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后方的港口与腹地：抗战时期西部内陆跨区域经贸互动及对成渝关系的再造
2024-10-18   来源：刘岩岩   

关于抗战大后方重庆的研究成果甚是丰富，无论是城市史的宏观叙事，还是围绕政治、经济、文化等某一个方面展开的具体考察，经典之作如汗牛充栋，在此不再一一赘述。仔细梳理后会发现，即有成果多是把重庆作为近代西部内陆城市来处理，一般将其置于港口—腹地理论的分析框架，从腹地发展和现代化进程视角对其进行考察，而忽略了重庆本身亦是对外经济交往的港口。抗战时期，作为西部内陆长江上游的重要港口，重庆强化和西部广袤地区尤其县镇乡村的经济联系，使其成为自己的腹地，并在成都的助力下，注重和西北地区的经贸互动，形成大后方的港口—腹地模式，对此过程的考察颇有意义。

按照港口—腹地理论，近代中国，“随着沿海沿江港口的开放和城市的发展，我国各地区开始形成以港口城市为龙头，以腹地为依托，以国内农畜产品、手工业产品和国外工业制成品为主要贸易内容的外向型经济体系，直接推动了各地的经济现代化的进程”。因位于长江流域上游，重庆所在的西南地区属于上海、武汉等沿海沿江港口城市的腹地，通过长江水运等交通渠道，建立起内地和外部市场的联系。在商品流通渠道构建中，重庆直接深入到西南地区商品生产原产地，直接采购，然后经过初步加工，从重庆输送到国内外广袤市场，“而且商界还走出重庆，把商品流通的渠道一直延伸到对外贸易的最前沿——上海，承担起川帮土货出口的主要职责”。譬如四川本地特产桐油，在抗战爆发前每年外销6万吨，总值数千万元，“全系经由沪、汉等地远销欧美”。全面抗战爆发后，随着东中部地区的沦陷，沿海沿江港口城市被日军严密控制，其和大后方的经济联系受到影响，甚至一度中断。此时大后方在难以与原有港口城市直接经济互动的情况下，原先国内东西之前的横向经济互动，演变为大后方内部的西南地区和西北地区之间纵向的经济往来，尤其在经贸方面颇为频繁。

（一）西南地区初级产品对西北地区的输出

战时西南、西北地区之间的经贸互动，首先表现为两地因资源禀赋的差异进行的初级产品往来，在此过程中，需要有中心城市居中调节，“重庆位于长江与嘉陵江会口，对外交通，成渝路通成都，川黔路通贵阳，嘉陵江通陕甘，长江横贯东西，运输便利”。所以凭借较为优越的交通区位条件，重庆在大后方南北经贸互动中起到商品集散和沟通调节作用，“重庆不惟为川省第一商埠，且为黔、滇、陕、甘等省货物之集散地，每年贸易总额，平均约七千余万关平两，其进出口货物主要为棉纱、匹头、煤油等，出口货物主要为生丝、山货、药材等”。具体而言，在农产品方面，由于国内产糖地区广东和福建多被敌人占领，四川糖业重要性凸显，“于是整个西南大后方数省之食糖，端赖川糖之供给，川省糖业渐趋繁荣”。据1937年四川省财政厅对食糖生产调查统计，“仅内江、资中、简阳、富顺、宜宾、南溪、荣县等八个县，年产白糖即达62800000市斤。内江、资中、富顺、简阳等县，年产冰糖1700000市斤”。以内江为例，其出产的食糖不仅供应四川，“还要上运至陕西、甘肃、河南等省”。抗战初期，因大后方对外交通不畅，加之沿海地区新式糖厂毁于战火，“于是川糖沿长江顺流而下，转销两湖及其他后方各省，糖业渐趋繁荣”。1940年，随着湖北沙市、宜昌等长江中游口岸城市的相继沦陷，川糖沿长江运销路线亦中断，西北地区则成为川糖的潜在销场。西北地区因受战事影响，所需食糖基本仰赖川康产品。国民政府川康区食糖专卖局专门成立西北运销处，业务区包括陕西、甘肃、宁夏、青海四省及河南西部地区。运销线路有两条，“一由水路逆嘉陵江上行至广元，再顺川陕公路运至宝鸡，以转销他地；另一路为直接由成都沿川陕公路用板车或汽车装运宝鸡”。川糖在西北的销售一度异常火爆，“1943年7月，西北运销处在西安市设立的运销所，因售价较低，每日赴该所购糖者拥挤不堪，以致无法维持秩序。河南在这一年因麦收有望，年景转好，食糖也大量东去。宁夏平凉一带糖商亦均来宝鸡购货，糖市场异常活跃，一时供不应求，价格日涨”。

