赓续先秦元典文化精神，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2024-09-14   来源：多洛肯   

2023年6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出席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提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这一重大问题。他强调：“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我们在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他还指出：“在五千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上开辟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必由之路。这是我们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得出的规律性的认识，是我们取得成功的最大法宝。”习近平总书记的上述讲话，表明了传承和发展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影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形成具有自身特色的关键因素，其中体现的集体记忆和文化记忆对中华民族的生存发展至关重要，对中华民族文化身份的建立、识别与认同具有重要意义。当今时代，百年未有之变局加速发展，世界经济、政治、文明格局进入了新的动荡变革时期，中华文明能否成功应对时代挑战，实现现代性转化，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先秦元典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源头活水和重要代表，具有时间的早期性、内容的丰富性、思想的独创性与启发性、精神品质的美好性、地位的崇高性、影响的广泛性与深远持久性。它们塑造了中华民族的精神品格，深刻影响了中华民族的形成与发展，淬取和借鉴其中蕴含的深厚文化底蕴和民族精神，弘扬和阐释其现代价值，把其中的宝贵资源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相结合，对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构筑中华民族乃至整个人类的精神家园，具有历久弥新的价值。

“元典”一词，最早是由著名的文化学者冯天瑜教授提出的，他认为：“‘元典’有始典、首典、基本之典、原典、长（长幼之‘长’）典、正典、大典、善典、美典、上典、宝典等意蕴”。“元”的内涵丰富，《说文解字》载：“元，始也。从一。”而“一”是“惟初大极，道立于一，造分天地，化成万物”。即“元”是世间万物的起源与开端。《易·乾卦》：“元者，善之长也。”这说明“元”具有最高等级的善与美。董仲舒对“元”作了全面系统而深刻的解释。如《春秋繁露·王道》：“元者，始也，言本正也。”《春秋繁露·重政》：“唯圣人能属万物于一而系之元也，终不及本所从来而承之，不能遂其功。是以《春秋》变一谓之元，元犹原也，其义以随天地终始也。”在董仲舒看来，“元”是万物的根本和起源，具有永恒性、神圣性，只有圣人能够参透和把握“元”。《说文解字》载：“典，五帝之书也，从册在丌上，尊阁之也。”所以“典”应该是指放在架子上的重要简册。因此，综合来看“元典”是指较早记录思想文化，弘扬真善美，地位崇高的典册，它们是经典中的经典。

文化元典是人们“首次系统地而不是零碎地、深刻地而不是肤浅地、辩证地而不是刻板地表达出对于宇宙、社会和人生的观察与思考，用典籍形式将该民族的‘基本精神’或曰‘元精神’加以定型”。也就是说，文化元典是与文本相伴而生的，是传递文化思想与文化传统的重要载体，承载了这个民族在长期共同生活中，对宇宙、社会和人生等方方面面系统且深刻的感悟和思考，弘扬的是一种真善美的高贵精神品质。这些具有根本性、启发性、深刻性和原创性的文化元典传播广泛、影响巨大，是民族文化的源头，塑造了民族的精神品格和思考方式，深刻影响了民族的形成与发展，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精神源泉。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文化元典，印度的元典是成形于公元前10世纪至前6世纪左右的《梵书》《森林书》《奥义书》。希腊的元典是《荷马史诗》以及希腊先哲诸元典。希伯莱元典是《律法·先知·文集》《旧约全书》《新约全书》。而中华民族的文化元典，则包括《诗》《书》《礼》《易》《春秋》《论语》《墨子》《孟子》《老子》《庄子》《荀子》等文献典籍。这些被冯天瑜教授称为“中华元典”的文化典籍，其实更应该称为“先秦元典”，这样才能更加凸显它们作为文化元典的特质：时间的早期性、内容的丰富性、思想的独创性与启发性、精神品质的美好性、地位的崇高性、影响的广泛性与深远持久性。

