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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法的运用与发展
2024-12-04 来源：冯兵王紫徽

摘要：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创造性地将马克思主义阶级学说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推动了马克思主义阶级划分理论的中国化，形成独具中国特色的阶级分析方法。这一方法在批判和继承前人有关阶级分析思想基础上，伴随中国社会性质和革命斗争实践演变形成与发展，为共产党人正确认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现实境况、阶级属性、革命地位和历史作用，科学把握各阶级间的关系提供了锐利的理论武器。正是在毛泽东阶级分析方法的科学指导下，中国共产党方能在革命战争的各个时期制定出一系列符合实际的策略方针，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建立新中国和确立社会主义根本制度的伟大胜利。

关键词：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阶级分析法

中图分类号：A84；A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492（2024）10-0048-14

毛泽东阶级分析方法是毛泽东思想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内嵌于他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哲学等思想中。这一方法在充分汲取马克思主义阶级学说的精髓和早期中国共产党人有关阶级分析思想成果基础上，随着近现代中国社会性质和革命斗争实践的演变而逐渐形成与发展，是党领导人民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建立新中国和确立社会主义根本制度的锐利武器。学界关于毛泽东阶级分析方法的研究成果丰硕，已有研究普遍认为，毛泽东对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准确把握与分析，为党在革命战争时期制定正确的策略方针和夺取革命胜利奠定了坚实基础。有学者进一步指出，毛泽东将马克思主义的精髓理解为阶级斗争，并为研究阶级斗争对中国社会各阶级进行了精辟分析，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步。亦有学者通过系统分析毛泽东阶级分析方法，认为这一方法既发挥过重要作用，也存在着一定偏差。有学者则以《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以下简称“分析”）为中心，对毛泽东阶级分析方法进行了考察。尽管学界对毛泽东阶级分析方法有了比较深刻的认识，但对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这一方法生成与演进的具体路径仍缺乏全面细致的考察。本文旨在弥补这一缺憾，研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基于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的基本原则和观点，结合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实现理论与方法的转变，形成具有中国特色阶级分析方法的历程。

一

毛泽东阶级分析法的理论来源与生成

任何思想与方法的形成皆非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毛泽东阶级分析法的形成、发展与成熟既有其特定历史条件，又源于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学说。这一方法在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关于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脱颖而出，是为革命实践所证明的适合中国具体实际的科学方法。

（一）毛泽东阶级分析法的理论来源

马克思主义阶级学说为毛泽东阶级分析法的形成提供了理论基石，涵盖了阶级观点、阶级斗争理论和阶级分析方法。所谓阶级分析法即通过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和阶级斗争理论观察和分析阶级社会中各阶级的经济地位、相互关系以及与之相联系的社会现象。事实上，早在马克思之前，欧洲资产阶级学者和空想社会主义者已对阶级和阶级斗争现象有了一定的认识。但由于历史条件以及自身阶级属性的限制，他们并未准确揭示阶级产生的根源，深入分析阶级斗争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因而无法形成科学的阶级理论。不可否认的是，他们的与阶级和阶级斗争相关的思想为马克思创立阶级学说提供了直接的材料来源。诚如马克思所言：在此基础上，“我所加上的新内容就是证明了下列几点：（１）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２）阶级斗争必然导致无产阶级专政；（３）这个专政不过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和进入无阶级社会的过渡。”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存在虽然并非马克思率先发现，却始终贯穿于马克思的经典著作之中，成为马克思主义阶级学说的重要组成部分。《共产党宣言》《哥达纲领批判》等著作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学说，《资本论》则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阶级对立的根源与条件。尤其是《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和《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两部姊妹篇，可谓是马克思运用阶级分析法考察法国历史、剖析法国社会各阶级及其内部不同派系的社会地位、革命态度、相互间关系的典范之作。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认为，阶级范畴主要包括三个方面：首先，阶级是一个历史范畴，它是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确切地说，它是同社会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的，同社会分工、家庭和私有制的出现及存在和发展相联系的，随着生产力的高度发展而趋于灭亡。恩格斯认为，低水平的生产发展必然导致“社会分裂为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统治阶级和被压迫阶级”，“只要劳动还占去社会大多数成员的全部或几乎全部时间，这个社会就必然划分为阶级”，“这种划分是以生产的不足为基础的，它将被现代生产力的充分发展所消灭。”其次，阶级是一个经济范畴，是由同一个社会中经济地位及其基本性质大体相同的人们、阶层、群体所组成的、比较稳定的社会集团。列宁指出，“所谓阶级，就是这样一些大的集团，这些集团在历史上一定的社会生产体系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同生产资料的关系（这种关系大部分是在法律上明文规定了的）不同，在社会劳动组织中所起的作用不同，因而取得归自己支配的那份社会财富的方式和多寡也不同。所谓阶级，就是这样一些集团，由于它们在一定社会经济结构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其中一个集团能够占有另一个集团的劳动。”最后，阶级是一个社会范畴，是在一定的经济社会关系及其发展中形成的，主要体现在一个阶级由“自在阶级”到“自为阶级”的转换过程中。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实现共产主义是无产阶级真正的解放之道，全世界无产者必须联合起来，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夺取国家政权，使自己成为统治阶级，以“完全自觉地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实现“从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的飞跃”。他们一生注重研究并参与和领导了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致力于灌输无产阶级以自觉的阶级意识使其成为一个“自为的阶级”。