大后方组织初级产品销售的四川畜产公司、四川生丝公司、四川桐油公司、四川药材公司均设在重庆，从外省输入到四川的产品也多以重庆为中心输往西南各地，同时重庆亦是西南和西北地区初级产品对外出口的中心。战时国外市场对猪鬃需要旺盛，四川、云南、广西、西康、陕西、甘肃所产之黑猪鬃，“均集中重庆制造”。大后方的猪鬃采取统购统销方式，代表民营资本的四川畜产公司以及国民政府财政部贸易委员会所属的富华公司合作，有计划地进行猪鬃的收购、加工和运销，不仅在重庆开办洗制工厂，“还在南充、宜宾、万县、昆明等地分设工厂”，并在西部地区广设收购外庄，“遍及全川各产鬃聚集点，还在省外的著名产区如陕西省的西安、安康，贵州省的遵义、毕节、安顺，云南省的昆明，甘肃省的天水、平凉，湖南省的沅陵、承德等地也分别设庄收购生鬃”。以猪鬃的收购和出口为纽带，西南地区和西北地区的经济往来得以加强，重庆不仅仅是区域中心城市，更是大后方对外贸易的中心城市。

战前四川蚕丝业产量在全国产丝各省中，仅次于浙江、广东，与江苏不相上下，约占全国产量之13.89%。四川产丝区域广大，“全川适于蚕桑之县份约在一百县以上，大量出产者有七十余县”。在地域分布上，“尤以嘉陵江流域蚕丝业最为发达，包括重庆、庆顺、潼川、保宁等县，岷江流域次之，以峨眉、乐山为中心，成都一带平原又次之”。但丝织业却主要集中在成都、乐山、南充三地，重庆则是在抗战时期新建了几家机械丝厂。抗战时期，因对外交通的变化，四川蚕丝战时对外销售方面，主要有南北两条线路，南线是运至昆明，再用飞机运至印度交货；北线是运至苏联，从四川往北运至甘肃和新疆交界的星星峡。北线的开辟，势必要经过西北地区，这在无形中强化了西南和西北地区的联系。由于蚕丝质轻价贵，航空外运方便，在抗战时期适合运销美国和苏联进行易货偿债，据统计，抗战时期，四川蚕丝每年平均产量在2万担左右，“外销约1万担，其中销欧美约6000担，缅甸约4000担”，因此重庆港口城市对外贸易的属性亦得以加强。

西南地区桐油的输出市场主要集中于万县和重庆，抗战爆发前，凭借长江水运之便，“万县为川省桐油输出之枢纽，在本省及全国桐油输出之地位，均极重要”。在1928年以前，四川桐油唯一运销地为长江中游的汉口。后来因为湖北宜昌设有油厂，“川省桐油运宜昌后，即直接装入散舱游船直航上海”。战前作为腹地的四川通过长江航运可以直接把初级产品运到沿海港口上海，抗战爆发后，随着武汉的沦陷，长江水运阻塞，四川桐油对外出口则改由西南边境运出，“川油遂改由叙、昆大道及川黔公路桶装载运出口”。受此影响，万县在桐油输出方面的地位随之改变，“其每年集中数量减至十五万公担，较战前减少五万公担，重庆则因变为川省最重要之出口市场，其中数量增至三十五万公担，较战前突增二十万公担之多”。抗战爆发前集中万县的桐油，几乎全部改道集中重庆，“因之来自长江下游之桐油数量遂由七千五百公担突增至十五万公担，占集中总量百分之四十三”。作为桐油出口的港口，战时重庆在大后方的腹地扩大，除了上述地区，还包括嘉陵江渠河及涪江流域，其中渠河流域有一部分桐油在战前集中于万县者亦改道运至重庆集中，“因之其数量亦略较战前为多，平均计有十二万公担，占集中总量百分之三十四”。乌江流域所产桐油在战前多集中于涪陵然后顺长江东下，而到了战时就只得选择运至重庆再对外出口，“因之战时来自乌江流域之桐油数量亦较战前为多，计平均五万公担，占集中总量百分之十四”。

