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动中的分离与团聚：家庭化流动对儿童人力资本的影响
2024-08-27   来源：梅自颖   

中国社会发展正在经历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使得儿童所处的成长环境发生着巨大变化。儿童阶段是人力资本积累的机会窗口期，处于这一发展阶段的儿童群体对政策和环境刺激十分敏感，当儿童和青少年面临外部因素变动的冲击时，其身心发展常表现出脆弱性和易感性。儿童人口高质量发展是整个人口高质量发展的基础工程，关注社会发展新形势下中国儿童面临的新变化和新挑战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儿童人口发展首先面临着人口迁移流动带来的冲击。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从乡土中国向迁徙中国转变，当前已经进入人口的大规模、全方位、多层次、多元化的全员迁移流动时代。儿童群体被卷入人口迁移流动的浪潮中，其流动参与程度不断提升。21世纪以来，我国0—17周岁流动儿童规模从2000年的1982万人上升至2020年的7109万人，占儿童人口总数的比重达到23.9%，意味着接近1/4的儿童人口处于流动状态中。从儿童个体视角来看，越来越多的儿童或被动或主动地参与流动，流动经历成为其生命历程中的重要事件，流动身份与他们的健康成长和未来发展紧密关联。在人口迁移流动长期成为我国人口变动趋势的决定性因素背景下，流动儿童问题成为讨论儿童人口高质量发展的核心议题。

儿童人口发展同时受到家庭结构转变带来的影响。传统家庭向现代家庭的过渡是世界各国在社会发展历程中的必经现象，我国的家庭结构转变主要体现在迁移流动的普遍性和居住安排的离散性使得家庭呈现规模小型化、结构简单化的特征。当前儿童传统的家庭居住模式发生着深刻变化，拆分型家庭已经成为当代中国儿童家庭的典型模式。我国家庭规模从20世纪90年代的接近4人到2020年仅为2.6人，“三口之家”的基本模式逐渐被打破。家庭拆分成为儿童人口面临的基本事实，2020年我国有36.4%的儿童不能与父母双方共同居住。从家庭视角来看，对于我国7109万的流动儿童，因流动不能与父母双方居住的人口规模为2229万人，接近1/3的流动儿童成长于亲子分离的家庭，说明家庭拆分不仅是整个儿童人口也是流动儿童人口面临的新常态。

由此可以看到，流动儿童的个体和家庭生存发展状况已经发生深刻变化，其成长和发展面临人口迁移流动转变和家庭结构转变的双重作用。在此过程中，家庭围绕子女的教育和发展基于可利用的家庭资源进行综合决策，以孩子为中心的家庭发展目标之下，需要充分调动母亲、父亲和祖父母等家庭成员的作用，完成子女流动或留守、全部子女流动或部分子女流动、家庭成员的部分流动或举家流动等决策和行动，最终形成多样化的家庭流动模式。传统的家庭化迁移研究通常将流动儿童等同于随迁子女或流动人口子女，认为流动劳动力是家庭流动的先行者，子女和其他家庭成员的流动是家庭化流动的最后阶段。实际上，儿童人口本身在流动过程中既可能实现与家庭成员的团聚，也可能面临与家庭成员尤其是与父母的分离。本文聚焦于流动儿童的家庭居住方式，关注家庭化流动与非家庭化流动情景下的儿童人力资本状况，进一步讨论亲子共居、祖辈共居和同胞共居对流动儿童认知能力与非认知能力发展的影响，以回应当前流动人口及流动家庭正在发生的最新变化。

在人口迁移流动转变和家庭转变同时快速发生的背景下，当前我国流动儿童面临流动经历和家庭拆分带来的双重影响。本文对流动经历和家庭居住拆分的相关研究进行了梳理和总结，基于现有理论和研究基础进一步提出研究假设。

（一）流动经历与儿童发展

人力资本理论解释了儿童阶段的投入对儿童未来发展的重要性。流动儿童在流动的过程中，既受到家庭环境和社会环境变动对其人力资本水平带来的直接影响，也受到家庭为其提供差异化的教育机会和教育资源带来的间接影响。

