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经济时代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内在逻辑与现实启示——基于马克思生产力二维理论的分析
2024-10-21   来源：张晋铭 徐艳玲   

十八大以来伴随数字经济迅猛发展，发挥科技创新主导作用成为提升生产力水平的重要内涵。为应对数字经济时代的生产力发展要求，习近平总书记于2023年9月调研考察黑龙江时首次提出“新质生产力”概念，之后又在多个重要场合作出深入论述，为新时代进一步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突破方向，推动生产力高质量发展，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数字经济时代的生产力表现为数字技术赋能下的数据生产力、协作生产力、信息生产力等生产力内涵，现代数字技术融合发展的大趋势促使社会再生产各个环节充溢着数字技术的嵌入痕迹，社会劳动生产率得到有效提质增效，保证生产力向新质生产力逐级跃升。当前，数字技术已成为推动新时代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基础性资源，但对于数字技术如何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以及对数字经济时代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启示，还需回溯到马克思政治经济学视域中对生产力的内在机理加以阐释。马克思在生产力理论中否认一维的要素生产力理论，承认要素生产力和协作生产力互动演化作用下对社会生产力的巨大推动作用。基于此，基于马克思生产力理论系统剖析新质生产力的表现形式和内在机理，推动新质生产力健康有序发展，势必对破解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束缚创造更多社会条件，进而不断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尽管是生产关系，但并没有忽略对生产及生产力的研究，马克思主要通过要素生产力和协作生产力二维互动演进来建立他的生产力理论。因此，厘清这一理论前提，能够为新质生产力的内生演变和未来发展提供重要理论阐释与现实指导。

（一）要素与协作：马克思考察人类生产活动的两大维度

1.基于要素所开展的生产

对于基于要素所开展的生产，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这一生产活动进行了详细考察。他承认 “在劳动过程中，人的活动借助劳动资料使劳动对象发生预定的变化”，因此，“劳动过程的简单要素是：有目的的活动或劳动本身，劳动对象和劳动资料”。对此马克思为构设一个系统完整的要素生产理论，深入劳动、劳动资料与劳动对象中予以把握。他认为劳动过程从结果来看与生产过程相一致，生产资料理应包含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因此社会生产活动的基本要素可以概括为生产资料与劳动者两大要素。对此，他确切阐明：“不论生产的社会形式怎样，劳动者和生产要素始终是生产因素。凡要进行生产，就必须使他们结合起来”。从马克思生产力理论的整体视域来看，基于要素的生产能够在理论界形成共识，问题在于基于要素生产的维度之外，是否还存在另外的生产活动维度，在这里基于协作的生产理应成为探讨生产力的重要维度。

2.基于协作所开展的生产

从生产性质来看，人类一切生产活动都具有社会性，哪怕是自然经济时期的生产活动。这种具有社会性的生产活动一般包含劳动对象和劳动资料两部分。对此，生产资料在生产活动中可视为既存的事实而不加以讨论，转而通过代表生产活动社会性指向的协作来考察生产的分工合作。从“众人拾柴火焰高”这一最简单的生产活动现象能够看出，一定程度的分工与合作是生产得以完成的重要手段，其中蕴含的最关键的因素就是协作。马克思曾将资本主义生产发展所衍生的简单协作、工场手工业和机器大工业三种方式归结为人类生产活动的基本形式，基于这一理论预设，马克思逐渐建构起他生产力理论的整体雏形。对于协作维度的生产，马克思首先以简单协作为切入点加以定义。在资本主义发展初期，马克思认为协作是“许多人在同一生产过程中，或在不同的但互相联系的生产过程中，有计划地一起协同劳动”。只不过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协作仅仅代表人数的增多，同行会手工业无异。对此，简单协作也并没有被他归为资本主义的独特创造，而这种不同劳动者在同一工作上所作出的相互补充，也被他称之为“最简单的共同劳动的形式”。其次，马克思深入社会分工内部来考察协作生产的意义。通过长时期的研究表明，他发现在资本主义所开创的工场手工业时期协作开始作为实现生产活动预期目的的重要手段而存在。马克思认为，生产中的分工与协作原本就是一对统一体，切勿拆开加以理解。一方面，生产力直接由分工促进发展，马克思认为“一个人（按照劳动对象的性质并在规定的时间内）只从事一种工作而不从事其他工作，那么，一切东西就都能更多、更好、更容易地生产出来”。因此，“增加劳动的生产力的首要办法是更细的分工，更全面地运用和经常地改进机器”。这充分彰显了分工提高劳动效率和推动生产力发展的重要作用。另一方面，在关注分工同时，也不能忽视协作是分工得以开展的基础这一重要前提，“分工的基本前提同扩大资本的基本前提一样，是协作”。协作指“许多人在同一生产过程中，或在不同的但相互联系的生产过程中，有计划地一起协同劳动”。这种由协同劳动“所创造的一种生产力，这种生产力本身必然是集体力”。因此协作在生产活动中具有同分工同等重要的意义。劳动者在与其他人联结为“劳动共同体”过程中，也更容易“摆脱他的个人局限，并发挥出他的种属能力”，预示协作的强化是提高劳动效率的有效措施，同样也是推动生产力进步的关键要素。最后，马克思又认为当协作作为机器大工业体系中的一环而出现时，不仅仅是联结劳动者之间的纽带，而是“在工厂内，即在以机器生产为基础的工场内，总有简单协作重新出现，这种协作首先表现为同种并同时共同发生作用的工作机在空间上的集结（这里撇开工人不说）”。这里不将工人置于生产范围内而谈论生产，其原因在于以手工业为基础的分工和合作已难以与机器为基础的分工和合作相比较。在这里整个劳动显现的协作特质，“成了由劳动资料本身的性质所决定的技术上的必要了”。也就是说，单纯依靠人手工技艺已难以决定整个社会的分工与合作，机器成为全社会分工与合作的决定性因素。对此，我们在探讨新质生产力这一问题时，就需格外重视具有自主学习能力的生成式人工智能这一劳动资料的协作对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推动作用，由此也惊异于马克思本人思想的超前预见性。在谈论机器，尤其是谈论现代技术这一劳动资料的协作时，也不能抹杀人之间基本的协作，正是源于人原本体力上的直接协作，才能向依靠劳动资料产生的间接协作，也即机器改造下的脑力协作所过渡。至此，我们从马克思对三种生产活动的考察中逐渐清晰看到了生产的另一层维度——协作的生产理论。