列宁指出，马克思主义为我们发现规律性所提供的指导性的线索“就是阶级斗争的理论”。阶级斗争“就是一部分人反对另一部分人的斗争”，即被压迫阶级反对压迫阶级、被剥削阶级反对剥削阶级的争取解放的斗争。在阶级社会中，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的存在及其之间利益的根本对立，必然导致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的存在，也就必然存在阶级斗争。正如恩格斯所言：“只要有利益相互对立、相互冲突和社会地位不同的阶级存在，阶级之间的战争就不会消灭。”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们一贯认为，阶级斗争是历史发展的直接动力。《共产党宣言》讲到，“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恩格斯强调，“自从原始公社解体以来，组成为每个社会的各阶级之间的斗争，总是历史发展的伟大动力。”列宁在驳斥机会主义者的错误论调时指出，“历史的真正动力是各阶级的革命斗争；改良是这种斗争的副产品，所以说它是副产品，是因为它反映了那种想削弱和缓和这种斗争等等的失败的尝试。”阶级斗争在阶级社会中是历史地和客观地存在着的，以实现社会从一种陈旧的形态转向更高一级的新形态的一种“新陈代谢”形式，不仅具有政治的斗争和经济的斗争两种形式，同时“还有理论的斗争”。

（二）毛泽东阶级分析法的生成路径

明晰毛泽东阶级分析法的生成路径，须追溯毛泽东何以成为一名马克思主义者。同近代以来的先进知识分子一样，毛泽东在青年时期便立志救国救民，渴求真理，学习和推崇新思想新文化，在对各种主义和思想的反复对比和推求中最终确立起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从而由一名民主主义者蜕变为马克思主义者。青年时期的毛泽东思想上“是自由主义、民主改良主义、空想社会主义等思想的大杂烩”。1918年初次踏足北京的毛泽东阅读了有关宣传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的文章。此时，改良主义、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等思潮甚嚣尘上，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尚未形成声势，毛泽东后来回忆道，“在这时候，我的思想还是混乱的”，“读了一些关于无政府主义的小册子，很受影响”，因而“赞同许多无政府主义的主张。”次年，率领驱张请愿团第二次到北京期间，又阅读了《阶级斗争》《社会主义史》等马克思主义著作。五四运动的爆发迅速推动他“朝着马克思主义的方向发展”。1920年在上海阅读了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并同陈独秀讨论了组织湖南改造促成会的计划和自己读过的马克思主义书籍，进一步促使其确立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正如其所言，“到1920年夏天，在理论上，而且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我已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而且从此我也认为自己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

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对中国社会各阶级的考察与分析，很大程度上塑造了毛泽东对社会各阶级及其关系的正确认识。中国共产党成立伊始，以陈独秀、邓中夏、彭述之、瞿秋白、恽代英等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曾对中国社会各阶级进行了深入细致的分析，尽管在一些观点上存在差异，但目的均旨在探求中国革命的道路问题。在这其中，恽代英翻译的考茨基的《阶级争斗》，同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柯卡普所著《社会主义史》对毛泽东树立马克思主义信仰发挥了启蒙作用。1941年，毛泽东在延安时提及，正是这三部著作才了解到“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原动力，初步地得到认识问题的方法论”，自此便“老老实实地来开始研究实际的阶级斗争。”其中《阶级争斗》对于毛泽东进行阶级分析的影响最为直观，他认为“中国各阶级对于民族革命的态度，与西洋资本主义国各阶级对于社会革命的态度，几乎完全一样”。可见，毛泽东于此明显参照了书中有关德国各阶级对待“社会革命”态度的分析。值得一提的是，五四运动以后，恽代英受陶行知提倡的乡村运动的影响，曾致信当时正专注于城市工人运动的毛泽东，“我们也可以学习陶行知到乡村里搞一搞”，毛泽东曾认为，“现在城市工作还忙不过来，怎么能再去搞乡村呢？”但他很快便改变了这种想法，从1924年底逐渐开始将主要精力放在对农村的调查研究上。

由此观之，研究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理论是毛泽东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的直接动因，这一理论以其鲜明的阶级性和理论上的彻底性，逐渐成为毛泽东在革命斗争实践中分析问题、制定策略的重要工具。阶级分析方法正是这一理论向“实物”形态转化过渡的中间环节，也是在不断深化对这一理论的研究过程中逐渐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法。这一方法的生成与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阶级学说的探索与运用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纵观毛泽东一系列有关阶级分析的雄文可以看出，他对中国社会各阶级的认识是全面而客观的，通过系统深入分析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各阶级的状况及其相互之间的关系，指明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性质与任务、革命的领导力量、革命的对象与动力等一系列事关民族危亡的重大问题，以此制定了进行工农武装割据，发展革命根据地，“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策略，成功带领党和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