流动经历对儿童发展产生何种影响，现有研究存在两种不同观点。持有积极观点的研究者认为，乡城流动意味着可以获得更优质的教育、医疗等社会公共服务资源，由此流动显著改善了农村儿童的教育获得、主观幸福感、认知与非认知能力等方面的状况。持有消极观点的研究者则认为，流动改变了儿童发展所依托的家庭和学校环境，由于原有的社会关系网络的割裂以及城市优质资源的隔离会导致流动儿童产生环境不适应，由此带来更高的辍学率、更差的学业表现以及身心发展等问题。同时流动对儿童的影响存在异质性，区县内流动对儿童受教育水平存在负面效应，省内跨区县流动则带来正面效应。

造成上述观点差异的原因主要有三点。一是选择与流动儿童比较的参照组不同。比如比较流动与非流动的儿童群体或留守、流动与农村完整家庭三类儿童群体的差异  。当选择农村儿童作为参照组时，流动经历对于儿童是成长红利；而当选择城市儿童作为参照组时，流动儿童往往处于劣势地位。二是所考虑的儿童群体的教育阶段和流动原因存在差异，主动教育流动显著提升学生的学业能力。此外，流动的影响也与流动经历的发生时间有关，越早流动到城镇，越有利于儿童的人力资本积累和成年后的工作收入和职业声望。

（二）家庭居住拆分与儿童发展

新人力资本理论将认知能力和非认知能力共同作为评估儿童发展的核心要素，同时强调父母能力与父母参与程度在儿童的认知能力和非认知能力培养中扮演的重要角色。居住拆分打破了亲子共居的有利家庭结构，产生家庭照料和家庭教育过程中的父母缺位，由此作用于儿童个体的发展。

国内外的相关研究都进一步证实了不完整的家庭结构对儿童产生的负面效应，家庭结构与儿童人力资本积累以及成年后的经济地位和社会表现紧密关联，有家庭分离经历的儿童显著差于无家庭分离经历的儿童。比较不同驱动要素下的亲子分离儿童，其认知能力表现为父母离异优于父母外出，优于父母丧偶。母亲和父亲对子女的教育发展和社会心理发展扮演不同角色，家庭结构通过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和父母教育参与作用于子女发展。

在西方国家家庭结构转变的历程中，研究者主要强调日益高涨的离婚率、复婚率、未婚生子率和同居率等因素带来的家庭不稳定性，使儿童生活于急剧变化的家庭结构中并由此影响其成长发展。在中国语境下，一方面，中国家庭的结构、代际关系和家庭生活正在经历的快速变化，塑造了儿童成长所依托的家庭环境，使其家庭呈现出不稳定性的特征，进而影响儿童的健康成长。另一方面，由于特殊的城镇化发展历程，使得中国儿童家庭居住拆分的主导因素具有其独特性，流动劳动人口会基于家庭劳动分工和家庭利益的最大化实现，独自流动或夫妻流动，将配偶或子女留在老家。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背景下中国产生了世界上最大规模的流动人口子女，人口迁移流动成为儿童人口家庭居住拆分的主要驱动因素。在流动的过程中，儿童家庭成员快速重组，形成复杂多样的家庭居住模式。综合来看，目前我国处于居住拆分家庭的儿童人口主要包括单亲家庭、留守家庭和流动家庭儿童三大群体，单亲家庭和留守家庭儿童的研究比较丰富，但对社会转型过程中流动儿童的家庭拆分问题关注相对较少。

（三）中国情境下家庭化流动与儿童发展

上述文献分别讨论了流动经历和家庭居住拆分对儿童发展的影响效应，但尚未聚焦于分析流动儿童的家庭拆分事实，实际上处于流动状态下的儿童人口可能面临流动经历和与家庭成员分离的双重冲击，流动儿童的居住安排对应于家庭基于流动进行的灵活决策和从家庭整体收益作出的综合考量。本文将流动儿童作为研究对象，探讨家庭化流动对其发展的影响，由此剥离出家庭居住安排带来的净影响。

