景极为相似，均在各自业务领域耕耘多年且为资深党员，但两者的差异在于，A中心负责人将党建与组织业务开展视为同等重要的发展战略并树立了党建引领业务发展的工作思维，D工作室负责人则更加关注与业务休戚相关的调解与培训工作，对党建工作的注意力配置明显不足。其二，组织成员被动参与，加剧了内部的党建漠视现象。S工作室的党员仅被动参与上级党委安排的党建培训、党建联建等活动，忽视了自身党性意识的主动培养。随着一名党员的离职，工作室党支部被撤销，党员教育和学习活动的系统性和规范性进一步下降，普通工作成员也更加漠视党建工作。于是，D工作室内部党建观念建构与氛围营造缺位，组织党建工作陷入恶性循环， “非活性”“真空型”的党建工作特征日益凸显。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探索加强新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新就业群体党的建设有效途径”。对于作为新社会空间的社会组织，有效的党建工作不能仅从国家和党的吸纳或单向度嵌入来进行发力，微观社会组织的行动维度亦是构建高质量社会组织党建模式不可或缺的重要元素。为此，结合现有文献并借助政治整合理论，本研究构建了“资源配置—价值融合”社会组织党建模式分析框架并划分为双向整合型、利益聚合型、认同缔结型以及互动失调型等四种模式，其中，双向整合型是新时代社会组织党建模式的理想状态。

本研究的边际贡献在于：其一，以微观社会组织的本体行动为切入点，深入探讨了多样化的社会组织党建模式图景，弥补了现有研究在关注较为宏大的党社关系而往往忽视社会组织主动行动的不足；其二，引入政治整合理论并采用“自下而上”的分析方法，探讨了社会组织党建行为策略的不同组合及相应的党建模式，弥补了社会组织传统党建分析视角的局限（如嵌入式理论），进一步拓展了社会组织党建的理论研究领域。

本研究的实践启示在于：社会组织需在资源配置与价值融合两方面同时发力，以推进组织高质量党建并以此来推动组织高质量发展。一方面，优化资源配置，实现组织发展创新。当前，我国众多社会组织面临着资源短缺的挑战，尤其是在政社分开的大背景下，社会组织更难以依赖政府部门的单向“输血”。在“政退党进”的社会情境下，社会组织应另辟蹊径，主动借助党建来搭建组织发展所需的资源通道。实践中，社会组织应充分激活党员资源在党建和组织发展中的主体作用，选优配强领导班子，深化“双向进入、交叉任职”以党员骨干作为推动党业融合的载体；积极地把握党建联建契机和区域化党建网络，帮助组织构建更为紧密和广泛的网络关系及资源获取渠道；建立社会动员机制以多渠道筹措经费，探索与其他社会组织联合探索设立党建基金或党建互助基金，链接社区基金会为社会组织党建经费新渠。另一方面，强化价值融合，促进组织认知内化渗透。党领导一切的价值形态塑造与社会认同，构成了社会组织党建工作的精神核心和基本准则。社会组织需提升管理层对党建工作的认识，在组织治理结构中全面推行党组织负责人与组织负责人兼任的制度，以加速党建与业务的融合；通过内部宣传与信念教育来形塑组织党建氛围，加强组织党员及成员对党的思想内涵、方针政策的理解，完成观念的组织内化；以党建思想指导业务方向，强化党建对组织活动的指导作用，将党建元素有机融入组织的业务活动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