二

毛泽东对阶级分析法的运用与发展

毛泽东阶级分析法源于革命实践并在革命实践中不断发展与完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深入分析和研究了中国的阶级构成、各阶级的社会经济地位以及阶级间的关系，在各个不同时期科学把握革命的前途、力量、对象等一系列重大问题，针对不同时期革命任务提出不同方针策略，确保革命顺利发展，带领党和人民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

建党之初，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初步分析，为毛泽东进一步正确认识社会各阶级的状况起到了促进作用。一大通过的党的纲领明确规定，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直到阶级斗争结束等，并提出要将工、农、兵组织起来，承认党的根本政治目的是实行社会革命。党的第一个决议规定，当前的“基本任务是成立产业公会”，“应在工会里灌输阶级斗争的精神”。表明党在成立时就高度重视同工人阶级建立密切联系。党的二大对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状况进行了初步划分与分析，认为在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压迫下，“新兴的中国资产阶级”只是“世界资本主义侵入中国的中间物”，它们“为免除经济上的压迫起见，一定要起来与世界资本帝国主义奋斗”；中国的广大农民主要分为“富足的农民地主”、“独立耕种的小农”、“佃户和农业雇工”三种，有极大的革命积极性，是“革命运动中的最大要素”；“手工业者、小店主、小雇主”的生存境况正加速使其“无产阶级化”；被压迫的工人阶级将成为“推倒在中国的世界资本帝国主义的革命领袖军”。同时提出要联合全国一切的革命党派，联合资产阶级民主派，组织民主的联合战线。二大宣言初步阐明了当时中国革命的性质是民主主义革命；革命的对象是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革命的动力是工人、农民和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也是革命的力量之一；革命的策略是组成各阶级的联合战线；革命的任务和目标是打倒军阀，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实现中华民族的独立和中国的统一；革命的前途是走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概言之，建党初期尤其党的二大初次采用阶级分析方法分析中国社会的阶级构成与现状，不仅深化了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社会及各阶级的认识，奠定了党对于中国社会进行阶级分析的大体格局，更为重要的是指明了中国革命的正确方向，为此后正确解决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奠定了基础。

大革命时期，毛泽东初步分析了阶级结构和划分标准，阐明了各阶级的社会经济地位及其革命态度和立场，深化了对中国革命问题的科学认识。这一时期，随着国共合作的进一步发展，党内逐渐形成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和以张国焘为代表的左倾机会主义。为反对这两种错误倾向以及国民党新老右派的错误认识，1925年12月1日，毛泽东在《分析》一文中指出，“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同时对各阶级的经济地位及其革命态度进行了分析，认为地主阶级和买办阶级是“附属于帝国主义”，“代表中国最落后的和最反动的生产关系”，属于反革命派；中产阶级主要是民族资产阶级，“代表中国城乡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对中国革命的态度具有明显的两面性，可能成为革命的力量；小资产阶级中的“自耕农和手工业主所经营的，都是小生产的经济”，其革命态度可分为左翼、中立、右翼三种；半无产阶级中的“半自耕农、贫农和小手工业者所经营的，都是更细小的小生产的经济”，易接受革命宣传；无产阶级则是失了生产手段、经济地位低下、受压迫最深的阶级，因而最具革命性，其中工业无产阶级是“是近代中国最进步的阶级”，属于革命的领导力量；游民如果“引导的法，可以变成一种革命力量”。中国的国民革命是无产阶级、半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三者合作的革命。次年1月，又在《中国农民中各阶级的分析及其对于革命的态度》中将农村居民划分为大地主、小地主、自耕农、半自耕农、半益农、贫农、雇农及乡村手工业者、游民，并就其革命态度进行了科学分析，初步形成关于农村阶级分析的理论。伴随国民党反共和分裂行径日益猖獗，党内出现了压制工农运动谋求同国民党右派妥协的右倾投降主义。为此，毛泽东对湖南农民运动进行了三十二天的考察，在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强调，“现在是群众向左，我们党在许多地方都是表示不与群众的革命情绪相称”。3月间，他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严厉驳斥了党内外责难农民运动的种种谬论，分析了农村各阶级的革命态度，论述了农村革命的伟大意义，初步提出依靠贫农、团结中农的阶级路线。认为在这场大革命中，特别是广泛深入的工农运动深刻地教育和锻炼了各革命阶级，为后来党领导土地革命战争奠定了广泛的群众基础。这一时期毛泽东对农村各阶级的分析，为党正确认识农民在中国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正确制定群众性的政策，起到了重要的理论指导作用。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对中间阶级作了进一步探索，逐渐形成了对富农和民族资产阶级性质、历史地位以及作用的正确认识。大革命失败后，在“左”倾思想影响下，党内对中间阶级的认识经历了曲折发展的过程。一是对农村中间阶级（富农）认识的转变。中国的富农与许多资本主义国家的富农不同，具有封建和半封建剥削的性质，且在全国农业经济中，富农经济亦不占重要地位，这两点的差异使得对于富农的认识呈现不断变化的特点。八七会议并未提出党在农村完整的阶级路线，只提到“农民暴动之中应当以贫农为主力，联合一般事业的贫民会党等势力”。1927年8月18日召开的由毛泽东参加的湖南省委会议提出，“此时党对农民的政策，应当是贫农领导中农，拿住富农，整个推翻地主制度的土地革命”。对于这里存在的语言上不准确和不确切问题，党的六大作了进一步更正，“贫农与农村无产阶级在工人阶级领导之下而斗争，是土地革命的主要动力，而与中农联合是保证土地革命胜利的主要条件”。对于反革命的富农要进行斗争，对于尚有革命可能的富农要加以争取，对于摇摆不定的富农要使之中立。对于富农的认识上，毛泽东在湖南进行调查时曾把富农同地主一道划为农村上层阶级，这一认识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时发生了转变。