家庭化流动是指流动家庭成员实现共同流动，从家庭化流动视角出发能够充分考察人口流动过程中家庭结构变动产生的新形态。学界对家庭化流动界定所纳入的家庭成员尚未达成统一标准，但对家庭化流动趋势增强持一致观点，即我国流动家庭呈现从离散到聚合的趋势，流动家庭规模和代数趋于扩大，流动家庭儿童和老人随迁的可能性增加。同时，家庭化流动遵循“男性劳动力流动—夫妻流动—夫妻携带子女流动—其他家庭成员流动”的基本规律，流动儿童家庭呈现从部分子女随迁向全部子女随迁、子女随迁向祖父母等其他家庭成员随迁的方向变动。聚焦于流动儿童群体，本文将家庭化流动过程中的家庭结构细化为与父母共居、与祖父母共居和与兄弟姐妹共居三种形态。

从流动儿童与父母的共居状况来看，父母承担着儿童的教育和监护职责，构成完整家庭教育的关键环节。童年时期的家庭居住安排对儿童的短期和长期发展都具有显著影响，父母缺位不利于儿童的人力资本积累。在流动儿童群体中，亲子分离和流动经历的影响相互交织，通过比较亲子分离和亲子共居的流动儿童发展状况，可以剥离出亲子分离发挥的净效应。已有文献主要论证了子女随同父母一起流动时，能够通过父母参与获得良好的家庭支持和家庭教养，进而对其成长产生积极影响。据此可以提出假设1。

H1：亲子分离会对流动儿童的人力资本带来负面影响

祖辈共居主要考察流动家庭的亲属网络与流动儿童发展的关联。当前我国儿童与祖辈共居的趋势未减反增，隔代照料模式进一步被强化。祖父母作为流动家庭的重要成员，可能直接或间接地参与到流动儿童的照顾和陪伴中。有学者论证了三代居住安排对儿童学业表现带来的积极影响以及中间机制，但祖辈共居对儿童非认知能力的影响还有待考证。流动家庭如果存在祖辈共居的状况，一是意味着家庭具备更高的承担流动所需成本的能力，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可能更好；二是当祖父母和父母共同在位时可能会强化亲子共居的积极效应，由此我们提出假设2。

H2：祖辈共居会对流动儿童的人力资本产生积极影响

同胞共居主要探讨兄弟姐妹对流动儿童发展产生的支持效应。在流动家庭中，并非所有子女都能够实现与父母一起随迁，是否有兄弟姐妹与流动儿童共同居住是影响其适应和发展的关键要素。流动儿童在面临环境适应和社会网络重构的过程中，家庭中共居的兄弟姐妹可能发挥同伴效应，成为他们的支持者和陪伴者。已有实证研究发现，同胞共住有利于儿童认知能力的发展，且影响随着同胞规模扩大趋于下降。那么推论到流动儿童群体中，可以假定有兄弟姐妹共同流动且共同居住时对其人力资本存在积极效应。

H3：同胞共居会对流动儿童的人力资本产生积极影响

此外值得讨论的是，鉴于父母角色的不可替代性，祖辈共居和同胞共居的影响效应和机制与亲子共居有所不同，且不同效应会在特定家庭情境中产生。因此，虽然H1、H2和H3均假设共居带来积极作用，但不同家庭结构形态对儿童发展发挥的效力和强度可能存在差异且很难进行直接比较。由此下文将三种效应分别展开分析讨论，并针对每种效应设置前提约束。

（一）数据来源

本文采用中国教育追踪调查（China Education Panel Survey，CEPS）2014—2015学年学生追访调查数据。该数据库以人口平均受教育水平和流动人口比例为分层变量，随机获取了我国28个县级单位的学生信息，包括学生的户籍与流动、身心健康、学业表现等多维指标。调查共收集有效学生问卷10750份，本文主要考察家庭化流动对儿童发展的影响，使用基线调查数据对基本人口信息进行补充并对关键变量的缺失值处理后，筛选出流动儿童有效样本1630个。其中，流动儿童的定义根据调查获取的户口登记地信息界定为发生跨县流动的儿童人口。

