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乡村振兴在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中扮演着关键角色。在金融科技背景下,消费金融作为发展经济的重要助推器,是否有助于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为探究消费金融的乡村振兴机制,通过有选择地分析我国30个省级行政区2009—2020年的面板数据,考察了金融科技背景下消费金融对乡村振兴的具体影响。研究发现,金融科技驱动下的消费金融发展能够显著促进乡村振兴,其提升作用主要通过缓解农民融资约束,促进乡村产业结构升级,激发农村创业活力实现,该结论通过内生性和稳健性检验。通过对产业功能区差异、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南北地区差异的异质性分析发现,金融科技背景下消费金融对南方地区、经济发展水平高的地区以及农业生产区的乡村振兴促进作用更为显著。文章为消费金融对乡村振兴的影响提供了经验证据,也为国家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和国家消费金融高质量发展提供决策参考。
关键词:金融科技;消费金融;乡村振兴;地区差异;共同富裕
中图分类号:F3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492(2024)08-0131-15
一、引言
推行乡村振兴战略不仅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切实途径,更是新时代促进产业经济协调发展的必然要求。当前,金融科技将数字技术与金融业深度融合,促使金融服务抵达更多包括农民在内的“长尾群体”,对农村产业发展和农民增收具有重要作用。因此,利用金融科技赋能乡村产业,是有序推进乡村发展、乡风建设和贫困治理,最终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战略。消费金融作为数字普惠金融的重要部分,借力金融科技的发展,正在乡村振兴战略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目前城市的消费金融市场已是成熟的红海,但与城市的饱和市场相反,农村地区消费金融市场仍待开发,充满潜力。然而,目前农村金融市场仍存在诸多阻碍其发展的“绊脚石”,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的不充分、不平衡阻碍了消费金融落地生根,而传统农村金融服务中存在的信息不对称、缺乏抵押品和业务成本高等问题仍未得到有效解决,这使得乡村振兴发展可能很难享受到消费金融发展带来的红利。那么,在金融科技高速发展的背景下,农村地区能否借助消费金融发展实现乡村振兴?如果能,消费金融促进乡村振兴战略的作用机理是什么?存在何种异质性?回答上述三个问题有助于评价我国乡村振兴发展政策的实施效果,探究金融视角下乡村振兴的发展规律。
消费金融发展水平对农村经济增长有较为显著的影响。张小凤认为,农村金融与农村经济相互协调、相互依存、相互促进。优化农村信用环境、提升农村金融效率是促进农村经济增长的重要途径。从投资视角入手,农村金融机构拓宽了投资的资金来源,与此同时农村产业的发展成为农村投资的合适对象,农村金融机构与农村产业之间形成了良好的发展生态。然而,由于农村地区基础设施建设落后,金融素养较差,金融服务可获得性低金融资源在城乡之间配置失衡,出现金融排斥现象。农村群体不能以恰当合理的方式或途径接触和利用主流金融服务,对基础金融服务需求无法得到有效的满足,使得农村金融的经济促进作用无法得到有效发挥。消费金融机构通过线上渠道和移动支付等方式,为农村地区的居民提供了不受地域限制便捷的金融服务,缩小了城乡金融服务差距。同时,消费金融采取简化的审批流程和较低的门槛标准,使更多农村居民能够轻松获得金融服务,有助于消除因资金需求而产生的金融排斥感,促进农村地区居民的金融融入。