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与企业新质生产力
2024-08-26   来源：孙献贞 李言 高雨晨   

随着科技的不断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传统的生产方式已经无法满足人们的需求，需要不断推动新质生产力的发展，以适应社会的发展需求。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可以改善人民的生活水平，提高人民的生活质量，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新质生产力是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的发展和创新，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时代化的重要理论命题。2024年1月3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扎实推进高质量发展。新质生产力有利于提升生产要素质量，催生新型生产组织形态，实现核心主导产业、交叉融合产业、潜在关联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之间的互联互动，并赋能创新生态系统，进而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如何推动企业新质生产力逐渐成为地方政府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议题，而在数字经济快速发展背景下，探讨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企业新质生产力的影响便具有了重要的现实意义。伴随数字技术对金融领域的渗透，中国数字普惠金融在政策支持和技术创新方面都取得了显著的进展，各类金融机构、科技企业、政府部门等紧密合作，形成了一个愈发完整的数字金融生态系统，为更多中小微企业提供了更加便捷、高效、低成本的金融服务。2023年，国务院发布《国务院关于推进普惠金融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明确了未来五年推进普惠金融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和主要目标，强调要有序推进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包括提升普惠金融科技水平、打造健康的数字普惠金融生态以及健全数字普惠金融监管体系。从企业生产力发展角度看，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企业新质生产力具有重要影响，其一方面通过提供融资渠道、降低经营风险和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直接推动企业新质生产力，另一方面通过加速企业数字化转型发展渠道间接推动企业新质生产力。本文从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角度探讨企业新质生产力问题，为政府促进企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新思路。

现有研究对企业新质生产力的内涵进行了多角度有益的探讨，且已有研究开始探讨企业新质生产力的影响因素，为本文的机制构建和实证分析提供了研究基础。在机制分析部分，本文从企业数字化转型渠道出发，构建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影响企业新质生产力的作用机制。在实证分析部分，本文从劳动力和生产工具角度构建企业新质生产力指标，结合中国2011—2022年上市公司相关数据，使用面板固定效应模型考察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企业新质生产力的影响效应及其作用机制。本文的边际贡献在于：第一，从数字普惠金融角度分析企业新质生产力问题。数字普惠金融的快速发展体现了数字技术对金融领域的渗透，是金融在数字经济时代赋能企业发展的新形势。从企业新质生产力角度看，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为企业提供了更便捷、多元化的融资渠道，帮助企业降低经营风险，促进资源的精准配置，从而影响企业新质生产力，而现有研究尚未系统探讨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企业新质生产力的影响。第二，本文从企业数字化转型渠道出发，探讨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企业新质生产力的作用机制。数字普惠金融发展通过降低企业数字化转型成本、推动企业财务管理数字化转型和供应链数字化转型等渠道加速企业数字化转型，而企业数字化转型所带来的技术创新、管理创新和模式创新又会推动企业新质生产力。因此，本文从企业数字化转型渠道出发，构建数字普惠金融发展间接影响企业新质生产力的作用机制。

新质生产力是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的发展和创新，从政治经济学视角考察，新质生产力是以科技创新为主导、实现关键性颠覆性技术突破而产生的生产力，是对传统生产力的超越，需要新的生产关系与之适应。从系统论视角来看，新质生产力是由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生产力要素、生产力结构、生产力功能构成的“要素—结构—功能”系统，新质生产力要素由新型劳动者、新型劳动对象、新型劳动工具、新型基础设施等构成，新质生产力在结构承载上表现为由新兴产业、未来产业等主导发展形成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新质生产力功能则凸显新发展理念、追求实现高质量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价值取向。王珏从生产力三个构成要件对应性构建了1—2—3—4的新质生产力理论框架，“1”即一个关键核心，以科技创新为关键核心；“2”即两个根本原则，即最大程度释放人的聪明智慧原则和最大限度保护生态环境原则；“3”即三个基本要求，即低污染、低消耗、低投入；“4”即四个主要内容，即形成新的竞争优势、培育现代企业群体、构建现代产业体系和建立良好生态环境。关于新质生产力的测度，宋佳等基于生产力二要素理论，从劳动力和生产工具角度构建新质生产力指标体系，采用熵值法衡量新质生产力。其中，劳动力由活劳动和物化劳动（劳动对象）两个子要素组成，生产工具由硬科技和软科技两个子因素组成。卢江等认为新质生产力是一个涵盖科技、绿色和数字三大方面的集成体，他们从科技生产力、绿色生产力和数字生产力三个一级指标构建了新质生产力的综合评价体系，采用改进的熵权—TOPSIS方法测度新质生产力。