四川地区食盐产量颇丰，除在本省销售外，更是远销湖南、湖北、云贵以及陕西、甘肃和西藏。四川食盐因成本较高，“行销省外者，多不能与淮、粤之海盐相抗衡，故一向‘以销定产’，生产力横受限制”。抗战爆发后，国内沿海各盐场相继沦为敌手，之前属于沿海淮盐销售区域的湖南湖北两省，“改由川盐济销，故川盐销量激增”。然而随着宜昌、沙市的失守，湘鄂两地和四川的水路运输线被阻，加之沦陷区海盐走私到大后方，导致川盐产能过剩。此时川盐在省外之销场，即以西北地区为主，而陕西凭借和四川毗邻之区位条件，在川盐销售市场方面的作用凸显。

（二）西北地区初级产品对西南地区的输出

西北地区复员辽阔，资源丰富，有自身独特的资源禀赋。畜牧业方面极具基础，“牧畜是西北最有望的经济事业，全区的土地，有三分之二宜作良好的牧场，青海西部偏僻地方的游牧民族，全赖牲畜来生活。藏蒙二族人民，日用所需，亦靠牲畜的副产品来制造。西北在中国家畜总计中占有绵羊75%，山羊40%，马35%，牛20%，其他羊毛、毛皮、皮革，都是西北的主要出口商品”。在矿产方面，“西北各省县随处皆有，陕西一省蕴藏煤量，即达7195000万吨。金矿有山金和沙金之分，山金以阿尔泰山区为最大之中心产区，有采金工人5万余，沙金则散步于新、青、甘、宁许多河道两旁台地上。石油层西起天山南麓，经甘肃走廊的东迄陕北”。然而，因为交通落后，加之政治动荡和军事冲突等原因，西北地区丰富的资源并未得到有效利用，也难以输出到其他地区。抗战时期，此种情况得以改变，首先表现在关系到大后方生产生活所需原材料的对外输出上。

因为抗战时期大后方规模较大的毛纺织厂多在重庆，因西北地区生产羊毛，“各厂所需原料大部运自陕甘”，因此西北地区的羊毛成为西南地区毛纺织企业的重要来源。刘鸿生创办的中国毛纺织厂位于重庆，其在抗战时期用的生产材料全是国产羊毛，其中以西宁、宁夏羊毛最多。在羊毛的输入方面，中国毛纺织厂除了由政府财政部复兴公司代购羊毛外，“自己也在宁夏、兰州等处设立办事处购毛”。西北地区羊毛产地分布广泛，除了青海和宁夏，“陕西省之陕北区盛产皮毛，每年输出羊毛在20000担左右，牛皮亦年产在4000张以上，其主要集散地位榆林，甘肃可供畜牲之地甚多，统计不下20余县，年产羊毛达1000余万斤”。西北地区羊毛销往西南，改变了在抗战前西北羊毛自西向东运至天津出口的贸易路线，在战时状态下呈现出自北向南的传输。 

抗战时期，随着江苏、河北、湖北、山东等产棉区的沦陷，陕西成为大后方唯一重要的产棉区，“战前全国棉产年1000万担左右，而现在后方不过200余万担，陕西一省几占其半”。西南地区不是典型的棉花种植区，在抗战爆发前所需棉花和棉纱多来自外省，以重庆为例，其所需棉花全部依赖湖北西部的沙市及宜昌。沙市和宜昌沦陷后，湖北西部的棉花，改由宜昌上游的三斗坪集中，“更与湖南津市一带之产棉汇集，输入重庆”。1938年秋，陕西棉花获得丰收，但因出口受阻，价格猛跌。国民政府农本局为救济该地棉农及增加四川棉花的供给，遂组织陕西棉花向四川输送。随着战争进程的推进，东中部地区棉纺织企业陆续内迁大后方并复工生产，同时因大后方棉纱输入困难，国民政府积极推动乡村手工纺纱业的发展，棉花作为原材料的需求量很大，基于多种原因，“致四川对棉花之需要陡然增加”。具体到嘉陵江一带的棉花市场，“则以陕花之输入，鄂花之需要反而减少”。所以，西北地区棉花输入西南地区，保障了大后方棉纺织业的持续发展。西南地区的棉纺织企业为了购买到陕西的棉花，采取了不同的办法。内迁到重庆的荣家企业申新四厂，成立运输站，自备卡车并租用商车，运输生产所需的原料等物资，行驶于川陕、陕甘、渝蓉、川黔、陕豫等公路上。除了陆路，还使用木船，设立嘉陵江水道运输队，航行于四川的嘉陵江上，“陕棉可自广元直运重庆，一面可将重庆机物料北运，专雇押运员押运，水运终年不断”。裕大华纺织资本集团的裕华纱厂位于西南地区，大华纱厂位于西北地区，因陕西棉产颇盛，还在四川广元设了大华分厂，此种模式颇受好评，“以陕南产棉，在广元厂纺纱织布，供给川北本地需要，不特是战时后方纱业的临时救济办法，而且是战后纱业的根本解决办法”。裕华和大华两家纱厂组织裕大联合采运部，“总部设重庆，采办处设西安，运输处设广元”，在业务方面，“本部采办处以转运豫陕原棉供应西安大华总厂、广元大华分厂暨重庆裕华厂为目的”。郑州豫丰和记纱厂内迁到重庆后，每年所用原棉数量巨大，“均系在陕西泾阳、河南灵宝等处采办，经由宝鸡循公路运输来渝”。当时陕西至四川没有铁路，豫丰纱厂从陕西购买的棉花经陇海铁路运到陕西宝鸡后，“即用卡车运往广元，再沿嘉陵江水运至合、渝二厂，或自宝鸡用卡车直接运至厂内”。抗战初期，作为工业生产原材料的棉花尚能在西北与西南地区自由流动，但到了1940年代后，因为国民政府加强了对相关物资的统制，此种情况发生改变。