从时间上来看，这些文化元典都是在先秦时期，即在公元前221年之前就已经诞生，距今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它们与中华民族相伴相生。《汉书·艺文志》中记载《周易》的形成是“人更三圣，世历三古”。这说明早在上古伏羲时期，《周易》的部分内容就已经开始出现。顾颉刚、李学勤先生认为《周易》卦爻辞制作年代在西周初叶。《诗经》约编次于春秋中叶，它们反映了公元前12世纪至前6世纪间以黄河流域为主的中原地区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春秋”原是西周末期至东周前期各诸侯国编年国史的通称，而作为编年史的鲁史《春秋》，以鲁国纪元，起于鲁隐公元年(公元前722年)，止于鲁哀公十四年（公元前481年）或十六年(前479年)。而《孟子》《庄子》《荀子》等成书较晚的元典也至少在战国时期就已经编集完成。

从内容上来看，这些先秦元典并非纯文学，其包含的内容极其丰富，涉及中国古代社会政治、经济、军事、科学、文学、史学、哲学等各个方面，代表了早期中华民族的文明高度。如《尚书》《春秋》等典籍，涉及了先秦中的政治、文化、典章制度等。《论语》《孟子》《老子》《庄子》等诸子著述，既探索宇宙人生、进行哲理思辨，关注社会政治、讨论治国之道，还注重品德修养、教化育人。《孙子兵法》中记载了很多当时的军事制度、作战思想以及军事理论。而《易经》更是无所不包，《四库全书总目》对此高度评价，“易道广大，无所不包，旁及天文、地理、乐律、兵法、韵学、算术，以逮方外之炉火，皆可援易以为说，而好易者又援以入易，故易说愈繁”。

从思想上来看，这些文化元典具有独创性与启发性。独创性是指先秦元典中的很多思想，都是在中华民族史上首次提出与论述，体现了早期先民对人类自身、对社会以及宇宙万物的发展规律系统且深刻的感悟和思考，它们是中华民族发展进步的源头活水。如《老子》《庄子》被视作是道家的元典，《诗》《书》《礼》《春秋》等是儒家的元典，《孙子兵法》是兵家的元典，《黄帝内经》是医学元典。启发性是指先秦元典中的思想观念，具有普遍意义和永恒价值，它们超越时空的限制，使当世和后世都能从中获取知识，找到方法论的启示，提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从而摆脱遭遇的时代困境和个人困境。如“中华文化史上的多次‘复古’‘复兴’，无不是到元典中追寻文化资源和精神动力”，《孙子兵法》中揭示和总结的军事规律，对于当代军事理论和军队建设与发展，具有不可替代的借鉴意义。《易》《论语》《孟子》等文化元典中的“创新精神”“仁爱精神”“民本思想”等思想观念，对当下中国的国家治理和价值观的塑造都具有很大的启发意义。

这些文化元典中蕴含了人类最美好、最高贵的精神品质。中华民族特有的家国天下、民为邦本、天人合一、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等观念均是植根于此的文明硕果，如《诗经》中体现了中华民族深厚的家国情怀，其中有很多篇章都是爱国爱家的生动写照。《易经》中体现了自强不息精神和求新求变的精神，“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强调人应该不断突破自我、战胜自我，注重个人品德修养，开拓人生新境界。《尚书》中“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强调了道德修养对家族、社会、国家的重要性，“柔远能迩，惠康小民，无荒宁”体现了爱惜百姓对国家治理和社会和谐的重要作用。《论语》中记载了孔子在对仁爱思想的推崇，他多次论述“仁”，希望人与人、国与国之间有“仁爱”之心，以此建立和谐稳定的社会秩序，形成“世界大同，天下一家”的局面。

从地位上看，这些诞生于先秦时期的文化元典，是中华民族在“轴心时代”发展中的产物与标志，代表了中华民族早期在政治、经济、文化、科学等方面的文明成绩，在中华民族历史发展中具有崇高的、无可超越的地位。“直至今日，人类一直靠轴心时代所产生、思考和创造的一切而生存。每一次新的飞跃都回顾这一时期，并被它重燃火焰。自那以后，情况就是这样。轴心期潜力的苏醒和对轴心期潜力的回忆，或曰复兴，总是提供了精神动力。”《周易》被视为中国哲学思想的源头，作为群经之首、大道之源，享有极高历史的地位。《尚书》，学界一般认为是政书之祖、史书之源，记录了夏、商、周的历史、政治、礼制等方面的内容，对于了解早期中国古代社会文化、政治制度具有重要意义。《诗经》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奠定了中国诗歌的优良传统，体现了中华民族诗歌创作的民族特色，其表现的“风雅”精神，深刻影响了中国文化的品格。《孙子兵法》被誉为“兵学圣典”和“古代第一兵书”，在我国军事发展史上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论语》《孟子》作为儒家经典的代表，更是直接影响了中国人的价值判断、道德标准以及伦理观念。