现有研究已经从多个角度探讨了新质生产力的影响因素，尤其是数字经济发展与新质生产力之间的关系。任宇新等研究了金融集聚、产学研合作与新质生产力三者之间互动关系，研究结果表明，金融集聚促进了新质生产力，且产学研合作在金融集聚对新质生产力影响过程中起到部分中介作用。刘明慧和李秋认为税收优惠政策可以有效优化资本的吸引和配置，通过人才流动、知识转移和风险缓解，促进新质生产力的涌现，而补贴政策则通过直接资金支持、促进特定领域的发展来推动新质生产力的成长。从数字经济发展角度看，张森和温军研究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可通过提升颠覆性技术创新水平、驱动战略性新兴产业创新发展和契合新质生产力应然特征三种途径赋能新质生产力。数据要素是驱动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投入要素，数据要素通过自身作用及与其他生产要素融合发生作用，并渗透在生产、流通、消费、分配等社会生产过程，一方面在国内发挥数据乘数效应，另一方面通过跨境数据流通发挥出开放乘数作用，会显著推动新质生产力涌现。基于上述研究，本文创新地从企业数字化转型角度出发，构建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企业新质生产力的影响机制。

关于数字普惠金融发展问题，现有研究主要考察了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产生的经济效应，研究主题主要集中在：第一，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与城乡收入。周利等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有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且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主要通过增加金融可得性渠道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李牧辰等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总体上收敛了城乡收入差距，但主要体现为覆盖广度和使用深度等方面带来的影响。第二，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与产业结构升级。唐文进等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与产业结构升级之间存在非线性关系，数字普惠金融覆盖广度对产业结构升级具有长期且显著的促进作用，数字普惠金融使用深度和数字化程度与产业结构升级之间存在非线性关系。杜金岷等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显著促进了产业结构优化，对产业结构合理化、高级化和产业内部演化趋势贡献明显。第三，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与消费。易行健和周利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显著促进了居民消费，且数字普惠金融主要通过缓解流动性约束、便利居民支付两种机制促进了居民消费。尽管现有研究尚未分析数字普惠金融对新质生产力的影响，但已有研究探讨了数字普惠金融对数字化转型的影响，为本文构建作用机制提供了思路。

通过对现有研究的回顾可知，已有研究从多个角度探讨了新质生产力的影响因素，尤其是从数字经济发展的角度，但尚未有研究系统地探讨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企业新质生产力的影响。本文则首次尝试对上述问题展开分析，一方面从企业数字化转型角度展开理论研究，另一方面，基于中国上市公司相关数据展开实证研究。从政府推动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角度为推动企业新质生产力提供思路。

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为企业提供了更便捷、多元化的融资渠道，帮助企业降低经营风险，促进资源的精准配置，从而推动企业新质生产力的提升。首先，数字普惠金融为企业提供了更便捷、高效的融资渠道。传统金融机构的融资方式通常繁琐、时间长，对中小微型企业而言存在门槛较高的问题。而数字普惠金融通过互联网、移动支付等技术手段，打破了传统金融的地域限制和信息不对称，为企业提供了更加便捷、快速的融资服务。企业可以通过数字普惠金融平台获取资金支持，进而扩大生产规模、引进先进技术，从而提高生产力和竞争力。其次，数字普惠金融提供了更多元化的金融产品和服务，帮助企业降低经营风险。数字普惠金融平台通过大数据分析和风险评估技术，为企业提供个性化的金融产品和服务，如小额贷款、供应链金融等，帮助企业更好地管理和降低经营风险。企业可以根据自身需求选择适合的金融产品，有效规避风险，实现更稳健的经营和生产目标。最后，数字普惠金融平台的发展促进了资源的精准配置。通过大数据技术和智能算法，数字普惠金融平台可以更准确地识别企业的融资需求和风险特征，为企业提供更精准的金融服务。这种精准的资源配置有助于企业更有效地利用资金和其他资源，提高生产效率和质量，推动企业新质生产力的不断提升。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如下假说1。

