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工业文明与传统乡村社会权力现代化论纲
2024-10-14   来源：李发根   

唯物史观认为，社会变迁的“终极原因”，“应当到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革中去寻找……应当到有关时代的经济中去寻找”。马克思、恩格斯生活的年代正值第一次工业革命与第二次工业革命之际，工业革命在物质层面作出了巨大贡献，而建基于其上的是精神层面的划时代变革。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这一变迁较之物质层面更为重要。恩格斯称之为“社会革命”，“比任何其他一种革命都更广泛，更有深远影响”。正如弗洛姆（Erich Fromm）所言，马克思并不认为获得物质财富就是人的主要动机；不仅如此，他的目标恰恰是使人从经济需要的压迫中解脱出来，以便能成为具有充分人性的人；马克思主要关心的是，使人作为个体得到解放，克服异化，同时恢复人使他自己与别人以及自然界之间密切联系的能力，因此马克思的学说是“关于人的学说”。人的解放是衡量社会进步的根本标准，高度发达的生产力与极其丰富的物质财富，都并非社会进步的终极诉求，而只是实现个人自由发展的基础。马克思、恩格斯所畅想的未来社会，即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一言以蔽之：人的发展是社会发展的最终价值旨归，也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聚焦的核心命题。

无论是身处两次工业革命之际的马克思、恩格斯，还是洞悉现代工业发展对俄国产生巨大影响的列宁，都留下了工业文明与社会权力转型的大量论述，对于我们理解转型时期乡村社会权力形态，推进乡村治理具有重要的分析功用。就目前所及，学界对这一问题的研究还较为薄弱，更多是从马克思主义、哲学宏观视角讨论经典作家现代社会发展理论、人的发展理论，以及在历史研究中涉及相关话语的运用。本文拟对该问题做初步梳理。

马克思在《经济学手稿（1857—1858年）》中开篇就指出：“我们越往前追溯历史，个人，从而也是进行生产的个人，就越表现为不独立，从属于一个较大的整体。”在这样的社会中，根本没有自由可言，它表现为人对人的支配。从社会发展阶段而言，这一时期还停留在初始阶段，即自然经济中“人的依赖关系”，人的生产能力只能在狭小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他们并非独立的个人。在这样的时代，“物质生产的社会关系以及建立在这种生产的基础上的生活领域，都是以人身依附为特征的。”一般认为，这里旨在强调传统社会中的阶级压迫，其实马克思重在指出，在这样的物质生产时代，每个人都从属于这个“共同体”，是相互依附的，皆无法成为真正独立的人。无论是社会还是个人都不可能出现自由、充分的发展。

社会形态是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统一。我们常常强调经济基础在塑造传统社会中的决定作用，但不容忽视的是，统治者为了维护封建关系，通过权力把农民固定在土地上，特别是小块土地上，从而维系和固化传统社会模式。一般认为，法国大革命有力地冲击了旧制度，推动了资本主义的发展和社会的现代化。然而，这一时期在农业人口占绝大多数的法国，推行小块土地制度，依然是旧式的封建统治范畴，是为了建构和巩固专制权力，这里的农民只是封建社会农民的延续。正如马克思所言：“在土地所有制处于支配地位的一切社会形式中，自然联系还占优势。”因此，他在分析法国大革命时期逐渐建立的小农土地所有制及其造成的恶果时一针见血地指出，这一制度安排不是培育了自由农民和政治现代化，相反，是维护和巩固了小农社会，根本上是维系专制统治的基础。因为在这样的生产方式下，人数众多、生活条件相同的农民，他们彼此之间没有多种多样的联系。这种生产方式不是使他们互相交往，而是使他们互相隔离。他们彼此之间只存在地域上的联系，无法形成全国性联系，并建立政治组织。就这一点而言，他们不是一个阶级，不能以自己的名义来保护本阶级的利益，只能靠别人来代表他们。“他们的代表一定要同时是他们的主宰，是高高站在他们上面的权威，是不受限制的政府权力。”农民不是力求摆脱其生存条件即小块土地，而是想巩固这一条件；他们也不会寻求推翻旧制度，而是想固守这一制度，从而维系和固化了小农社会，也就进一步巩固了传统社会形态。