先秦文化元典上述特性，使它自诞生起就对中华民族和世界的历史发展产生广泛且深远持久的影响，如先秦元典中的“家国情怀”把个人与社会、家庭与国家，连结成密不可分的整体，彰显的是一种厚重的责任感和担当，增强了中国古代无数仁人志士的家国情怀，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思想法宝。先秦元典蕴含的诸如“仁爱精神”“民本思想”“中和思想”“创新精神”，显示出中华民族对仁爱、责任、礼义等价值的推崇与重视，经过后世不断地吸收阐释，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核心价值，具有普遍意义。这些先秦元典也是中国文学、哲学、史学、科学等方面的起源。先秦元典不仅对中华民族的发展与定型，对中华民族的民族文化、民族心理、民族精神都产生深远影响，同时也具有世界影响，是全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在东亚、东南亚地区，先秦元典中的伦理道德观念对这些地区产生潜移默化的作用，尤其是孔子的学说思想，对这些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和伦理道德的发展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如儒家思想曾一度成为越南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他们尊孔子为“至圣先师”。先秦元典所具有的理性精神和道德观念，对17、18世纪的欧洲启蒙运动中的思想家们也有影响。他们对中国文化和思想产生了极大兴趣，积极从中汲取营养，并以此解放思想，批判旧制度下的欧洲社会。楼宇烈先生认为，中国自西周以来就确立了的以人为本的文化精神，启发近代西方学者批判欧洲中世纪的神本文化，高扬人类理想的独立、自主，促使西方社会转向以人为本。

总之，先秦文化元典时间的早期性、内容的丰富性、思想的独创性与启发性、精神品质的美好性、地位的崇高性、影响的广泛性与深远持久性，是从不同的视角和维度去认识和理解文化元典的特质，映射的是中华元典的不同内涵。这些特性之间并不是相互独立和隔离，更不是相互对立和矛盾，而是彼此之间的融合与互通，体现了先秦元典内涵的丰富性和多样性，彰显出先秦元典的广度和深度。

值得注意的是，从成书方式来看，把“中华元典”称为“先秦元典”也有其合理之处。这些先秦元典的成书方式与后世典籍不同，“结集多非一次完成，而是经历了一个较长的过程，期间则不断有补充、增益及改动的情况”。因此，命名“先秦元典”也能凸显中华民族的历史发展和集体智慧。余嘉锡先生在《古书通例》中认为先秦古书有“古书不皆手著”“古书单篇别行之例”“诸子即后世之文集”等特征。就作者而言，先秦时期的著书是不自我署名或是出自某人之手，其中还有可能附有其后学之作。就流传而言，先秦古书大都是作者随时随地而作，单篇流传于世。就其性质而言，西汉之前并无后来意义上的“文集”一类，而汇编有师徒之作、“成一家之学”的诸子之书就相当于后世的文集。

先秦元典从诞生到现在，始终伴随着中华传统文化的演进与发展，深深融进了中华民族的集体记忆和文化记忆，塑造了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尤其是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今天，先秦元典中诸如“人本思想”“中和思想”“忧患意识”“家国情怀”等文化精神，仍然具有活泼旺盛的生命力。这些先秦元典文化蕴含的精神品质和深厚文化底蕴，对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重要时代价值和现实意义。

