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北京农村饮水改良的历史考察
2024-10-17   来源：李小尉   

水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必备资源，是思考和认识历史的一把钥匙，国际水历史学会专家郑晓云指出，人类的发展史也是一部利用水、管理水、改造水环境的历史，人类社会的发展变革，生活方式的变迁、技术的进步、众多重大历史事件的发生往往都与水有关联。联合国也关注考察水与贫困之间的关系，认为通过水资源管理实现减贫是一个面向贫困人口的有效框架。因此，从历史视角对历史上人类与水的互动关系进行研究，成为近年来学界探讨“水历史”研究的重要路径。现有的研究多侧重从城市近代化建设、公共卫生体系的开拓、水利事业的发展等政策层面探讨，本文则聚焦当代北京农村民众日常饮水改良问题的“水历史”，探究“水历史”背后的政策发展、民生实践与社会变革，从纵向考察中国共产党的民生建设政策的发展变迁，从横向考察不同历史阶段农村社会的水资源取用技术变革、日常卫生观念的革新等问题，从而将中共治国理政的政策发展与民生建设、人民生活状况的发展变革结合起来进行综合探讨。

（一）防病防疫是农村改水的根本目标

新中国成立伊始，北京周边广大农村地区长期存在着取水难、用水难、饮水卫生难的现实问题，且卫生防疫事业十分落后，各类肠道传染病、寄生虫病大肆流行，介水传染病、地方病占农村发病率总数的80%左右。党中央和人民政府十分重视卫生防疫事业的建设。1949年10月察北发生鼠疫传播，毛泽东立即指示成立中央防疫委员会，领导全国卫生防疫工作的部署，并致电苏联政府请求支援防治鼠疫的疫苗和血清。1950年，天津市发现霍乱病菌传播，因霍乱病菌常引发严重的肠胃传染病，为防止“病从口入”，北京市公共卫生局立即部署全市针对饮食清洁、自来水及井水消毒等卫生防疫工作。由此可知，从防疫的角度关注民众的日常卫生，已成为党和政府尤为关注的工作。

1950年初，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开展农村地区医疗卫生情况调查显示，北京农村地区约80%的民众在日常生活中饮用浅层大口井的井水，约20%的人口饮用河水、坑塘水和山沟浅流水。这些大口井水的取用并不方便，村民担水往往走出很远，因用水不便，多数村民冬天不洗澡，夏天到河里洗澡，妇女则偶尔打井水在家擦洗。广大农村地区因饮水不洁导致的肠道传染病和寄生虫病等介水传染病数量多，农村民众的身体健康备受影响。因此，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从防病防疫的角度多次发出通知，为了改进“中国人民长时期的健康不良状况”，要求各地政府积极开展农村水源保护和季节性饮水消毒、改良水井卫生等措施，党的卫生防疫工作与广大农村民众的日常生活紧密地联系起来。根据北京农村地区饮水细菌多、且多次发生痢疾流行的情况，北京市公共卫生局、防疫委员会决定将这一时期北京农村防病防疫的工作重点，放在农村水井卫生及井周环境清洁、水井消毒等工作方面。

在北京市公共卫生局和防疫委员会的部署下，京郊农村的基层党组织领导群众开展掏井、清理井内污泥、清除井周垃圾，拆除水井附近50米内的厕所，对农村地区原有的土井采取封井口、加井盖、抬高井台阻隔污染物落入井中等措施，有的村落将原有土井的井底掏净，投入碎石、沙砾垫底，起到初步过滤井水的作用，再用竹、砖、石、水泥等镶砌井壁，达到土井改造之功效。至1951年，北京市各区（县）政府对农村的浅层大口井均进行了大范围的集中改造，大兴县对农村地区大口井采取封井口、加井盖、加高井台，将提水方式改用手摇水车的形式；海淀区则组织农村群众清理公用水井，要求农民主动使用公用水桶，禁止私人水桶在村内公用水井打水，以免造成交叉污染，防范病菌传播。这些农村水井改良、井周环境清洁的工作，初步改善了农村地区的日常饮水卫生状况。

