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民间文艺自古以来发挥着劝善规过、化育民风的教育功能，但是在正统教育中很难有立足空间。“五四”时期，早期马克思主义者运用马克思主义学说分析儿童教育问题，大力倡导顺应儿童身心发展的“儿童本位教育”，探索运用民间文艺形式呈现教育内容。大革命失败后到抗战时期，革命根据地儿童教育通过国文教材、音乐教学、课外读物、课外活动等路径，使民间文艺的教育功能得到了充分发挥。儿童教育运用民间文艺形式不仅有利于发展语文能力，更在于借助这种儿童喜闻乐见的话语方式传播革命真理、熔铸民族认同、塑造党的形象、激发斗争意志、普及生产知识，这是马克思主义教育原理同中国社会实际、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生动实践。关键词：革命根据地；儿童教育；民间文学；缘起；路径；价值中图分类号：I207.7；G529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3492（2024）10-0062-12
民间文艺是人民群众创作和欣赏的文艺，通常包括歌谣、传说、寓言、戏曲、谚语等民间文学种类以及民间音乐、民间美术、民间舞蹈等类型。作为民族文化的根脉，民间文艺尤其是其中的民间文学富含哲理、通俗易懂，自古以来就发挥着劝善规过、化育民风的教育功能。钟敬文认为民间文学所发挥的教育功能“使人惊异”：“一则神话，可以坚固全团体的协同心；一首歌谣，能唤起大部分人的美感；一句谚语，能阻止许多人的犯罪行为”。可是在中国传统“崇雅贬俗”的文化语境中，正统教育内容被儒家经典所垄断，民间文艺很难有立足空间，其教育功能发挥的范围只限于底层民众。“五四”后，随着马克思主义的传入以及中国共产党的创立，早期共产党人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通俗化传播同中国社会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探索运用群众喜闻乐见的民间文艺形式表达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民间文艺在传播革命真理、提高民众觉悟、进行战争动员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其教育价值则在革命根据地的儿童教育实践中得到了充分体现和深入开掘。目前关于革命根据地儿童教育运用民间文艺的问题尚未引起足够关注，本文试图从逻辑缘起、实践路径、价值意蕴这三方面对革命根据地儿童教育运用民间文艺形式的问题进行考察，以此感悟中国共产党借用民间文艺发展儿童教育的初心使命和政治智慧。
儿童是国家的未来，民族的希望，儿童教育就是缔造未来、建构希望的奠基性工程。中国共产党自创立以来就把儿童教育作为革命事业的重要部分，探索运用歌谣、故事、传说、戏曲等民间文艺形式呈现儿童教育内容，民间文艺成为革命根据地儿童教育的重要载体。当然，革命根据地借用民间文艺发展儿童教育并非无源之水，而是有着深刻的理论渊源和坚实的实践基础。（一）运用马克思主义学说分析中国儿童教育问题的理论自觉儿童教育是整个教育的基础。但是在中国历史上，儿童并没有被当做真正意义上的“儿童”来看待，而是被看作“成人的预备”或“缩小的成人”，这是一种典型的“成人本位”儿童观。受这种儿童观支配，孩童一进学堂接受的便是四书五经、三纲五常等成人化的东西，其结果不仅使儿童丧失了本该拥有的幻想世界与精神乐园，也使他们变得唯唯诺诺、低眉顺眼甚至呆滞、“死相”（鲁迅语）。近代以来，面对空前严峻的民族危机，如何塑造“新人”成为救亡图存的核心话题，儿童教育方才引起有识之士的热切关注。梁启超发出了“人生百年，立于幼学”的呼声。有先觉者已认识到：“今日救亡之道，莫急于教育国民，而教育国民，莫急于初等小学。”商务印书馆1904年发行的《最新初等小学国文教科书》出现了儿童喜爱的《采菱歌》《春日谣》等民间文学体裁课文。不过总体上看，清末民初的儿童教育仍以成人化的内容为主，教材的编写、教法的运用均没有顾及儿童的需要。“五四”时期，随着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早期马克思主义者运用“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人的解放”等学说来思考、分析中国的儿童教育问题，批判传统文化中的“成人本位”观念，大力倡导顺应儿童的身心发展规律的“儿童本位教育”。