（二）马克思生产力理论视域下的要素生产力与协作生产力

要想真正辨别生产和生产力两对概念，还需要通过生产方式加以把握。在马克思生产力理论中这种生产方式内蕴着人和人以及人和自然两对关系范畴。在探讨生产方式时，必然要考虑到生产的社会性，将协作生产力置于与要素生产力同等重要的地位加以理解和把握。

1.要素生产力：基于要素维度的生产力

生产力这一概念最初被前苏联教科书定义为人类改造和征服自然的能力，出于对这一观点认同的异议，人们开始对前苏联关于生产力的定义进行批判。但令人遗憾的是，诸多学者在对这一观点进行批判的时候容易将传统生产力的三要素一并否定，造成对生产力的认识存在一定误读。

第一，把生产力理解为劳动的生产力本身没有问题。但是，在“劳动的生产力”中较容易把“劳动”与“劳动力”混淆。众所周知，劳动力指的是劳动者在劳动中所表现的劳动能力，体现的是劳动力量本身；劳动的生产力通常指劳动者在创造劳动成果时所彰显的功能价值，在这里体现的更多是使用价值。与劳动力直接相关的结果是价值，而劳动的生产力的结果则更多指的是使用价值。

第二，生产力更应强调为劳动的生产力。劳动的生产力中“劳动”的理解一般不存在异议，指的是劳动者利用劳动资料将活动灌输于劳动对象上的行为，这种方式是体现生产能力大小和力量强弱的最佳方式，也即体现劳动的生产力的结果——即使用价值，等同于马克思所讲的“有用的具体的劳动的”生产力。由此，生产力的定义就能顺理成章从马克思关于劳动的定义中得出：生产力是劳动者通过自身活动发起，试图改变人和自然间物质变换的能力；或是劳动者依靠劳动资料改变劳动对象的能力。其中前者倾向于劳动的生产力分析，指代的是协作维度的生产力；而后者倾向于要素维度的生产力。尽管不能将劳动过程与生产力等同来讲，但遵循马克思的理解生产就是最好的结果体现。因此，那些依靠劳动资料作用于劳动对象的具体劳动，以及抛却生产社会性质的劳动的能力，就直接体现为能够创造使用价值的生产力，也必然由传统生产力三要素所共同构成。马克思对此曾指出：“劳动生产力是由多种情况决定的，其中包括：工人的平均熟练程度，科学的发展水平和它在工艺上应用的程度，生产过程的社会结合，生产资料的规模和效能，以及自然条件。”从这段话中，我们可以清晰地发现生产力的构成一定包含多种要素的集合。马克思生产力理论中也一定存在要素分析框架下的生产力，必然存在要素生产力这一理论。当然劳动过程的三要素（劳动者的劳动、劳动对象、劳动资料）从逻辑上看推出生产力三要素本身没有问题，实际上我们在考察劳动过程即生产使用价值时，仅仅从人与自然的关系上加以分析而不掺杂生产的社会性，也充分证明我们分析的根本指向一定是生产力所在。

2.协作生产力：基于协作维度的生产力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人们对传统单一维度生产力要素理论的批评增多，如何从不同要素研究生产力理论开始受到学界重视，这其中有关马克思协作维度的生产力理论得到迅速发展。

第一，所谓协作生产力，就是指原有的生产力各要素质量保持不变前提下，由于“许多人在同一生产过程中，或在不同的但互相联系的生产过程中，有计划地一起协同劳动”。这种由协作形成的生产力就是协作生产力。对此，马克思为了阐明协作生产力所具有的“社会化”力量，用“分散展开的单个骑兵或步兵的抵抗力量的总和与骑兵连或步兵团的抵抗力量存在本质差别”来加以阐释。