1952年，为了防范抗美援朝战争中“细菌战”的威胁，保障广大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毛主席提出“有疫者治疫，无疫者防疫”的卫生防疫精神，将政府各级卫生组织的防疫工作日益落实到人民群众日常生活中的防病防疫中，党中央提出“把环境卫生、个人卫生做好”的卫生宣传，成为指导爱国卫生运动的重要要求。北京市陆续建立起各级卫生防疫机构，并为部分城乡居民发放了日常可用的石灰、煤油、滴滴涕、六六六等消毒材料，号召民众在日常生活中注意防病防菌及杀菌消毒；大力宣传组织农村地区保护水源卫生，开展水井清洁、消毒或改造，改善农村民众的日常卫生条件。

农村地区水井消毒最常用、最简易经济的方式是采用漂白粉消毒法，向农村水井中投放含氯的漂白粉进行细菌消杀，并培训各村专门的井水消毒员负责水井定期消毒。北京市各级卫生机构纷纷将防疫工作落实，1952年北京西郊卫生所在附近农村开展井水消毒，将周围29个村落共341眼水井均投撒漂白粉进行了消毒，并为农村培训井水消毒员约351人；1953年，北京市朝阳区政府在所辖农村地区对620眼水井进行了井水消毒工作；1954年，海淀区共培训定期开展农村井水消毒的消毒员400余人。

此后，随着农业合作化的完成，农田水利运动和“大跃进”运动兴起，农村井水消毒工作经常受到政治经济形势干扰，处于时断时续的状态。至1962年，北京市公共卫生局颁发《关于加强副霍乱等传染病防治工作的报告》中强调，“在郊区大力改善饮水卫生，饮水井要加高井台，伤寒流行地区要进行井水消毒，各区县要妥善安排恢复以往有效的井水消毒制度。”北京各区县的农村井水消毒及培训井水消毒员的工作得以整顿，1964年大兴县对全县468个村的2180眼水井均进行了反复消毒，并培训井水消毒员1176人。这些水井清洁和消毒工作，可以初步发挥保护水源、改善广大农民饮水卫生、防止疫病传播的作用。到20世纪60年代末，北京市各区（县）政府对京郊农村日常生活中饮水卫生和防疫防病的卫生措施，初步形成有法规、有制度的经常性工作。

（二）“两管五改”提升环境与饮水卫生

在爱国卫生运动的推动下，农村民众从卫生实践中总结提出了“两管五改”的方法，即：管水、管粪，改良水井、厕所、畜圈、炉灶、环境，“两管五改”是农村爱国卫生运动的主要内容，也是一场带有移风易俗、改造社会性质的农村卫生革命。

1964年北京市昌平县在爱国卫生运动中提出，要在农村深入开展“三管一灭”（管饮食、饮水、粪便和灭苍蝇）为中心的卫生活动，将“卫生”与农村的日常生活结合起来，将“卫生革命”落实到家。1965年海淀区也提出要开展以“二管”（管水、管粪）、“一灭”（消灭苍蝇）为中心的爱国卫生运动。这些卫生工作的口号，源于农村的现实环境，源于农民的日常生活，是广大农民群众在爱国卫生运动实践中总结出的农村卫生目标。1965年2月，周恩来在对卫生部等负责人讲话中也着重提出，“要抓好两个卫生，即管理好水、粪”“卫生工作要面向农村”“农村要把水、粪、除四害、预防主要疾病等项工作搞好”。至此，中央对下一阶段的爱国卫生运动的工作重点，转向以农村“管水”“管粪”为重点的“两管五改”阶段，也意味着党和政府对农村的卫生防疫工作重点转向以“管水”“管粪”为核心，通过“讲卫生”来达到预防疫病的目标。

“文化大革命”时期，党中央始终未放松对防病防疫工作的重视，周恩来多次指示要继续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为了防止疾病回升，保护广大群众的健康，农村的卫生防疫工作强调坚持“搞好以两管五改为中心的基本建设”，重点转为管理粪便垃圾和管理饮用水源卫生等方面。至1974年3月，为了推广农村防病防疫的卫生经验，卫生部委托安徽省卫生局在界首县举办了北方地区农村“两管五改”学习班，同年5月又召开南方地区农村“两管五改”学习班。这些努力显著推动了全国各地的饮水改良工作。1974年，北京市农村工作委员会提出，在农村“要结合生产把水、粪的管理和水井、厕所、畜圈、炉灶、环境的改良，长期坚持下去。”在1975年国务院发布的第38号文件中则进一步强调，“农村要结合农业学大寨运动，把‘两管五改’纳入农业生产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规划，统筹安排，全面发展。”“两管五改”运动的提倡，虽然带有深刻的政治运动与形式主义的烙印，但是，在此期间，以南方十三省、市、区防治地方血吸虫病为经验，中央召开北方十五省、市、区防治地方病工作会议，督促、交流北方地方病的防治规划与经验总结。这些努力，为广大农村地区地方病的预防治疗提供了较为充分的准备。

