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层扮演：青年妇女在平台经济中创业就业的微观劳动实践研究
2024-08-27   来源：聂召英 史博丽   

党的二十大强调要建设数字中国，加快发展数字经济，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在国家主导和支持下，数字经济实现了蓬勃发展，促使传统的组织载体、商业模式和思维认知受到了较大程度的冲击和颠覆。与此同时，适应数字经济发展需要的平台型企业快速崛起、膨胀，成为经济平稳运行与保就业的“新引擎”。平台型企业中短视频平台企业成为发展最为迅速的企业之一，成功带动了一批“数字时代的底层创业者”，被学者概念化为“底层创客”，多数在短视频平台上从事短视频内容创造和直播带货的新零售行业，实现了零工式的创业就业。第50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数据显示，截至2022年6月，我国短视频的用户规模达9.62亿，较2021年12月增长2805万，占网民整体的92.5%。网络直播用户规模达到了7.16亿，占网民整体的68.1%。在主播群体中，超过70%都是女性。在“内容+兴趣+电商”的短视频平台上，大量女性通过短视频内容创作和直播带货在平台上实现了灵活就业和创收，改变了生活方式、收入来源与思维认知方式，为经济复苏和新就业形态注入了新动能。

2023年5月中国演出行业发布的《中国网络表演（直播与短视频）行业发展报告（2022—2023）》显示，在以直播为主要收入来源的主播中，月收入5000元以下占比95.2%，月收入5000—10000元占比2.6%，月收入10000—100000元占比1.8%，月收入10万元以上主播仅占全行业0.4%。与此收入形成鲜明对比的灵活就业人员外卖员的平均收入，据《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工资保障研究》显示，基于6.3万名骑手的调研数据，外卖骑手工资平均值在5000元左右。外卖骑手工资水平明显高于大约95.2%以上的主播。在这一数据下，缘何大量的女性尤其是底层青年妇女仍然持续参与、深耕于短视频/直播行业进行创业就业，这一问题值得学界进行深思。

学界最开始关注的女性主播是签约公会的职业化的娱乐女性网络直播主播，张一璇认为娱乐女性主播在劳动过程中开辟出“第二层劳动空间”进行隐蔽的情感劳动，其劳动空间被无限延伸。泛娱乐女主播通过身体符号化、打造人设和重塑关系的方式进行情感制造，调动消费者情感投入以获得经济回报。学者对签约公会的娱乐女主播的情感劳动空间、情感制造、情感互动机制等进行了研究。其次，部分学者关注短视频平台上IP人设成熟、粉丝数量多、运营成熟的非娱乐的头部女主播的行为逻辑、价值和影响力。学者从情感视角解读李子柒的短视频，艺术化地用媒介呈现“田园生活”，“按摩”用户的现代性焦虑，唤醒用户对田园生活的情感和想象，从而在加速社会中建立新的情感结构。也有学者以短视频传播的成功代表“川乡小妹儿”“巧妇9妹”为研究对象，研究其传播特征、传播路径以及对乡村振兴的影响。学者的研究已经关注到专业型娱乐女主播情感空间生产、制造的过程，也关注到短视频中较大影响力的女性的行为逻辑、影响等。然而，目前学者对底层中小女主播这一群体的关注和研究明显不足，也尚未发现其情感生产、制造的机制和特征。

在生产严重过剩的时代，底层中小青年女主播利用自身的社会身份符号，以本真性作为“卖点”进行情感劳动，引发消费者的情感共鸣和投入，诱导其进行消费，实现从流量到资本的跳跃和转化。因此本研究主要是探究短视频平台的流量支配逻辑和机制，在流量机制的支配下底层中小青年女主播进行短视频/直播的经验是什么，如何进行以身体实践为基础的情感劳动和展演维持热度、捕捉流量和获得关注度，进而持续实现流量变现和转化。