假说1：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企业新质生产力具有推动作用

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将通过加速企业数字化转型渠道推动企业新质生产力（图1）。数字普惠金融平台通过互联网、移动支付等技术手段，为企业提供更便捷、高效的金融服务，简化了企业的金融服务流程，降低了融资的门槛和成本帮助企业降低数字化转型的成本和风险。企业可以通过数字普惠金融平台进行在线融资、结算、支付等操作，使得企业能够更加灵活地管理自身的资金流动，推动企业财务管理的数字化转型。数字普惠金融平台通过提供供应链金融服务，帮助企业优化供应链管理，加强与供应链伙伴之间的合作，实现供应链信息的共享和协同，提高了企业的供应链效率和灵活性，推动了企业供应链的数字化转型。因此，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能够加速企业数字化转型。从企业生产力发展角度看，数字化转型是推动新质生产力的有效路径。在技术创新层面，数字化转型为企业带来了引入尖端生产设备及智能化生产系统的契机，实现了生产流程的自动化与智能化管控，大幅提升了生产效率及产品质量，进而推动了企业新质生产力的增长。在管理创新领域，数字化转型为企业注入了强大的数据处理能力，助力企业更高效地收集、储存与分析数据，为管理层提供更为精准全面的信息支撑，使决策更趋科学与客观。企业通过优化生产规划与资源配置，不仅提高了生产效率与灵活性，更实现了精细化的生产管理，持续推动企业新质生产力的跃升。在模式创新上，数字化转型也激发企业构建创新链条，营造充满活力的创新生态，保障创新生态系统的稳定运转。企业借助持续的模式创新，不断挖掘创新潜能，推动产品与服务不断迭代升级，从而增强企业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为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注入强劲动力。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假说2。

假说2：数字普惠金融发展通过加速企业数字化转型渠道推动企业新质生产力

（一）模型设定

本文采用面板固定效应模型考察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企业新质生产力的影响效应，具体模型设定如下：

式（1）中，被解释变量newpro代表企业新质生产力，解释变量digfin代表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控制变量（X）主要从企业规模、财务杠杆、盈利能力、股权集中度、两职合一和董事会规模等角度选择。为控制时间效应和个体效应，采用双固定效应模型，γ和θ分别控制企业固定效应和年份固定效应。

为了检验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机制效应，参考江艇的研究，本文通过考察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检验作用机制，具体模型设定如下：

式（2）中，机制变量dig代表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控制变量的设定与式（1）相同，且同样考虑企业固定效应和年份固定效应。

（二）模型设定

本文实证分析研究对象为中国2011—2022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且剔除PT、ST和*ST上市公司，具体数据来自国泰安CSMAR数据库。

被解释变量企业新质生产力（newpro）的处理方式：参照宋佳的研究，基于生产力二要素理论，从劳动力和生产工具两大要素切入，利用熵值法构建新质生产力指标体系衡量企业新质生产力。

解释变量数字普惠金融发展（digfin）的处理方式如下：数字普惠金融采用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的中国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指数，该指数同时考虑数字金融服务的广度和深度，兼顾纵向和横向可比性，且体现数字金融服务的多层次性和多元化。在下文异质性分析过程中，本文还会考虑数字普惠金融分指数对企业新质生产力的影响效应。

控制变量的处理方式：本文主要从企业经营和管理两个层面选择控制变量。利用企业年底资产总额衡量企业规模（scale），利用企业年底总负债比上总资产衡量企业财务杠杆（lev），利用企业年末净利润比上总资产衡量企业盈利能力（prof），利用第一大股东持股数量比上总股数衡量企业股权集中度（share），利用董事长与总经理是否同为一人衡量两职合一（toget），当董事长与总经理是同一人时取值为1，否则为0，利用董事会人数衡量董事会规模（board）。