第二，关于协作对生产力的推动作用，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总结了九种原因，“是由于提高劳动的机械力，是由于扩大这种力量在空间上的作用范围，是由于与生产规模相比相对地在空间上缩小生产场所，是由于在紧急时期短时间内运用大量劳动，......”。通过九种原因的分析发现，作为具体的创造使用价值的劳动的生产力，要想在竞争激烈的商品经济社会中获得主动权，关键是利用协作的功能。个人劳动在协作影响下呈现社会平均化，这种由协作创造的生产力远远高于单个人的劳动生产力。

第三，协作自身拥有的分工和专门化特征，使得协作劳动基础上的组织形式系统性明显，能够为新的社会生产力创造更多条件。任何协作，哪怕是最简单的协作都需具备组织形式来维持，当今时代高精尖的智能技术和数字技术则更需要严密而复杂的生产组织形式为依托，以保证最大程度地发挥生产力效能。

第四，伴随新型科学技术从受控到自觉的应用转变，传统以机器大工业生产为基础的协作形式也在向以劳动资料不断占有为基础的协作形式所过渡，保证社会生产力拥有更广阔的发展机遇。“它必然要求以自然力来代替人力，以自觉应用自然科学来代替从经验中得出的成规。”在此基础下，社会生产力实现飞速增长，尤其是在当前智能化生产条件下表现的更为突出。

（三）新质生产力：要素生产力和协作生产力互动演化下当代生产力的纵深发展

基于上述研究表明，马克思对生产力的剖析，是按照要素和协作两个维度不断深入开展的。这种对生产力的研究视角有助于我们进一步揭示生产力内在的演化规律，是考察新质生产力在当今时代纵深发展的应有之义。

第一，生产要素物质形态的转变推动生产力协作程度的提高。农耕时代的生产要素建立在土地、农业工具、农民劳动等要素之上；工业时代以工人劳动、自动化机器和土地为主要生产要素；数字经济时代的生产要素则发生重要转变，除却基本的生产要素不改变外，这是因为“劳动和土地是一切生产方式共同具有的，是每一个生产过程的物质要素”。同时还由数字技术嵌入的现代设备、基于数据的现代机器系统、载体于物质至上的数据等要素所共同组成。劳动资料作为区分不同经济时代的重要标志，一个时代内的主要生产工具是什么，直接决定了这个时代的生产力状况。科技迅速发展带来的协作增强，促使生产要素不断迭代升级，进而拓展了生产资料与劳动者的范围，随之而来的将是劳动者素质和平均熟练度的整体提升。在此基础下新型生产资料的劳动强度和规模将获得巨大提升并向智能化方向迈进，整个社会的生产力快速发展，为新质生产力的出现提供强劲动力。

第二，生产协作的深化促使生产资料的进一步完善。协作对生产单位产品所需必要劳动时间的缩短，将社会生产力提升至新的高度。生产资料在协作推动下日益多样化与精细化，有力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对于协作的表现形式，马克思认为劳动者只有与劳动所需要的生产资料相结合才能实现。而随着生产力的日益智能化、数字化，资本有机构成逐渐提高，劳动资料开始被劳动者直接占有，协作对象开始从劳动者之间向劳动资料之间转移。以往工场手工业时期，协作的直接表现形式是工人之间的协作，进入机器自动化阶段，机器这一重要劳动资料“只有通过直接社会化的或共同的劳动才发生作用。因此，劳动过程的协作性质，现在成了由劳动资本身的性质所决定的技术上的必要了”。由此，机器体系所构设的不同机器之间的协作就取代了一般的工人之间的协作，也相应造成工人开始从劳动主体向作为机器体系这一劳动资料的从属而出现。到数字经济时代，基于各种数据的数字化机器设备体系间的协作就演化为当今时代的主要协作方式。

科学技术的研发状况和应用程度很大程度上决定着生产要素的发展走向。数字经济时代，伴随数字技术在社会各领域的深度嵌入，由数字技术引领的现代化数字产业为社会带来大量劳动岗位，带来数字技术行业的从事者规模日益庞大，促使数据这一新型生产要素一跃成为数字经济时代的核心要素，加速新质生产力的出现。

（一）数据成为数字经济时代的关键生产要素

从马克思关于生产力的三要素来看，在数字经济时代划分数据成分不能简单按照传统的劳动过程加以区分，要依据具体历史条件下的劳动过程划分数据是属于劳动对象还是劳动资料。当数据属于劳动对象时，它执行的功能主要是利用计算机将线上或云端采集的原始数据进行整理、加注、分析、提炼，再将这些处理好的数据供给智能系统。而当数据属于劳动对象时，它执行的则是对劳动资料的物化功能，当劳动资料经过数据物化之后，人们再将这些数据物化后的劳动资料贯穿于劳动全过程，数据就以一般的劳动对象而存在。但需要注意的是，数据在生产过程中扮演什么样的身份并不能否认它作为生产资料的一部分而存在这一现实前提。