恩格斯同样指出：“封建剥削的根源不是由于人民被剥夺而离开了土地，相反地，是由于他们占有土地而离不开它。”农民虽然占有一定的土地，但他们是作为“农奴或依附农被束缚在土地上”。基于此，恩格斯批评了当时美国纽约工人运动领导人亨利·乔治（Henry George）有关占有土地是人民解放的主要的和普遍的方略的观点。他认为，农民解放的根本举措不在于是否拥有土地。他在探讨19世纪中期资本主义尚不发达的德国、法国农村社会时写道：“你们企图保护小农的所有权，这不是保护他们的自由，而仅仅是保护他们被奴役的特殊形式而已。”这一看法是极具见地的，在传统时代，政治权力支配社会，同样也就支配着财产。权力的不平等，往往导致对财产的“捉弄”，当这种关系冲破边界时，民众反抗的目标往往也只是“均贫富”，没有均权力的诉求甚至是意识，而如果权力不能平等，财富的平均不过梦幻一场。统治者通过小块土地，维系民众的基本生存，只是为了固化传统社会形态，而小农则世代被奴役。

马克思在论述传统社会亚洲国家时指出，这里可能没有超经济强制的奴隶经济、农奴制，然而丝毫不能说明没有人身依附关系。从根本上而言，与直接生产者相对立的是既作为土地所有者同时又是主权者的国家。无论从政治上还是经济上说，所有臣民对国家都有“一切臣属关系”。马克思指出，英国机器棉纺织品的进入，摧毁了印度耕织结合的自然经济。但是，他重点强调，像印度充满“田园风味”的农村公社，“始终是东方专制制度的牢固基础，它们使人的头脑局限在极小的范围内，成为迷信的驯服工具，成为传统规则的奴隶，表现不出任何伟大的作为和历史首创精神”。基于此，马克思虽然强烈控诉了英国在印度的统治，可他更注意的是，随之在亚洲造成了一场前所未闻的、唯一的一次社会革命，即“充当了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而这一革命较之历史上和同时期的政治、哲学革命都更为重要。换言之，马克思对传统亚洲国家能否自发走出旧社会形态，转向现代，是有疑虑的。如果不能，那么伴随英国入侵者而来的工业文明，在客观上恰恰推动了旧社会的瓦解与现代社会的到来。

被列宁称为“资产者——启蒙者”的斯卡尔金（Ckaлдин），对俄国在农奴制改革后依旧推行连环保、村社制等提出了批判。他认为这些制度的存在是统治者延续对农民实行宗法权力的表现。农民只是表面上从土地依附中解放了出来，其实依旧被固定在土地上，他们根本就不是“有公民自由权利的人”。而阻碍农民生产发展与福利提高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他们被束缚在村社中和份地上。导致不可能把自己的劳动应用到生产效能更高和对自身更有利的地方。即便列宁认为斯卡尔金是从资产阶级的观点来考察农民的这些问题的，可也承认，斯氏“非常正确”地估计了把农民束缚起来对整个社会发展和农民自身的巨大害处。有学者认为：“村社制在国家工业化中所起的决定性的阻碍作用一直不可思议地没有得到重视。”其实，列宁早就对这一制度有过尖锐的批评。针对民粹派学者鼓吹“村社制”的平均主义和自我保护，他指出，根本问题并非土地的占有形式，而是继续压在农民身上的各种“中世纪的旧残余”，阻碍农民移动、迁居的自由，也就阻碍了整个社会的发展。农民被束缚在土地上和村社中，这无法在根本上保障他们的不分化和无产阶级化。同时使得农民被分隔开来，被“牢牢地束缚在小联合体中或束缚在失去任何‘存在意义’的类别中”。这种所谓的“独立”农民，除了生活贫困和智力迟钝外，还要继续承受旧时的人身依附。