农村饮水卫生的改良离不开打井技术的发展。新中国初期，我国的打井技术还比较简单，农村多数的旧水井尚是土井，井的内壁均由夯土凿成，少数水井内部砌了石壁，这种土井属于浅层井、大口井。这种浅层大口井往往深度有限，易落入浮尘与垃圾，难以保障日常饮水卫生。

随着农村土改与农业合作化的发展，农村兴起了大规模的农田水利建设运动。1952年，北京市委制定了“恢复生产，重点发展水利建设”的方针，全市各区县均掀起抗旱打井高潮，当时多数水井均依靠人工挖掘土井，然后井壁贴砖，干净卫生，便于百姓取水。这种砖井因取水方便卫生，被百姓称为“卫生井”。1953年，为了加快农业合作化的进程，党和政府号召群众“组织起来”，京郊农村地区每村均成立打井队，农村打井工作得到重视。例如，北京通县农村地区，自1953—1956年间，共新建卫生砖井9350眼，基本能够满足广大农村民众日常生产和生活用水的需求。这些新建水井可以用于农田灌溉，往往也兼顾农民日常生活饮水，从饮水卫生的视角来看，新水井的卫生程度和防疫作用均有了初步改善。

20世纪50年代末期，在全国大兴农田水利建设运动的影响下，京郊农村很多地区开凿了灌饮两用的水井，初步缓解了部分京郊农村地区的缺水取水困难。例如，怀柔县的南韩继村，被称为“旱高台”，当地不仅地势高临近山区，而且地下水源较少，1957年该村努力克服地势的劣势，发动群众一共打了60多眼井，初步克服了日常生活中缺水少水及取水困难。同一时期，延庆县地处山区的多个村落，也组织群众力量挖掘了几十口浅层大口井，改善了当地农民的日常饮水用水困难。这一时期，随着“大跃进”运动及技术革新运动的兴起，农村地区也出现了诸多改善日常取水、用水的技术探索。

（一）打井技术推动农村饮水改良

从技术角度来看，1951年我国钻井队就在西北及华北地区成功打凿了深度接近300米的深井22眼，这代表着我国的打井技术已得到较大提升。但是，当时打制深水井的动力与机械设备均需进口，极为缺乏。1952年10月北京市农林局水利工程事务所钻探队成立时，专业打深井的设备尚且一无所有。至1956年，钻探队购进原苏联制造的深井钻机2台后，打井设备才有所改善，至1957年该钻探队合并重组为北京市拖拉机站打井队时，共拥有6台冲击钻，打井队员80余人。这些设备与人员需要服务于北京辖区内各区县及村庄的打井工作，常常忙得连轴转，甚至周末也得不到休息。京郊各个乡政府也组建一些打井队，他们的打井机械更少，多数均靠人力挖掘深度10米左右的浅井后，再依靠群众研制的一些半人力、半机械的设备开凿。当时，比较有代表性的半人力、半机械打井设备主要有人工架子（又称大纺车轮）和“大锅锥”，仅适用于打制浅层水井。可见，此时期的打井技术虽有较快发展，但是，限于设备、机械工具方面的制约，打井工作尚无法取得长足进展，技术发展与民生建设的互动关系尚未形成紧密联系。