（三）大后方南北之间工业品市场网络构建的顿挫

1.大后方企业辐射力有限

以初级商品为纽带构建的大后方南北之间的物流通道，却没有助推工业品的跨区域流动，首要因素在于大后方南北两地工业企业的辐射半径都很有限，仅局限于企业所在区域。东中部工业在抗战内迁时，主要落脚点在西南地区的重庆，以提供军需民用的支柱产业棉纺织业为例，几家大型企业在大后方发挥了重要作用。由于市场需求大，内迁企业积极复工生产，申新四厂1939年1月在重庆复工后，“因当时沿海各省的战事正在进行，物资内运困难，而申新是内迁纱厂最早开业的一家，所以在内迁初期，纱销之旺异乎寻常，每日清晨，经常有客户五、六十名候于厂门，竞求购纱。故当时申四产销脱节，业务繁荣，获利甚厚”。重庆的裕华纱厂、豫丰纱厂、沙市纱厂亦获利颇多。尽管内迁初期棉纺织业发展势头较好，但依然难以满足本地之需，“四川战前每年必须从省外输入机纱12万件以上；武汉失守后迁川和新建纱厂9家，最高年产量不过7万件至8万件”。这就意味着西南地区的棉纺织企业的出品难以直接输送到西北地区，但可以通过其他方式开拓西北市场，比如在内迁时将部分机器设备和技术人员转移到西北地区投资设厂。所以抗战前期陕西的棉纺织业发展同样颇有成效，西安大华纱厂、宝鸡申新四厂、属于雍兴公司的蔡家坡纺织厂和咸阳纺织厂等棉纺织企业的出品，在西北地区占有较大的市场份额。南北双方各自的棉纺织企业都先以满足军需以及各自的市场需求为主，西南地区形成以重庆为中心带动周边的西南地区内陆—港口腹地模式，而西北地区则在陕甘一线呈点状的工业分布，因几个城市工业实力较为平均，没能形成引领作用的西北中心城市，所以未出现明显的西北地区的港口—腹地现象。