短视频平台的创业者以家庭场景或农村乡土场景作为背景进行卫生打扫规整、美食制作、生产劳作等时是体力劳动，需要身体的各个部位与心灵之间的协调配合。同时，在短视频的主题选题、景别切换、配音录制、视频切割整合等方面属于数字劳动。然而，当短视频制作完成，创业者以身体实践为基础在数字平台展现的所有姿态、风格和输出的内容则最终归属于情感劳动（emotional labor）。霍克希尔德在《心灵的整饰》中认为，情感劳动意在指出人们会通过对情感的整饰而创造出某种公开可见的面部展演和身体展演（display）,并为某种报酬而出售，具有交换价值。同时，霍克希尔德对情感劳动的类型进行了细分，将劳动者根据场景选择何种“伪装”分为“浅层伪装”（surface acting）与“深层伪装”（deep acting）：前者指劳动者通过管理表情、声音、动作等展现出情感；后者则是劳动者有意识地表达内在情感。平台创业者在短视频/直播场景下，倾向于用文本、动作、语言、故事性情节、家庭化场景等进行深层伪装式的情感劳动，以深层伪装的形式营造出真实的人设，从而占领下沉市场的消费人群。但是与霍克希尔德研究的航空公司空乘人员单方面的情感服务不同的是，短视频平台上的情感劳动更强调双向互动的特性。短视频/直播创业者生产出面向用户、消费者的情感内容和价值，获得了用户、消费者的情感共鸣和共振后，数字平台作为第三方中介会通过点赞数、留言数、完播率和关注度等的互动数据衡量情感反馈的状况和程度。显而易见，对于用户、消费者而言，数字平台已经将其感情、体验与算法相关联，被算法生产和计算，并鼓励其持续进行平台参与。

为全面分析底层中小青年女主播在平台中的情感劳动和实践，本研究从劳动与性别的双重角度进行研究，即交叉线分析视角。交叉性分析视角认为性别不是产生社会不平等的单向机制，而是与年龄、种族、阶级等视角交叉在一起的综合性不平等机制。笔者运用了网络民族志的研究方法，在短视频平台上跟踪多个创业者的短视频和直播，深度学习算法知识视频，围绕着短视频/直播的内容、话术、选题、拍摄手法、文案、直播间场观、直播间场景搭建、直播破价机制等内容进行追踪式研究，以全面了解短视频内容创造和直播带货背后的流量运行机制。笔者根据研究对象中所呈现的画像锁定重点研究对象，持续关注其发布的短视频，定时观看其开通的直播，并在直播间以粉丝的名义将相关问题打在直播间的公屏上，以此与研究对象进行深入互动和交流。笔者作为粉丝观看底层中小青年女主播直播时，重点关注她们的自我表达、话术特点和问题阐释。为了进一步了解短视频平台运行规则，笔者采取了平台行走法，注册了抖音、快手、西瓜视频、小红书等APP，在平台发布记录生活的短视频，并对相关短视频进行投流和推广。同时，笔者按照平台的“光合计划”“中视频伙伴计划”等要求拍摄上传视频，进行流量变现。

笔者使用平台行走法时先是根据平台的随机推送观看短视频内容，随后根据研究需要对年龄在16—45岁的青年女主播进行了重点关注，最后根据青年女主播的标签、人物画像、带货数量、短视频更新频率、算法知识、短视频质量、直播时间和场观等数据确定研究对象。这9位青年女主播普遍学历较低、无特殊技能或技术、容貌一般，主要以普通人的形象进行琐碎的生活分享，获得流量后厂家邮寄样品让其试用，满意后两者达成合作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开辟了下沉市场。底层中小青年女主播的主要收入来源是流量变现和佣金，其次是网络直播打赏和礼物，但这一部分收入相较于娱乐女主播较少。

（一）流量梯度分配：大中小带货主播的流量差异

从理论上讲，数字经济时代的载体互联网应被视作为一个去中心化、开放性、反权威性的扁平制空间，能实现信息流动、资源要素分配、权力关系等的自由和平等。然而，在平台的“大家长式”严格控制下，配合使用垄断数据要素、捕获注意力和构建基础设施等方式将用户、创作者、主播和竞争者围困其中，搭建起权力关系的游戏场域。在此基础上，万物互联的共享平台之上通过线上线下贯通的消费模式，实现了信息流动与社会生产间的“接合”，形成了以流量获得和货币转化为表征的资源分配与竞争。由此一种新的社会结构形态——流量社会应运而生，并构造出一种整合社会的流量逻辑。在流量社会流量分层逻辑和变现逻辑的支配之下，平台设置了“去头部化”的流量梯度分配规则和模式，以最大限度内整合不同阶层和旨趣的用户和消费者，同时将“主播独大”造成的流量风险控制在最低范围内（详见表2）。