在饮水卫生的观念方面，广大农民群众往往依据自身饮用体验（包括视觉和味觉）形成对日常饮水卫生状况的初步判断，“清”和“甜”是农民对饮水卫生的最高评价，浑浊、不洁的水能够给人带来明显的视觉及口感不适，群众普遍认为饮用此种水不卫生。可见，多数农民群众对饮水卫生的认识仍然局限于视觉、味觉等感官因素，对于脏乱的环境会影响水源的清洁、饮水不净不洁往往导致肠道疾病等观念，仅是略有了解。1952年，党和政府大力开展爱国卫生运动的宣传时，考察饮水中的“细菌”开始成为广大人民群众判断饮用水卫生与否的标准之一。针对各地农村环境卫生普遍较差的情况，爱委会提出了具体的饮水改善要求：通过打井将农村饮用水水源由地表水转向地下水，抬高井台、加井盖，避免肉眼可见的污染物进入水中，投入漂白粉对水中肉眼不可见的“细菌”进行消杀，成为农村中广泛应用的水井消毒措施。同时，北京市开始在各区县普遍推行卫生宣传教育活动，帮助民众普及生活卫生常识，防病防疫。1952年，北京市东郊区开展卫生宣传教育与识字运动结合，边教识字边宣传卫生知识，还采取放映电影、开设展览会、放映幻灯、广播和印发宣传材料、张贴标语、培训讲座等多种形式，宣传卫生防病知识，提高京郊农村民众对于日常卫生和疾病防护的认识。有的区县还利用节日、庙会举办卫生知识展览、利用有线广播进行宣传。此外，人民卫生出版社在1956年出版四十多种农村卫生通俗读物，包括小人书、挂画和连环画等，内容涉及疟疾、痢疾等传染病的防护、除“四害”以及饮水卫生常识等，这些通俗读物宣传了常用的卫生防疫知识，让农民群众更加易于理解。

1955年，国务院、中央卫生部陆续制定颁布了《自来水水质暂行标准》（1955年）、《饮用水水质标准》（1956年）、《工厂安全卫生规程》（1956年）等法规文件，着重强调了“饮水不受污染”等规定。经过几年的实践，1959年国务院建筑工程部和卫生部共同颁发了《生活饮用水卫生规程》，制定了十五项生活饮用水质标准，从水源保护、水质标准等方面对生活饮用水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规定，例如，要求生活饮水中细菌总数每毫升水中不超过100个，要求饮水中大肠菌群数不超过3个。这些规定经过多年的实践证明，凡符合标准的饮水，就能够有效防止肠道细菌性传染病的经水传播。饮用水卫生领域的法规制度，进一步推广农村饮水卫生工作的发展。

此外，在爱国卫生运动中，对饮水卫生的宣传突破农民以往的“卫生”饮水标准，号召人民日常饮水要“煮沸”，要饮用“开水”，才能防范肠道疾病；“生水”中含有肉眼不可见的致病性微生物，号召广大人民群众注意饮水消毒、保护水源等等。这些非常实用的饮水卫生知识宣传，使农民的日常饮水观念从感官上“清”“甜”口感，提高到是否“有细菌”的科学层面，使农村约“60%农户用上竹皮暖瓶，养成喝开水习惯”。可见，由卫生防疫为起点，党和政府的农村饮水改良宣传工作已经初步达到了在农村地区移风易俗、改良卫生习惯之目的，发挥了领导广大农民群众防病防疫、保护身体健康的重要作用。

（二）农村简易自来水的推广

1960年，京郊农村的生产队积极引入技术革新运动中普通群众发明的密封式辘轳水井、手摇水车井、土质压水机和密闭式压水机等多种方式进行水井改良。北京市红星公社西红门生产大队就利用群众改良后的手摇水车井，尝试建造土法自来水管道，解决群众取水困难。1960年顺义县开始在农村地区普及推广手压机井，手压机井一般井深为4.8—18米，不仅打凿建设方便，而且造价不高，水质清洁，可以避免公用井源的各种污染。手压机井在改水工作中逐渐得到试用和推广，农村公用的浅层大口井逐渐被废弃。这些农村改水的尝试，虽然在打井技术方面尚未取得跨越式进展，但是，为农村水井改良工作指明了未来技术探索的方向。

1965年，大兴县防疫部门的刘行昌和大兴县水利局的王树德共同研制出无塔压力罐供水系统，被称为农村实现简易“自来水”的重要技术突破，大兴县的采育公社率先安装了这种无塔压力罐供水装置。无塔压力罐供水系统由电机、水泵、压力罐、电压表、自动装置等组成，通过这种供水装置，农村群众第一次用上了取水便捷的“自来水”。这种供水设备总体费用较低，所需设备与技术较为简单，经反复实践证明其适合在农村推广。