如陈独秀针对传统教育机械灌输、被动接受的弊端，强调“教育童子，总要顺着他的性情才好”。他极力推崇杜威的儿童中心教育，认为“新教育”完全是“启发”的意味，主张教育者“虚心去研究儿童心理，注重受教育者之反应”。李大钊站在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高度呼吁保障儿童的受教育权，倡导在尊重儿童天性的基础上实施“早期教育”，认为“儿童的教育宜随着儿童知力的曙光以俱进”。沈雁冰批判过去的教育中学生“实为被动”，认为今后教育学生应当“必求自主”。在他看来，教养儿童“是关系中国前途命脉的事”，为此他从利用儿童健康成长的角度“主张立刻实行儿童公育”。恽代英则从马克思关于人的全面发展、自由发展立场出发倡导“儿童公育”，推崇“自然教育”，主张“每以游戏或他种有兴趣之事为方法，务诱致儿童”。这些表明，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已认识到要改变中国积贫积弱、落后挨打的命运，必须通过实施“儿童本位”教育来造就大量的“新青年”“新国民”。他们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分析中国的儿童教育问题，不仅有力促成了“五四”时儿童的“发现”，也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传统教育的现代变革进程。（二）落实儿童本位教育理念、编写小学国语教材的客观需要如何落实“儿童本位教育”理念，小学国文教育起了主渠道作用。为了响应新文化运动，“五四”先驱主要从形式与内容方面对国文教育进行了系统变革。形式方面，他们意识到文言文难以抵达儿童的心灵世界，只有用白话文才能唤醒他们的感觉、情感和想象力、表达力。在他们的极力呼吁下，北洋政府教育部最终迫于形势压力于1920年将“国文”改为“国语”，在小学国文教学中推行白话文，这为推动“儿童本位”教育扫清了形式上的障碍。但是内容层面的改革却迟迟难以推动，主要原因是没有适合儿童的国语教材。原来四书五经、圣贤文章不能再教了，而白话文又处于草创阶段，小学国语教材一时很难走出“成人本位”的泥淖。教育家吴研因当时抱怨推行白话文教学之初，小学教材内容“还是偏重于成人方面”。这种情况下，备受儿童喜爱的儿童文学开始进入国语教材的编选视野，作为儿童文学重要来源的民间文学从此步入国文教育的大雅之堂。如教育家严既澄就提出，要实行“真正的儿童教育，当首先着重这儿童文学”。周作人认定“儿童的文学”便是“小学校里的文学”。他们所谓的“儿童的文学”包括歌谣、寓言、童话、故事、传说、戏曲等以少年儿童为主要阅读对象的各类民间文学作品。不过“五四”时的儿童文学创作尚处于起步阶段，从古典读物中改编的数量又不多，所以除了翻译国外儿童文学外，当时的儿童文学“几乎都是通过采风所得的民间口头创作，诸如童话、神话、童谣（儿歌）、故事、传说等”。这意味着整理、改编童谣、儿歌、传说等民间文学作品成了早期儿童文学创作的重要方式，“儿童文学”在当时很大程度就指“民间文学”。此后“新学制”的小学国语课程“就把‘儿童的文学’做了中心”，各书坊出版的国语教科书也以“儿童文学”为主体，采入了童话、寓言、故事、传说、民歌等民间文学体裁。需要指出的是，“五四”时儿童文学、民间文学进入儿童教育，这和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极力倡导和身体力行密不可分。当时陈独秀提出“‘儿童文学’应该是儿童问题之一”，在他看来，“歌词不可文雅”的通俗化、口语化民间歌谣是发育儿童美感、想象的理想教材。恽代英认为国文教育可以选用民间文学材料，即便历史、地理等科目的学习“亦可利用诗歌谣谚为无形之灌注”。李大钊别出心裁地让子女在学唱民歌中接受革命思想陶冶，他还指导邓中夏等人发起以增进乡民、儿童智识为宗旨的“平民教育讲演团”，其中讲演内容大多取自民间文学素材。郭沫若认为无论采用歌谣、童谣、剧曲哪种形式，儿童文学的提倡“最是起死回春的特效药，不独职司儿童教育者所当注意，举凡一切文化运动家都应当别具只眼以相看待”。沈雁冰主张儿童文学是“发展儿童们的趣味和志向的”，为此他在上海商务印书馆工作期间改编了27篇童话，其中有很多属于民间故事、民间寓言。正是在思想文化界的极力倡导下，包含大量民间文学在内的“儿童文学”成了教育界、文学界和出版界“最时髦、最新鲜、兴高采烈、提倡鼓吹”的新生事物。