  第一，先秦元典中的“人本思想”是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根本原则。《诗经》305篇作品中，有很多都鲜明彰显了以人为本的文化底色。《大雅·板》篇中“天之牖民，如埙如篪，如璋如圭，如取如携。”强调君主与人民的关系应该像乐器的和奏一样和谐，应该像圭和璋一样相得益彰。孔子也深受《诗经》中的民本思想和“重人”传统影响。《论语·乡党》载：“厩焚，子退朝，曰：‘伤人乎？’不问马。”马匹在中国古代具有重要地位，尤其是在先秦时期，它既是重要的战略物资，同时也代表着其所拥有者尊贵的社会地位。孔子在得知马厩失火后，以人的生命价值为重，首先想到的是火灾有没有伤到人，其次询问马匹的损失情况。孔子的人本思想还体现在国家治理方面，他认为君主应该爱惜民力，以民为本，在执政时应该“修己以安百姓”，推行有利于民众的国家政策。孟子在继承商、周“敬天保民”的思想基础上，吸收了孔子的“仁爱”思想，进一步突出了“民”的重要性，认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还提出“重民”“贵民”等理念，认为统治者应该以人民为主体“乐民之乐”“忧民之忧”。孟子的“人本”思想既是一种政治主张又是社会道德理想，它提高了人的地位，肯定了人的作用与价值，对当下中华民族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中国共产党人很早就认识到了人民群众的重要性，始终坚持“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将人民的利益视为各项工作的着眼点和出发点，与人民群众站在一起。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是对先秦元典中“以人为本”思想的继承和创新性发展。我们唯有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人民立场，坚持人民至上的原则，才能彰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的重要价值。而且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不仅要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的需求，还要注重对人的培养教育，只有把个人的发展成长与整个社会、整个国家联系在一起，使人的思想意识、价值观念、生活方式等方面具有现代文明性，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才更具意义。同时“人本思想”，还蕴含了中华民族强调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理念，“自然界的时空是个有情的宇宙，在中国人的生活里，自然时空不是外在，而是与自身彼此融合的一个整体”。

  第二，先秦元典中的“中和思想”对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具有重要启示。《礼记·中庸》：“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中和思想是一种重要的传统文化思想，体现了“以和为贵”的传统价值观，它强调的是对立事物的和谐统一，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共处。《诗经》作品中体现的“乐而不淫、哀而不伤、怨而不怒”“发乎情，止乎礼义”的温柔敦厚的美学观念，具有中正和谐之美。孔子提出“过犹不及”，认为事情只有适得其中才是正确的，他称赞舜选择中庸之道，施政于民的做法具有大智慧，“舜其大知也与！舜好问而好察迩言，隐恶而扬善，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其斯以为舜乎”。孟子同样推崇中和思想，他称赞商汤任用人才不拘一格，坚持中庸之道，“汤执中，立贤无方”。他还要求君子“中道而立，能者从之”。再如孟子认为“不耘苗”和“揠苗助长”两种极端的耕种行为，都背离中和之道，违反了庄稼的生长规律，不利于禾苗的正常生长。先秦元典中体现的“中和思想”，对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重要启示，它使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具有开放包容、求同存异的精神，能够加强与各种文明的交流对话。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中，如果固守传统文化，忽视甚至抵制外来文化，那么中华文化将失去旺盛的生命力，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将困难重重。而盲从和崇拜西方文明，甚至全盘西化，则又导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削弱甚至消失，失去了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主体性和独创性。因此我们要以开放包容的态度，坚持自我立场和独立性，加强与各种文明形态对话，积极主动地学习借鉴一切优秀文明成果，使其成为中华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进而增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传播力和影响力。总之，先秦元典中的“中和思想”，能使我们正确处理多元文化之间的关系，以开放包容的气魄，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以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以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