一定程度上可缓解农村地区较为严重的金融排斥,满足长尾群体的信贷需求。消费金融连通生产与消费的各个环节。消费金融为农村居民提供消费信贷,直接促进了消费环节的进行,同时为农村居民提供更便捷、灵活的支付方式,提升农村居民消费体验,增加了其商品和服务的需求,从而刺激农村地区的生产活动。由此农村生产企业可以根据消费金融的市场动态和农村居民需求调整生产计划,提供更符合市场需求的产品和服务。消费金融机构通过深度嵌入供应链金融服务,为农村企业提供相应的资金支持,优化供应链各个环节的资金流动。质言之,消费金融有助于提高供应链的效率,减少生产企业的融资成本,促进生产与供应环节的协同发展,最终促进农村经济增长。
金融科技的发展为消费金融的创新发展赋能。传统消费金融业务的用户质量相对较高、金融违约率较低,缺乏下沉到农村中低端用户的意愿与能力,可持续的后劲不足。随着移动互联网的不断普及,金融科技的持续创新成为中国的金融发展的新动能,并且能够有效缓解信息不对称问题,使得消费金融发展降本提效。在金融科技的助力下,传统消费金融与数字技术深度融合,运用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重塑传统消费金融,提升了金融可得性与风险可控性问题。这使得消费金融有了更多的机会逐步延伸至农村长尾人群,拉动乡村消费,助力乡村经济。金融科技赋能下,消费金融与乡村振兴之间的联系已经成为学术界热议的焦点。李明贤和彭晏琳认为金融科技的发展使得消费金融的支农力度不断加大为农村企业提供了更多的融资渠道,进一步使得乡村产业深入融合发展,最终促进乡村产业振兴。另外,金融科技对农业生产中资本的劳动替代效应有着正向的促进作用。金融服务的介入不仅推动了农村产业的深度融合和农业产业体系的优化,还有助于实现农业产业的规模经济效益和资源集聚效应,进一步推动了农村的高质量发展,增加了农业的产量和农民收入。曾小艳等从农村产业兴旺角度入手,发现数字金融对农业生产水平的提升有着积极的促进作用。从促产增收角度入手,刘锦怡等认为互联网的广泛使用降低了金融的供给和使用成本。这不仅使得农村金融服务覆盖到更广阔的农户,也使得乡村居民、企业对金融服务和产品进行深度地体验和使用,进而推动地方经济和产业发展。地方经济的发展将为贫困农户创造了更多经济机会,促进非农就业,减缓农村贫困。孙继国等认为金融科技加快了农地资本的流转速率,为农业生产带来了新的创新技术,这无疑促进了乡村产业振兴,并将最终作用于城乡共同富裕的实现。尽管大多数学者对消费金融的乡村振兴效应持积极态度,何宗樾等⑩基于资源挤出效应的视角,认为未能接触到互联网的居民原本可能获得的资源可能会被享受到金融科技服务的居民挤占,反而不利于农村提高收入和生活质量。而且,消费金融的发展需要一定时间,短期并不能明显助力乡村振兴。
综述而言,已有研究对金融发展与乡村振兴展开探讨,但鲜有文献直接考察消费金融的乡村振兴效应,也鲜有对两者作用机制和异质性进行系统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的研究。本文结合徐雪的研究,计算乡村振兴指数,实证检验消费金融对乡村振兴的影响,其主要贡献如下:第一,在对乡村振兴水平合理测度基础上,首次将消费金融纳入促进乡村振兴的要素分析框架中,并且考虑到消费金融高质量发展应当兼顾规模与效率双重标准,本文将消费金融发展细化为发展规模与发展效率两方面,丰富了乡村振兴发展理论;第二,有效识别了消费金融促进乡村振兴的具体路径,发现缓解涉农融资约束、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和提升农村创业活力成为消费金融促进乡村振兴的主要路径,且对于发展规模和发展效率的中介效应占比存在差异;第三,厘清了消费金融促进乡村振兴的有效边界。从经济发展差异、地区功能性差异和南北地域差异的视角入手,验证消费金融对乡村振兴的促进作用是否存在异质性,这为推进消费金融发展政策,促进金融科技发展,实现乡村振兴提供了新的实践思路。