机制变量的处理方式：关于企业数字化转型（dig），参考赵宸宇等的研究，根据上市公司年报文本，从数字技术应用、互联网商业模式、智能制造、现代信息系统四个维度，利用词频和衡量企业数字化转型水平。

表1对实证分析相关变量的统计性特征进行了汇总，从解释变量和被解释变量的相关性看，数字普惠金融与企业新质生产力的相关性系数为0.1236，且在1%水平上显著，该结果表明，在数字普惠金融水平越高的地区，其企业新质生产力水平也越高。

（一）基准分析

本文首先从全国层面考察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企业新质生产力的影响效应。根据表2，当不考虑控制变量时，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企业新质生产力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且当考虑控制变量时，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依然对企业新质生产力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该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是推动企业新质生产力的有效路径。从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看，企业规模增加对企业新质生产力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企业盈利能力、股权集中度和两职合一对企业新质生产力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

表2 基准回归结果

注：（）内为t值；*、**、***分别对应回归系数在10%、5%和1%水平上显著。下表同注。

本文接下来采用更换固定效应设定、增加控制变量和机器学习等多种分析方法对前面的基准分析结果的稳健性进行检验。

第一，为了考虑实证模型估计方法对基准分析结果的影响，本文采用调整固定效应的回归估计方法考察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企业新质生产力的影响。根据表3模型（1）的回归结果，当不考虑固定效应时，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企业新质生产力具有显著的推动作用；根据表3模型（2）的回归结果，当只考虑企业固定效应时，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企业新质生产力具有显著的推动作用；根据表3模型（3）的回归结果，当考虑企业固定效应、年份固定效应和行业固定效应时，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企业新质生产力具有显著的推动作用。

第二，为了排除其他数字经济发展政策可能带来的影响，本文进一步将国家大数据综合试验区政策虚拟变量（bigx）和“宽带中国”试点政策虚拟变量（kuandaix）纳入控制变量，用来控制大数据技术和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的影响。根据表3模型（4）的回归结果，加入其他数字经济发展政策后，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企业新质生产力具有显著的推动作用。

第三，考虑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本文接下来采用政策冲击法和机器学习两种方法检验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企业新质生产力的影响。关于政策冲击法，本文主要借鉴钱海章等的处理方法，将2016年央行发布《G20数字普惠金融高级原则》作为外生政策冲击，将中西部地区作为实验组，将东部地区作为控制组处理，根据表3中模型（5）的回归结果，政策冲击依然对企业新质生产力具有显著的推动作用。关于机器学习，本文参考Chernozhukov等的处理思路，采用纠偏机器学习方法考察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企业新质生产力的影响效应。具体处理思路如下：

式（3）中，MLnewpro（X）表示利用机器学习方法预测被解释变量，MLdigfin（X）表示利用机器学习方法预测解释变量，回归系数α表示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企业新质生产力的影响效应。根据表3模型（5）回归结果，采用机器学习法后，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企业新质生产力具有显著的推动作用。

以上基准分析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企业新质生产力的正向影响是显著的且通过了稳健性检验。在数字经济快速发展的背景下，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有助于推动企业新质生产力，进而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

（二）异质性分析

本文接下来重点从数字普惠金融分指标、分企业所有制性质和分企业年龄等层面展开异质性分析，揭示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企业新质生产力的影响异质性。数字普惠金融包含覆盖广度（digfin_cov）、使用深度（digfin_dep）和数字化程度（digfin_dig）三个分指标，该层面的分析能够从系统内部理解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企业新质生产力的影响。根据表4模型（2）和模型（4）的回归结果，数字普惠金融分指标对企业新质生产力的影响效应的异质性主要体现在影响幅度方面。数字普惠金融覆盖广度、使用深度和数字化程度都对企业新质生产力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且覆盖广度的影响幅度最大，数字化程度的影响幅度最小，该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企业新质生产力的推动作用是全方位的。