1928年11月，毛泽东在写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将农村各群体略分为大、中地主阶级，小地主、富农的中间阶级，中农、贫农阶级。认为“富农往往与小地主利害联在一起”，“割据地区最困难的问题，就在拿不住中间阶级”，“边界对于土地是采取全部没收、彻底分配的政策；故在红色区域，豪绅阶级和中间阶级，同被打击。政策是如此，实际执行时却大受中间阶级的阻碍”。究其缘由，他认为中间阶级“受到革命的过重打击是主因”，故认识到富农和小地主不能作为彻底的革命对象来打倒。次年4月，毛泽东主持制定了《兴国土地法》，将《井冈山土地法》规定的“没收一切土地”改为“没收一切公共土地及地主阶级的土地”。7月，以此为指导，闽西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其通过的决议中规定，“自耕农的田地不没收”，并提出“抽多补少”的原则。然而这一正确认识被党内“左”倾教条主义领导者视为“富农路线”、“非阶级路线”。1933年初，临时中央迁入中央根据地以后，以此作为开展查田运动的根据，但受“左”倾错误的影响，不少地区把富裕中农划为地主、富农加以打击，把富农当作地主加以打击，产生严重侵犯中农利益、消灭富农经济的错误。同年10月，为纠正土地革命中发生的偏向、正确解决土地问题，毛泽东发表《怎样分析农村阶级》一文，提出必须以对生产资料的占有方式以及占有数量作为划分社会各阶级的基本依据和标准。随即，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作出《关于土地斗争中一些问题的决定》。从剥削关系、土地和生产工具的占有关系等方面明确了对地主、富农、中农、贫农和工人划分的“质”和“量”的标准，“中农一般不要出卖劳动力，贫农一般要出卖小部分的劳动力”，这是区分二者的主要标准。“劳动是区别富农与地主的主要标准”；“富裕中农与富农不同的地方，在于富裕中农一年剥削收入的分量，不超过其全家一年总收入百分之十五，富农则超过百分之十五”。这两个文件的发布，对于正确贯彻执行党在农村的阶级路线起到了重要作用，标志着毛泽东对农村阶级问题的认识已趋向成熟，以此明晰了党关于正确划分农村阶级的标准。翌年1月，毛泽东在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强调，“土地斗争的阶级路线，是依靠雇农、贫农，联合中农，剥削富农与消灭地主。”1935年12月，中共中央通过的《关于改变对付富农策略的决定》指出，随着抗日救亡运动的兴起，富农亦开始加入到革命斗争中，因此“加紧反对富农的策略，也已经不适当了”，“应该联合整个农民，造成广泛的农民统一战线。”

对待民族资产阶级的态度上，八七会议强调，蒋介石的叛变标志着民族资产阶级走入了反革命的营垒。党的六大虽然解决了中国社会性质、革命性质、革命形势和党的任务等问题，但对中国社会的阶级关系仍缺乏正确认识。1928年11月，毛泽东在红四军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上给出“保护中小商人利益”的提案，认为蒋介石集团是买办豪绅阶级的代表。次年1月，又在其起草的《红军第四军司令部布告》中提出，“城市商人，积铢累寸，只要服从，馀皆不论”。表明他在对待“中间营垒”的认识上已发生转变。长期以来，党内“左”倾错误的领导者坚持认为，中国革命的动力只有工农和下层小资产阶级，否认“第三派”和“中间营垒”的存在。甚至九·一八事变后，仍未觉察中国社会阶级关系的变化，认为民族资产阶级是最危险的敌人，否认国内中间势力的抗日要求，否认国民党内部在抗日问题上正在发生分化。这些错误认识严重背离革命实际，给中国革命带来了重大损失。直至1935年遵义会议召开，党内才摆脱“左”倾错误思想的统治，确立毛泽东的领导地位，逐渐形成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正确认识。同年底，毛泽东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中，着重分析了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和利用地主买办营垒内部矛盾的可能性，认为民族资产阶级没有地主阶级、买办阶级那么多的封建性和买办性，其特点就是动摇，“中间的一部分（左翼）是有参加斗争的可能的。其另一部分，则有由动摇而采取中立态度的可能”。通过考察民族资产阶级许多代表人物政治态度的变化，论证了工人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联合的可能性和重要性，强调“党的任务就是把红军的活动和全国的工人、农民、学生、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的一切活动汇合起来，成为一个统一的民族革命战线”。由此，这一时期，毛泽东阶级分析法成功拓展了马克思主义阶级学说在中国革命实践中的具体运用与发展，深化了共产党人对中间阶级的划分标准和革命地位的认识，为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实现全民族抗战和争取中国革命的胜利提供了坚强有力的理论保证。