1970年，国务院财政部提出农村改水所需经费采取“民办公助”形式，需要国家、集体和受益者个人“三集资”的办法，即国家财政出资解决农村改水的设备，剩余约60%多的改水经费由集体与个人共同承担。虽然大兴县黄村地区鹅房村的无塔压力罐供水系统安装的费用并不高，但是，此时期农村集体与农民的经济状况均较为困难，很多农村的集体生产大队往往没有经费支付改水费用，存在“即使打了井，水也引不到各家各户，而且有的穷队连打井也打不起”的现状，至少有50%的农村民众无力筹措这份改水费用。

随后，“无塔式压力罐自来水”的简易自来水工程在经过几年的小范围实践之后，成效显著。1973年北京市政府开始组织在京郊农村地区进行大规模推广。据统计，北京的顺义、海淀，通县等地农村纷纷采用此技术，推进农村改水建设。1975年，朝阳区有14个公社共20个生产大队建成简易自来水工程80处，1976年大兴县建立“无塔式压力罐自来水”饮用水工程示范点，改进并推广无塔压力罐自动供水系统，即实现“农灌井—压力罐—管道—自来水龙头”全天供水。

无塔式压力罐自来水系统在京郊农村的推广，使农村传统的依靠水井分户取水的日常用水模式，向统一的、卫生便捷的集中供水模式发展。自1973—1978年，北京市海淀区农村地区共修建这种无塔式压力罐自来水系统205处，累计铺设自来水管道25万米，共安装水龙头1.87万个，受益人占该区农村人口的94.1%。到1977年底，北京农村地区共有1900多个村子建起了无塔式压力罐自来水系统，简易自来水的农村受益人群达180万人，约占农村水改地区总人口的50%。海淀区农村在简易自来水铺设完成之后，当地农村民众的肠道传染病明显下降，痢疾发病率也下降了约60—70%。北京农村的改水实践工作，较好地解决了原来农村中存在的取水难、用水难、饮水卫生难的现实问题，显著地改善了农民的日常生活，在简易自来水推广之后，农村的环境卫生和防病防疫工作均得到了有效的推进。

承上所述，截至改革开放前，北京农村改水工作的历程，存在着较为明显的运动式、无规律发展的态势，改水工作往往随着爱国卫生运动的号召，或者应对政府的卫生检查而时断时续。1963年，海淀区卫生防疫站对109眼农村饮用水井的卫生状况进行调查发现，大部分水井处于年久失修的状态，井壁存在裂缝、水井周边10米内设有厕所、猪圈、粪堆，导致水井环境污染严重，化验显示大多数水井水质卫生不合格等情况，仍然普遍存在。这种情况也说明了依靠政治运动或政治口号开展的农村饮水改良工作，在实际贯彻中是难以维系的。另外，北京郊区多山地，部分山地打井工程造价过高，很多改水工程缺乏科学的技术规划和正确的施工。1971年门头沟杜家庄大队修建的蓄水池，刚刚运行一年时间，就因受地下防空洞影响而塌陷，蓄水池彻底报废。可见，农村改水是一项综合性的民生工程，任何资金、技术、卫生等方面的因素制约，均会给农村改水工作带来拖沓与延迟，导致农民的日常饮水困难和饮水卫生问题无法得到根本改善。

（三）降氟改水与饮水改良

北京农村部分地区在历史上就存在地方性氟中毒的现象。新中国成立以后，党中央曾组织科研院所对氟中毒的流行和发病情况进行了一些调查。1960年，中国医学科学院人民卫生工作队在北京市昌平县等地区开展疾病普查时发现,昌平小汤山地区地下水含氟量高达8.0 mg/L，当地民众多患有氟骨病、氟斑牙等氟中毒疾病。同一时期，北京市大兴县、延庆县多地检测出高含氟地下水，除石景山、丰台区外，其他区、县一些村庄饮用水中，含氟量不同程度超标，约有378处、600多个村庄，60万人患有轻重不同的氟中毒病症。顺义县在进行生活饮用水含氟量的普查结果显示：全县共有14个公社，56个大队饮水超过国家标准，受害人口达41730人，占全县总人口的11.2%。至1970年代，北京多地开展疾病普查时发现了地下水含氟过高、多地民众患有氟骨病、氟斑牙等氟中毒疾病的情况，为了保障广大农村民众的身体健康，北京市昌平县政府、延庆县、大兴县政府均正式将降氟改水纳入当地建设规划，并成立地方病防治工作小组，负责开展地下水含氟量调查、地方病防治及农村改水工作，将降氟改水作为预防地方病和改善农村饮水卫生安全工作的重点。因此，1970年代北京郊区农村改水工作的重点就转入降氟改水工作。