（二）变量测量

1.因变量

因变量是流动儿童的人力资本，借鉴以往研究经验，具体操作化为流动儿童的认知能力和非认知能力。认知能力的代理变量为调查获得的学生标准化认知能力测试得分和在校期间语数英期中考试平均成绩；非认知能力为学生的心理健康风险和学校适应能力。其中，量表调查了学生在过去7天内的沮丧、抑郁和悲伤等负面情绪的感知，心理健康风险指标取5道量表题五分类回答的结果均值；学校适应能力采用问卷设置的包括“班里大多数同学对我很友好”等5道题构成的量表回答总分。

2.自变量

自变量是家庭化流动，儿童人口的家庭化流动意味着所有家庭成员的团聚。以流动家庭的居住方式为界定标准，本文强调家庭在流动过程中子女是否与父母双方共同居住，先将流动儿童划分为亲子共居和亲子分离两类。进一步基于与祖辈共居和与同胞共居考察其他家庭成员对流动儿童的影响，与祖辈共居指户中有祖父母或外祖父母一方或双方共同居住，与同胞共居指户中有兄弟姐妹共同居住。此处需要区别于儿童的是否有亲生兄弟姐妹，在全部流动儿童样本中，有至少一个兄弟姐妹的比例为64.5%，与一个及以上兄弟姐妹共同居住的比例为49.9%，可以据此推测有17.1%的流动儿童有亲生兄弟姐妹但并未与任何兄弟姐妹同住，流动家庭中有流动子女可能并不意味着家庭化流动的完全实现。

3.控制变量

借鉴相关理论和文献，本文控制了学生个体层面、家庭层面和学校层面的基本特性（表1）。个体层面控制变量为学生的性别（1=男性，0=女性）、健康状况（1=不好，0=良好）和同胞数量（个）；家庭层面为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困难、中等、富裕三分类）、母亲受教育年限（年）、父亲受教育年限（年）和是否与祖父母/兄弟姐妹共同居住（1=是，0=否）；学校层面包括是否寄宿（1=是，0=否）。基于对控制变量的描述性结果可知，流动儿童中男性占比略高，为54.97%，与相关研究结论比较一致，说明流动儿童存在一定的性别选择偏好。此外，流动儿童家庭的典型特征为超过九成为经济状况中等或困难，母亲平均受教育年限相较于父亲更低。

（三）分析策略

首先，分析家庭化流动对流动儿童认知能力和非认知能力的影响时，因变量为连续变量，据此构建OLS线性回归模型如下：

式（1）中Y_i表示第i个流动儿童代表认知能力或非认知能力的因变量，fammig表示代表家庭化流动的自变量（亲子分离、祖辈共居、同胞共居），α₁为研究关注的家庭化流动对流动儿童认知能力或非认知能力的影响系数，C_i为系列控制变量，γ为控制变量的系数矩阵，α₀为常数项，ε_i为残差项。

为解决上述模型的内生性问题，采用倾向值得分匹配（Propensity Score Matching，简称PSM）模型对三种效应进行检验。PSM的具体估计步骤如下：第一步，基于控制变量相关特征获得第i个流动儿童的倾向值得分，即运用Logit回归模型估计得到个体认知能力或非认知能力达到某一标准的条件概率拟合值；第二步，运用近邻匹配、卡尺匹配、核匹配、局部线性回归匹配四种不同方法通过倾向得分值将亲子共居和亲子分离的样本进行匹配；第三步，评定匹配后的平衡性，并计算出参与者的平均处理效应（ATT）。最后比较PSM和OLS回归的估计值，验证分析结果的稳健性。