（三）播撒革命火种、塑造无产阶级事业“新人”的必然选择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国民党疯狂镇压、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中国国内政局急剧逆转。蒋介石为了稳固其统治实施“读经尊孔”的奴化教育，试图将少年儿童驯化成为不犯上作乱的“小顺民”。包含大量民间文学在内的小学国语教材成为国民党人士鼓吹“读经尊孔”运动的口实，他们抨击那些含有拟人化动物形象的儿童文学、民间文学为“鸟言兽语”，声称小学课本中“狗说”“猪说”“鸭子说”等“鸟言兽语”充溢行间必会“制造大多数无形之共党”，故“切宜焚毁”。随后民国政府教育部下令查禁“鸟言兽语”教材，民间文学在国统区国文教育中的处境变得相当艰难。面对反动统治的血雨腥风，中国共产党探索出了在农村创建根据地、进行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道路。民间文艺不仅在革命根据地的儿童教育中得到得充分运用，其宣传教育功能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挥。究其原因，首先，得益于早期共产党人注重利用歌谣、戏曲等民间文艺形式宣传革命思想、教育发动群众。早在1922年，李立三、刘少奇等共产党人在领导安源工人运动时就通过改编民间歌谣等方式向工人灌输马列主义。1927年土地革命兴起后，为了发动更多的群众参加革命，山歌、小调、戏曲、快板、版画等民间文艺形式成了宣传革命思想、唤醒劳苦大众的主要载体。1928年7月，党中央制定的《宣传工作的目前任务》提出要“注意程度浅劣的工农，最好编成歌谣韵语”。1929年，毛泽东亲自起草了一份92行的歌谣体布告，而在起草古田会议决议时他又要求“征集并编制表现各种群众情绪的革命歌谣”。1934年，瞿秋白主持苏区文化教育工作后也极为重视民间文学的宣传教育功能，强调“通俗的歌词对群众教育作用大，没有人写谱就照民歌曲谱填词”，意思是要在保留原有民歌曲调的基础上根据需要赋予旧形式以新的内容。为此他还亲自借鉴本地山歌创作了《苏维埃歌》《十月革命调》等歌谣，后来张闻天、李伯钊、张鼎丞、邓子恢、任弼时、阮山等革命工作者以及很多群众也纷纷加入搜集与改编歌谣的行列，邓子恢、阮山还因创作的歌谣深入人心而被誉为“山歌部长”。其次，早期共产党人站在培养无产阶级“新人”的高度发展儿童教育，探索运用民间文艺形式呈现儿童教育内容。中央苏区创建后，苏维埃政府颁布了一系列方针政策，实施免费的义务教育，各地纷纷建立列宁小学、变革教育内容、改进授课方式、重新编写教材。1934年4月，苏区教育人民委员部颁布了由瞿秋白亲自主持制定的《小学课程教则大纲》，规定教授方法要遵循“从具体到抽象”的原则：“必须注意到韵文（山歌、儿歌、诗)及儿童戏剧，故事等材料，这些教材都合于‘从具体到抽象’的原则。”在瞿秋白看来，民间文学易于理解、传唱、记诵，因而是绝好的教育材料，为此他号召教育工作者搜集歌谣、故事、戏曲等改编儿童教材。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动员一切力量进行抗战成为党的中心工作。如何唤醒儿童的抗战意识，将饱受战乱之苦的“小难民”塑造成英勇抗敌的“小战士”，学校教育发挥了重要作用。为落实“抗战第一”的大政方针，毛泽东提出“实行以抗日救国为目标的新制度、新课程”。陕甘宁边区政府颁布的《陕甘宁边区小学法》提出，“发展儿童的身心，培养他们的民族意识，革命精神及抗战建国所需要的基本知识技能”。具体到教育方法，毛泽东在1938年号召通过识字、戏剧、歌咏等运动，提高群众的政治水平与民族觉悟。1939年，党中央发出《中央关于宣传教育工作的指示》，提出要注意宣传鼓动工作的通俗化、大众化和民族化，强调“特别注意于戏剧歌咏等的活动”。一些抗日根据地甚至提出要动员民间艺人从事教育工作，理由是民间艺人最熟悉群众喜闻乐见的艺术，所以“成为今新教育工作的重要桥梁”，而国语课程则要围绕抗战、生产等内容“采用当地民歌、民谣、小调”等形式进行教学。这表明，面对全面抗战的新形势、新任务，儿童教育需要开创一种适合抗战需要且能有效激发儿童抗战意识和民族自尊心的全新教育模式。而抗日根据地群众文化程度偏低、教育资源严重短缺的实际决定了这种教育最好从儿童喜闻乐见的民间文艺资源中挖掘材料，歌谣、故事、戏曲等民间艺术的宣传教育功能被发挥到了极致，其在儿童教育方面的运用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和拓展。