  第三，先秦元典中的“忧患意识”是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理性自觉。忧患意识是中华民族在面对恶劣复杂的外部生存环境时自然生发的思想观念，它早已内化成了中华民族的精神特质，贯穿于中华民族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之中，是中华民族蓬勃发展的重要动力。《诗经》这一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品，记载了周人深沉的忧患情怀。《王风·黍离》中，“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是作者忧患意识的直接体现。同样在《论语》中，也有许多反映孔子忧患意识的句子。子曰：“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君子忧道不忧贫。”面对“礼坏乐崩”的乱世变局，孔子具有深刻的危机感，他从对个人的才能和品德的忧患出发，进而上升到对天下、国家和人民的前途和命运的忧患。孟子的忧患意识集中体现在“忧生民苦”“忧天下乱”和“忧大道衰”三个方面，这充分彰显了他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凸显了他对社会动荡、百姓罹难、道德衰微的深深忧虑。孟子曰：“君子有终身之忧，无一朝之患也。”又曰“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先秦元典中忧患意识，彰显的是一种厚重的责任感和担当，增强了中国古代无数仁人志士的家国情怀，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思想法宝。中国共产党在内忧外患中诞生，在增强忧患意识、发扬斗争精神中成长和壮大，毫不夸张地说，忧患意识、危险意识是我们党的生存智慧。新的历史时期，严峻复杂的国际形势和巨大风险挑战接踵而至，面对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会遇到各种困难和挑战，我们更要具备“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理性自觉，增强忧患意识、风险意识。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必须增强忧患意识，坚持底线思维，居安思危、未雨绸缪，敢于斗争、善于斗争，通过顽强斗争打开事业发展新天地”。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体现了强烈的忧患意识，展现了他对先秦元典中忧患意识的继承与阐扬。在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过程中增强忧患意识，是对先秦元典中忧患意识当代价值的最好诠释，更是一种理性自觉。增强忧患意识，要求我们在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过程中要具有创新精神，敢于自我革命，勇于跳出陈旧的限制，提高应对风险的定力、防御力、战斗力。同时增强忧患意识，也要求我们在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过程中要保持谦虚谨慎的态度，秉持“满招损，谦受益”的处世哲学，切忌骄傲自满、狂妄自大。

  第四，先秦元典中的“家国情怀”是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核心要义。中华民族能历经五千年的岁月延续至今，拥有光辉灿烂的历史文化，先秦元典中的家国情怀起到了核心作用。《诗经》中有大量体现家国情怀的诗篇，《载驰》中体现了许穆夫人的拳拳爱国之心，《伯兮》《东山》《小戎》《采薇》《六月》《江汉》《常武》等篇章，都是爱国爱家的生动写照。尤其《无衣》中“岂曰无衣，与子同袍”表现了秦国军民保家卫国，共同杀敌的英雄主义气概和家国情怀。《论语》《孟子》中的家国情怀，把个人的前途命运、家庭的前途命运以及国家民族的前途命运紧密相连，“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孟子把爱家与爱国统一起来，强调个人对家庭对国家的责任与担当。先秦元典中蕴含的深厚家国情怀早已深深植根于中华民族的历史发展过程中，融入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成为中国古代文人的一种思维方式，具有世界观和方法论意义。这使得中华民族在各个历史时期都能涌现出了无数爱国人士，他们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为价值准则，将人民利益与国家利益萦系心中。先秦元典蕴含的家国情怀，超越了时空，早已沉淀为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成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核心要义。当今时代出现的爱国精神贫乏、亲情淡薄、社会公德缺失等社会问题，无不来自历史的断裂和文化传统的中断。因此，我们需要弘扬先秦元典中的爱国之情和友爱亲情，以此构建社会主义的荣辱观，提升公民道德感。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和弘扬深厚的家国情怀。他指出：“我们要在全社会大力弘扬家国情怀，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精神，提倡爱家爱国相统一，让每个人、每个家庭都为中华民族大家庭作出贡献。”在当代中国，传统的家国情怀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新的丰富内涵。其本质特征和重要表现就是坚持爱国和爱党、爱社会主义高度统一，积极地把个人的命运与祖国的命运、党的命运、社会主义的命运联系在一起。

  以上所述，虽只是先秦元典蕴含的文化精神与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结合发展的部分例证，但确深刻说明：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必须植根于先秦元典文化精神之中。

  诚然，先秦元典文化中的宝贵文化资源和精神财富，为我们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提供了历史依据和价值判断，我们也积极从中汲取营养。但是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对以先秦元典为代表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保护和传承仍不够重视，深入挖掘和阐释的力度不够到位，与新媒体融合进行宣传普及的工作不够充分，而且“西方中心论”的意识仍然占据优势地位，西方话语霸权依然存在。这些现状对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有很大阻碍，也引发了学界进一步思考和探索：我们亟须通过哪些具体有效的方法和措施，更好地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展现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优势与魅力。