降氟改水工作对水井的深度要求较高，需要在封闭浅层地下水的同时，挖掘深井，提取深层地下水，从而达到防氟目的，这项工作需要同时完成水源井的深层开凿与浅层封闭防渗工作，达百米深的水井和精准的封层防渗都需要专业化的技术。此外，在降氟改水工作中，不仅要打防氟井，还要做出科学的水质检测，才能让广大农村民众喝到水质达标的水。经过几年的降氟改水试验，自1979年起，北京市大兴县结合他们自主研发的无塔式压力罐供水系统，分五批对县域内53个高氟地区的农村生产大队安排了改水工程，包括打深水防氟井、安装压力罐自来水系统、送水到户。这种改水工程，将降氟改水和自来水入户结合在一起，可谓是一步到位地解决了农村民众日常饮用水取用的卫生与便利问题。

随后，在北京市地方病防治领导小组和卫生局的领导下，延庆县、顺义县和昌平区相继开展了降氟改水工作，降氟改水与自来水入户工作同步开展，达到一村一眼水源井，一个压力罐供水系统连接各户水龙头，建立起形式灵活简便的简易自来水系统。降氟改水使北京农村高含氟地下水地区的民众日常饮水含氟量达到标准，减少了地方性氟中毒的发生，到1990年底，北京农村地区约30.5万人免于氟中毒的危害。降氟改水配合输水入户，使简易自来水在京郊农村地区的覆盖率得到提升，方便了广大农民的日常饮水，改善了他们的卫生观念，提升了他们的生活质量。1991年，在第二次全国农村改水工作会议上，北京被全国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评为“全国农村改水先进单位”，昭示了北京市农村改水工作取得的突破进展。

广大农村民众的日常饮水问题是民生大事，党和政府深刻认识到农村改水与广大农村民众的身体健康息息相关。同时，农村饮水改良是一个涉及资金来源、技术设备、卫生观念等方面的综合性系统工程，故农村改水工作虽有进展，却始终需要不断改进与完善。

（一）饮水改良的资金与技术变革

改革开放以后，随着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宝贵经验日益积累，农村改水的政策与方法也发生了重要的变化。这种变化主要体现在农村改水资金的筹集方面。以北京为例来看，北京农村改水工作一直受到资金制约。由于国家财政较为紧张，而且农村改水是群众性的集体福利事业，故按照“自力更生，民办公助，以民办为主”的方针，农村改水所需物资，如水泥、钢材、抽水泵、水管等，由国家各部门组织供应，集体生产队和个体农民也需要承担一定比例的费用。据1982年测算，北京市大兴县三年内全县改水工程总开支1001900元，其中市、县补助588700元，占58.7%，公社（大队）支援78500元，占7.3%，需社员（农民）筹集338700元，占改水总资金的34%，在农村改水工作中，农民需要个人承担接近1/3的资金比重，经济负担仍然较为沉重，故很多农村地区无力实行饮水改良的工程。

为了解决农村改水的资金问题，我国宣布参加联合国“国际饮水供应和环境卫生十年活动”，接受由世界银行提供的无息贷款推动中国农村的改水项目。1980年，联合国第三十五届大会决定在1981至1990年发起“国际饮水供应和卫生十年”计划，拟在十年时间内，改善全球二十亿人的饮水卫生问题。我国政府于1981年正式参加了这项活动，4月22日国务院将改水防氟列为中国参加“国际饮水供应和环境卫生十年活动”的一项重要内容，并接受联合国派遣技术考察组，对我国城乡饮水和卫生现状做出调查和评估。该项目的覆盖范围大致为辽宁、陕西、四川、浙江和北京市25个县，共4650个村庄，可以为大约600万人提供安全饮用水。