表2 短视频平台流量分布梯度逻辑

在流量权威平台的主导下，以信息数据为支撑进行运作的流量和货币资本之间已无需中介即可实现转化，流量的运转速度和多少可以直接转化为货币资本。在流量与财富、资本深度勾连的情境下，谁能获得流量谁就拥有优先转化和变现的机会。目前，在平台的第一梯度流量是以企业和集团为代表的大主播团队，例如辛选、三只羊、交个朋友、东方甄选等。这一梯队的特点是流量大、商品受关注度高、直播话术成熟，主播属于艺人主播路线和模式，平台对其直播切片、直播间进行反复推介。大主播集团形成了成熟的专业化、团队化的数字劳动运作模式，其中辛选和三只羊呈现师徒制的运作模式。平台中第二梯度流量的拥有者是徐杉、毛毛、东北雨姐等，团队化的数字劳动运作模式使这一类主播在自己的特色赛道上形成了相对较高的粉丝黏性，创造了可观的直播带货收益，但在规模上、知名度上、流量上和高级度上明显逊于第一梯队。平台中第三梯度的流量明显倾向于带有底层劳动人民朴素特色的农民、家庭妇女或者普通城市打工者，这一群体的短视频多以呈现家庭内的劳作、日常趣味生活、邻里互动等内容为主，展示出本真性的特点。平台这一流量分配和操纵机制既能确保大主播的流量优势地位，为平台进行流量创收，同时又能在最大程度上笼络住各个阶层的主播、创作者从而引发不同阶层消费者的情感共鸣。最终，平台通过将数字劳动实践纳入到数字化监控之中进行梯度化流量分配，形成了“控制社会”的逻辑，维护了平台的控制权和话语权。

（二）付出就有回报：算法意识下的算法公平想象

在“全民直播全民带货”的时代，数字平台的梯度流量分配模式，意味人人均有机会参与其中发挥个人特长、打造个人化符号，将自身塑造成流量权威并进行直播带货。普通人运用自身的特长、特色（家务劳动、美食制作、社会热点分析、唱歌跳舞等）进行一般化的劳动，然后将这一劳动过程在视频处理类APP进行拍摄、分割、剪辑和上传视频等数字化劳动，一定时限的个人化视频上传后通过平台的推荐、分享等面向用户，实现了情感劳动的输出，从而完成了面向特定用户人群的情感按摩和情绪劳动。平台创业者数字劳动和情感劳动的核心是必须进行持续的内容生产和创新以获得用户的注意力，帮助短视频平台解决用户日活量和平均使用时间的问题。唯有达到此要求，平台创业者才能持续获得短视频平台的流量推荐。短视频平台的底层流量分配机制，给予了创业者俘获流量的机会。短视频平台创业者在初始的支持性流量退却后，开始采取多样化的养号手段和策略获取第二波和第三波流量。

宋丹开通直播的第七天发现流量直线下降后（直播间从几千人降至一百三十几人），她开始找大主播的直播间进行学习、合作，购买大主播69元的商品，获得了大主播的粉丝共享、直播经验传授和厂家联系方式等福利。宋丹通过与大主播的合作，拉了一波流量，增长了粉丝，实现了转化。

单青说要想在短视频平台拿到想要的结果和相应的回报，实现梦想，改变压抑的生活。每个创业者必须在线下练好口才，打磨好短视频内容，调整好个人状态，多播多练。创业者只有在直播时具备良好的控场能力，才能成为最优秀的主播。单青在直播经验分享中着重推荐“直播带货话术实操手册”和“直播带货设备套餐”。任何用户下单这两件商品，她都会给其推荐厂家的联系方式。单青通过钻研短视频平台的考核指标，顺利“起号”创业账号，在分享直播经验时直言她一场直播能赚千位数，开直播一个月赚取了28万元。

在数据时代，不仅数据重要，数据的感觉也很重要。在短视频平台上进行创业的青年女主播虽然无法从技术层面看到或理解算法的确切运算过程，但是具备较高的“算法意识”，并在实践中形成了算法公平的想象和感觉。同时短视频平台生产的各种算法知识视频和教程对创业者进行规训，其逻辑是平台对每一个创业者都是公平的，创业者只有通过在实践中不断学习算法、遵循算法逻辑、掌握算法规律满足算法推送的标准，才能促使客观理性的平台为之分配流量。因此，算法的黑箱性质决定短视频/直播创业者光有对算法的想象难以拿到可观的流量，必须掌握专业的算法知识和运作流程。

在短视频平台经营短视频/直播经验分享赛道的青年女主播，在直播间事无巨细的分享算法的运作规律和流量的获取方式，并将其总结为“赛马机制”。因此，青年女主播积极通过各种零成本的方式和渠道进行“激活账号”“活跃账号”等动作，满足短视频平台大数据的考核指标，以期获得推介流量，从而将“门外”的用户吸引到直播间。但是青年女主播若想在直播时保持一定数量的场观人数，将直播间的观看用户留在直播间，必须付出精力和代价“找流量”，同时不断地打磨内容、话术和口才，完成自我的身份构建和人设包装。青年女主播作为创业者根据对数字平台的算法想象（algorithm imaginary）进行喂养算法、与算法游戏甚至玩弄算法的数字劳动。如此这般，青年女主播才能持续获得粉丝的注意力，实现粉丝数量的不断增长，完成从流量到资本的转化和升级。