村社是俄国历史上长期存在的农村最基本组织形式。特殊地理环境生成的文化与外来几股重要文化的结合，形成了近古俄国史上的土地公有、定期重分、集中居住、封闭排他、政教合一，以“连环”的形式集体对国家负责的村社制，并强调对共同体依附为特征的宗法文化。加之，专制权力的大力培植，导致这种文化不断发展。村社把宗法共同体对人的束缚和“保护”巧妙结合，也使得这种组织形式长期存续，甚至不断强化。在俄语中，“村社”与“世界”是同一个词，封闭的村社文化使得俄国农民独立个人的自由个性成长异常缓慢。

质言之，小农生产方式是传统社会得以长期存续的物质基础，统治者往往又会不断强化这种社会形态，即通过制度安排，把农民束缚、分散在小块土地上，形塑了以人身依附关系为基本特征的日常生活，造成他们无法形成一个阶级和生成全国性的政治组织，也难以被“他者”组织动员，以此来巩固统治。长此以往，大规模“农民起义”往往也只是导致改朝换代，与随之而来生产关系的短暂调整，却始终无法走出传统社会窠臼，从而陷入了一种“循环”。这对应到中国历史，似乎尤为契合。唯物史观认为，生产方式的变革是社会关系变迁的物质基础，也是最重要的社会革命，如何走出传统社会，突破普遍的人身依附关系，根本还是依靠生产方式的革命。

马克思指出，虽然古代社会业已存在商业贸易，但由于生产力尚处于低级发展阶段，“真正的商业民族只存在于古代世界的空隙中”。列宁对俄国历史的研究也认为，从经济方面看，前资本主义的农村是一个地方小市场网，它把一些极小的小生产者群联结起来，由于孤立经营、许多中世纪壁垒和依附关系的残余而使他们处于分散状态。有学者从经济学角度提出，资本主义就是为了实现个人利益而按市场价格机制进行的关于劳动力、土地和货物的交换。人类历史上的所有时期，无论东西皆有迹可循。而资产阶级至迟在封建时代已经存在，不过只是被压迫阶级。相较于资产阶级时代，古代社会的生产有机体要简单明了得多，但“它们或者以个人尚未成熟，尚未脱掉同其他人的自然血缘联系的脐带为基础，或者以直接的统治和服从的关系为基础”。在这样的社会中，无论人还是社会本身都不可能实现自由、全面和充分的发展。而只有当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后，才能揭掉这层“神秘的纱幕”。

到了18世纪工业革命时代，生产方式的巨大变革推进了世界市场的建立，资产阶级才真正在现代的代议制国家夺取了政权。生产方式的变革，大大推动了人类社会的发展，奠定了揭掉传统社会“神秘的纱幕”的物质基础。用列宁的话说，就是“破坏了旧时经济体系的孤立和闭关自守的状态（因而也破坏了精神生活和政治生活的狭隘性），把世界上所有的国家联结成统一的经济整体”。

马克思、恩格斯首先从总体上指出：现代国家的基础是废除和取消了特权的社会，是政治上仍被特权束缚的生活要素获得自由的发达的市民社会。而“自由工业和自由贸易正在消除享有特权的封闭状态，从而也在消除各种享有特权的封闭状态之间的斗争。……是摆脱了特权桎梏的自然生命力的不可遏止的普遍运动。”现代工商业的发展，瓦解了封建共同体，即破除了普遍的人身依附关系；同时随着私有制和私法的产生，开始了能够推动社会进一步发展的新阶段。正是由于工业革命的发生，使得“18世纪大踏步走向成熟的‘市民社会’”。在这个自由竞争的社会中，个人表现为摆脱了“自然联系”，成为独立个人的社会关系。这是农业时代终结后，人类社会最发达的社会关系的时代。正是步入这一时期，人才能成为自由人，才能把自己的劳动力当作自身的商品来支配。进而在发达商品经济条件下形成了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马克思认为这是人类社会发展的第二阶段。以此为第三阶段：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公有制基础上的“自由个性”，创造了条件。列宁基于俄国的系统研究得出，大机器工业造就了劳动社会化，即排挤了人身依附形式，致使“人身依附与宗法关系的一切形式的崩溃”。