2.政府管制的消极影响

随着战争的持续进行，国民政府为了更好地掌握重要物资，1941年开始对花纱布进行管控，1942年2月14日起，“重庆附近四大纱厂全部生产纱支，均由农本局依照物资局限价统购，各纱厂不得自行出售；并同时举行存纱登记，登记之棉纱，亦一律由农本局收购或派售；收购所获之棉纱，统由物资局交由弄本局‘收纱收布’‘以纱换布’”。这就意味着规定花、纱、布不能自由买卖，之后国民政府成立了花纱布管制局，区域间的棉纱贸易受到更大的影响。虽然各家纱厂采取种种办法进行规避，但终究回天乏术，裕华、大华负责南北运输的机构受到的影响极大，“联运处撤销了，卖掉20多部汽车、80多部胶轮车，人员解雇了，剩下的少数车辆交大华，改为大华广元运输处”。政府的管制不仅使得西南和西北地区棉纱的贸易更加艰难，而且连原材料的流动也变得难以进行，政府规定1942年所产陕西棉花运销方面，“各银行、公司、商号，购囤陕棉超过50市担以上，各纱厂购储陕棉超过一年之需要量者，限期限价征购，以其进货成本，加利息、运缴、加工等费为计算标准。纱厂未超过一年需要量之用棉，应一律委托农本局代购，按照购买数量及定价，先付定金十分之七，交货时货款两清，并照收购原件，加百分之一手续费”。原材料自由流动的被限制，导致企业在生产方面难以为继，即便是家底颇厚的裕大华纺织集团亦是无计可施，“查本厂生产以前有一部分自由发售，尚能截长补短，而原棉在未统制以前亦可厚培根底，今生熟货一律受严格管制，原棉不能自由多进，存底日渐枯薄，纱布给价低小，不能稍资挹注。似此下去，前途艰危自属可以想见。”另外一家大型棉纺织企业重庆申新四厂因政府统治规定的棉纱价格过低，被迫减产，“今日因纱价之低，影响至棉价之不够棉农成本，而致减产，因减产而致纱厂停工，因停工而物资减少，影响抗战”。政府不仅在棉纺织业进行管制，在面粉行业亦是如此。重庆机制面粉业，最初均是各厂自产自销。战时因物资供应紧张，“面粉之销售，亦由政府加以统制，机关、团体及面食商店，系由政府供应平价及官价面粉。面粉之产制，由政府统筹分配”。

通过对战时大后方西南和西北地区之间经贸互动的梳理，可知两地之间因资源禀赋的不同，商品往来依然以农业、畜牧业和能源等行业的初级产品为主，而工业产品的跨区域市场行为因为地理的障碍及交通条件的落后，表现得并不显著，而政府的管制更是直接中断了两地工业品自由交流的可能。在此过程中，企业的应对及对城市发展的影响，就尤为重要。

从港口—腹地自东向西横向传导的线索看，重庆作为长江上游的商业城市，无疑是处于对外经贸的末端。战时环境下，大后方西南和西北地区经济联系加强，在南北之间纵向的经济互动中，重庆扮演了较之战前不一样的角色。

（一）西南和西北地区之间商品的集散地

抗战爆发前，重庆在长江上游区域社会跨出封闭世界的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更多是凭借自身水运的便利，和广大的西南腹地建立起联系，形成初级产品的商业贸易网络，先把初级产品集中到重庆，然后通过长江水路自西向东，输送到东部港口。此时的重庆，既是西南地区经济交流网络的中心城市，“也具有集散市场的性质，如重庆即是药材和桐油的重要集散地。省内及陕甘、滇黔、西藏等省区部分药材出口汇集于此，另外，湘、鄂、赣、粤等省药材行销西南各省者皆以重庆为分配地”。战前的经贸网络，虽然也有来自西北地区的商品，但主要还是围绕西南地区展开。

抗战爆发后，情况发生变化。西北地区战前面向天津的初级产品经贸路线因战事而中断，外向化经济形态转为内向化，西北地区的皮毛皮革、棉花等商品流入西南地区。同处西南的重庆和成都作为区域中心城市，在和西北地区的经贸互动，皆具有历史传统，但首先建立起紧密联系的则是重庆。这一方面是因为东中部地区内迁工商企业多在重庆，在生产原料方面对西北地区的出品有巨大的需求。重庆在吸纳西北出产的过程中，和西北地区的经济联系愈发紧密，二者的互动中，重庆起到主导作用。同时重庆作为陪都，不但是大后方的政治中心，而且在对外联系方面，因为沿海港口的丧失，其发挥了内陆对外港口的巨大作用，不但有战时新的陆路、水路交通线，“1942年5月以后，西南土产外销改为通过驼峰航线运送出口”。虽然驼峰航线是从昆明或泸州或叙府空运之印度，但发挥统筹和协调作用的却是重庆。重庆在战时开辟了三条国际航线，“即重庆—昆明—河内线；重庆—昆明—腊戌—仰光线；重庆—哈密—阿多玛阿塔线”。