（一）家庭化流动对儿童人力资本的亲子分离效应

本文首先基于与父母居住和不与父母居住视角考察家庭化流动对儿童人力资本发挥的影响，将自变量划分为亲子分离和亲子共居两种类型，结果如表2所示。总体来看，亲子分离对流动儿童的人力资本存在负向效应，不与父母双方居住的流动儿童在认知能力和非认知能力指标上均显著更差。在认知能力模型1和模型2中，不与父母双方居住的流动儿童比与父母双方居住的流动儿童在认知测试得分和在校学业成绩上分别低出1.049和3.833个标准分。在非认知能力模型3和模型4中，与父母共同居住的流动儿童比不与父母双方共同居住儿童在心理健康风险增加了0.124个标准分，同时学校适应能力降低了0.486个标准分。上述结果验证了研究假设1，亲子分离对流动儿童的人力资本存在负向影响。

（二）家庭化流动对儿童人力资本的祖辈共居效应

按照家庭流动阶段理论，当流动家庭成员实现子女随迁后，会进一步实现包括子女祖父母或其他家庭成员的流动，家庭的团聚程度趋于提升。为了识别祖辈共居对流动儿童影响的净效应，在上述基准回归的基础上继续分析祖辈共居和非祖辈共居产生的差异。当儿童不与父母双方居住而与祖父母居住时，祖父母可能会替代父母的照料和教育职责，儿童的人力资本状况混杂了亲子分离和祖辈共居的双重影响，因此我们聚焦于亲子共居家庭的流动儿童样本。在与父母共居的流动儿童中，与祖辈共居占比为15.96%。从表3的分析结果可以看到，祖辈共居显著改善了流动儿童的认知能力，认知能力测试得分高出1.037个标准分，在校学业成绩高出3.257个标准分，这与已有研究发现三代共居对儿童学业表现存在积极影响的结论一致。但祖辈共居对流动儿童的非认知能力无显著影响，可能由于父母对儿童非认知能力培养的不可替代性、儿童的年龄阶段发展特征以及存在非认知能力形成的其他重要路径。研究结果部分验证了研究假设2。

表3 祖辈共居对流动儿童人力资本的影响（N=1177）

（三）家庭化流动对儿童人力资本的同胞共居效应

除祖父母以外，流动儿童的同胞兄弟姐妹也是影响其成长发展的重要家庭成员。伴随家庭化流动趋势增强，越来越多的流动儿童能够与兄弟姐妹共同流动，意味着流动儿童与同胞共居的可能性也在发生改变。如果流动家庭有多个子女时，作为流动先行者的父母并不总是能够同时让全部子女实现随迁。流动家庭的子女居住拆分除与成年子女分家或外出因素相关外，也受到流动家庭对子女随迁和留守决策的影响。为了强调家庭化流动中的子女团聚，剥离独生子女家庭和多子女家庭的差异，我们分析同胞共居效应时聚焦于多子女流动家庭（占全部样本的64.23%）。基于表4的结果发现，与同胞共居的流动儿童认知能力测试得分更高且学校适应能力也更强，分别显著高出1.106和0.532个标准分，流动儿童成长过程中通过与同胞互动可能提升了个体的认知能力和环境适应能力。但同胞共居对流动儿童的在校学习成绩和心理健康风险无显著影响。研究结果部分验证了研究假设3。

表4 同胞共居对流动儿童人力资本的影响（N=1047）

注：（1）括号内为标准误，在学校层面进行聚类；（2）*P<0.05，**P<0.01，***P<0.001。此处控制变量结果从略。

（四）家庭化流动对儿童人力资本影响的内生性检验

对流动儿童发展状况的考察需重视样本选择偏差带来的内生性问题，流动家庭中个体成员的流动发生具有自选择性。本文基于倾向值得分匹配方法来对家庭化流动产生影响进行内生性检验，表5采用了四种匹配方法进行倾向值估计，表中呈现的平均处理效应（ATT值）与OLS估计结果一致，说明上述分析中呈现的亲子共居、祖辈共居和同胞共居效应具有稳健性。