生产方式的划时代变革对社会发展的推动作用，无疑会全面影响旧生产方式时代作为社会人口主体的农民。传统社会的生产方式决定了常态下的农民只能被固定在他们所居住的乡村，而只有到了现代社会，才造成了农民流动的规模化与常态化；没有这样的流动，他们的自觉性和主动性的发展是不可能的。就如经典作家所言，工业化的发展创立了大城市，推动了人口从农业向工业流动，从而使得“很大一部分农民脱离了农村的愚昧状态”。恩格斯后来在批判蒲鲁东主义者时再次强调，只有现代大工业造就的摆脱了一切传统枷锁，也即摆脱了将其束缚在土地上的枷锁并被一起赶进大城市的无产阶级，“才能实现消灭一切阶级剥削和一切阶级统治的伟大社会变革”。而在自然经济时代，“永远不能做到这一点”，农民也不会产生这种想法。在现代生产方式下，劳动力占有者与货币占有者在市场上相遇，“彼此作为身份平等的商品占有者发生关系”。工人是自由人，能够自由地支配自己的劳动力。劳动力买卖是在流通领域或商品交换领域的界限内进行的，自由、平等和所有权在这里占据统治地位。因此，大工业对消灭旧社会的堡垒——“农民”也即传统社会关系，“起了最革命的作用”。

列宁对俄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的详细考察，概述了工业文明与传统乡村社会权力现代演变之间的关系。他指出，只有大机器工业的发展才能完全打破社会联系的乡土性，代之以全国性联系，甚至全球性联系。由农民转化而来的工人，“已经绝对不再与宗法关系和人身依附的残余相妥协”。工业化对农村的影响，最初触及的是那些没有任何经济，或者只有一小块土地的“无产者”。他们不像“中等”农民那样容易被束缚在土地上，而是很容易摆脱这种关系，可以在“自由的”条件下受雇用。农民受工资、人身自由的雇佣形式等因素吸引，甚至宁愿在大工业中从事底层工作，也不愿到常常被民粹派描绘得像“田园诗”般的农业中做工。因为广大农村总体上还停留在前资本主义社会，充斥着各种依附关系。大机器工业破除了原有的地方闭塞和狭隘，打破了传统社会农民的“狭小划分”，“撕毁了掩盖阶级关系的一切传统的、宗法式的屏障和外衣”。

针对工业化推动大量农民离村聚集于城市，成为产业工人或者其他自由劳动力的现象，民粹派经济学家认为，农民流动影响了乡村经济，从而给国家造成了损失。因此，他们反对农民外出做零工。但是，在列宁看来，这种规模流动给农民带来了“纯经济上的”益处。他同时指出，整个社会的注意力也不应该集中于用乡村工作来代替外出务工，反之，需进一步消除农民流动的障碍，促进外出。因为这种流动极大地冲击了农民的闭塞性和分散性；劳动力的自由买卖而非人身交易，不断排挤各种各样的盘剥形式，从而极大地削弱了人身依附关系。流动是防止农民“生苔”最重要的动力之一，历史堆积在他们身上的苔藓太多了。没有流动，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开化。这种流动无疑是进步的现象，它将农民从传统社会中拉了出来，卷入现代社会生活，提高了他们的文化程度及觉悟，使之养成文明的习惯和需要。归根结底，就是“可以提高农民的公民身份，使他们跳出乡村根深蒂固的宗法式与人身的依附关系及等级关系的深渊”。