作为群众性创作，民间文艺具有鲜明的人民属性和生活属性，通俗易懂、生动活泼、分布广泛、易于传唱是其显著优势。因此运用民间文艺形式既可以将儿童教育内容演绎得通俗生动，令儿童喜闻乐见，也能有效突破材料上的限制而做到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大体上看，革命根据地儿童教育对民间文艺的运用形成了以国文课堂为主阵地、国文教材为主渠道，音乐教学、课外读物、课外活动等为辅助、为补充的多样化实践路径。教材是教学的基本依据，也是落实根据地儿童教育方针的有力抓手和重要载体。为落实“以儿童为中心”的教育理念，安源路矿工会教育股早在1924年就编写了《小学国语教科书》，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编写的首套启蒙国文教材。教材不仅出现了《劳动歌》《好与坏》《捕虎记》等反对阶级压迫、歌颂劳动人民伟大的歌谣、寓言和传说，语言上也生动活泼且易于记诵、便于传唱。苏维埃政权稳固后，各地先后编出了《列宁小学国语读本》《红孩儿读本》《儿童课本》《红军儿童课本》《列宁初级小学国语》《列宁高级小学国语》《共产儿童读本》等儿童教材。其中《共产儿童读本》是由苏区教育部牵头，徐特立等组织编写的首套国语教材，开创了中国共产党统编国文教材的先河。从体裁上看，苏区儿童教材已大量采用山歌、顺口溜、故事、戏曲、谜语等民间文学体裁呈现教学内容。其中高年级教材多采用故事体，如《共产儿童读本》第6册共32篇，仅故事占全册数量的25%左右。低年级多采用童谣、儿歌、顺口溜、谜语等形式，如《列宁初级小学校适用国语读本》第2册第2课《新书好》就是采用大众喜闻乐见的“顺口溜”（也称“时政谣”）：“新书好！新书好！歌谣多，谜语巧！革命意义真不少。”再从语言看，这些教材采用通俗、明快、简洁的口语，善用传统的三字经、四字经以及对话体、问答体等表述方式，力求增强行文造句的音韵性和趣味性。如《红孩儿读本》第十三课：“跑！跑！跑！向前跑！跑到共产社会几多好，无阶级，无界限，金钱呢？不用了，战争呢？没有了。工农们！自由平等，快乐逍遥！”这样的语言不仅读起来顺口，听起来悦耳，而且节奏感、趣味性强，儿童在轻松愉悦的学习中受到了很好的思想教育。抗战时期，为落实战时儿童教育方针，边区政府几次组织人力编写、修订教材。如1938年出版了由辛安亭、董纯才等编写的《初小国语》，但因暴露出“三句不离抗日”的偏颇，他们从1940年开始对教材进行了修订，适当增加了生产劳动、科学常识等方面内容，并且很多课文采用歌谣、故事体编写。后来随着延安整风运动的开展以及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召开，毛泽东批评文艺工作者脱离群众，不喜爱民歌、民间故事等“萌芽状态的文艺”，提出文艺要为人民大众、为工农兵服务的原则。教育工作者认识到儿童教材既要突出通俗化、趣味化的原则，又要站在人民大众的立场编写出符合儿童生活的教材。于是1946年修订完成的教材体除了歌颂革命领袖、人民军队、党的政策等外，大部分课文是直接反映农村生产生活的。从形式看，这套教材广泛采用歌谣、故事、寓言、谜语、谚语、顺口溜、曲艺等民间文艺形式编写而成，语言上也较为口语化、通俗化。不过抗战时期物资奇缺、条件简陋，统编教材经常无法足量供应，很多学校就用自编教材作为补充。如甘肃陇东地区的南梁小学国文教材就是结合革命斗争、生产生活实际，采用“新三字经”、民歌、顺口溜等形式由教师自己编写而成，像“南梁来了刘志丹，领导我们把身翻”等都是比较流行的民间歌谣。除了教材，很多儿童报刊、课外读物也将民间文学作为重要的编选材料。1933年，苏区第一份儿童刊物《时刻准备着》在瑞金创刊，设有“民歌”“民谣”“故事”“童话”“谜语”等民间文艺栏目，其创刊号的“识字”栏就配了首教写“狗”字的儿歌：“狗儿汪汪叫，见了主人跳两跳；国民党也像一条狗，见了帝国主义就把尾巴摇一摇。”由于该刊物内容通俗易懂、生动有趣，最高时发行量达到1万份，后被苏区教育部门指定为儿童必读刊物，对提高苏区儿童的文化水平尤其是培养共产主义思想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抗战时期战火纷飞，但边区政府仍旧克服重重困难创办了《边区儿童》《青年与儿童》《新少年》《西北儿童》《新儿童》《华中少年》等儿童刊物。这些刊物内容上以宣传抗日救国为主，形式上多采用故事、歌谣、童话、谜语、戏曲、绘画等儿童喜闻乐见的民间艺术形式。