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精准把握时局的变化，对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状况作了新的估量和分析，深化了对统治阶级阶级属性、历史地位和作用的再认识，推动了党的策略方针的转变。这一时期，中日民族矛盾取代阶级矛盾成为社会主要矛盾，各阶级的政治态度及其之间的阶级关系随之有了新的变动。不仅“变动了全国人民大众（无产阶级、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和共产党的情况和政策”，同时“使资产阶级甚至军阀都遇到了存亡的问题，在他们及其政党内部逐渐地发生了改变政治态度的过程，这就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面前提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任务”。随着抗战的发展，在同国民党反共行径的斗争中，犯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同志过高估计了国民党的抗日性，面对一系列反共限共政策不敢作坚决斗争，否认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对党在战争和战略问题上的方针产生了怀疑和反对的态度；党内犯过左倾错误的同志则认为国共合作就要破裂，因而过分打击地主，未能注意团结党外人士等。如何正确认识和处理国共之间的阶级矛盾，坚持、巩固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成为党面临的重大课题。毛泽东强调，在抗日战争中，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存在是不可否认的事实，国内阶级之间的矛盾和政治集团之间的矛盾依然存在，应当秉持“有助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增强和扩大”的原则，必须给予这些矛盾适当地调整和解决，“使之适合于团结抗日的总任务”。统一战线的根本原则就是“使阶级斗争服从于今天抗日的民族斗争”，在此原则下，进一步明晰社会各阶级的阶级属性和抗日态度尤为重要。

1939年底，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对中国社会各阶级进行了全面细致的划分，深入考察了革命的动力问题，明确指出无产阶级是“中国革命的最基本的动力”；农民是其坚固的同盟军，其中贫农“是中国革命的最广大的动力”和“革命队伍的主力军”；城市小资产阶级是“可靠的同盟者”；“民族资产阶级则是在一定时期中和一定程度上的同盟军”。从阶级性上来讲，地主阶级和带买办性的大资产阶级都是“革命的对象，不是革命的动力”，“许多中小地主出身的开明绅士”是具有“抗日的积极性”的，“需要团结他们一道抗日”；而带买办性的大资产阶级“是分属于几个帝国主义国家的”，因此，在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时，欧美派大资产阶级（顽固派）是可能参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毛泽东指出，“统一战线政策就是阶级政策，二者不可分割”，要在阶级关系的区别上制定政策，“对于国内各阶级相互关系的基本政策，是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反共顽固势力”，尤其是“在和反共顽固派斗争时”，必须采取“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和“有理、有利、有节”的策略原则。为最大限度地争取抗日力量，1942年1月至2月间，中共中央相继作出《关于抗日根据地土地政策的决定》及《关于如何执行土地政策决定的指示》，对减租减息政策及执行办法作了明确规定。除土地政策外，中共中央相应地制定和重申了劳动政策、税收政策、经济政策，既照顾到工人、农民的利益，又照顾到一切中间阶级的利益，适当地调节了根据地内的生产关系和阶级关系，团结了各阶级、阶层，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巩固和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毛泽东对此曾指出，“所有这些，都是为了团结全国人民，合力抗日”。总之，抗日战争时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历程中的重要阶段，毛泽东在革命斗争中创造性地将阶级分析法同中日民族斗争和国内阶级斗争相结合，全面科学地把握和分析各阶级状况的变化，重点形成了对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正确认识。毛泽东阶级分析法在这一时期的运用与发展，为坚持、巩固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最大限度动员全国军民共同抗战，制定一系列切实可行的阶级政策起到了重要作用。