从生产要素的发展历程来看，无论什么样的新型生产要素，它的出现都要遵循社会发展矛盾运动的客观规律，并且都要依据那个时代的经济形态进行配置，以发挥对生产力提高有直接作用的要素特征。第三次科技革命以来劳动资料正在发生深刻改变，科学技术带来的颠覆性效用为社会经济活动注入强大生产力保障，劳动工具面临迭代升级、劳动对象亟须拓展更新、劳动力素质有待整体提高，相应的社会生产中的生产力诸要素的组织方式和职能地位也随之发生转移；数字经济时代诸如人工智能、区块链、物联网、脑机接口等新兴技术的全面普及与应用，使数据已不再承担单纯劳动资料的身份，在现有劳动资料这一身份前提下开始以“劳动资料+劳动对象”的双重身份而出现，数据在社会生产领域的广泛应用使其一跃成为推动数字经济时代发展的“领头雁”，革命性变革了数字经济时代的社会生产关系。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生产要素，数据具有低投入可借鉴性、协同性、无限制性自主生成、潜在共享性、隐性增值性等特征，这就使传统生产要素中频繁出现的供需矛盾对数据要素的影响微乎其微，充分肯定了数据具备成为数字经济时代核心生产要素的先决条件。同时这种特殊的生产要素在与其他生产要素的结合下还可以发挥乘数效用，大幅度提高劳动生产率。因此，数据对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内蕴着对科学技术整体水平以及对工艺应用程度的影响。当前来看，数据在数字经济时代的地位无需多言，依靠数字技术的赋能特征，数据在数字劳动中获得使用价值和价值的双重功能，化身为数字经济时代新型生产力的动力源泉的同时还孕育着新生产关系的出现。

（二）数据完成对传统生产要素的超越

生产力受到数据这一新型生产要素影响开始重构，其中数据主要发挥了集约替代和依附增倍的效果，同时生产关系受数据影响更加注重个性化分配和网状化共享。数据有别于传统生产要素的特征和属性，使它对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提质增效明显优于传统的生产要素。

从供给程度层面来看，传统的生产力要素中，土地要素一直承担发展自然经济的原初性资源，当前正呈现被人类逐渐消耗的趋势，在要素分配上具有局限性；劳动力要素受限于消耗劳动资源的支付方式和能力，以及数字经济时代对高素质劳动力的要求过剩，造成劳动力在满足社会生产上捉襟见肘；资本要素本身的有限性决定了它在操纵市场运转时容易出现某组织形式内供给不足的情况；技术要素表现为被掌握在某几个国家内，这些国家基于本国利益不愿与其他国家共享而成为国际范围内的稀缺资源；而数据要素超乎想象的指数式增长为社会带来巨量数字资源的同时，不同于传统生产要素的可损耗、易折旧特点，能够持续为社会生产供给生产要素，具有传统生产要素所难以比拟的优势。

从要素流动层面来看，数据作为虚拟生产要素在流动过程中不受各种条件所制约，灵活性与畅通性更强。在传统生产要素中，土地要素受自然原因制约性极大，难以在可控范围内对土地自由调配；劳动力要素尽管不受自然原因制约，但区域间调配劳动力资源依然存在较大变数；资本要素相比前两种要素灵活性较强，但难掩资本逻辑宰制下的逐利趋势；技术要素的联系性较强，易于向不同地域进行扩散，但传播过程中易受到意识形态的阻挠；而数据要素的流动不受上述条件的制约，能够在各领域中畅达传输并加速其同它要素之间的流动，拥有传统生产要素所不具备的灵活属性。

从主体构造层面来看，传统生产要素不具备数据灵活多元的构造体系。传统生产要素中，劳动者的构造极其单一，仅仅以自然人这一劳动要素而存在；土地要素的构造集中表现为国家组织和群体组织；资本要素相对多元，包含组织机构、社团集体、企业单位等要素；技术要素构造丰富多样，有前期的研发机构，以及后期的应用企业和参与政府机关等；而数据的主体构造则更加多样，包含数据供给方、数据处理方和数据应用方三大子系统，同时数据嵌入智能系统所换发的“万物互联”特征能使生产要素达到无障碍交互和共享，数据在线上线下的宏大覆盖范围让个体都拥有成为数据要素主体的条件，彰显出传统生产要素所难以企及的功能。