如《边区儿童》近一半的篇幅刊登歌谣、小说、故事、图画、笑话、谜语，其中围绕“九·一八”“七·七”等重大事件“就刊出了小调十多篇”。当时许多儿童读物也选入了大量民间文学体裁，如延安出版的第一本儿童读物是刘御的《新歌谣》，书中的儿歌、小诗都是用民间流行的歌谣来表现儿童生活与愿望的。青年范政编写出版了包括《儿童抗战故事》《儿童抗战歌谣》以及儿童短剧、儿童谜语等在内的《儿童抗战小全书》，在根据地儿童中产生了很大影响。山东沂南的苗得雨在十多岁时就用歌谣、顺口溜、快板、小调等形式创作了《参军》《支援前线》《旱苗得雨》等深受儿童喜爱的作品，被誉为根据地的“孩子诗人”。民间文艺中很多是用来“传唱”的，因此作为“副课”的音乐课成为民间文艺进入儿童教育的又一重要渠道。1921年至1922年，农民运动先驱彭湃在家乡海陆丰发动农民运动时，率先编写了《劳动节歌》《田仔骂田公》等歌谣并教给中小学生以及牧童传唱。土地革命时期，为了配合党的中心工作，苏区的列宁小学十分重视少年儿童的音乐教育，普遍开设有教唱革命歌曲的“游艺课”。这些歌曲大多利用当地的山歌小调、戏曲曲牌来填词，内容上则以反映儿童参加革命斗争为主。如《共产儿童团歌》：“帝国主义者，军阀资本家，我们的精神使他们害怕。快团结起来，时刻准备着！打帝帝打打，帝打打帝帝打打。”歌曲不仅生动表达出苏区儿童的革命心声，也在反复的传唱中将革命的种子播撒在千千万万儿童的心田。进入抗战时期，教唱革命歌曲成为唤醒儿童民族觉悟、激发抗战意识的重要方式，音乐教育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如浙东根据地要求音乐课要增加“新编的笃调、小调”等民间音乐，减少普通歌曲的比重。很多教师也主张音乐课要“多利用民歌、小调、眉户、道情来填制新词”，据他们介绍，安塞县女子小学用花鼓调编了《赶庙会》宣传卫生知识，县第一保小编的《大家庭》《纺线线》《打芥蛹》《小老鼠》和马家沟民小编的《交公粮》《卫生歌》等都是深受孩子们喜爱的歌曲。他们有时还将故事编成快板以“转换学生的口味”，如用《一只狼》的故事编成快板并配以舞蹈，不仅孩子们感到新鲜，还能有效纠正部分孩子齿音不清的毛病。但是由于战争的破坏，很多学校并没有固定的音乐教材，往往通过教唱自编的歌谣、戏曲等方式进行国难教育。如《解放日报》在介绍小学教导主任马守韩时说，该同志虽然不懂得歌谱子，但却熟悉许多陕北小调，因此他搜集到《骑白马挂洋枪杆》的全家福、《刘志丹调》的好消息、《打黄羊调》的收获歌等教学生唱，受到了学生和当地群众的热烈欢迎。儿童教育固然离不开课堂教学这个主渠道，但也需要依托各种课外组织进行“组织化培养”。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个人只有在集体中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因此党在创立之初十分重视儿童组织建设，首个“红色”儿童组织“安源儿童团”就创建于1922年安源工人运动时期。土地革命时期，越来越多的儿童加入到红色儿童组织，农村少年先锋队、童子团的规模在1930年达到了160万人。除了站岗放哨、传递情报，他们更多通过表演民间文艺活动以及演讲、贴标语、发传单、办墙报等形式宣扬革命理念，激发群众斗志。据载，1930年10月龙岩县第二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开幕时，县第二列宁模范小学演出《月明之夜》《可怜的秋香》《因为你》三种，第一列宁小学演出《瞎子算命》《卖花词》两种，湖邦劳动高小演出《葡萄仙子》。其中《可怜的秋香》是吸收湖南民谣创作的歌舞剧，后来很多红军战士套用该曲创编了《可怜的白军》《白军苦》等瓦解敌军的歌谣。苏区所处的赣南、闽西等地拥有丰富的民间文艺资源，很多剧目、歌谣、故事往往就地取材，这样不仅配合了苏区各项工作，还深受儿童喜爱，尤其在动员儿童参军、壮大红军力量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到了抗日战争时期，儿童团、儿童剧团、歌咏队等组织的规模更为庞大，仅1940年晋察冀根据地的北岳区就有儿童剧团1342个，歌咏队1860个，舞蹈队1102个，宣传队1860个。在这些组织中儿童往往充当成人的“小助手”，扮演各种“小先生”，他们通过沿途宣讲、表演戏剧等方式揭露日军暴行，宣传救亡理念，普及文化常识，深受当地群众喜爱。