乡村振兴包含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与生活富裕五个方面。在乡村振兴战略下,乡村发展、乡村建设、乡村治理的重要性日益提高,乡村产业不断走向现代化与规模化,乡村金融需求规模也日益增长。在产业兴旺方面,金融科技提升了消费金融发展的规模与效率,使得消费金融出现了新的发展业态,能够将目光投向农村长尾市场。消费金融通过小额消费信贷,优化配置农村资本,引导农村经济优化发展,促进了乡村产业兴旺。在生态宜居方面,基于金融科技的发展,消费金融可以弥补传统金融服务在可用性和成本方面的不足,减少不必要的资源浪费,引导资金流向乡村生态文明建设,实现生态宜居。在乡风文明和治理有效方面,消费金融推动了农村地区的医疗、就业、养老、教育、环境等公共服务的发展,提升乡风文明同时也提高了治理效果。在生活富裕方面,农产品生产具有不稳定性和一定的盲目性,很容易受自然灾害以及市场大宗商品价格变动的影响。农村金融发展较为滞后,大额借贷容易集聚风险且缺乏风险分担机制,并不是最适合农村发展的信贷模式。与传统信贷模式相反,消费金融单笔授信额度小,这意味着农户承担的风险会有所降低。且无需抵押担保,服务方式灵活这意味着获取授信的门槛降低。同时,消费金融为农村用户提供包括支付、储蓄、投资、保险等一系列金融服务,配套的金融服务能够为农民群体分担大量的市场风险,提升农民农业生产和乡村建设的积极性与能动性,助力农民实现生活富裕。
基于以上分析,提出如下研究假设(图1)。
H1:在金融科技助力下消费金融的发展能够促进乡村振兴
我国农村金融机构过度依赖担保贷款,然而这与农村地区缺乏担保与抵押品的现状相冲突。很多农户只能够通过民间借贷和非正规金融渠道进行融资,这无疑拉升了农村产业发展的资金成本。消费金融采用小额、分散的发展模式,并且深度应用互联网风控、大数据征信、智能反欺诈系统精确识别农户和农业企业信贷需求。这使得农村消费者无需办理抵押担保便可申请消费金融,拓宽了乡村产业的融资渠道,缓解了农村产业的融资约束,使得消费金融的经济促进作用在农村地区得到更大的发挥。在农村地区,很多环境保护和生态治理项目由于资金不足而无法实施。通过消费金融提供更多的涉农融资支持,可以加大对生态建设项目的投入,推动生态治理的进程,改善农村生态环境,实现生态宜居。
H2:消费金融能够通过缓解涉农融资约束促进乡村振兴
消费金融引入先用后付的先进消费理念,促进农村居民消费。消费金融规模的增长使得农村居民有钱更敢花,电子商务发展使得农村居民有钱更愿花,两者相结合不断刺激农村居民消费需求的释放。根据供需理论,需求决定供给,消费所产生的新需求与农村的落后社会生产存在冲突。随着消费水平的提高,居民将更偏向于购买高附加值的产品和服务,这将刺激农村产业朝着高附加值方向发展,加速高技术制造业的发展,并且引起生产资源在产业间的流动,促使传统产业升级和技术创新。服务业将迎来更广阔的市场空间,涌现出一系列新的商机。这将为乡村地区提供就业机会,并且促使相关配套产业的发展,如物流、餐饮等。第二、三产业占比的提升加快产业结构优化升级进而促进乡村振兴。产业结构升级推动绿色产业的发展和生态农业的兴起。通过减少污染产业的比重,优化产业布局,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可以有效改善农村生态环境,实现生态宜居。
H3:消费金融能够通过促进农村产业结构升级进而促进乡村振兴
创业活力是地区开展创业活动的积极程度,是区域创业水平的重要体现。农村创业活动的开展能够加快传统农业产业转型升级步伐、促进非农产业在农村地区生根发芽,进而推动乡村产业链延伸与多产业融合发展。因此,提升农村创业活力是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引擎。消费金融能够降低农村地区的创业成本。区别于传统金融机构面对面交易的烦琐服务模式,消费金融业务的开展主要以互联网平台为载体,金融服务的提供与获取不再受到时空限制,极大程度上提高了农村居民获取金融服务的便捷性,这使得农村创业主体挣脱时间和空间的约束,通过互联网平台便可享受支付、借贷、投资等多样化的金融服务,有效降低了创业主体获取金融服务和进行农村创业活动的交易成本。创业项目的兴起不仅带来了经济效益,也改善了社会风气。通过创业,农民可以树立起勤劳致富、诚信守法的良好形象,形成向上向善的社会氛围,促进乡风文明的建设。金融平台的教育系统提供创新和创业教育,培养农村居民的创业意识和能力,鼓励他们尝试新的农业和生态经营模式,使农村居民能够参与到新兴产业和生态项目中,促进农业、产业和生态的协调发展。农业创业也为农村地区增加了就业机会,拓宽农民收入来源渠道,实现生活富裕。