（三）数据实现对社会再生产各领域的要素赋能

数据作为新型生产要素，在社会再生产各领域赋能，尤其是在社会生产价值量增加和劳动生产率提高上具有重要推动作用。

首先，社会总使用价值量和总价值量受数据要素加持不断增加。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将劳动视为创造价值的唯一源泉，同时认为使用价值的创造需要依靠劳动在内的所有生产要素完成。从数据的使用规则来看，数字经济时代它作为重要生产要素具有使用价值这一点不可否认，但对于数据本身是否有价值，还需通过审视数据是否凝结于人类一般无差别劳动中并以商品的方式参与市场交易而定论。社会总使用价值量的波动一般情况下要依据生产力的进步或退步来决定，同时生产力的进步或退步还能确定商品经济背景下社会总价值量的多少。这也决定了只有充分兼顾数据的使用价值和价值本身两种维度，才能真正洞悉数据对生产力发展的积极作用。一方面，以生产要素而出现的数据本身可以创造使用价值。数据的使用价值体现在数据的性质本身，代表着不管未经分析处理的原始数据还是加工提炼后的数据都具备使用价值。数据以无形的方式嵌入各生产要素内，通过发挥自身的应用效能切实提高全社会的生产效率，相比传统生产要素，数据嵌入的生产要素通过发挥自身特点能够在同等劳动时间内创造更多使用价值，带来生产力的飞速发展。另一方面，从数据本身来看，它作为生产要素并不创造价值，所承担的职责更多是对价值创造和转移的“辅助”，尤其是未经加工处理的原始数据更不具有任何价值。不过一旦人类劳动过程与数据的分析处理过程发生“嫁接”，或者数据在分析处理过程中凝结了人类一般劳动的劳动资料，此时数据的行为就能够与人类活劳动的价值创造过程画等号，而作为劳动资料的数据也会将部分价值转移到活劳动中来创造价值，此时由数据所发起的劳动过程就具有了价值的痕迹，直接推动社会总价值量的增长。数智化转型背景下，原本单一的数据产业正在向全领域产业链过渡，这一过程中数据作为劳动资料转移到数据产业化中的价值比重逐步扩大，原本由人的活劳动所创造的价值在数据产业化中的比重逐步降低，数据的价值转移成为数据产业化过程中的重头戏，但最终数据的价值还要依托商品经济中的流通环节加以实现。

其次，数据要素赋能社会全领域推动其劳动生产率全面提高。“数据在促进社会总财富增长同时，也对社会全领域施加要素赋能。受数字技术高速发展影响，数字产业化趋势逐渐成型，加速了传统生产要素数字化和传统产业数字化的出现。”在数字技术影响下，社会生产所衍生的海量数据被批量化挖掘、加工、处理和分析，再进行操作模拟和决策执行，加速数据在社会再生产各领域的普及，推动劳动生产效率的整体提高，从而缩小社会再生产循环周期。带来的效益主要有：一方面，数据嵌入的社会直接生产过程得以优化。基于海量生产数据的批量化挖掘、加工、处理和分析，结合数字化生产逻辑构建出一整套数字化生产模型，促使传统生产过程向数字处理和智能优化发展，社会再生产各环节加速迈入数字发展空间。另一方面，数据嵌入的社会流通环节得以优化。企业通过现代数字设备和智能机器系统捕捉海量用户数据（身份证明、行为爱好、互动轨迹、数据反馈等），对收集到的数据分析加工以绘制用户精准画像，通过充分掌握用户个性化需求来挖掘市场供需逻辑，进而以科学高效的企业运营机制确保市场流通顺畅。用户的一系列消费记录、购买习惯、行为爱好等数据被企业全方位掌握之后，企业就可依据这些数据设置线下与云端双轨推介服务，有效提升用户购买意愿并大幅度增强商品转化率，为新质生产力的出现提供充足基础。

协作在马克思生产力理论中有其独特的表达方式，他将其概括为资本主义大工业时期由工厂内工人相互协作劳动所表现的生产过程，也代表着工厂机器体系下各机器之间的协作运转。从协作的性质来看，数字经济时代的协作依然能从资本主义大工业时代的协作中获得启示，所不同的是数字经济时代的协作相比以往的协作程度更深、范围更广，这是由于整个社会数字化水平的提高和数字产业的推广，带来协作的边界进一步扩大、协作体系进一步完善，协作程度进一步加深所致。协作除却最基础的生产过程以外，还被广泛应用于再生产环节与流通环节。面对协作在数字经济时代的全领域覆盖，整个社会内部的运行与流通环节之间的协作强度不断增加，开始向协同化方向发展。协作带来的社会面貌改变，有力促进了生产力与生产效率的提高，为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提供充足保障。

（一）社会内分工协作受数字技术影响日益去中介化

数字技术确保数据资源在全社会的共同享有，强有力消除了社会生产中存在的不必要中间环节，商业的中介性特征逐渐消失，社会的服务功能增强，加速了生产与消费的融合，全社会的生产形式与内容得到不断优化。

首先，不必要的商业中介环节在数字技术作用下被有效削减。在传统商品经济时代，生产与消费彼此互不干涉，生产的商品从生产源头到购买者之间不存在直接联系，生产与消费之间的信息沟通和协作分工要经过商业中介牵头和引领才能发生必然联系；同时商业中介内含的主客观原因也严重限制生产与消费的有效沟通，大大延缓了商品经济的运行效率。数字经济时代，智能系统、区块链、物联网等智能技术架构起生产与消费之间桥梁，使得企业间、企业与消费者之间、消费者间三维信息交互畅通，大大缩短了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的距离，构建起一条实时畅通的“信息交往”链条，生产—消费的集约化网络体系得以形成，极大地提升了社会的协同效率。这一成果主要体现在维持商品市场正常运行的物流环节上，物流环节在数字技术改造下实现数智化转型，利用智能传感技术和射频识别技术实时监测和指导物流过程各环节，增强物流应急能力和数字管控能力，实现生产者与消费者点对点无障碍交互，减弱中间商等商业中间环节的利益索取和盘剥，有效降低交易成本，防止生产者或消费者单方受益的情况出现。在数字商品市场中，商品信息可以在数字链条之上直接沟通、下订，原本的物流和仓储不再是必要环节，完成生产和消费的有机统一。另外区块链技术能行使产品库存管理和调度的功能，构建智能化零售供应链阻止信息泄露、预防商业诈骗、避免产品浪费、降低商品损耗。基于此，传统商品经济中的商业模式正发生深刻变革，商业中介的控制能力不断降低，点对点的服务生产模式有效解决供需痛点；传统的以个人利益为标准向集体利益最大化转变。有形物理空间与无形网络空间的商业交往不断密切，社会内的分工协作得到最大化发挥。