在企业所有制性质层面，本文具体考察非国有企业和国有企业两种情形下，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企业新质生产力的影响。根据表5模型（2）和模型（3）的回归结果，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企业新质生产力的影响效应在分企业所有制性质层面存在明显的异质性。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非国有企业的新质生产力具有不显著的正向影响，而对国有企业的新质生产力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且后者的影响幅度更大，该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国有企业新质生产力具有更大的推动作用。国有企业通常规模较大，涉及领域广泛，因此对资金的需求量也比较大。数字普惠金融可以通过提供更加便捷、灵活的金融服务，帮助国有企业更好地满足资金需求，降低融资成本，提高融资效率，从而推动国有企业的新质生产力。

在企业分年龄层面，本文根据样本企业的企业年龄中值（9年）将样本进行划分。根据表6模型（2）和模型（3）的回归结果，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企业新质生产力的影响效应在分企业年龄层面存在的异质性同样主要表现在影响幅度方面。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企业年龄小于等于9年和企业年龄大于9年的企业的新质生产力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但对企业年龄小于等于9年的企业的新质生产力的影响幅度更大一些，该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相对年轻的企业的新质生产力具有更大的推动作用。相对年轻的企业通常具有更强的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但这些企业也通常面临资金短缺问题，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可以为这些企业提供更加灵活、便捷的金融服务，且年轻企业也更容易接受并应用新技术，进而帮助它们更好地应对市场挑战，推动创新发展，提升新质生产力。

以上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企业新质生产力的影响存在异质性。具体来看，在分指标情形，数字普惠金融覆盖广度、使用深度和数字化程度对企业新质生产力均具有显著的推动作用，且覆盖广度的推动作用最大；在企业所有制性质情形，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国有企业的新质生产力具有更大的推动作用；在分企业年龄情形，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相对年轻企业的新质生产力具有更大的推动作用。基于以上异质性分析结论，在制定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赋能企业新质生产力方案时，需要制定因地制宜的发展方案。

（三）机制分析

本文接下来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机制效应进行分析。根据表7模型（1）和模型（2）的回归结果，无论是否考虑控制变量，数字普惠金融发展都对企业数字化转型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结合前面的机制分析可知，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将通过加速企业数字化转型渠道推动企业新质生产力。另外，本文进一步参考吴非等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处理方式替换企业数字化转型指标，即从人工智能技术、大数据技术、云计算技术、区块链技术、数字技术运用五个维度处理数字化相关词频，构建企业数字化转型新指标（dign）。根据表7模型（3）和模型（4）的回归结果，替换企业数字化转型指标后，无论是否考虑控制变量，数字普惠金融发展都对企业数字化转型依然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为了进一步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机制效应进行稳健性检验，本文参考温忠麟等的研究，利用中介效应模型检验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机制效应。根据表8模型（1）到模型（3）的回归结果，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企业新质生产力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企业数字化转型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当同时考虑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和企业数字化转型时，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依然对企业新质生产力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影响幅度有所减少，且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企业新质生产力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以上中介效应模型分析结果进一步肯定了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机制效应，即数字普惠金融发展通过加速企业数字化转型渠道推动企业新质生产力。另外，本文同样采用替换指标的方式进行检验。根据表8模型（4）到模型（6）的回归结果，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和企业数字化转型依然对企业新质生产力具有正向影响，进一步验证了上述机制效应分析结果。

以上机制分析结果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是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影响企业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渠道，且主要表现为数字普惠金融发展通过加速企业数字化转型渠道推动企业新质生产力。从政策组合实施角度看，为了更好地实现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企业新质生产力的推动作用，可以将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与企业数字化转型政策的其他政策相结合，实现赋能企业新质生产力的政策组合效应。

（四）进一步分析

本文接下来考察传统金融发展对企业新质生产力的影响，进而从金融发展整体角度分析企业新质生产力问题。在具体实证分析过程中，考虑到银行部门是传统金融的主要代表，本文利用每个城市银行网点数量衡量传统金融发展水平（bank）。根据表9，无论是否考虑控制变量，传统金融发展都将对企业新质生产力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即以银行为主导的传统金融发展同样能够有效推动企业新质生产力。因此，无论是推动传统金融发展，还是推动数字金融发展，都能够有助于推动企业新质生产力。