H4:消费金融能够通过激发农业创业活动水平促进乡村振兴
(一)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本文以中国大陆30个省级行政区(因为数据样本量有限,所以本文没有选取中国西藏及港澳台地区)为研究样本,获得2009—2020年的平衡面板数据。2009年发布的《消费金融公司试点管理办法》标志着消费金融进行公司层面试点,因此,本文数据以2009年为研究基期。本文解释变量数据主要来自《中国农村金融服务报告》,考虑到数据的完整性与可得性,本文数据截至该报告最新统计到的2020年。同时为了减少极值影响,对样本中的连续变量进行1%的缩尾处理,最终本文获得360个样本观测值。
关于数据来源,本文乡村振兴相关数据主要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农村统计年鉴》《中国社会统计年鉴》;农村消费金融相关数据主要通过《中国农村金融服务报告》与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编制的中国数字普惠金融指数获取。
(二)变量选择
第一,解释变量:以李礼相关研究的相关变量为基准,本文选取了农村消费金融市场规模(用农村个人消费贷款余额表示)和农村消费金融市场效率(农村人均个人消费贷款余额表示)为解释变量,以此来分析农村消费金融市场发展。
第二,被解释变量:本文结合乡村振兴衡量测度的相关文献,最终参考徐雪等的相关研究,从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等5个维度进行计算,并且通过时空极差熵值法确定各具体指标的权重,从时间和空间维度描述指标相对重要性的动态变化,得出的各省市乡村振兴指数。
第三,控制变量:参考陈亚军、陆琪等的相关研究,本文将财政分权、卫生服务、基础设施、收入分配、农产品规模、农村人口规模、政府调控力度和城镇化率作为控制变量。所有变量的定义如表1所示。
(三)模型构建
本文计量模型借鉴了李礼相关研究的相关变量为基准,选取了农村消费金融市场规模和农村消费金融市场效率为解释变量,由此展开模型的构建。参考陈亚军、陆琪等的相关研究,本文还将财政分权、卫生服务、基础设施、收入分配、农产品规模、农村人口规模、政府调控力度和城镇化率作为控制变量。本部分构建的基础模型如下所示:
其中,∑Year表示行业固定效应;∑Province表示省份地区固定效应;εi,t为随机扰动项。
(一)描述性统计
本文对全国30个省市依据秦岭淮河分界线进行南北部划分,进行基本统计分析,结果如表2所示。北方地区的乡村振兴指数比南部地区低26.07%,且低于全国平均值,这表明南北方的乡村振兴水平仍存在较大差距。全国范围内乡村振兴指数最大值和最小值分别为0.083和0.755,且标准差为0.122,这表明在全国范围内,乡村振兴水平仍有着较大的差距。就消费金融市场规模和消费金融市场效率而言,北方地区与南方地区及全国均值有着较大的差距。就全国而言,消费金融市场规模和消费金融市场效率的标准差高达2051和1.519,这说明在全国范围内存在着严重的消费金融发展不均衡现象。
(二)主回归分析
通过分析表3的数据我们不难发现:在列(1)中,农村消费金融市场规模的回归系数为0.069,农村金融发展效率的回归系数为0.037,二者均在1%水平上显著。这表明我国农村消费金融市场规模越大、市场效率越高,乡村振兴发展越快,其经济意义也是显著的,因此本文提出的假设H1得到验证,即在金融科技助力下消费金融的发展能够促进乡村振兴。
(三)内生性分析