其次，各领域与行业的数据壁垒被数字技术所打破。数字技术疏通各领域、各区域、各行业的信息连接点，有效缓解阻碍在各信息沟通节点的痛点问题，避免生产过程中存在过多中间性环节，营造一体化的社会生产模式。譬如在供应链环节，供应链一般指经生产方所生产的商品转移到消费者手中所涉及的上下游企业构成的交易链条，在这一链条中存在各主体间的交互和协作行为。在传统商品经济时代，数据相对匮乏难以保证商品信息之间的交流和共享，造成企业间的协作成本高昂。数字经济时代，供应商借助于区块链技术将供应商、生产商、分销商、零售商、消费者等众多主体聚集于区块链打造的链条网络内，基于区块链的可追溯与不可篡改等技术特征，实现对“原料采购—产品成型—消费购买”统一链条的数字信息记载，防止整个过程出现人为篡改和暗箱操作的现象发生，有利于各协同主体及时追溯和查取链条中存在的问题并及时沟通与调整，建构高效统一的供应链协同体系。同时，区块链还能够发挥智能合约功效，当链条中出现新的交易，区块链能够智能检测交易是否符合条款要求以及自动执行交易，在保障交易充分公平前提下有效消除中介环节造成的交易浪费，大幅度提高商业效率。

（二）社会再生产各环节内协作受数字技术推动日益协同化

传统技术条件下的分工协作一般采取科层制管理模式来实现，这就需要由商品经济中占主动的一方牵头将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结合在一起实现。数字经济时代的生产已经具备了数字化、智能化特征，原本集中化、规模化的生产模式不适用于数字化生产需求，在整个数字化生产过程中，企业的各个生产环节和要素组成被协同于统一的数字网络之内。在协同化的数字网络体系中，企业的运转系统、机器设备与信息和数据相交互，传统企业依靠数字技术转型为数字化工厂，劳动者、机器系统、产品三者有机协同于网络之中。同时将企业经营中产生的研发、产销、售后等链条数据孪生于数字技术搭建的网络平台之上，率先建立一批具备强大网络协同生产能力的企业，有效实现对原材料、劳动力和生产设备的最优配置。

在企业研发设计环节，企业为进一步提升研发设计的力度，在数字技术支持下构建即时的协同研发体系。协同体系内企业的研发数据和实验环节受到AR/VR等虚拟现实仿真技术所集成，被大数据技术记录于云端并将实验数据在智能网络之上同步传递给企业内部的研发人员，依靠数字孪生技术自动生成设备、系统、外部支撑环境等数字模型，并对各类数据和模型进行即时完善和补充。在社会再生产环节，企业为实现全球化的生产协同，在智能网络构建的分布式产业互动链条上，实时共享各类企业信息和技能。同时智能网络链条之上还可以通过授权的方式构成虚拟企业，进一步打破企业发展的地域限制，充分利用好企业本地的服务资源和自然资源。数字化转型后的工厂依靠全球化的生产协同网络，围绕生产过程中的各阶段特征，调整资源整合能力、配置资源整合步骤，努力打造以共享使用权为主导的数字化企业运营模式，最大限度减少生产过程中利益和效率的损耗。

在数字化网络中形成的现代大规模协同生产效应，为社会生产进一步社会化提供了重要契机，由此社会生产向纵深感更强的矩阵化方向发展，为步入社会生产一体化创造条件。“数字化造就的社会生产一体化并非机器工业时代的集约化、规模化，而是一种有别于传统工业化模式的自组织与分布式趋势。”当企业身处数字技术构建的数字生产空间内，其生产资料和劳动者不受现实环境和时空条件的限制，一切不必要的商品经济中间环节得以取消，全社会生产实践活动的社会化趋势进一步加剧，人类整体的社会实践活动朝着一体化、社会化迈进，带来劳动效率的进一步提高。

（三）社会生产力受数字技术强化的协作助推日益高效化

数字技术嵌入社会生产与再生产各环节之间以及各环节内部，换发具有协作特征的生产力形式，这种生产力建立在由数字化机器设备体系所构成的协作生产网络之上，是一种能够有效促进生产力各环节及各环节内部有效沟通的“协作生产力”。这种具有协作性质的生产力在数字经济时代是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表现形式，数字技术对新质生产力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劳动和生产资料使用的社会化程度更高，社会再生产环节的目的性和计划性显著提升；流通中不必要的中间环节大大减少，生产成本和流通时间进一步降低，劳动生产率显著提升。