（二）总部设在重庆的工业企业集团

因为重庆陪都的政治地位，以及在战时大后方的经济中心的作用，裕大华企业集团、荣家企业集团以及刘鸿生集团等均把总部放在重庆，并对西北地区的一系列城市产生拉动作用，吸引其对外经济联系的转向。西安作为西北地区的经济中心，自古以来在关中平原首屈一指。但到了近代，发展的脚步则慢了下来，“自吾国海禁开放以来，沿海各埠工商各业之组织，焕然一新，其蓬勃气象，与时俱增。独西安地处西北，交通阻隔，凡百经营，都属简陋，即偶有一二近代规模之组织，亦因环境不良，运输阻滞，或以经营不力致遭失败，或以资本脆弱难于维持”。进入民国后，西安能称之近代工业的，仅有纺织、面粉、皮革火柴等轻工业。到了1935年，随着陇海铁路从江苏经西安到达宝鸡，西安交通日趋便利，与沿海地区经济联系加强，发挥其东部经济腹地的特点，工业上遂有发展。到了抗战时期，陇海路东段被日军控制，西安向东联系受挫，转而向南。西安大华纱厂在受到日军轰炸后，即在四川广元设立分厂，并在广元新办小型煤矿一处，还在该地举办种棉示范区。随着广元纱厂的生产，裕大华纺织集团形成地跨重庆、西安、广元三地的生产格局，所以企业的联合采运部，“总部设在重庆，采办处设在西安，运输处设广元”。荣家企业也是跨地区设厂加强南北经济往来的典型，内迁时申新四厂分别内迁到重庆和陕西宝鸡，两厂在生产资料、工业技术乃至资金方面互通有无，在西南和西北地区初步构建了经济联系的通道。刘鸿生在战时与官僚资本合办的中国毛纺织公司位于重庆，之后又在兰州组建西北毛纺织公司，该厂的建成离不开中国毛纺织公司的支持，“即拟将李家沱工厂（中国毛纺织厂）整理场内原有之剪毛机、拉毛机、烫毛机，每种抽出一套，加添若干配件，装置齐全，按照市价估值，抵作股款，以五百万元为度，有余或不足，以现金找补之。查上述三种机器，本系备货，抽出后，于本厂无大妨碍，并不因此耽误工作。若以上述三种机器作价，投资西北毛纺织厂，则该厂在未设机纺工场以前，可先购当地手工毛纱，织造呢绒、毛毯，加以整理后，即可行销市场”。

除了西安，西北地区甘肃兰州的企业等也被重庆的战时磁场效应所吸附，官僚资本控制的雍兴公司，成立于甘肃，兴起于陕西，管理的企业分布在甘肃、陕西、重庆等南北各地，涵盖纺织、机器、面粉、制革、煤炭等行业。为了管理方便，“在重庆设渝处，在兰州设陇处，称为雍兴公司驻渝和驻陇办事处”，分属南北各地的企业之间联系频繁，尤其是重庆地区的企业凭借对外港口地位的优势，掌握相对丰富的资源和技术，所以多对西北地区的企业给予帮助。兰州毛织厂在筹建时，虽然可以就近利用甘肃、青海的羊毛，但在技术和管理层面上较为欠缺，总部就从重庆方面想办法，“指定重庆豫丰纺织厂经理潘仰山筹备，从军政部重庆织呢厂拉到了西北工学院纺织系毕业生王文光等二人，利用英国运来的棉花废织机和织棉毯机改成毛纺机和毛织机，以解决当时难以购置的设备问题”。此外，兰州毛纺厂还将重庆豫丰纱厂暂时不用的棉纺机改为毛纺机，“共约六百余锭，并附带新制梳毛铁机三台、织呢铁机二十台，又整理机等种种设备，于最近期内分批运兰装置（已有约二百锭运兰，不日可以开纺），以期改良成品，增加产量”。这种企业之间的交流和合作，进一步密切了西南和西北地区之间的联系，并彰显出重庆在此过程中的作用。