（三）被围困的“流量人”：数字平台隐秘的控制逻辑

信息主义和资本主义在技术经济的作用下，融合成了数字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使得流量在平台的运营下无需中介可直接实现转化（详见图1）。因为，流量虽不直接等同于货币，但流量代表着群体的兴趣点、关注点、流行和认同的信号，更是情感表达和倾向的着力点，引导着资本、资源的流向和变化。因此，平台牢牢把控着流量的供给和分配权，从而规制内容创作者、直播创业者和消费者等用户的行动、选择和旨趣。短视频平台除了设置了对首次直播带货创业者的初始流量扶持政策外，本质上是将流量付费作为流量分配的根本准则，其次是用户在短视频上的浏览量、停留时间、评价、是否收藏点赞、搜索、完播率、复播率等反馈机制作为流量分配的次要机制。在平台的流量规则规训和控制下，平台创业者发现在创业初期享受到一波流量福利之后，就进入流量瓶颈时期，甚至出现流量衰退的现象，无法实现持续的流量增长和转化。

一名青年女主播向某MCN机构的负责人（主要从事企业流量赋能相关工作）请教如何突破直播时遭遇的“泛流量”问题。青年女主播从事服装原创设计师行业，在家全职照顾老人时顺便做直播，每天晚上播八个小时，从晚上十点播到早上七点半，两个小时一场，中间歇息半个小时。在前40天同时在线人数没有破百，然后第40天直播时场观突破到40万，直播间最高在线7万人，场观100多万人，一个月之前的变现规模是50万左右，现在20万—30万左右。在直播时是靠“反差”获取流量，表现方式是老年妆的一半，即一半是明星类的妆容，一半很丑。在直播时穿插着表演、小品、段子等形式来吸引眼球，获取流量，形成粉丝黏性。目前的状况是直播的时候流量特别“泛”，一场仅卖几千元，全是“看热闹”的用户，变现的规模逐渐下滑。

短视频平台给予创业者初始流量并进行一定数量的推介后，算法就对其流量的给予规模、目标对象精准对接、推介等进行了限制和搁置，导致创业者的流量呈现大规模下降或“泛流量”的现象。底层中小青年女主播在进行短视频内容创作、发布以及直播时，几乎都出现流量断崖式下降的现象，遭遇流量转化困境。这是因为短视频平台的官方扶持性流量已经撤退，若要账号进入更大的“流量池”，需要继续用不同的策略进行“养号”。因此，在平台中被流量捕获或俘虏的“流量人”，为了零成本争夺流量，转变为等量资本，开启了“演戏”的戏码，进行了虚假的情感劳动，呈现出情感劳动演砸的一面。

车悦作为二婚宝妈短视频的内容主要记录一家三口生活的日常，包括花70万在济南贷款购买的“老破小”楼房的装修进度、日常做饭、被骗28万、家庭内部矛盾、离婚原因等，账号有23.8万粉丝。因短视频内容踩中二手房房价起伏的社会热点、日常生活记录的真实性和二婚的话题性等诸多流量爆点，车悦收获了大量的粉丝。然而，随着粉丝审美疲劳、平台扶持性流量撤退、自身话题重复与枯竭等原因，短视频播放量持续下跌。车悦不得不另辟蹊径，试图制造新的生活场景和话题，但最后却“翻车”，导致粉丝和流量的流失。车悦以夫妻吵架的理由从家庭的拍摄空间里撤出，外出租破旧房子自己独自生活，并在这个过程中打扫改造出租屋。然而，这一类型的短视频内容并未收获新的粉丝，反而出现老粉丝流失的情况。老粉丝在评论区直言，从租房子就看出来是在演戏，不真实，演戏演的一点没情谊，已取消关注。甚至有粉丝直接建议最好真情流露，别换剧本。车悦回复此类评论说，确实是为了流量，租房子是剧本，以后会好好记录生活。车悦删除了租房子的相关视频，回归到家庭场景继续拍记录生活的段子。

图1 短视频平台流量转化成资本的生成逻辑

在生产严重过剩的现代化背景下，鲍德里亚认为消费的内容或逻辑从“物的消费”转向了“符号消费”。创业主播、创作者等要在平台资本主义构建的空间系统内成为被消费的对象，必须将自身打造成一种“符号”。平台中自由创业就业的青年妇女在消费符号的规训之下，通过展示自身的情感、私生活、生育历程、身份和知识等身份属性强化性别标签进行情感劳动，引发群体性的情感共鸣，创造女性符号，最终诱导用户发生消费行为。