据山西平定路北高级小学老校长苏宁回忆，学校经常组织学生“自编自演一些话报剧、快板书、歌咏、秧歌舞”等到附近村庄开展文艺宣传，演出的节目有戏剧《送郎参军》《夫妻识字》《白毛女》，快板《交公粮》，歌谣《八路军进行曲》《大刀进行曲》，舞蹈《秧歌舞》《霸王鞭》等，很受当地群众欢迎。此外河南大同县的小学经常组织学生采用“打霸王鞭”的形式，在街头演唱《东方红》《蒋介石十大倒霉》《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等歌谣，表演《兄妹开荒》《小二黑结婚》《血泪仇》等秧歌剧，收到了良好的宣传教育效果。需要指出的是，抗战时期儿童教育对民间文艺形式的运用，不再局限于土地革命时期根据既有民歌曲调填入新词的模式，而是在充分利用“旧形式”的同时创造出了一些新形式、新风格的艺术形态。如“新秧歌剧”就是延安“文艺整风”后，革命文艺工作者和当地群众在陕北传统秧歌剧的基础上创编的新剧种。当时不仅在群众性文艺活动中扮演重要角色，也成为儿童剧团演出的常见剧种。如《盐阜行政公署一九四四年春季初等教育工作指示》提出，“我们须从搞戏剧和扭秧歌舞等运动中，把儿童和学校活跃起来”。再如山西兴县在部队的带领下，很多完小和业余小学都组建了宣传队和秧歌队，演出节目有《兄妹开荒》《兄妹识字》《十二把镰刀》《大家好》《锄奸》和《炸的鬼子上西天》等。这些剧目贯穿着生产、拥军和拥政等主题，一定程度上突破了对旧形式的直接套用，艺术传达上也更具思想性、教育性和趣味性，在宣传革命理念、激发抗日斗志、普及生产常识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革命战争年代，儿童教育不再是单纯地传授知识与技能，它还承担着播撒革命火种、进行战争动员、塑造革命“新人”的时代重任。因此根据地儿童教育对民间文艺形式的运用，其价值不再是一般意义上的知识传播与能力培养，更在于借助歌谣、戏曲、谚语等儿童喜闻乐见的话语方式进行了思想教育和政治动员，使党的声音在错综复杂的岁月和异常贫瘠的区域传得更开、更广、更深入人心。
（一）传播了革命真理
党在新民主主义时期的重要工作是动员广大群众参加革命，这必然要求儿童教育要将灌输革命思想，强化阶级立场作为重要内容，所以教材中揭露阶级对立、阶级统治和旧社会罪恶的课文比比皆是。如安源路矿工人运动时期的《小学国语教科书》选入了用民间说唱艺术“萍乡渔鼓”创编的戏曲《开台戏》：“想我们，青年人，如花之茂；原该要，受教育，不劳得酬。又谁知，资本家，狼心辣手；贪便宜，把我们，大队招收。论工钱，数十文，糊口不够；论时间，十数点，日夜不休。更有那，吃力工，鞭策我做；更有那，危险工，逼上壁头。”这里通过例举年轻劳工悲惨遭遇的方式控诉资本家对工人的无情压榨、残忍剥削，告诉少年儿童只有把“私有财产”制度推翻，他们才有出头之日。再如《共产儿童读本》第四册中的《工人苦》：“上工厂，作苦工，生活情形牛马同，厂主荷包满，工人永远穷。在工厂，苦谁知，筋疲力尽硬撑持。可怜我工人，穷苦直到死。出工厂，喜洋洋，今晚安闲明又忙。明又忙，明又忙，工人欲解放，除了团结别无方。”这里运用对比手法，细致刻画出旧社会的工人受苦受累、饱受压迫的悲惨境遇，揭示工人阶级只有团结起来反抗资本家的奴役才能获得解放。也有不少歌谣采用口号式、呼告式的语言将无产阶级革命理论直接“灌输”给儿童。如有首专供苏区儿童出操时边跑边唱的歌谣《跑步歌》：“共产革命要完成，全靠工农兵。刺杀与冲锋，为着同志兵友们。主义真可信，阶级起斗争，无产阶级要坚决，共产主义要认真。努力前进，各人一切愿牺牲。不怕死，打倒它，军阀资本家，土豪和劣绅，一切反革命。反动统治一切都扫平，主义也实现，共产也完成，全国政权归我们。人人平等乐无穷，大家享太平。”这里围绕革命的主体、原因、对象、方式、结果等问题展开叙述，告诉少年儿童只有打倒军阀资本家、土豪劣绅等一切反动势力，才能迎来“大家享太平”的美好前景。儿童会在反复的传唱中将革命真理“内化于心”，并随着年龄、阅历的增长逐步“外化于行”。
（二）熔铸了民族认同