概言之，大机器工业完成了工业和农业的分离，“创造了一个与旧式农民完全不同的特殊的居民阶级”，这个阶级有着与以往不一样的生活制度、家庭关系制度、较高物质生活水平和精神境界。也即为传统社会的现代转向奠定了物质基础，并在这一基础上造就了现代社会。值得一提的是，农民离村往往被视为乡村衰败的重要表现。然而，我们对农村的关怀，核心应该是围绕人即农民群体的综合发展问题，而非农村景观实态。传统社会农民被束缚在土地上，缺少规模流动，即便存在，也并非社会发展的进步现象，而是社会生态衰败引发的背井离乡与颠沛流离。虽然在工业化以前，世界各地都出现了商品经济，或者说是最初的“资本主义”，然而由于相对孤立的经营以及存在其中的壁垒和依附关系等因素，使得农民处于分散状态，无法实现生产方式的质变以推动他们正常、规模化的流动。人的普遍独立与自由全面发展难以启动。而大工业的发展推动了生产方式的巨大变革，为人的普遍、良性流动创造了物质基础，进而为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创造了动力与场域。

受制于传统社会生产方式与建基其上的上层建筑，占人口总数近半的女性，较之男性总体上处于弱势地位。这在将人的发展问题作为衡量社会发展准绳的经典作家那里，妇女解放无疑是题中应有之义。空想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来源之一，其代表人物傅立叶就将妇女解放程度视为任何社会衡量普遍解放的“天然尺度”。这一看法也赢得了恩格斯的高度评价。1868年12月，马克思就美国“劳工同盟”最近一次代表大会中表现出“对待女工完全平等”的重大进步，以及英国在这一方面还受到某种狭隘观点束缚等情形，在给友人的信中写道：每个了解一点历史的人都知道，没有妇女的“酵素”就不可能有伟大的社会变革，社会进步程度可以用妇女的社会地位来精确地衡量。列宁也提到，如果不争得妇女的完全自由，就不可能实现社会的完全自由。

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的相关论述，被视为代表正统马克思主义对待妇女问题的主要立场。该书较为系统地论述了历史时期妇女地位的变迁。在恩格斯看来，经济上的不平等造成了两性地位的不平等。首先，他考察了原先在“母权制”社会占据重要地位的妇女，是如何沦为对男子的依附的，以及她们长时段的历史遭遇。其中特别强调，因家庭分工，妇女虽然依旧只限于从事“家务劳动”——过去保障她们在家中占“统治地位”的事务，但现在却保证了男子在家中的统治地位。因为相较于男子谋取生活资料的劳动，妇女的家务劳动相形见绌。最终导致母权制被废除，“妻子成为主要的家庭女仆，被排斥在社会生产之外”。从人类社会发展进程来看，母权制被推翻，“是女性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失败”。丈夫在家中掌握了权柄，妻子则沦为附庸，这种关系长期存续。总之，传统社会生产方式决定了妇女被普遍排除在社会生产劳动之外，主要限于从事家庭的私人劳动。故而，她们的解放与男女平等始终无法实现。进一步说，旧式家庭经济结构，不仅导致女性在经济领域对男性的从属，而且在这种结构中逐渐生长出其他种种依附关系，甚至会使她们逐渐丧失对各种压迫的抗争意识。