（一）制造认同：吸粉、活跃度、粉丝量

1.强化性别标签：媳妇、母亲、儿媳妇等女性化身份

马丹将从事“职业性别少数”的妇女，在不同的劳动情境，通过辨别性别的突出性程度使用和提取不同的性别策略工具界定为“性别工具箱”，代表的是复杂多元、灵活随机的性别策略。青年女主播通过洞察网络热点和噱头、创作短视频内容、输出直播带货术语等行动进行自我表达与文化生产。在短视频的内容创作中，青年女主播为了突出自身的符号特征，刻意描绘和强化自身的性别标签。青年女主播在突出性别标签的同时却也暗含着对女性社会地位、女性家庭处境、婚姻经历、母职履行、女性职场遭遇等反思、调侃和思考，以此来获得女性群体更多的共鸣、同情和参与，构建“钉子共同体”或“衣帽间共同体”。

36岁的农民白云，是三个孩子的宝妈。于2022年8月份入驻平台时，主要以家庭和田地作为拍摄场景，同时配上生活感悟、经历的文案。她在短视频中表明自己是“三个孩子的宝妈”，同时拥有复杂的家庭情况和经历。自从她在短视频的文案里出现丧夫、二婚、改嫁小叔子、三娃、宝妈、农村全职宝妈等关键词后，迅速引发了平台用户的关注和讨论，上了“大热门”。她在短视频中说，甚至在直播时许多网友发信息问她的婚姻状况，对她进行语言上的攻击和诘难。她一面表示着愤慨，一面在2023年1月5号时将短视频的封面从“白云的农村生活”改为“改嫁小叔子的生活”，进一步通过设置和强化标签的方式抓取平台用户的眼球、注意力和好奇心。

显而易见，“农村宝妈”“全职宝妈”“二婚”“单亲宝妈”“不婚主义”等是能直接反应和概括青年女主播性别身份、处境和标签的关键词，粗线条描摹出创业者的人物画像，能迅速对标和吸引短视频的用户群体，建构起数字生态讨论空间。在短视频平台进行经验分享的青年女主播强调，一定要完善个人主页，强化标签，例如将农村宝妈、二孩宝妈等作为关键词添加到个人介绍里时才能抓住眼球，获得平台流量推介。简言之，在短视频平台上进行非雇用式数字劳动的青年妇女，通过性别工具箱强化或包装自身媳妇、母亲和儿媳妇等女性化身份，利用拍摄剪辑的手法将家庭或自身的生活方式、生活场景、情感问题、婆媳矛盾、夫妻问题等私生活置于“前台”，展示于公众面前进行身份构建（标签）和角色演绎（人设），维持自我的本真性（authenticity）。钱霖亮认为，底层中小主播通过草根人设的打造和日常生活场景的呈现进行低度包装，策略性的迎合中下层消费者、用户对本真性消费的想象，激发阶层共情。然而，性别意识是流动的、多元的，媳妇、儿媳妇、宝妈、女儿等这些限定于家庭范围之内的女性称号虽然能框定部分群体的认同感，但是“去身份化”的单身主义不仅能得到认同，而且能引发更多的讨论，甚至是粉丝针锋相对的观点的交锋。例如39岁女性史馨，一直坚定的奉行单身主义，并针对网友提出的养老问题、生活问题、婚姻观念等话题录制了一系列短视频进行回应，热度一直不减。

在流量社会之中，网络“人设”不止是一种称谓符号，更体现为一种符号资本，并演变为一种资本和权力形式。青年女主播作为数字劳动的主体通过满足粉丝的“窥探”心理进行自我的物化和对象化，运用网络“人设”将自己包装成一件能获得流量并可进行批量化生产的商品，最终完成了自我情感劳动的商品化和资本化。

2.性别角色展演：重新书写和讲述女性经验、女性知识

Carla Freeman认为，创业主义（entrepreneurialism）所展现出来的不仅仅是人们可以自我雇佣、获得收入这样狭义的内容，它更是个体感知、体验生活的一个维度。青年女主播作为创业者在短视频平台这一窗口通过“被凝视”，在不断获得存在感、价值感和荣誉感中持续修正自身的形象、能力和信念，以满足粉丝的期待。同时，青年女主播在“被凝视”中持续制造话题，激发用户、消费者的关注和兴趣，获得短视频平台的流量。青年女主播的创业过程实际上是典型的福柯提出的“自我技术”，即个体能够通过自己的力量或者他人的帮助，进行一系列对自身身体及灵魂、思想、行为、存在方式的操控，以此达成自我的转变，以求获得某种幸福、纯洁、智慧、完美或不朽的状态。青年女主播会充分利用和放大自身性别所带来的天然的家庭关系的矛盾点，并将所谓的“家丑”在短视频平台进行“外扬”，继而获得其他女性群体的“感同身受”，然后根据用户、消费者的感性评论和留言内容，继续调试“家丑外扬”话题的方向、深度等。