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明确界定了阶级划分标准，为最大限度争取革命力量，制定了一系列富有远见的方针政策。抗战胜利后，国内阶级关系、国共两党关系、党的方针政策的变化成为党和人民关心的问题。毛泽东明确指出，即将出现的新阶段，即“全国范围的反帝反封建斗争发展到新的人民大革命的阶段”，“新的情况和任务是国内斗争”，要“建立一个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就要搞好统一战线”。对此，毛泽东强调，既要防止犯右倾机会主义错误，也要防止犯“左”倾机会主义错误，既不能过高估计敌人力量，同时要在每一个局部和具体问题上，保持谨慎，掌握斗争艺术，集中全力作战，“争取一切应当争取的同盟者”。工人阶级及其政党的正确领导首先必须“率领被领导者（同盟者）向着共同敌人作坚决斗争，并取得胜利”，同时要兼顾被领导者的利益。就形势而言，“解决土地问题是一切工作的根本”。1946年5月，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决定实现“耕者有其田”的政策，以调动农民革命和生产的积极性。1947年9月，为进一步推动解放区土改运动，中国共产党全国土地会议制定并通过了《中国土地法大纲》，规定“废除封建性及半封建性剥削的土地制度，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制”，肯定了《五四指示》提出的“没收地主土地分配给农民”的原则，更正了其中对某些地主照顾过多的不彻底性。伴随土改运动的广泛发动，各解放区划分阶级成分时或多或少地发生了“左”的倾向。1947年年底，毛泽东在十二月会议上作了《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进一步阐明土地改革的重要性，初步提出土改的方针路线。1948年2月，中共中央制定了《关于土地改革中各社会阶级的划分及其待遇的规定（草案）》，强调划分阶级“以人们对于生产资料的占有关系，以人们的生产关系为唯一的标准”。毛泽东对各阶级占有生产资料的状况及其阶级属性、历史地位和作用作了全面系统地分析。随即在《关于民族资产阶级和开明绅士问题》一文中将民族资产阶级划分为左翼、右翼和中间派，认为“有必要和可能争取其大多数，孤立其少数”，对其经济地位而言，“必须在原则上采取一律保护的政策。”“开明绅士是地主和富农阶级中带有民主色彩的个别人士”，只要他们“在现阶段是赞成反美、反蒋，赞成民主（不反共），赞成土地改革”，那么“也是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主义革命统一战线中的一分子”，“我们就应该毫无例外地去团结他们，并且在团结中教育他们。”同年4月，毛泽东概括性地指出土地改革的总路线，即“依靠贫农，团结中农，有步骤地、有分别地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发展农业生产”。其中，贫农是所依靠的基本力量；中农是必须团结的对象；地主阶级和旧式富农的封建剥削制度则是必须改革的对象。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必须依据环境所许可的情况，农民群众的觉悟程度和组织程度，决定发动斗争的策略”。毛泽东强调，这一时期党的群众工作就是“在这些斗争中组织各种群众团体，建立党的核心，建立群众的武装和人民政权，把群众斗争从经济斗争迅速提高到政治斗争，参加根据地的建设”。如此方能达到建立和巩固根据地的目的，为最终夺取全国胜利创造有利根基与条件。在解放区不断扩大、革命战争即将取得胜利之际，毛泽东进一步强调，在城市斗争中必须坚持“依靠工人阶级，团结其他劳动群众，争取知识分子”，尽可能多的争取“能够合作的民族资产阶级分子及其代表人物”，或使其中立，“以便向帝国主义者、国民党、官僚资产阶级作坚决的斗争”，逐步取得最终的胜利。解放战争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全面形成了对中国社会各阶级的认识，明确了农村和城市中的斗争方向和策略方针及建立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原则。

三

毛泽东阶级分析法的时代特征与当代启示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根据马克思主义阶级学说并结合中国的具体实际，形成了独具特色的阶级分析方法。在大量调查研究基础上，从不同群体的经济地位着手，考察其革命态度，以此分析社会阶级结构和划分标准，为制定正确的方针政策提供了方法论指导。

（一）调查研究是进行阶级分析的必要准备

调查研究既是正确进行阶级分析的前提和基础，亦是进行阶级分析的客观要求。毛泽东历来重视调查工作，把进行社会调查作为领导工作的首要任务和决定政策的基础。他反复强调，进行阶级分析不能仅仅只从定义出发、从本本出发，要“向社会作调查，调查社会各阶级的生动情况”。毛泽东阶级分析法的形成与发展主要通过调查研究实现，集中体现在对社会各阶级经济地位和革命态度的考察和分析上。正如毛泽东在《反对本本主义》中所说，“我们社会经济调查的对象是社会的各阶级，而不是各种片断的社会现象”，“目的是要明了各种阶级的相互关系，得到正确的阶级估量，然后定出我们正确的斗争策略，确定哪些阶级是革命斗争的主力，哪些阶级是我们应当争取的同盟者，哪些阶级是要打倒的”。

革命战争年代，毛泽东深入农村广泛调查研究，对农村社会各阶级有了深刻认知，形成了关于农民的阶级分析理论。在湖南五县的深入考察中，毛泽东切实了解到农民的生活状况，阐明了农民是中国革命的主要同盟军，解决了革命主要依靠谁的问题。到井冈山后，经寻乌调查，明晰了富农与地主的问题，提出解决富农问题的办法；兴国调查中，了解到占人口6%地主富农占有80%的土地，而占人口80%的贫下中农只占有20%的土地，理清了贫农与雇农问题，明晰了贫民团在分配土地过程中的重要性。党在革命战争时期之所以能够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离不开正确策略方针的指导，其中对社会各阶级进行科学的分析与把握是不可或缺的。毛泽东在调查研究基础上，通过对中国社会的深入了解，找到了划分农村各阶级的依据，为全党正确认识和划分农村阶级提供了准则。指明了革命斗争的主体力量，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社会历史主体概念的理解也更切实、具体，由此形成群众路线的理论和主张。

（二）阶级分析的目的是进行阶级斗争

阶级社会中，各阶级根本利益和基本要求的不同，决定了阶级矛盾、冲突和斗争的必然存在。“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毛泽东将马克思主义的精髓理解为阶级斗争。正如他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所强调的，他一生只做了两件事，即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而在这两个革命中，他认为“都是发动群众搞阶级斗争，在斗争中教育人民群众”。