其次，恩格斯讨论了生产方式变革与妇女的解放。他指出：妇女解放的首要先决条件就是让这个群体重新回到公共的事物中去。她们的解放，只有在她们可以大量地、社会规模地参加生产，同时家务劳动只占据极少工夫的时候，方才可能。而大工业的发展，为这种关系提供了物质基础，她们参与社会化生产成为现实。因为现代大工业不仅容许大量的妇女劳动，而且也真正需要这样的劳动，同时它还力求把私人的家务劳动逐渐溶化在公共事务之中。只有现代大工业造就的劳动社会化，才又开辟了妇女参加社会化生产的途径。她们的劳动成了家庭收入的重要来源，从而逐渐提高了自己的家庭与社会地位，并取得了独立。由于历史时期男子在婚姻上的统治主要是其经济统治的结果，这种关系自然随着后者的消失而终结。在这样的时代，传统社会男子对妻子的野蛮粗暴也许还有一些遗留外，他们“统治的最后残余也已失去了任何基础”。事实证明，现代大工业在瓦解旧家庭制度的经济基础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家庭劳动的同时，也瓦解了传统家庭关系的本身。需要注意的是，伴随旧家庭制度解体的震荡，很可能带来许多消极面相，可由于大工业致使妇女在社会化大生产中与男子一样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故而也就为家庭和两性关系的更高级形式创造了新的物质基础。虽然有学者从史料来源、跨学科以及“女同性恋社群”等角度对恩格斯有关历史时期女性地位概况的分析提出不同看法，但对于劳动社会化与妇女解放问题似乎没有太多疑义。

质言之，妇女解放，只有在她们可以自由地参加社会化大生产，同时家务只占极少工夫的时候，才能成为现实。这也只有依靠现代大工业才能实现。工业文明创造了完全不同于旧时的个人与社会的关系。

列宁关于俄国的研究，概括了大工业发展之于广大农村妇女解放的历史意义，也为马克思、恩格斯的相关论述提供了注脚。在谈到工厂对居民生活条件的改造时，列宁特别强调，吸收妇女参加生产，总体上是一种进步现象。虽然对她们而言，工厂劳动境况特别艰苦，但那种想完全禁止妇女参加工业劳动，或者支持根本不许有这种劳动的“宗法式生活制度的意向”，“是反动与空想的”。现代工业打破了过去妇女无法走出家庭关系即狭隘圈子的宗法式闭塞状态，吸收她们直接参加社会生产，提高了妇女的独立性，促进了她们的全面发展，即创造了比传统社会“宗法式停滞状态要高得不可比拟的生活条件”。列宁特别点出，妇女离开农村进入城市做工，削弱了旧式父权制家庭，使她们处于比较独立的、与男子平等的地位。他后来也多次强调，哪怕是在俄国已经成为社会主义国家后，如果妇女走不出家庭圈子和家内事务，就无法保证她们真正的自由。妇女的地位也难免受到限制，要真正实现男女平等，就必须要有公共经济，必须让她们参加共同的生产劳动。没有这一前提，谈妇女解放不过无本之木。

虽然自工业化发轫以降，尤其在社会转型初期，东西方皆有学者批评这种生产方式变革造成的社会化大生产，致使女性在“自由”等口号下容易背离传统伦理道德，然而这却从侧面反映了工业化为女性摆脱传统家庭伦理道德的束缚提供了物质基础与基本动力，为她们的自由全面发展开辟了广阔道路。这与平奇贝克（Ivy Pinchbeck）对工业革命的研究得出的结论相似，在他看来，正是让妇女完全走出家庭事业，而不是让她们待在家里的就业特点，造成了人们在社会生活中产生了一种普遍流行的观感，即认为现代工业的发展与家庭生活瓦解和家庭美德衰落相关。亦即对妇女解放的很多进步现象的阐释，依然受到旧式观念的支配，视之为消极因素。

总之，工业文明推进了人类生产方式的划时代变革，赋予了妇女解放的全球性意义。波伏瓦（Simone de Beauvoir）在她那本具有世界性影响力的《第二性》中，也为经典作家关于工业文明与妇女解放的论述提供了注脚。其中写道，虽然法国法律规定了每个女公民都有选举权，但如果经济无法独立，这种权利就仍然是抽象的，而非具体的，也难以真正实现妇女解放。事实证明，“女人正是通过工作跨越了与男性隔开的大部分距离，只有工作才能保证她的具体自由。一旦她不再是一个寄生者，建立在依附之上的体系就崩溃了”。这一理论显然是经得起实践检验的，也是当下人们普遍形成的一种观念，即没有经济的独立，就谈不上真正的人格独立。

