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中央关于新质生产力概念提出以来，学界投入了极大的研究热情。综合而言，目前研究主要围绕四大层面展开分析：一是关于新质生产力的基本概念研究。这一层面主要从内涵外延两方面展开论证，如在内涵上强调了科技创新的主导性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的引领性，或突出了对高质量发展要求和实现高品质社会生活的内在契合性，在外延上则指出了其同传统生产力的关联性。二是关于新质生产力的生成逻辑研究。这一层面重点是从马克思主义理论视角展开论证，如将其视为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科技生产力理论的继承与发展，以及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进行传承和总结并得出的科学结论。三是关于新质生产力的重大意义研究。这一层面主要基于理论和实践等视角展开分析，如强调其对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的创新贡献，指出新质生产力在推进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和提供全球经济新动能等方面的积极价值等。四是关于新质生产力的发展路径研究。主要基于科技、产业和制度等角度展开分析和建构，如在科技层面主张完善新型举国体制，推动我国科技实现革命性突破，在产业方面强调不断完善现代产业体系，尤其是要不断优化产业结构和强化高端产业的引领功能，在制度方面主张深化相关机制改革，尤其是形成同新质生产力相适应的科技体制机制。此外，一些学者也强调了推进国际科技合作和推进人才培育对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性。
应该说，学界对新质生产力的分析是具有前瞻性的，也为当前我国的科技创新和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一定的学理支撑。但作为一个新近提出的概念，目前学界的相关研究整体上还处于起步性阶段。一方面，从研究方法看，主要基于实践研究的基本思路进行分析和论证。另一方面，从学科视角看，经济学和管理学构成了目前该领域研究的主要参与学科，但却鲜有学者从历史层面展开经验探讨和纵向剖析。事实上，作为人类全部社会生活的物质前提，人类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绝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不断进行演进和提升的。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本质上就是一部生产力不断进行变革和创新的历史。换言之，生产力的发展绝非仅仅是经济学或管理学范畴，其本身同时也是一个历史性的命题，因此，对新质生产力的研究绝不能忽视历史学视角的切入。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先进生产力的代表，自成立以来，就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视为自身的重要使命。百余年来，在推进自我革命与伟大社会革命的历史进程中，形成了一整套自身独特的社会生产力发展经验，总结和提炼这些优秀的历史经验，对于当前推进新质生产力的科学发展，显然是有积极的指导意义的，有助于党和政府切实做到规避风险和把握规律，从而切实实现以史为鉴和开创未来。基于此，本文基于历史演进视角，分析了中国共产党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具体进程，提炼了其中的基本经验，并由此提出了一条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历史启示路径，以期为新征程推进新质生产力的科学发展提供有价值的历史镜鉴。
新质生产力是以创新为主导的生产力，也是符合新发展理念的先进生产力。作为我国生产力发展现代化的具体体现，新质生产力具有高科技、高质量和高效能等多重特征。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意味着现代科技的创新、组织模式的创新和产业结构的创新，然而，无论哪个层面的创新都不可能无根无由，必然离不开对传统技能的传承与发扬、对传统产业的转型与升级以及传统文化的内在涵养。换言之，新质生产力既具有“新”的一面，同时也内涵了一些“老”的或传统性的元素。从科技发展的角度看，早在19世纪中叶，马克思恩格斯就曾对现代科技之于生产力发展的进步意义作出了充分论证。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中，马克思就提出“生产力中也包括科学”。在他看来，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系统中最活跃之因素，正是基于人类科技的进步，才大幅提升了劳动生产率，进而推动整个社会关系实现了历史性的变革。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中国共产党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思想和行动指南，自成立以来，党在推进伟大社会革命的历史进程中，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视为其中的根本任务，在推进民族独立、人民解放以及国家富强的历史进程中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
（一）民主革命时期党对社会生产力发展的艰辛“求解”