近代中国饱受欺凌的很大原因在于整个社会一盘散沙，民众对于国家、民族的认同感极低。何况中国又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如何应对亡国灭种的空前危机，必然要求各族儿女凝成一个荣辱与共、生死与共的命运共同体。因此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就将实现民族解放作为奋斗目标，通过多种渠道强化各族群众特别是儿童对于民族国家的认同教育。革命根据地主要通过教材对近代民族灾难、各族儿女共同御辱以及中华民族地理人文知识等书写来唤醒少年儿童的国家民族意识。如安源路矿《小学国语教科书》选入的课文《开台戏》中还有如下唱词：“我中华，鸦片战，败了之后；外国人，拥资本，横行神州。租我土，割我地，瓜分豆剖；霸铁道，夺矿山，不得不休。随后来，设工厂，遍布岸口；用廉价，买劳力，火上添油。”这里通过讲述外国列强瓜分中国给中华民族带来的深重灾难，教育少年儿童要牢记历史、勿忘国耻，团结起来共同抵御外敌入侵。到了抗战初期，为了激发全民族抗敌入侵、守土卫国的意识，小学国语教材中关于抗战话题的课文占据了大多数。如1938年胶东抗日根据地《国防国语》课本第四册第八课《九一八纪念歌》写道：“同胞，同胞：九一八到了，九一八到了！这不抵抗的耻辱的日子，我们要永远牢记！日本的飞机大炮，杀我们无数的同胞，千万里的地方，被敌人白白的拿去了！……我们已经举起抗日的旗号，全国大家的手要紧紧握牢！我们要打倒外敌和汉奸，把九一八的耻辱洗掉，把旧的中华重新改造！”这里出现了“同胞”“握牢”“中华”等字样，意在告诉儿童只有团结一致、共同御敌，才能实现“把旧的中华重新改造”的民族复兴梦想。此外，根据地儿童教育已将通俗的白话文作为“国语”，几乎所有教材都用白话文编写而成。加之民间文艺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其中很多就是多民族、多区域共同创造、共同享有的，因此教材大量采用民间文艺形式无形中强化了根据地儿童对于中华民族的语言认同和文化认同。
（三）塑造了党的形象
党的形象关系到民心向背，更关系到党的生死存亡。革命战争年代，面对国民党对中国共产党形象的肆意破坏和污蔑，如何教育引导广大少年儿童正确认识党的性质、宗旨和路线，对于儿童增进党的理念认同、情感认同具有重要意义。土地革命时期，面对国民党军队的一次次“围剿”，部队“扩红”任务极为紧迫，动员包括少年儿童在内的广大群众报名当红军成了宣传教育的重中之重，因此很多儿童教材都选入了用歌谣等形式编写的歌颂苏维埃政府、歌颂红军的课文。如我们熟知的《八月桂花遍地开》就是金寨县佛堂坳小学校长罗银卿为了庆祝苏维埃政权创建而用民歌“八段锦”的曲调创作而成，它宣告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政权的诞生，唱出了工农群众翻身做主人的豪迈心情。再如中央教育部编的《儿童唱歌集》中有首《当兵就要当红军》：“当兵就要当红军，处处工农来欢迎。当兵就要当红军，协助工农打敌人。当兵就要当红军，退伍下来不愁贫。当兵就要当红军，冲锋杀敌好威风。官长士兵饷一样，没有人来压迫人。买办豪绅和地主，杀他一个不留情。会做工的有工做，会耕田的有田耕。消灭反动国民党，共产革命快完成。”这首歌谣通过例举一个个事实歌颂了红军不怕牺牲的战斗精神，也从另一个侧面刻画出共产党全心全意为百姓谋利益的光辉形象。到了抗战时期，随着形势的发展变化，教科书中出现了许多歌颂共产党和领袖毛泽东的课文。如晋察冀边区《国语课本》第二册第44课《共产党》：“共产党，为人民。平分土地，消灭匪军。领导人民大翻身，打蒋匪，救中国。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再如晋察冀边区《国语课本》第二册第45课《人民领袖毛泽东》：“太阳出来东方红，中国出了个大救星，他给人民出主张，他是我们的指路灯，他教人民做主人，穷人从此不受穷，要问救星是那个，人民的领袖毛泽东。”这些课文大多采用陕北民歌曲调编写，歌词朴素，感情真挚，旋律动听，既唱出了人民群众对共产党以及领袖毛泽东的无比感恩、爱戴之情，也将共产党人为人民谋幸福的“公仆”形象深深镌刻在少年儿童心中。
（四）激发了斗争意志
随着中国共产党走上“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培育斗争精神成了宣传教育工作的重要任务。为了将少年儿童纳入到整个革命斗争序列，借助于民间文艺形式开展国防教育成了根据地儿童教育的重要内容。当然，动员少年儿童参加革命斗争，并不是简单地让儿童扛枪上战场，更多的是让他们从事拥军优属、站岗放哨、传递情报等力所能及的事。如苏区教育部编的《儿童唱歌集》中有首《优待红军》的歌谣：“我们都是小孩，帮助红军砍柴，……帮助红军耕种，……我们拿些东西，送到红军家里，鼓动青年哥哥，莫挂念家庭……”这里聚焦“拥戴红军”主题，抓住儿童的日常生活细节去表现他们拥军报国的初心使命。再如晋察冀边区《抗战时期初小适用国语课本》第二册第十九课《别说我年纪小》：“别说我年纪小，也有枪来也有刀，也上前线杀强盗。