尽管传统金融发展和数字普惠金融发展都将推动企业新质生产力，两者之间依然可能存在互补效应或替代效应，因此，需要进一步利用交互项模型考察传统金融发展和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企业新质生产力的影响，在构建交互项之前，需要对两个交互的变量进行去中心化处理。根据表10，当纳入传统金融和数字普惠金融交互项之后，数字普惠金融和传统金融依然对企业新质生产力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两者的交互项则对企业新质生产力具有不显著的负向影响。上述交互项模型分析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和传统金融发展对企业新质生产力的推动作用可能存在替代作用，但该替代作用并不显著。

以上传统金融发展视角的分析结果表明，地方政府在推动企业新质生产力的过程中，既要关注数字普惠金融，也要关注以银行部门为代表的传统金融，由于两者之间可能存在替代效应，因此，地方政府需要根据地区金融市场发展的实际情况制定差异化的金融发展规划。

在数字经济快速发展的背景下，探讨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企业新质生产力的影响能够为推动企业新质生产力提供数字经济方案。在机制分析部分，本文创新地从企业数字化转型渠道切入，构建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影响企业新质生产力的作用机制。在实证分析部分，本文基于中国2011—2022年上市公司相关数据，实证分析了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企业新质生产力的影响效应及其异质性，并检验了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机制效应。实证分析得到的主要结论有以下三点。

第一，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有助于推动企业新质生产力。基准分析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企业新质生产力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即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有助于推动企业新质生产力，且该结论通过了多种方式的稳健性检验。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的覆盖广度、使用深度和数字化程度提高均能够显著推动企业新质生产力。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国有企业和相对年轻企业的新质生产力也具有显著的推动作用。

第二，企业数字化转型是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影响企业新质生产力的机制。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企业数字化转型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结合机制分析可知，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将通过加速企业数字化转型渠道推动企业新质生产力，且中介效应模型检验结果进一步肯定了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作用机制。

第三，传统金融发展同样有助于推动企业新质生产力。进一步分析结果表明，推动以银行部门为代表的传统金融发展对企业数字化转型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因此，传统金融发展也能够推动企业新质生产力。另外，传统金融发展与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企业新质生产力的推动作用存在一定的替代作用，但上述替代作用并不显著。

基于以上分析结论，为了从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角度推动企业新质生产力，本文提出以下三个方面的政策建议。

首先，发挥数字普惠金融对企业新质生产力的赋能作用。基准分析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是推动企业新质生产力的有效路径。政府可以通过鼓励金融机构加大对数字普惠金融的投入，推动金融科技创新，提高金融服务的普惠性和效率。同时，政府还可以建立数字普惠金融与企业发展的对接机制，促进企业更好地利用数字普惠金融服务，提升企业的生产力和竞争力。

其次，制定因地制宜的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实施方案。不同地区的金融需求和金融发展水平存在差异，因此需要根据地方实际情况，制定相应的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方案。政府可以通过调研和分析，了解各地区的金融需求和发展状况，制定针对性的政策措施，推动数字普惠金融在各地区的发展。根据前文异质性分析所得结论，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国有企业和相对年轻企业的新质生产力的推动作用显著，因此，在国有企业或相对年轻企业集聚的城市需要重点关注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同时，进一步分析结果表明，传统金融发展同样能够推动企业新质生产力，所以，在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相对滞后的城市，可以优先考虑推动传统金融发展。

最后，组合实施绿色转型和数字化转型发展战略。根据前文机制分析所得结论，企业数字化转型是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影响企业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机制，且加速企业数字化转型也能够有效推动企业新质生产力。所以，政府可以通过整合数字普惠金融和数字化转型相关政策资源，推动数字普惠金融与数字化转型的深度融合，为企业发展新质生产力提供全方位的支持和服务。同时，政府还可以加强对数字化转型相关政策的宣传和推广，引导企业更好地利用数字普惠金融和数字化转型相关政策，提升企业的创新能力和竞争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