（三）作为大后方内外联系核心城市的重庆

通过上述分析可知，抗战时期重庆作为大后方经济中心，其经济辐射力较之战前大为提高。在西南地区和西北地区的经贸往来中，重庆既是初级产品的集散地，又成为西部内陆地区对外贸易的综合型港口。重庆一方面依托战时首都的政治地位，凭借对外交通体系的构建，确保对外经济联系的畅通；另一方面通过诸多形式，在西部内陆地区构建自己的腹地。这种腹地，既包括了西南地区尤其是四川本省的传统经济腹地，又开拓了战时发展起来的西北地区尤其是陕甘两省的新腹地。西南地区传统腹地在战时依旧发挥旧有的商业习惯，四川本地的县镇和重庆之间通过毛细血管一般的经贸联系维系着初级产品的对外输出，据统计，“1941—1945年期间，向西南地区进口的洋货主要有药品，五色染料、金属、棉货等；出口货主要有猪鬃、生丝、钨砂、桐油等，其中猪鬃和生丝大多空运到印度”。西北地区作为重庆的新腹地，二者的联系则更多是建立在资金往来和技术扩散的基础上，这也使得重庆的功能更多丰富，提升了整个城市的格局。资金方面，除了内迁到重庆的国家银行对西北地区经济发展的资金扶持外，分布在南北区域的企业集团内部跨区域资金往来在战时非常频繁。技术方面由于内迁工业多集中于重庆，和内迁于此的科研院所形成合力，使得重庆成为大后方技术中心，从而把技术扩散到西北地区。

作为战时大后方的港口，重庆和国内以往的港口城市有很大不同，兼有直接贸易和转口贸易。在对外联系方面，重庆可以像以往的上海、广州等口岸一样，直接和国外进行经贸往来，因为深处西部内陆的客观现实，需要借助边疆城市的转手完成对外贸易，这其中既包括西南地区的云南、广西甚至西藏的边疆口岸城市，也包括西北地区新疆的沿边口岸城市。在交通路线方面，除了传统的陆路和水路，新式的航空路线成为战时重庆对外贸易的新选择，既是战时封闭环境下的无奈之举，又呈现出交通方式的进步。重庆在1940—1941年完成了外贸通道转移，“形成了以西南陆路交通为主的新的国际贸易线，一是重庆由公路到贵阳和昆明，再由滇越铁路外出；二是重庆经叙府和昭通到昆明，再由滇越铁路外出，或进一步由腾越出口到缅甸；三是国际航空线，有重庆直飞香港的航线，重庆经昆明到河内的航线，重庆经昆明、腊成至仰光的航线，以及重庆至新疆哈密到苏联阿拉木图的航线等”。航空路线的开辟，改变了重庆长期以转口贸易为主的对外经济互动模式，尤其在1942—1943年间，由于太平洋战争的爆发，日军占领东南亚后，切断了滇缅公路，此时重庆的对外贸易只能依靠空运进行。西部地区交通素来落后，战时以重庆为中心的交通网络的构建，为西南地区和西北地区的经贸往来提供了基本条件，多种交通方式的综合运用进一步强化了重庆大后方中心港口的地位。

关于重庆商业中心的评价，既有研究认为，“战时重庆商业繁荣过于超越当时的物资基础，具有过浓的投机性。战时商业的发展是一马当先，而重庆工矿等各业却未相应跟上，为重庆提供各种土产原料的四川腹地生产，也未相应跟上”。商业的投资性的确在战时重庆存在，但以商业资本的投资性来否定重庆工矿业的发展则有失偏颇。在内迁工业的推动下，重庆的工业水平有了显著发展，迁渝工厂243家，占迁川工厂总数260家的93.46%，占内迁工厂总数450家的54%，因此，“重庆得以担负大后方工业中心的重任”。重庆工业在发展过程中，其所需的原材料不但来自西南地区四川腹地，还扩大到西北地区，以重庆为中心对西部资源进行的整合在支撑长期抗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一）规避管制下的重庆和成都的战时经济互动

战时大后方的经济管制，在重庆执行力度尤大，使得很多企业想出各种办法进行规避，其中一种方式即是在成都设分厂。因为成都当时处于四川军阀势力范围，重庆国民政府难以完全掌控，尚没有实行经济层面的统制。诸如裕大华企业纺织集团可以使用重庆、西安、广元三地的设备和物资成立新厂，“渝厂尚有部分设备闲置未用，可建较小规模工厂；实行‘统制’时，公司‘明账’所存原棉虽为花纱布管制局收尽，尚有‘暗账’原棉一万余担存西安、广元，足以供应小规模生产之需，既然成都纱布不受管制，可以自由销售，价格可高几倍，于是决定在成都设厂”。成都裕华纱厂的资金来自总公司拨付的法币一亿零二百万元，其中，来自重庆裕华纱厂55300000元，来自西安大华纱厂7000000元，同时重庆方面还拨给成都纱厂机物料1781950288元。荣家企业同样在成都开设了分厂，其设备均来自重庆，“建成面粉公司成都厂设在成都东郊沙河堡大观堰，有基地十五亩。生产设备有钢磨三部，平筛一只，松粉机三部，圆筛四部，麸皮车、清粉机各一部，头道麦筛及打麦机各一部，二道麦筛及刷粉机各一部，均由重庆申四厂之铁工厂制造”。在其他行业，中央文具厂的总部在重庆，成都分工则将重庆总厂制造的油墨、墨水、墨汁运来推销。