首先，生产的计划性不断提高。“生产计划是企业依据客户订单要求的交付期、品质和价位，通盘考虑企业人员、设备、材料、库存等状况统筹安排生产任务，对产品的生产、采购、外购制定的计划。”企业在生产经营过程中要依靠制定的生产计划营造稳定有序的运营环境，从而达到合理生产经营的目的。企业对商品交付的周期承诺、生产产品所耗费的原材料成本以及生产的总体效率，都需要依靠有效的计划予以实现。以往的生产方式缺乏数字技术的支撑，难以形成生产经营各环节之间以及环节内部的数据互通和生产协作，原本制定的生产计划难以与实际的生产经营达成默契，生产过程中订单出现的状况不能及时有效沟通和应对，造成对市场供需波动的掌握度较低。当前依靠数字技术加持的生产方式，形成生产经营各环节及各环节之间的协同共享，针对用户提出的产品要求，企业及时提取用户信息、销售行情、库存现状等数据，在智能算法和大数据的捕捉与匹配下，掌握用户偏好，了解市场需求，并着眼于现有研发和生产能力，制定极具针对性的生产计划。同时算法还可以对生产经营过程中产生的数据进行分类抓取和实时监测，及时掌握市场的需求波动，迅速作出动态的生产运行计划变更，在最低成本和最优选择下达成企业的生产目标，避免一切不必要的原材料和生产过剩的问题出现，构建资源配置最优路径。

其次，劳动和生产资料使用的社会化程度增高。在由劳动和生产资料联合构成的协作链条上，伴随数字化机器设备体系的嵌入，开始形成整个协作链条的数字网络化效应，协作链条的关涉领域和适用范围不断扩大，带来协作链条之上的劳动和生产资料的规模呈指数增长，激发一批又一批的劳动者以协同劳动的形式投身供产销之中，加快劳动资料在供产销中协同作业的增多。同时，分散于不同地域的劳动者也能够靠协作链条达成一致的协同劳动态势，并为劳动者附带更多劳动资料参与协同劳动，劳动协作转变为以海量劳动者协作和数字化自动资料协作为基础的方式。随着数字化劳动资料的出现，其使用周期不断拉长、使用成本不断降低，生产的社会化程度进一步加强。例如，企业能够利用互联网搭建的工业监控平台，随时随地掌握行业的生产运行状况。当企业在生产中出现产能不平衡时，为有效解决过剩产能和不足产能之间的矛盾，可以有针对性对生产设备进行调控，将机器零部件和生产原材料在企业之间协同调配，提高全行业的资源配置效率，降低劳动与生产成本，加速劳动生产率的提升，最终实现生产力高效发展。

数字技术的加速发展为新质生产力在当今时代的迅速推广和应用创造了必要条件，对此要利用数字技术持续提升数据这一新型生产要素在社会生产中的地位，并基于数字化机器设备体系打造日益密切的网络化协作，为生产力提供了新的发展机遇和发展模式，这对于打破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束缚和迈向共产主义社会具有重要理论和实践启示。

（一）以数字技术实现数据要素和资源的全社会共同享有

受数字技术发展所驱使，生产资料逐渐从单个人拥有转移到全社会手中，带来劳动的社会化程度不断提高，同时劳动的社会化也推动资源的社会化利用达到新的高度。数字经济时代劳动受数字技术影响所形成的社会化现象，表现为大数据技术在创新和应用上为数据形式上的标准化、统一化提供重要技术契机。数据经过标准化、统一化筛选和加工，更方便被数字化机器设备体系抓取和使用。如果数据的使用标准和机读模式不一致，很容易在信息传播和沟通中形成“孤岛效应”，必然对社会再生产的分工协作带来影响。一旦数据的标准化、统一化形式成型，各企业之间的分工协作向数字化和网络化转型就具备坚实基础，数据就能够在不同行业和领域间畅通无阻交互，促成生产经营过程中的业务协作和技术融通，全社会的生产销售和服务管理各环节以及环节之间的信息壁垒将被打通而形成共创、共享之势。在此之上，将营造一种联通不同层级、不同区域、不同体系、不同业务的数据共治、共享格局，为构建真正意义上的国家统一数据共享平台提供服务，到时整个国家将形成数字资源共享的统一体系，以保障全社会对数据资源的共同享有。基于此，为推动新质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要进一步确保数据在数字经济时代以核心生产要素而存在，并且随着新质生产力的持续发展，满足数据资源不断被全社会所共用、共有、共治和共享，从而形成生产资料从单个人手中向全社会所转移的趋势。

（二）以数字技术加速社会劳动的组织模式和协作范式不断优化

在由传统技术所架构的社会中，具有金字塔特征的科层制是维持社会组织结构和管理模式的组织管理理论，在这种工业社会所广泛应用的组织管理理论中，信息具有重要的权力化象征意义，社会劳动中分工和协作都要接受组织体系中具有领导力的一方的任命和调配，信息始终以上下级传达的方式进行交互。数字经济时代，数字技术对生产主体、生产工具、生产对象和生产方式的变革调整使信息的互动方式发生深刻变革。信息作为重要的数据资源，在由数字技术搭建的数字智能网络中担任社会劳动的重要参与者，帮助智能网络链条中的任意一个劳动者都能够充分依靠数据信息实现劳动协同、共享数字资源，表征出强大的自治性特质。在大数据、区块链等技术的应用下，一种去中心化的自组织系统逐渐出现，这种由劳动者自由协同合作共同体衍生而来的系统，本身拥有独立的组织结构和功能单位，并依靠区块链的技术功能建构整套运行逻辑，可不受指令性约束在数字化合约规训下自主运行。社会的自组织模式在大数据、区块链及其他智能技术的嵌入后，一种具有分布式特征的协作逐渐出现。分布式协作不受地域、行业、部门以及人际关系等因素的影响，可以通过自由组合创造不受边界和规模限制的独特协作形式，而且当分布式协作在劳动过程中出现问题，将会在智能互联网络平台实时预警，劳动者协作共同体就能够依据预警内容协同处理和解决此类问题。新质生产力在由数字技术体系促成的协作方式支撑下，在数字经济时代呈现自组织性和分布式特性，开辟了社会劳动的组织模式和协作范式的新境界，使全社会的协作程度进一步增强。