别说我年纪小，也站岗来也放哨，也叫汉奸跑不了。别说我年纪小，也募捐来也慰劳，也散传单喊口号。”这首歌谣里的儿童职责明显扩大，体现出抗战时期少年儿童勇往直前、英勇杀敌的家国情怀。也有部分课文将军事知识融入进来，如苏区《国语课本》中的《月光光》：“月光光，月光光，小孩子，上操场，土炸弹，木壳枪，开步走，瞄准放。大家时刻准备着，准备打倒国民党。”这里不仅将军事训练的画面深深印刻在孩子头脑中，也将不怕牺牲、敢于斗争的精神种子埋在了儿童心田。不过更多的则是通过激情澎湃的语言激发儿童的斗争意识，如苏区《共产儿童读本》第六册《胜利的歌声》：“哒哒底，哒哒底，前方来电，红军大胜仗，大家武装上前线，反对享乐在后方，拿起自己的武器，擦白自己的刀枪，快出发莫延长，粉碎敌人围剿，夺取南昌与九江。”这样充满激情的语言配上朗朗上口的韵律很能激发他们的反抗精神和斗争意志，很多儿童正是在这种歌谣的感召下义无反顾地踏上了革命道路。
（五）普及了生产知识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教育起源于劳动，只有将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才能实现人的全面发展。而革命根据地所处的山区大多灾荒频仍、物资匮乏，号召军民开展大规模生产自救成了宣传教育工作的又一重要任务，为此根据地儿童教育还出现了很多反映科学知识、生产劳动和日常生活内容的课文。这些课文大多套用歌谣、谚语形式改编而成，既普及了科学文化、生产劳动知识，也潜移默化地改变了儿童的生活习惯，增进了他们对科学现象、生产劳动的认识。如《共产儿童读本》第一册第20、21课以发问的形式引导儿童破除迷信思想：“木菩萨怕火，泥菩萨怕水，纸菩萨怕火又怕水。菩萨，菩萨，你有什么灵呢？有口不会说，有手不会做，有足不会走，有耳有眼不会听看。菩萨，菩萨，你有什么用呢？”算盘是农村常用的计算工具，为了普及珠算知识，有教师用甘肃陇东的“刘志丹调”将抽象繁难的珠算口诀编成通俗的歌诀让孩子记诵：“一、商数定位怎么样？只把除数看端详。整数几位要数清，商数向左移几档，移呀移几档。二、除数若是纯小数，只把首位看清楚，首位若是十分位，商数仍在原位上，原呀原位上……”不过更多的则是普及生产劳动知识，反映火热生产场面的课文。如陕甘宁边区绥德实验小学的国语课程为了贯穿“生产、拥军、拥政”等中心内容，专门从报刊上选取秧歌词作为教学内容，其中三年级选取了《春耕歌》《丰衣足食过新年》《改造二流子》等，五年级选取了《发展生产》《农户大秧歌》《妇女种庄稼》《春耕小调》等，这些秧歌剧目生产生活气息浓厚，既普及了生产劳动常识，也让孩子们感悟到了劳动的光荣与伟大，是边区儿童教育落实“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理念的生动诠释。
战争改变一切，一切的一切都要服从于战争。面对严酷的斗争环境，教育很大程度上成为传播革命思想，进行战争动员的重要手段。同样，儿童也不再是单纯的孩童，而是被赋予成人的“协助者”、革命的“接班人”、战争的“生力军”等新内涵。能否将广大少年儿童用革命理念武装起来，塑造成为一个个“小英雄”“小战士”，直接关系到革命事业的前途命运。但是儿童毕竟是儿童，他们有着与成年人迥然不同的精神世界和心理需要，因此儿童教育既要注重教育内容的通俗性和生动性，又要讲究教育方式的趣味性和灵活性。如何在物资严重匮乏，文化极度落后的偏远山区发展儿童教育，中国共产党创造性地把马克思主义教育原理同根据地实际相结合，善于采用儿童易于理解、乐于接受的民间话语方式开展儿童教育，从而探索出一种极富教育性、鼓动性和趣味性的教育模式。美国民俗学家多尔逊认为中国革命能在极端严酷的环境中生存并发展壮大、取得胜利，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在于“从民俗中间发现了许多可资利用的因素，来使自己的事业同七亿伟大而无名的人民群众统一起来”。江西兴国县至今还流传着“一首山歌三个师”的佳话，生动反映出民间文艺在宣传革命、团结群众、打击敌人方面所发挥的重要作用。从某种意义上说，运用民间文学形式发展儿童教育既是党在革命战争年代开展宣传教育工作的宝贵经验，也是马克思主义教育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生动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