消费金融发展虽能有效促进乡村振兴,但乡村振兴也同样有助于农村消费金融发展。为解决双向因果关系产生的内生性问题,本文对消费金融市场规模和效率均进行滞后一期处理,进行重新回归。回归结果如表4(1)(2)列所示,消费金融市场规模与消费金融市场效率系数仍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这表明不存在内生性问题。
同时,本文选取互联网普及率作为工具变量检验内生性问题。互联网的广泛应用使金融服务提高了金融服务的可得性,同时,互联网为金融科技的发展提供了关键平台,促进了金融领域的创新,进一步推动金融普惠性的发展。这有助于减少地区之间的金融不平等,并支持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由此可见,互联网普及率与该地区消费金融发展具有较强的相关性。在考虑内生性问题进行工具变量两阶段回归之后,回归结果仍然支持消费金融可以显著促进乡村振兴发展的结论。同时对工具变量进行弱工具变量检验,第一阶段的F值远大于10,说明不存在弱工具变量问题。上述检验表明,该工具变量与消费金融密切相关且满足严格外生性的条件,工具变量选取有效。
(四)稳健性检验
农业扮演着人类社会的重要角色,提供了人们的食物和基本生存需求,它是支撑整个国家经济的增长和进步的基石,同时也是各种实体和非物质领域的繁荣发展的关键要素。因此,乡村振兴战略应该将特别关注放在农业大省,着眼于传统农业地区的发展。因此本文选择第一产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在10%以上的样本进行回归分析。结果如表4(3)与4(4)列所示消费金融市场规模与消费金融市场效率系数仍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这说明该结论在第一产业较大的省份仍然适用。
(一)缓解涉农融资约束
本文以涉农贷款金额/农村人口衡量来衡量涉农融资约束,实证分析中取自然对数。表5为中介效应检验结果。表5(1)的结果表明,Sobel检验p值皆为0.000,中介效应检验通过。其中消费金融市场规模对促进农村乡村振兴的中介效应占比为29.74%,这表明消费金融的发展有利于拓宽了乡村产业的融资渠道,缓解了农村地区的融资约束,提升乡村振兴水平。假设H2得到验证。消费金融市场效率的促进农村乡村振兴的中介效应占比为70.12%,远远高于消费金融市场规模的中介作用。这表明,就缓解融资约束这一机制来说,相较于扩大消费金融的发展规模,让更多长尾用户使用消费金融,提升消费金融的发展效率,让已有农村消费金融用户更高效、高频地使用消费金融,更有利于乡村振兴的发展。
(二)促进产业结构升级
消费金融通过信用创造、风险分担、资源配置和资本杠杆等方式,加速资金流通、扩大经济活动,推动农村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目前,我国农村地区产业主要以第一产业为主,服务业占比普遍较小。非农产业占比提升是农村产业链延长与深度升级的重要标志,因此,本文以非农产业占总生产总值的比值来表示产业转型升级的水平。表5(2)的结果表明,Sobel检验p值皆为0.000,中介效应检验通过。假设H3得到验证。其中消费金融市场规模和效率的中介作用占比相差不大,这表明对于农村产业结构升级来说,扩大农村消费金融市场规模和提升农村消费金融市场效率的作用相近,这表明促进乡村产业结构升级需要对消费金融的效率规模两手抓,加速农村产业从第一产业向第二和第三产业发展,如此方能更好地发挥消费金融的乡村振兴效应。
(三)激发农村创业活力
关于激发农村创业活力,本文参考温涛和王佐藤的做法,选取乡村私营企业员工人数与占乡村人口总数的比值作为农村创业活力的代理变量。表5为中介效应检验结果。表5(3)的结果表明,Sobel检验p值皆为0.000,中介效应检验通过。这表明消费金融的发展有利于激发农村地区的创业热情,提升区域创业水平,从而促进创新资源的流转利用,提升乡村振兴水平。假设H4得到验证。就该渠道而言,消费金融市场规模对促进农村乡村振兴的中介效应占比为16.48%,消费金融市场效率的促进农村乡村振兴的中介效应占比为35.41%。这表明,相较于为更多农村创业者提供更大规模的消费金融服务,提升为个体农村创业者提供消费金融服务的效率和消费金融资金的周转效率更有利于乡村振兴的发展。