车悦是二婚，她前期与丈夫李哥在短视频中构建了夫妻和顺、共同努力的理想夫妻形象和生活。然而，随着流量的下滑，她开始意识到这种表层扮演方式已经让粉丝产生了审美疲劳，必须进行深层扮演，甚至需要置换拍摄场景。在这一表演演砸后，为了挽回粉丝，车悦不得不以走心的形式再次进行深层扮演。车悦在短视频中讲述了丈夫李哥以及李哥的家庭给自己带来的痛苦和压抑的情绪体验。李哥总是为父母支付每个月的水电煤气费和每年的养老保险合作医疗费，而李哥的大哥却不分担任何费用。她每次跟李哥提起互相平摊父母费用的建议时，总是遭到李哥的冷暴力。还有一件梗在她心头的事是李哥的大哥因买房借了她两万块钱，却不还债，一直拖欠了好几年。甚至，李哥的大哥买房时公婆无偿给了几万元的补贴，但是他俩买房时公婆却没有给予一分钱的支持。然而，在这一系列矛盾面前，公婆保持了沉默，丈夫选择了无视，让车悦的负面情绪只能压抑在内心无处释放，短视频平台成为其讲述和确认自己委屈的唯一载体。

在数字平台进行性别角色展演时，女性的情感线索已经成为打造“人设”的独有资产，能从不同方面深层扮演短视频用户日常中的经历、角色、记忆和情感，使其发生真实的情感带入和共鸣共振。车悦和李哥二婚后面临着夫妻沟通不畅、公婆偏心等家庭关系的矛盾，导致其情绪长期处于压抑状态。这种生活中“不幸”的一面迅速再次收获了粉丝的同情，粉丝认为她的短视频具有真实性。在数字经济时代，以屏幕为中介的社会交往一大特点是基于人设的表演，表演和人设互相服务，表演的集成逐渐形成人设，而人设反之又可能框定表演。总而言之，人设和表演的主要目的就是建构高识别度的媒介内容和媒介形象，从而收编粉丝。

张爱玲在《天才梦》里说，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爬满了虱子。青年妇女在这一生命时期，面临着夫妻关系、婆媳关系、亲子关系、工作与家庭平衡等一系列尖锐的矛盾和问题，需要处理“过日子”中遭遇的“一地鸡毛”式琐碎且耗费时间精力的事情。然而，青年妇女在平庸琐碎且窘迫的生存状态中所产生的心理波动和痛苦体验往往被宏观叙事所遮蔽。在某种层面上，女性尤其是青年妇女的生活经验、知识、感受、经历、心理体验等处于生活的背面，习惯于抑制自身的感受，长期得不到关注、重视和认同，更遑论发出女性的声音和呐喊。在流量社会中，青年女主播在短视频平台进行创业时跨越时空的限制，以身体实践为基础，刻意把家庭设置为舞台并配合戏剧化的“叙述话语”讲述故事。在平台这一媒介上，青年女主播将自己和家庭内的日常生活、心理体验甚至包括部分隐私直接展示于用户面前，用共同的生活经验绑架用户的情感，建构情感认同和偏向，从而捕获用户的暂时性同意，最终获得用户注意力和消费意向。

（二）“赚米”：重构时间制度、降低家庭风险

在消费人群、消费能力和消费欲望定位中，普遍认为女性>小孩>猫狗宠物>男人。青年女主播直播带货的优势是她们在下沉市场中能精准锁定和俘获平台中女性用户的信任、情感和兴趣，激发女性用户的购买行为。

1.生存、梦想与家庭再生产的平衡

熊秉纯认为，在资本主义与家庭父权制的巧妙合谋下，已婚妇女成为廉价的人力资源，赚取的只是零用钱。甚至为了兼顾家庭的无偿照料，需要将自家的庭院变成临时工厂进行生产加工，达到家庭照料和赚钱养家之间的低度平衡关系。在现实生活中，女性尤其是已婚青年妇女面临的家庭无偿照料上时间的刚性化与工厂公司时间的制度化之间的矛盾从未得到缓解或解决，大多数青年妇女面临着家庭羁绊和生活拮据的双重困境。从事短视频/直播的青年妇女们在阐述克服困难、学习制作短视频的原因时，都强调是因为想摆脱“手心朝上”的生活方式给自己和家庭带来的窘迫感和屈辱感。