毛泽东是为了进行阶级斗争才对中国社会进行阶级分析的。因为无产阶级政党取得革命胜利的前提在于能否运用阶级分析方法去分析复杂多变的社会现象，把握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对革命形势作出正确的判断，只有先将社会人群划分为不同的阶级，才能发动一部分的人同另一部分人进行斗争，才能明晰阶级斗争中的“敌我友”。这正是毛泽东在《分析》中明确提出的首要问题，从这个层面讲，进行阶级分析本质上是为了弄清革命的对象和动力。实施阶级斗争的前提是能够从各个阶级中分辨出哪些是革命对象，哪些是革命盟友，对这一方面认识不清，便会在革命斗争中栽跟头。毛泽东进行阶级分析的目的是发动群众进行阶级斗争，并通过阶级分析正确判断和评估中国社会结构，明确革命的对象、动力、领导者和同盟军，即阐明革命的基本问题，从而解决革命的策略问题，为中国革命一举解决了团结谁、依靠谁、打击谁的问题，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和总策略描绘了轮廓，充分利用阶级斗争这一有力武器成功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

（三）各阶级的社会经济地位及其革命态度是划分阶级的主要标准

阶级是一定社会经济关系的产物，对社会生产资料的不同占有关系是划分阶级的物质基础和根本标志。经济关系是决定一个阶级政治态度的根本因素。毛泽东指出，各阶级的革命态度和立场，完全取决于其“在社会经济中所占的地位来决定”，进行阶级分析的目的就“是要明了社会各阶级的政治经济情况。”“社会经济的性质，不仅规定了革命的对象和任务，又规定了革命的动力。”毛泽东重视划分阶级的经济标准，同时认为各阶级的社会经济地位决定着他们的革命态度。

与列宁对阶级定义所说的“在一定社会生产体系中所处的地位”不同，毛泽东将社会经济地位具化为财产状况和生活水平。毛泽东诸多有关阶级分析的文章，不仅考察了各阶级生产资料的占有情况，诸如土地、工具、资金等，还进一步关注了各阶级的生活资料和生存状况，着重从贫富差异和生存状况上区分不同的阶级。毛泽东将中国社会各阶级划分为最穷的无产阶级、次穷的半无产阶级、最富的大资产阶级、次富的中产阶级、不穷不富处于中间状态的小资产阶级。由于中国社会经济的落后、自然经济占比极大，因此无产阶级和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占极少数，农民阶级则人数众多，因而中国社会的阶级结构呈现出“中间大、两头小”的格局。这种做法与进行阶级分析的目的密不可分，即为着寻找革命力量，因为生存状况直接决定了群众对于生活现状的满意程度，进而决定了他们对于变革现状的革命运动所持的态度，由此也就易于得出越穷越革命、越富越不革命的结论。因此，将阶级分析与革命态度紧密结合是毛泽东领导革命的一大特色。

毛泽东进行阶级分析重在强调各阶级的革命态度，这种做法具有两个明显优点：一方面能够精准把握中间阶级的两重性。他认为民族资产阶级“或者向左跑入革命派，或者向右跑入反革命派”，具有明显的两重性；小资产阶级从经济地位来看，亦能分成左翼、中立和右翼三个部分。另一方面能够及时把握阶级关系的动态变化。他指出，小资产阶级内部的革命态度虽然不同，但在革命胜利之际，不仅“左派参加革命，中派亦可参加革命”，右派在革命大潮的裹挟下，亦会附和着革命。这两方面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尤其抗日战争时期，是毛泽东根据革命形势变化及时调整革命策略，从而能动地驾驭革命形势的重要保证，凸显了毛泽东阶级分析法的巨大活力和深远的透视力量。毛泽东对民族资产阶级的经济地位及其革命态度所做的科学分析，也奠定了民主革命阶段中国无产阶级联合民族资产阶级的策略基础。

（四）进行阶级分析必须把握主要矛盾的发展变化

阶级和阶级关系的非确定性，决定了二者会随着社会环境和主要矛盾的变化而发生改变。毛泽东敏锐地观察到因时局变化而引起的阶级关系的动态变化，并据此灵活调整革命策略。抗战时期，国内阶级关系、党的情况和政策因主要矛盾的变化发生了新的变动。毛泽东敏锐地察觉到中日民族矛盾的发展，认为“中日矛盾变动了国内的阶级关系”，“扩大了民族革命营垒的势力，减弱了民族反革命营垒的势力”，从而提出了建立包括国民党内部亲英美派在内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毛泽东考察阶级关系时，并未将其视为僵化不变的，而是能够预见随时局变化而产生的新动态，唯有科学把握主要矛盾的动态演变，才能准确评估有利的斗争形势，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

在阶级社会中，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之间的矛盾，抑或说相互矛盾着的两个阶级是一个长期性的存在。因此，阶级分析法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一种矛盾分析方法，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运用阶级分析法全面考察和审视中国社会的阶级结构、矛盾根源，科学把握阶级关系的动态变化，揭示了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和革命发展规律。毛泽东指出，“伟大的近代和现代的中国革命，是在这些基本矛盾的基础之上发生和发展起来的”。这就内在的要求进行阶级分析时，必须全面地、动态地进行分析，准确把握民族矛盾与社会矛盾的变化发展，以此科学判断社会各阶级之间关系的转变。民主革命时期党的历史发展的主题和主线，就是围绕解决这些主要矛盾而展开的。正因如此，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能够及时注意到阶级和阶级斗争在不同历史时期、历史条件下的新变化、新发展和新特点，及时作出战略调整，提出符合革命斗争形势所需要的统一战线的理论与主张。