前文研究考察了农村消费金融与乡村振兴之间的影响效果和作用机制。考虑到不同地区的功能区定位特征、经济发展状况及地域资源会对乡村振兴产生影响,本文分别从南北地域差异、产业功能区差异和经济发展差异的视角入手,探究消费金融影响乡村振兴的异质性效果。
(一)产业功能区差异
各地区的功能定位可能决定着地区整体的发展方向。本文以各地区粮食产量作为分组依据,将全国30个省市分别划分为主农业生产区和非主农业主产区两个不同的农业功能区。通过数据和统计分析,验证和量化乡村振兴政策在不同农业功能区的实施是否会产生显著不同的结果。回归结果如表6所示。结果显示,虽然主农业主产区和非主农业生产区的消费金融市场规模和效率的回归系数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但显著性水平非主农业生产区要高于主农业主产区。该结论通过组间系数差异检验。
这可能是因为粮食主产区通常拥有丰富的农业资源,这导致地区金融机构更倾向于为农业提供金融支持,而制造业和服务业可能受到较少关注,制造业和服务业的金融需求也相对较小。相比之下,非主农业主产区的产业更为多样化,金融资源可能会更加平均地分配给不同领域,促进了综合金融发展。仅就农业生产而言,农户对消费金融的需求较低,这造成主农业主产区的消费金融的乡村振兴效应不明显。而非主农业主产区由于产业丰富,产业链和价值链上的不同环节的产业能够相互协同,以促进更高程度的资源共享、技术交流、市场拓展和创新合作,农业生产也因此呈现多业态发展趋势,因此消费金融能够在乡村振兴中发挥重要作用。另外,政府政策也可能在两种地区之间产生影响。政府可能采取不同的政策来鼓励或引导金融机构支持不同地区的发展。主农业主产区的政策可能更加偏向农业和农村发展,而非粮食主产区的政策可能更加多元化。
(二)经济发展水平差异
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当地的金融和消费生态也对消费金融的发展有着重要影响。一个健康完善的金融消费生态圈能够引导消费金融的良性发展。各个省市之间存在经济发展水平差异,这种差异不仅仅体现在地区经济规模和产出水平上,还体现在金融体系的健康度、基础设施建设水平和政府政策引领度等方面。
本文依据各省份人均地区生产总值的中位数划分组别,考察不同经济发展水平下消费金融的乡村振兴效应,回归结果如表7所示。无论经济发展水平如何,消费金融市场规模的回归系数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但高经济发展水平地区的显著性要高于低经济发展水平地区。在经济发展水平低的地区,消费金融市场规模的回归系数不显著,而在经济发展水平高的地区其回归系数显著为正。原因可能是经济发展水平高的地区,城市对农村的支持以及工业部门向农业的投入支持力度较为充分,同时,农业产业的整合程度较高,这为消费金融在乡村产业发展注入了重要的发展机遇。与此同时,在经济发展水平高的地区,乡村居民普遍表现出更为完善的金融素养。这一现象源于当地居民更易获得金融知识、具备数字化金融工具的使用技能,同时完备的数字基础设施也为金融科技的发展提供了更广阔的空间,从而推动消费金融的广泛应用于乡村地区。这有助于彰显消费金融的普惠性质,更为明显地促进了乡村振兴进程。
(三)南北差异
关于地区差异性问题,表8列示了不同地区消费金融对乡村振兴影响的回归结果。可以发现,在南方地区,消费金融市场规模的扩大可以促进乡村振兴发展,而在北方地区,消费金融市场规模的扩大并不能有效促进乡村振兴发展。同样,在南方地区,消费金融市场效率的提升可以促进乡村振兴发展,其显著性水平为1%,而在北方地区,显著性仅为10%,两者之间存在显著的组间系数差异。
这可能是因为南方地区通常具有更高的人口密度和城市化水平,城市化通常伴随着更多的金融服务需求,例如贷款、支付、投资等。在北方地区,较低的人口密度和城市化水平可能限制了消费金融的发展。南北方地区在文化和消费习惯上存在差异。这可能导致不同地区对于消费金融产品和服务的需求有所不同。南方地区可能更倾向于购买高端商品和享受多元化的金融服务,而北方地区可能遵循注重节俭的传统消费方式。另外,南方地区通常拥有更多的金融机构和金融科技公司,进而提供更多的消费金融产品和服务。相比之下,北方地区的金融机构分布不广泛,限制了居民的金融选择。