（三）以数字技术满足柔性化、分布式生产和个性化需求

由传统技术所造就的生产力始终割裂生产与消费之间的联系纽带，造成传统生产力支撑下的社会化劳动仅仅保留“规范化、巨量化、集约化”的生产特征，仅仅以满足消费者的普遍性、一般性需求为基本原则，生产大量品类单一、功能一致的产品，难以维持消费者日益增长的个性化需求，不利于新质生产力在数字经济时代的迅速发展。受数字技术飞速发展的影响，人类的活动空间开始由原本的物理空间向数字虚拟空间迈进，当今时代的劳动空间呈现出物理空间与虚拟空间相交互的现状。不同空间的融合与交互有效祛除了劳动过程中不必要的中间环节，架起了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无障碍联系和沟通的桥梁，将被传统生产力所割裂的生产和消费的裂缝填平。基于此，企业不再受传统技术制约，能够实时获取消费者到底偏爱什么、急需什么，从而制定具有极强针对性的个性化服务和生产模式。这种以消费者需求为核心目标的生产模式称之为柔性化生产，消费者依靠企业提供的柔性化生产将获得更符合自身需求和个性化得到满足的产品。在柔性化生产模式支持下，企业的生产可以完全按照计划产销一体，避免采购过多不需要的原材料而提高库存成本，也能够有效防止经营过程中可能会出现的恶意竞争和过度营销现象，从微观层面对供需平衡提供助益。与此同时，原本过度依赖聚集劳动空间和统一管理模式的社会化劳动，现在表现为分布式的生产趋势。从消费者层面来看，消费者为满足自身个性化需求，可以将理想清单、订单需求、方案优化以数字模块的形式传递到生产方的智能网络链条中，企业可以在智能网络链条中将这些需求数字化转换为产品的设计工艺、应用技艺，为消费者提供更具针对性的服务。当然实现企业这种精准化服务要依靠基于数字化机器设备体系所搭建的大型网络协同机制为前提，切实保障生产过程中不会出现不必要的成本增加和效率降低。在数字经济时代，通过数字技术满足柔性化、分布式生产和个性化需求而形成的新质生产力，能够充分调动全体劳动者相联合，“由社会全体成员组成的共同联合来共同而有计划地尽量利用生产力”，从而有目的地构建“数字化”计划生产经济，为走向共产主义社会奠定坚实基础。

（四）以数字技术促成人类普遍交往程度持续加深

在数字技术主导的生产体系内，劳动的社会化程度向纵深发展，智能网络体系之上的协同开始取代传统的分工协作模式，造就全社会各领域的深度融通与万物互联，国家和区域之间的界限逐渐模糊，这种一体化趋势推动人类的普遍交往向更深层次发展，促成人们交往的形式更加多元、普遍和泛在，世界由分散形态向整体化过渡。数字技术赋能下的世界，时空的限制和信任的约束已不足以限制人们的正常交往，交往的深入不断消解人与人联系的外在性和表面性，开始从传统的外在联系向任意情景和节点的实践联系过渡，为迈向自由联合的共同体创造历史条件。对此马克思曾指出：“交往的任何扩大都会消灭地域性的共产主义，共产主义在经验上的可能，这是以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和与此相联系的世界交往为前提的。”数字技术引领下劳动的社会化程度的提高和交往程度的加深，正在为新型生产力的深度发展创造一切尽可能的技术条件和物质基础。但也需关注的是，数字经济时代刚刚开启，社会劳动与数字技术体系相结合所构建的数字化、网络化分工协作还属于初步探索阶段，对于结合过程中可能会出现的协作困境和分工阻碍还需要进一步探究和防范。譬如，在企业的数字化建构并未完成之前，是否会造成分工过程效率低下，是否会带来数据之间的互通障碍，以及是否会造成各类订单信息存在更新延迟等情况，上述原因可能都会一定程度上阻碍分工协作的深度发展，也不利于新质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但这也是技术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的现实趋势，受数字技术体系支持的社会化劳动和普遍交往始终会以持续推进的态势实现人类社会向更高阶段跃进。

综上所述，我们应当看到，作为人类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生产力始终代表着这个社会最活跃、最革命的力量。为实现数字经济时代生产力的发展和跃升，要持续强化数字技术的创新和应用，促使新质生产力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征程上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因素，不断为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提供重要理论意义和现实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