在技术设备方面，根据我国1985年同世界银行签订信贷协议，由世界银行向中国提供8000万美元无息贷款，主要用以实施项目覆盖区农村改水的设备和管道的铺设。这部分设备和管道的引进，既是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引进国际技术与设备的内容，也是我国发展民生建设的重要尝试。根据1985年世界银行的信贷协议，联邦德国为我国农村改水事业提供220万马克，用于我国农村改水的人才培训和技术咨询。这些技术的引进与人才的培训，体现了党和政府从中国农村改水工作的实际出发，积极解决农村改水中的资金技术难题，以及重视民生、彻底改善农村饮水问题的决心。

（二）民众卫生观念的变革

“农村改水是为八亿农民防疾病、保健康、谋福利的一项伟大事业”，这是1987年11月时任中央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主任廖汉生在全国农村改水工作会议上郑重提出的思想。从北京农村改水的发展历程来看，农村改水的目标从“卫生防疫”“清洁环境卫生”到“防御细菌战”，从开展卫生革命到“两管五改”，从“为革命、为生产”开展农村改水到聚焦八亿农民防疾病、保健康、谋福利的事业，党在不同历史时期所领导和推动的农村改水工作，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色与特定的卫生观念。在随后我国制定的国民经济建设的“七五”计划中，党向全国人民提出了“在1990年争取80%的农村人口饮用到安全卫生水”的奋斗目标。这一奋斗目标不仅意味着我国吹响了全力加快农村改水工作、保护农民身体健康的号角，而且也标志着“七五”期间我国将有两亿多农村人口的饮水卫生问题将得到解决。

同时，北京农村民众的日常饮用水卫生标准也发生了变化，从消除可视的表面污物到防范肉眼不可见的细菌、微生物，再到需要专业测定饮水中的化学元素含量，在饮水卫生的推动下，民众对水质卫生认识的呈现阶段化发展，逐渐向知识化、科学化迈进。北京农村民众的“水观念”变化，也折射了当代中国人民的饮水卫生观念的发展。对于广大农村民众来说，世世代代饮用江、湖、河、渠、塘等地面水和土井水的状况正在发生历史性的变革，农村改水不仅使农村广泛流行的肠道传染病发病率大幅度下降，而且在广大农村地区普及了卫生便捷的自来水设施，使农民群众日常饮水、用水有了保障，有效地保护了农民的健康。

（三）新时代农村饮水改良综合发展

进入21世纪后，我国广大农村地区改水工作仍在有条不紊的进行。2005年温家宝主持审议并通过《2005—2006年农村饮水安全应急工程规划》中要求，解决农村饮水困难，要统筹规划、防治并重、因地制宜、管建并重、增加投入等多项措施，实现农村饮水工程的良性运行。进入新时代以来，党和政府进一步加强解决农村改水问题，并将解决农村饮水安全问题提升到“利国安邦”“民心工程”的重要地位。在“十二五”期间我国解决了2.98亿农村居民的饮水安全问题以及11.4万所农村学校饮水安全问题。在“十三五”期间，2.7亿农村人口供水保障水平得以提升，1710万建档立卡贫困人口饮水安全问题全面解决，1095万人告别了高氟水、苦咸水。全国农村集中供水率和自来水普及率分别从82%和76%提高到88%和83%。随着乡村振兴战略全面推进，水利部将不断提升农村饮水标准，由农村饮水安全转变成农村供水保障。

新中国成立以来，针对广大农村地区长期存在取水难、用水难、饮水卫生难的情况，党和政府将农村改水作为改善民生、保护农民群众身体健康、改良农村卫生环境的重要工作，坚持不懈地作出了多种努力探索。显然，农村改水是一个复杂的、综合性民生建设工程，农村饮水改良既涉及国家的卫生行政、卫生法规等政治因素，也离不开当地的经济条件与民众卫生观念的制约。

回溯新中国成立以来北京农村地区的改水历程，农村饮水改良所取得的伟大成就离不开党的政策发展、民生建设和社会变革等方面的探索与实践。透过当代北京农村改水的历史，中国共产党始终重视农村建设、坚持不懈地改善民生的大历史脉络得到了更加清晰的呈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