对于没有高学历、高颜值和唱歌跳舞弹奏乐器等技能且被家庭所牵绊的中下层青年妇女而言，日常生活的呈现和记录与短视频/直播经验分享这两个赛道成为其确立“人设”的唯一方式。在短视频平台中参与短视频/直播带货经验分享赛道的主播，例如单青在鼓动、售卖直播经验和知识时主要强调，这是每个在家手心朝上向丈夫索要生活费的农村妇女翻身的机会，能扬眉吐气。关键是一旦直播间起号成功，一场直播能超过老公一个月的收入。在平台上，这种榜样的宣传和树立，能让其他生活在困顿中的青年妇女以“他人为镜”，意识到新技术新平台下自身命运改写的可能性。

在直播间谈及为什么要做短视频/直播？单青认真地说，参与平台直播以前，自己属于不善言辞型，始终突破不了自己、改变不了自己。然而，当生活把自己逼到绝境处，老公月收入四五千，两个初高中的孩子需要供养，父亲生病化疗不得不卖房子等一系列事情压在身上时，我意识到我需要抓住平台直播带货的机会，破釜沉舟去尝试一次，改变自己的生活、改变自己的命运。最重要的是进入直播带货行业的现金成本低，只要在其他主播那里拍下599元的直播产品和设备就能获得厂家链接，成为下一个带货主播。现在我每场直播都是四位数五位数的收入，每天至少直播5个小时，比我老公一个月工资都高，老公现在已经辞职专心在家帮助我。

工厂女工深受工厂用工制度、时间制度等规训，个人的身体、时间、精力等必须刻板地服从工厂的安排，导致女工基本上处于无自由的状态。而中下层青年妇女在家庭与工作、货币化高额支出与低收入之间的撕扯下，滋生出改变低水平生存现状，实现人生际遇翻身的梦想。更为关键的是，平台通过去标准化的薪资制度，打造出“命运自主”的平台经济意识。在平台意识的指引下，中下层青年妇女在短视频平台中成为非雇用式“数字劳工”，与工厂打工妹的身份有着本质区别，带有极强的主观个体性、身体实践的自由度和意志上的主动性，实际上属于灵活的个人创业行为，有极高的概率能实现个人价值的提升、自我认同感的增强和家庭地位的翻转。快手、抖音等平台打造的“致富梦”的情感期待和补偿使得青年女主播心甘情愿进行自我剥削，不断压缩碎片化时间进行超额数字劳动生产高质量短视频内容，同时积极调动个体情绪建立“人设”，这实际上是平台资本面对数字劳工实施的新一轮的“制造同意”的控制手段。平台资本进入控制社会后，人的情感资源、数字信息等方面成为资本新的增值来源，因而控制的对象就从身体上放松，转而集中于生命权力，一种创造生命的力量。青年女主播在平台创业过程中虽然拥有高度的“自由”，但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流量分配的逻辑和规则，需要保持定期更新上传高质量短视频内容的动作和习惯才能持续获得流量，并被数据算法系统所识别和推荐，否则将会被淹没于数据算法系统之中。

2.多样化劳动方式、降低家庭运转的潜在风险

在流量社会中，短视频/直播的技术、经验、话术、商品链接渠道等的可复制性、公开性、传播性使得其准入门槛几乎为零，青年女主播在平台中只需投入零碎化的时间和自身的情感记忆就能参与其中进行创收。青年妇女参与平台经济进行直播带货时，不仅需要进行角色展演提供情绪价值，更根本的是生产利他性的文案，为其他用户、消费者带去实用价值。青年女主播的数字劳动与日常生活实践中的无偿照料劳动并行不悖，共同交织于其生活之中，并为家庭再生产提供运转的经济基础，降低家庭遭遇风险时的脆弱性。

40岁的小雪在短视频中呈现出激情澎湃、吃苦耐劳的生命力，在短视频中她不仅需要与丈夫共同承担起大棚的活计，例如栽种黄瓜、摘黄瓜、推车、搬运装满黄瓜的大筐等，还需要接送孩子上学，为家庭安排每日三餐。在家庭以种大棚作为生计方式的基础上，小雪还要每天拍摄短视频，每晚进行直播带货。她在直播间谈及原因时说，种黄瓜忒苦忒累，付出与收获严重不成正比，去年的黄瓜收货价才两三毛钱一斤。短视频/直播费的是脑子，不像种黄瓜是重体力活，而且短视频/直播只要坚持去做，就有收获。我在这上面比较下功夫，自己研究三年了，每个月至少赚八九百元。