通过和成都的对比，能看出重庆在工业资金、技术上的优势，成都一系列分厂的出现，多是基于规避政府统制的原因，其在资金和技术方面依然要依赖重庆的总厂，以成都裕华纱厂为例，其规模甚小，产量甚微，主要将重庆厂所生产的棉纱偷运至蓉，牟取厚利。

（二）成都对重庆的支撑

作为西南地区两大城市，战前川东经济区的重庆和川西经济区的成都既存在竞争，又因为所在区位的不同存在经济功能上的互补。抗战爆发后，重庆因行政地位的提升，在工业、商业、金融业和交通运输业等方面均获得迅猛发展。表面上看重庆的综合竞争力提升极大，似乎把以商业为主的成都甩在了身后，但正如前文所述，成都因属于四川地方实力派的势力范围，可以规避经济上的统制，因而承接了重庆转移过去的工业企业，其工业亦有发展。

成都凭借在川陕交通的历史传统，在西南和西北地区经贸往来中的作用非常重要，川陕公路，“起自成都，经新都、广汉、德阳、绵阳、梓潼、广元等县，过广元后沿嘉陵江古栈道、千佛岩、明月峡至朝天驿，盘山折越龙洞背、神仙驿、牟家山，而达川、陕交界处的棋盘关入陕西省”，从而弥补了重庆在南北交通方面的劣势。在运送旅客方面，“1941年，川陕公路开办旅客联运，由重庆经成都至广元，换车与西北各路联运”；在物资运输方面，重庆和成都共同构成了川陕水陆联运模式，西北的物资经过川陕公路运至成都，“再由成都改换木船，沿岷江而下，经乐山、宜宾、泸州到重庆”，这样就把重庆大后方港口的功能发挥得更加完备。重庆通过成都，建立了西南地区与西北地区的交通运输通道，并将该线路向外延展，“苏联援华物资和支援前线的军需物资由改线运输，具有重要的政治、军事和经济意义”。

（三）港口—腹地理论体系的完善

学界认为近代中国的经济区建立在“港口—腹地”的基础上，大致形成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它以一个主要的港口为中心，或以一个港口城市、一个行政中心城市共同组成双核心，担任经济区的经济中心城市，并以腹地作为自己的基本经济区。在这里，港口城市是一个点，腹地是一个面，交通和商业网络是口岸城市和广大腹地之间物流、人员流、资金流和信息流的通道”。这种情况在抗战时期的大后方发生了变化，重庆既是港口城市，同时作为陪都自然是国统区的行政中心，但这并不意味着大后方其他城市尤其是西南地区的城市均是重庆的腹地。譬如成都，在交通区位上是连接西南和西北地区的重要一环，是港口重庆和西部腹地之间的重要交通中枢；在工业发展上成都承接了战时工业中心重庆的部分企业；在政治上，成都受地方实力派控制颇深，虽在抗战洪流的影响下在大政方针上基本和重庆国民政府保持一致，但依然有一定的独立空间。成都是介于港口和腹地之间的角色，这在既有的港口—腹地的分析框架中并不多见，属于战争状态下构成大后方的西部经济区域独有现象。成都和重庆自近代以来，的确存在竞争关系，“在近代四川的城市体系的演变过程中，随着重庆城市竞争力的增强，重庆逐渐取代成都，成为了长江上游的经济中心城市”。但成都决非完全失去了竞争力，其在川陕交通的重要性，在抗战时期西南和西北地区的经贸往来中的作用是难以替代的。战时大后方港口—腹地的构建中，不是港口的成都在和重庆的合作过程中，同样承担了港口的部分功能，维系着港口—腹地间的经济往来，和重庆一起推动大后方区域间的经贸互动。重庆和成都带动的大后方跨区域经济互动，在近代中国经济变迁“自东向西、自边向内”的空间进程基础上，又形成了战时南北之间的空间进程。当战时中国在东西横向的经济交流遇到障碍时，原本只是区域中心的港口重庆通过力量的集聚，升级为国内对外贸易中心城市的城市，还和周边传统区域中心城市成都一道构建了南北横向的经济往来，更加彰显了中国经济的巨大潜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