  首先，我们要在保护的基础上继承发扬中华传统文化经典，加强中华传统文化经典与新媒体的交融传播。继承发扬中华传统文化经典，是建立在对中华传统文化经典保护的基础上，如果没有中华传统文化经典这一载体，那么继承和发扬中华传统文化经典则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也就成了一句空话。因此，我们要保护好中华传统文化典籍，深刻认识到中华典籍传承工作对赓续中华文脉、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重要意义。2017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2022年印发的《关于推进新时代古籍工作的意见》，都明确指出古籍工作对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作用，其中提出的相应要求和措施，有利于中华传统文化典籍的保护，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提供精神力量。在保护好中华传统文化典籍的基础上，我们还要做好中华文化传统典籍的今译工作。中华传统文化典籍是中华民族文化与民族精神的载体，但典籍中的文字、词句、语法以及文化内涵等方面都与现代有很大的不同，如先秦典籍中大量存在的语法、古今字、异体字、生僻词语，使它们与现代大众之间产生了很强的隔阂与障碍，直接阅读这些文化典籍对现代人来说困难很大。因此，古籍的今译对传承中华古籍，赓续中华文脉意义重大，“要让广大读者了解古籍、走进古籍、热爱古籍，从而传承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今译无疑是最好的门径”。同时我们也要推动中华传统文化典籍与数字传媒的深度融合，借助新媒介的强大力量，消解中华传统文化典籍与社会大众之间的隔阂，更好地被大众理解和接受，进而产生情感共鸣和价值认同，让中华传统文化典籍“不能只是‘活’在藏书馆、‘活’在学者的论著中，还应该‘活’在年轻人心中”。如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通过创新的手法，将传统经典搬上了荧屏，推出的《典籍里的中国》就获得了广泛的社会好评。《典籍里的中国》采用“文化综艺+戏剧+访谈”的传播形式，“通过聚合戏剧场域、影视场域、访谈场域以及现场观众场域，多视角、故事化展现中华典籍的文化内涵与独特魅力，共同营造出特殊的文化场域”。使线上线下的观众在节目营造的美好氛围中，都有身临其境的体验感，进而深入了解《尚书》《论语》《道德经》《诗经》《楚辞》等中华传统典籍中承载的“民本思想”“家国情怀”“创新精神”等思想品格。这些措施也向大众展现了历史悠久、影响深远的中国智慧、中国精神和中国价值，强化了民族认同、国家认同，坚定了文化自信。

  其次，破除“西方中心论”，客观理性地审视西方现代文明的优势与弊端，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西方现代文明的起源、特征和核心价值观可以追溯到古希腊和古罗马文明，它为现代文明的建设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西方现代文明反对愚昧与封建专制，提倡科学与民主，这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现代民主制度的形成和发展。西方现代文明在科学领域取得的一系列重大突破，也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但是历史和现实告诉我们，西方现代文明并不能解决世界发展的所有问题，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西方现代文明是阶级剥削和阶级压迫的文明，它也有很多弊端。西方现代文明具有鲜明的资本主义特色，在追求资本扩张时，对发展中国家进行压迫和掠夺。西方现代文明强调物质文明，导致极端的个人主义、拜金主义和享乐主义，造成了社会秩序的混乱与道德伦理观念的日益丧失。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迈向现代文明过程中，还将人与自然二元对立，违背自然规律而强行改造自然、榨取大自然，破坏了地球生态系统平衡。特别是，在对待其他文明时，西方现代文明摒弃中和思维，坚守零和博弈原则，它以自我为中心推行文明霸权，企图通过强大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力量把其他文明消灭，或者把它们全部“西化”。西方现代文明产生的“现代文明病”严重阻碍了人类社会的发展进步，深刻揭露了西方现代文明的弊端。因此，我们需要破除“西方中心论”，突破西方话语霸权，客观理性审视西方现代文明的优势与弊端，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在平等对话的基础上，建设中华民族自己的现代文明话语体系。近期，曹顺庆先生发表的《重写文明史 重塑文明观——构建人类文明书写的中国话语》《重写文明史：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底座》《文明互鉴：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重要意识》等系列论文，引起了学界广泛的关注和讨论。曹顺庆先生指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要对本土文明的世界贡献作到充分自信与自觉，突破话语霸权，实现文明平等对话，进而重写文明史、重塑文明观。他认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不仅要立足中国实际，中国经验，更需要将中国文化放置于‘文明互鉴’的视野下审视西方经验、西方实践以及西方理论。”这一论述代表了中国学人对西方文明的客观审视与反思，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自信与推崇，对构建人类文明书写中国话语的期盼与努力。