（五）进行阶级分析是认清中国社会和革命性质的必然环节

中国共产党初创之际，如何正确认识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性质，明确革命的对象和动力等问题成为党内亟待解决的首要问题。毛泽东对中国社会各阶级进行分析的目的旨在解决革命斗争中“敌我友”问题，发动群众参与阶级斗争。他认为，“认清中国社会的性质，就是说，认清中国的国情，乃是认清一切革命问题的基本的根据。”

认清中国社会和革命性质必须进行阶级分析，二者具有直接而内在的联系，因为进行阶级分析是理解和把握中国社会和革命性质的基础。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等文章中，强调革命的成功必须注意团结真正的朋友，攻击真正的敌人，而革命的动力是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革命的敌人则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以此判断中国社会性质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革命性质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革命的道路是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开展武装斗争，实行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这些革命基本理论和正确道路的形成，离不开毛泽东对阶级分析方法的科学运用和发展。

（六）阶层分析是阶级分析的重要组成部分

阶级并非平面、单一的存在，而是由结构、有层次的立体网络。对于任何一个阶级的分析，同时包含了对阶级内部存在着的不同阶层、集团和派系的分析把握。阶级分析的基本划分依据是各阶级对生产资料的占有程度，反映出自私有制以来人类社会历史现象的普遍性，而阶层分析则更加细致具体地对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尤其是现实利益关系进行甄别。毛泽东强调，进行调查时要注意社会各阶级或阶层的状况，“我们的斗争策略就是对这许多阶级阶层的策略”。由此可见，对中国社会各阶级的考察与分析，既是关于阶级分析的，也是阶层分析的，二者共同构成了毛泽东阶级分析方法的两个侧面。

纵观毛泽东有关阶级阶层分析的文章，他不仅划分了社会各阶级，同时在各阶级中又细分了不同阶层，并深入分析了各个阶层的经济状况和革命态度。他指出，资产阶级有买办性的大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区别；小资产阶级包括广大的知识分子、小商人、手工业者和自由职业者；农民阶级则分为富农、中农、贫农。抗战时期，毛泽东曾提出，“在中国社会的各个阶级和各个阶层中，有些什么阶级有些什么阶层可以充当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力量呢？这就是现阶段上中国革命的动力问题”。表明他在对中国社会和社会关系的考察中同时包含着阶级分析和阶层分析，通过深入细致地分析中国社会各阶级的政治经济地位及其革命态度，以及各阶级内部各阶层、集团、派别的具体情况，得出无产阶级是革命的领导阶级，农民阶级是革命的主力军，是天然的和最可靠的同盟军，小资产阶级是很好的同盟军，民族资产阶级可以争取成为同盟军，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则是革命的对象的结论。这些分析方法的运用与发展不仅彰显了理论的鲜活品质，亦开辟了从思想理论转向实践策略的现实途径，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提供了切实可靠的依据。

结语

习近平曾强调，“看待政治制度模式，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立场。马克思主义政治立场，首先就是阶级立场，进行阶级分析。”当前，我国仍处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判定的历史时代，即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个前途、两条道路、两种命运、两大力量生死博弈的时代，这个时代仍贯穿着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阶级斗争的主线索，这就决定了国际领域内的阶级斗争是不可能熄灭的，国内的阶级斗争也是不可能熄灭的。

在党史研究领域，阶级分析法曾长期居于主导地位。但新中国成立后的一段时间里，这一方法曾被教条化、庸俗化、片面化地理解和运用。改革开放后，逐渐出现边缘化甚至被贬损、否定的情形。事实上，对这一方法的误用和滥用并不能消解其本身所具有的科学性。自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以来，在使阶级分析方法成为一种自觉的政治思维方式乃至学术思维方式方面，中共早期的领导者们均起到了推动作用，毛泽东则是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先驱人物。理论联系实际是毛泽东思想的显著特点。回顾党的历史，我们深刻体会到毛泽东思想对于中国革命实践的巨大指导意义，毛泽东思想与中国革命各个发展阶段的实践任务之间的密切联系。这种联系的最鲜明表现，就是他用阶级分析的方法对中国社会各阶级进行分析，对中国革命各个发展阶段上阶级关系的变化进行分析，进而去考察、吸引和集中中国革命各种实践的经验。概言之，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对于中国社会各阶级所做的科学分析乃是决定中国革命基本路线的理论基础。

在后毛泽东时代，深刻理解和把握毛泽东思想，对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具有重大意义。当今，社会思潮和价值取向日趋多元，国内意识形态领域面临的形势和斗争日益尖锐复杂，科学掌握与运用毛泽东阶级分析法，将有助于我们澄清诸多似是而非的历史观点，洞悉历史的本质。如若放弃这一方法，党史将任人抹黑和歪曲，以至失去历史正义的基础和历史逻辑的科学阐释。深入考察和研究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阶级分析法形成与发展的具体历程，既对党史研究领域的发展大有裨益，亦对新时代新型社会分层和社会结构的把握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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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法的运用与发展2024-12-04 来源：冯兵 王紫徽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法的运用与发展
2024-12-04 来源：冯兵王紫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