本文在实证层面深度厘清消费金融促进乡村振兴发展的作用机制,基于我国2009—2020年省际面板数据,实证考察消费金融对我国乡村振兴的影响效应与具体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消费金融市场规模和效率的提升都可以显著促进我国乡村振兴发展。其具体的影响途径是通过缓解涉农融资约束,促进乡村产业结构升级,激发农村创业活力,最终促进乡村振兴。消费金融的乡村振兴作用具有异质性,在南方地区、经济发展水平高的地区和非农业生产区的乡村振兴的促进作用更为显著。
为促使消费金融良性发展,借力金融科技让消费金融助力乡村振兴发展,牵引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高速度建设、高程度治理的新引擎,现提出如下政策意见与建议。
加大金融科技投入,引导消费金融良性发展。消费金融的发展有助于促进乡村振兴,因此,地方政府有必要落实中央颁布的各项乡村振兴政策,加大金融科技投入,优化消费金融生态环境。同时,中央政府应理性看待金融科技深度介入消费金融后带来的新变化。金融科技的渗透推动了消费金融领域的下沉,以便消费金融更好地服务于二线城市以下及农村地区的“长尾”客户群体。这一客户群体通常具有较低的收入水平、较差的信用记录,以及数据碎片化等特征。这些特点迫使消费金融平台加大在金融科技方面的投入,以借助人工智能和大数据分析等技术手段来克服消费金融领域的一系列挑战,包括低效的贷前风险评估、贷中风险管理,以及贷后复贷和逾期管理等全产业链上的问题。消费金融平台的数字化发展已是必然趋势,政府应当基于系统观与科学观谨慎出台相关法律法规与政策条例,清除抑制消费金融健康发展的梗阻,使消费金融能够服务于乡村产业发展,助力乡村振兴。同时,对消费金融公司提供减免税收、补贴或奖励,以鼓励金融机构扩大农村业务。
促进金融机构、科技公司和农村社区之间的合作伙伴关系。金融机构和科技公司可以与农村社区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明确各自的角色和职责,合作开发适合农村地区的金融产品和服务,共同制定长期发展计划,并分享资源以支持项目实施。同时,金融机构可以联合开展金融教育和培训计划,帮助农村社区居民提高金融素养。金融机构和科技公司可以提供专业知识,而农村社区可以协助在基层传递金融知识。金融科技公司应当与农村社区合作共同研究农村社区的金融需求,积极开发适应农村环境的创新金融产品,例如小额信贷、农业保险和储蓄产品。确保农村社区积极参与决策过程,以确保金融产品和服务符合当地需求,并以社区的愿望为中心。通过召开社区会议、听取反馈和建立透明的合作方式来实现。金融机构和农村社区共同努力,实现消费金融在农村地区的可持续发展,提高金融包容性,帮助农村居民更好地利用金融工具和服务,从而促进乡村振兴。
强调消费金融发展的区域差异,着力促进后发地区的经济发展步伐。介于南北方消费金融的乡村振兴效应存在差异,政府应当制定差异化政策,以满足不同地区的消费金融需求。对于消费金融发展水平较低的北方地区,政府可以增加对消费金融基础设施的投资,包括建设银行网点、提供数字金融服务和推广金融科技创新,以提高金融服务的可及性和效率。同时为北方地区的农村居民提供金融知识培训和金融教育,加强居民的金融素养,以促进其更加高效和富有洞察力地参与金融领域。另外政府可以促进南北方地区金融机构之间的合作和协调,以共同解决跨地区金融问题。北方地区乡镇基层政府应该建立有效的跨地区沟通与紧密交流机制,积极汲取南方地区促进乡村振兴所采取的底层逻辑和实际操作措施,以依据当地情况构建符合本地区特点的消费金融发展模式,推动不同地区之间的经验分享和互惠学习,以便更好地适应各自的地方需求并促进消费金融的可持续发展,释放消费金融对北方地区乡村振兴的强大驱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