  最后，我们要深入挖掘和阐释中华传统文化经典的现代价值，坚持“两个结合”不动摇，将中华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紧密地融入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建设中，彰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话语智慧。“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发展壮大都不可能离开文化的兴盛发展，更不可能割裂自身的传统文化，消解其中的民族文化基因。因此，我们亟须在新的历史时期，深入挖掘和阐释中华传统文化经典的现代价值。这要求我们坚定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自信，充分了解中华文明的历史起源、发展演变，理清中华民族传承发展的精神脉络，从中总结和提炼中华民族的精神追求、精神特质和美好的精神品质，以此深刻把握中华文明突出的连续性、突出的创新性、突出的统一性、突出的包容性、突出的和平性。同时，我们也要坚持“两个结合”不动摇，即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事物之间结合的前提是彼此之间联系密切，具有很强的共同性、契合性，而不是生搬硬套、生拼硬凑。“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来源不同，但彼此存在高度的契合性。”习近平总书记的论述，有力地证明了两者具有的高度共通性、一致性，说明了两者的结合毋庸置疑，必定能产生积极且深远持久的影响。同时，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文明都具有的创新性和包容性，加强了双方交往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它们都能自觉革故鼎新，兼收并蓄，积极主动借鉴彼此的文明成果。“两个结合”是中国共产党人在充分把握中国具体国情，充分理解和实践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后的一种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是新时代的一次思想解放。通过“两个结合”，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更好地与现代中国相适应，促进了中华传统文明的现代性转型。而且，“结合”的影响是相互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宝贵资源和精神财富也为马克思主义注入了生机与活力，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时代化。尤其是“第二个结合”对我们充分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宝贵资源，深入挖掘和阐释中华传统文化经典的现代价值，使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具有鲜明的民族性、主体性和独创性。“第二个结合”也突破了文化保守主义和封闭主义，反驳与超越了“现代化等于西方化”思想的逻辑，为建设多元化的现代文明提供了中国方案。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中华民族的旧邦新命，它赓续中华民族古老文明，立足于中华民族的具体实践，既不同于西方的现代文明，也有别于传统文明，呈现的是一种人类文明新形态。

  总之，在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中，我们要坚定文化自信，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以开放包容的精神面貌，积极主动地学习借鉴人类创造的一切优秀文明成果，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彰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话语智慧。“在世界共有的文化之中，中国几千年累积的许多智慧，应当有其不可忽视的价值。经过创造性的转移，人类文化之中的地方部分，庶几能矫正和弥补西方近现代文明的缺失，彼此融合为一，变成全世界的未来文明。”

所有民族的崛起，都以文明的进步为先导。欲建设中华民族的现代文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先建构中华民族共同的精神家园；欲建构中华民族共同的精神家园，必先塑造国人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在社会急剧变革的今天，我们需顺应时代要求，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构建具有新形态的现代中华文明，使中华民族实现更大范围的文化认同，产生更强大的向心力。诞生于社会变革和历史转型时期的先秦元典，其时间的早期性、思想的独创性与启发性、精神品质的美好性、地位的崇高性、影响的广泛性与深远持久性，是在两千多年后我们还要重温文化元典的历史根据。其中体现的“以人为本”“仁爱思想”“中和思想”“创新意识”“家国情怀”等最基本的文化基因，跨越了时空，积淀在当代国人的集体无意识之中，与时代相适应，与社会发展相协调。它们经过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深度结合，能够提炼出中国智慧，凝聚出中国力量，展现出中国价值，重塑中华民族的核心价值观，推动中华文明的现代转型，为矫正现代文明弊病、指引人类文明发展方向提供中国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