从全球史视野看，大量的实证研究都证明了经典作家关于工业文明推动乡村社会权力现代转向的论述。李普塞特（Seymour Martin Lipset）等在主要基于美国、西欧开展的有关工业化与社会流动的开创性研究表明，工业化打破了农业社会的人身限制，带动了大规模的社会流动，这是现代社会的基本特征。有学者对1880—1980年澳大利亚与加拿大妇女因工业化大量参与社会劳动的研究得出，妇女的社会地位不断提高。在近代中国，19世纪末至全面抗战前夕，江南的工业化迅速发展，当时在上海沪江大学任教的拉姆森（H. D. Lamson）于1929—1931年主持了对杨树浦周边4个村庄共计50个家庭的调查发现，工业化吸引了大量青年男子独自或举家移居城市，成为工人。流动的相对频繁，使他们变得较为独立、自由，越来越多地脱离传统大家庭，以至于原有的宗族“共同体”日渐式微。打工赚钱使得年轻女性的地位和独立性也得到了很大的提高。族权、夫权和父权都在弱化。有人对南美乡村的个案研究发现，受工业化影响，那些长期处于古代社会的村庄最深刻的变迁并非技术、财富和工作习惯，而是观念、政治与社会关系，封建关系开始解体。类似现象同样出现在印度北方的一些农村。

列宁总结道，现代工业较之以往生产方式的最大不同就是：“劳动的社会化。”市场迅速扩张打造了普遍的国内联系与国际联系；技术的跨越式发展，建立了庞大的企业，推动了生产与人口的集中，宗法生活和陈腐传统被破坏，即排挤人身依附关系，工人的开化水平大大提高。所有这些集中到一点就是：“引起人们精神面貌的改变”。因此，19世纪40年代曾在英国做过大量社会调查，并书写工人阶级悲惨状况的恩格斯也承认：最近60年的英国工业史，“是人类编年史中的一部无与伦比的历史”。它影响到人类社会的全部领域，而只有这样的社会革命，才是“真正的革命”。

有学者运用经典作家关于人类社会进入工业革命后，资本主义社会中工人阶级种种遭遇的描述来批判这一社会变革。然而，他们忽略的是，经典作家关于这一方面的分析样本主要是当时（19世纪中期）工业发展较为成熟的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工业国家——英国。对于那些尚处于资本主义萌芽、初期，甚至是古代社会的国家而言，民众不是苦于资本主义的发展，相反，是苦于资本主义的不发展。就像毛泽东在1941年所说，只有让自由资本主义充分发展，才是消除当时中国“半封建制度”的“最革命的政策”。经济革命推动社会变革，即历经工业化时代发达商品经济的洗礼才能为个人独立自由个性的普遍发展奠定基石，并引领这一时代的到来，而这也是经典作家的终极追求。任何片面的分析都是非历史主义的。当然，不可否认，进入到工业化时代，还存在人身依附关系，但那不是社会发展的主流，用马克思的话说，那“只是例外地使用”。它是工业化发展不充分的结果，而非原因。

生活决定意识，有过长期农村生活经验的人能够明显感知到，改革开放后，尤其是中共十四大明确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来，中国加速从农业社会转向工业社会。工商业的发展、城市化进程等，都为农村人口提供了更好的就业机会、更多的上升路径，尤为重要的是，祖祖辈辈对土地和乡村社会传统的依附到了这一转型时期明显削弱，自由全面发展和个性独立得以不断彰显。这也为经典作家有关工业文明与乡村社会权力现代演变的论述提供了鲜活的论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