表5 家庭化流动对流动儿童人力资本的影响

注：（1）表中每一个系数均来自一个独立的模型；（2）*P<0.05，**P<0.01，***P<0.00；（3）PSM估计值为ATT值。

在家庭流动的过程中，流动儿童面临与家庭成员的分离与团聚。流动家庭成员的构成既是家庭化流动综合决策的结果，反映出家庭在人口流动时代应对社会变化和寻求发展的能力，也成为流动儿童个体成长的家庭环境变动的重要背景。本文基于不与父母共同居住、与父母和祖父母共同居住、与父母和兄弟姐妹共同居住三种情景考察了亲子分离、祖辈共居、同胞共居对流动儿童人力资本带来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亲子分离削弱了流动儿童的人力资本水平，而祖辈共居和同胞共居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人力资本。

基于上述研究结果进一步思考：首先，我国流动儿童面临家庭的居住拆分和重组现实。一方面与流动人口子女和其他家庭成员被迫留守关联，另一方面可能由大龄儿童因教育独自流动或与部分家庭成员流动导致，对此有待于全面系统地探究流动家庭在当前呈现出的多样化拆分特征。其次，流动家庭成员的聚合程度影响儿童发展，父母在位是保障儿童认知和非认知能力培养的基本前提，祖父母和兄弟姐妹等其他家庭成员在位也能为流动儿童的发展创设良好条件。对于不同家庭成员对流动儿童发挥影响的路径和机制还有待于深入展开讨论。同时，对于家庭成员流动安排的内在逻辑需要深入分析，祖父母流动和父母流动的安排本身会围绕家庭中子女的养育和教育展开。研究也发现处于流动状态的儿童主要与母亲共同居住，拆分家庭超过一半的流动儿童与母亲一方居住，1/4与父亲居住，剩下1/4与祖父母或其他人居住，这依旧折射出流动家庭的内部分工和利益权衡。需要进一步说明的是，迁徙中国形态下人口流动趋势增强，流动家庭的居住拆分更加普遍，而流动儿童的结构性特征和流动家庭的拆分模式也在不断发生演变。囿于数据可得性的限制，本文仅采用了2014—2015年的CEPS数据进行了分析和讨论，初步呈现出与家庭成员的分离和团聚对流动儿童的人力资本产生的影响效应。当前，亟需针对最新的儿童人口和儿童家庭的发展态势开展更为丰富的研究，关注流动家庭的聚合和重组的最新模式及其内在机制，为深入理解儿童人力资本的影响路径提供更多思路。

根据上述研究结论和讨论，本文提出以下建议：第一，应当关注流动儿童的家庭居住拆分状况及影响，综合研判流动人口和流动人口子女生存和发展的新形势。传统研究充分讨论了流动家庭拆分下的留守儿童发展问题，但较少意识到流动儿童同样面临与家庭成员的居住分离，这也是城镇化进程中劳动力转移带来的结果，亲子分离和家庭成员分离成为实现儿童人口高质量发展面临的巨大挑战。第二，为包括流动儿童在内的流动人口实现家庭化流动提供全方位的政策支持。当前流动人口子女并未完全能够与父母一起流动，流动家庭的举家团聚还尚未完全实现，家庭化迁移流动仍然面临阻碍。要从源头上解决流动儿童和流动人口问题，必须遵循人口城市化和人口迁移流动的规律，进一步破除妨碍劳动力、人才流动的体制和政策弊端，畅通城乡要素流动，为人才和劳动力流动以及家庭化迁移消除阻碍。以家庭为单位进行统筹安排，为儿童与父母共同生活创设条件。第三，构建支持流动儿童发展的综合支持框架，坚持儿童友好和家庭友好的发展理念，构建有利于儿童成长和发展的环境空间。《中国儿童发展纲要（2021—2030年）》提出，“流动儿童服务机制更加健全”，“坚持学校教育与家庭教育、社会教育相结合”，“学校家庭社会协同育人机制进一步完善”。当前政策和举措应当致力于为流动儿童营造高质量的家庭教育环境，全方位保障其健康成长，为未来经济增长积累人力资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