青年女主播小雪面对农业生产一分耕耘难有一分收获的非平衡性，不得不在闲碎时间依赖短视频平台进行非雇用式的数字劳动，增加变现的渠道，为家庭生计的波动性、不稳定性提供“压舱石”，使家庭面对生计风险时具有一定的抗逆力。小雪认为作为短视频/直播的内容生产者与短视频平台、用户进行互动时，只要采取一定的策略，积极践行平台制定的算法规则，把握算法游戏中的特定规律，就能稳定的获取收益。在算法分发机制下，青年女主播生产的短视频/直播获得流量后，就能以流量作为通用等价物与广告商、厂家洽谈合作事宜，继而代销或经销其商品，最后抽取每一件所售商品的佣金作为主收入，佣金比例在10%—85%左右。青年女主播通过将代销商品嵌入家庭日常生活中使用的方式呈现给用户、消费者。小西代销魔术扫把时，她经常性地使用魔术扫把打扫家中地板的积灰、头发、积水和杂屑等，展示魔术扫把在清扫卫生方面的功能性、便利性等，在价格方面则说明魔术扫把的福利和低价，鼓动用户、消费者购买其视频下方小黄车的商品。

虽然青年女主播依靠平台能获得佣金收入和流量变现收入，但数字平台创业的“零工”属性使这份收入具有不稳定性、偶然性的特征，难以从根本上解决家庭运作中存在的风险。

流量社会实际上是网络社会和消费社会两种社会形态交汇作用下的产物，由此催化出数字平台的梯度流量逻辑、风格和布局。数字平台的创业者、创作者在“算法公平想象”的助推下，短视频/直播过程中应用各种蹭热点、优化标题、创新内容、贩卖隐私等一系列的策略获得流量推介和支持，从而实现粉丝量的增长和流量变现的终极目标。然而，在数字平台中的创业者、创作者在流量、粉丝量达到一定量级后，会出现内容创新瓶颈、粉丝审美疲劳、平台限流等问题，遭遇“流量反噬”风险，导致流量变现的延迟或停摆。与此同时，当数字创业者、创作者将情感劳动作为一项特殊的商品在流量社会进行批量化生产、出售和交换时，将产生一种与自我情感相疏离之感，甚至出现异化现象：一方面数字平台用户、消费者不断地追寻着网络热点、猎奇网络新鲜事物，以此循环往复、昼夜不歇；另一方面数字创业者在进行短视频/直播内容创作时，因创作灵感枯竭而出现流量焦虑的症候，导致情感输出与自我感受相分离、相异化。在此情境下，为了应付数字平台的流量监控和规制，创业者对自身的身体、情感、表情和语言等进行了制度化的管理，反复练习短视频/直播技巧、话术和禁语等以使情感劳动符合数字平台的规范和要求。青年女主播利用碎片化的时间和真实的家庭式场景，通过专业化的近景（交代动作）、全景（交代人物和环境）、特写（交代细节）等景别的拍摄手法制作短视频，以此规避一镜到底式的非专业拍摄手法。

数字平台“全民直播全民带货”的理念，本质上是将平台运营策略、国家共同富裕的意识形态和政府监管实践导向编码进算法之中，通过算法对中下层青年女主播的情感展演进行推荐，为其实现流量变现提供博弈基础和空间。与此同时，在数字平台衍生出大量良莠不齐的MCN互联网机构，通过洗脑式的夸大宣传引诱大量人员缴纳高额学费却未能给予同等的知识、认知和流量回报，进行了网络霸权和网络欺诈。在此基础上，国家和政府应进一步对数字平台加强引导和监管，提高数字平台对普通创业者的“算法可见性或透明性”，为普通创业者的优质内容生产和流量变现创造更多的机会。在信息化和数字平台迅猛发展的今天，技术与性别的权力关系的生产领域已经从IT行业逐渐扩展至整个社会层面以及各个阶层。在数字平台中，青年女主播进行了艺术性极高的策略性的性别管理，凸显或强化了女性的多重身份、女性气质和女性经验等，无形中成为传播男女平等思想的践行者。数字平台成为青年女性有意无意间突破家庭传统性别分工、实现个体价值、重新分配家庭劳动的契机，给予了其高度“自由”的选择和生活。然而，当青年女主播以“人设”作为撬动流量的工具，并在这一过程中通过“自我技术”将“性别、身体、家庭生活和情感”异化为商品时，模糊了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之间的界限，反而陷入了更加“不自由”的平台制度构建的权力游戏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