20世纪初叶的中国，是一个极其动荡不定的混乱时代，也是社会生产力发展受缚且水平极端低下的落后年代。一方面，帝国主义列强不断加深对中国的侵略，在政治上，通过扶植代理人来操控中国政治局势；在经济上，通过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疯狂掠夺财富和各类资源，并将中国变成了极为廉价的原料供应地与商品倾销市场，可谓牢牢控制了中国的政治及经济命脉。辛亥革命爆发后，绵延了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制度彻底走向了终结，然而，作为帝国主义统治中国之根基的封建剥削制度，却依然顽固地横亘于中华大地上，与此同时，凭借地主买办资产阶级专政之国家政权力量发展而来的官僚垄断资本，亦在帝国主义列强和封建主义势力的培植和支持下，亦加紧了对中国人民进行压榨和盘剥的力度，这些都成为中国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障碍。另一方面，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以及官僚资本主义的残酷剥削与压迫，在阻碍中国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同时，也在客观上造成了社会中下阶层尤其是广大劳动人民的日益赤贫化。尤其是伴随封建地主阶级土地兼并的愈发严峻，及其同官僚资本、买办资本等勾结力度的不断加深，将广大中国人民推进了水深火热的苦难境地，他们或负债累累，或颠沛流离。正如毛泽东指出的：“正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束缚了中国人民的生产力，不破坏他们，中国就不能发展和进步”。可见，通过伟大社会革命来推翻“三座大山”的剥削与压迫，以在解放被束缚的社会生产力的过程中，求得国家之独立和人民之解放，是中国共产党于当时面临的重大使命。
民主革命时期我国社会经济各方面发展的严峻和复杂形势，使中国共产党认识到要挽救国家民族危亡，就必须进行伟大社会革命，“就是要冲破这个压力，解放中国人民的生产力”。一方面，党领导人民展开了不屈不挠的反帝反封建斗争。早在1922年，党的二大就作出了“消除内乱，打倒军阀”和“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的政治主张，即在历史上首次明确提出了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为彻底推翻帝国主义及其代理人的封建腐朽统治，党领导人民从北伐到抗日再到全国解放战争，进行了艰苦卓绝的尝试和斗争。为彻底废除封建土地制度，党在广大农村则展开了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运动，“谁赢得了农民，谁就会赢得中国，谁解决土地问题，谁就会赢得农民”。通过实现耕者有其田，以调动广大人民群众进行生产和参加革命的自主性和能动性，不仅使党的革命站稳了脚跟，由此也解放农村的社会生产力。另一方面，为摆脱外部封锁和实现自身力量的壮大，中国共产党在领导边区社会生产力发展的过程中，则突出强调了发扬自力更生和艰苦奋斗精神的极端重要性。期间，党领导人民不仅积极开展大生产运动，而且逐渐形成了一套独立自主的经济金融体系。此外，边区政府在发展生产的过程中，亦极为重视科学技术知识的积极作用，通过设立延安自然科学院、陕甘宁自然科学研究会等机构来辅助发展。可以说，民主革命时期党领导革命的使命就是变革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生产关系，以从根本上解放被束缚的生产力，正基于此，党领导革命才取得了最终成功。
（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党对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整体“求进”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开辟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标志着民族独立与人民解放的真正实现。随着中国共产党从区域执政向全国执政进行转变，党面临的内外环境和形势及其推进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任务和使命等都发生了重大改变。从党执政面临的国内环境看，新中国的成立虽改变了中国社会的性质，但党当时面临的社会局势却是“一穷二白”的。由于长年战乱，国民党政权事实上留下的是一个千疮百孔和百业凋敝的烂摊子。据统计，1949年，我国社会生产总值仅557亿元，主要工农业产品的产量较之于新中国成立前的最高产量都有较大下降，其中钢产量下降了82.9%，煤炭产量下降了50%，生铁产量下降了86.1%，原油产量下降了61.9%，棉布产量下降了43.6%，粮食总产量则由1936年的15000万吨下降至11218万吨。与此同时，当时我国人均国民收入更是不到30美元，仅相当于亚洲国家平均水平的2/3。加之国民党政府连续多年滥发纸币，新中国成立初期的通胀问题更是极为严重。在这一情境之下，我国社会生产力发展可谓举步维艰。从党执政面临的国际形势看，新中国的成立改变了世界政治版图，壮大了全球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力量。面对新中国的崛起，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自然不予认同，并采取一系列极端的经济和政治措施展开遏制，如操纵联合国对中国进行经济封锁和禁运，此后更是在朝鲜和台湾问题上直接对中国内政进行干涉，西方国家的相关行径既对我国的国防安全构成了巨大威胁，也给社会生产力的恢复与发展带来了严重的挑战。
基于对新中国成立后形势的研判，党中央明确意识到要切实改变国家落后困局，就要继续推进社会革命，以在整体上对我国的工农业体系进行重塑和改造，由此才能彻底扫清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体制性障碍，进而带来国家社会经济各方面水平的不断提升。一方面，为提高社会生产效率，党中央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了对农业、手工业以及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在农业和手工业方面，积极引导其加入生产合作社，以走上合作化生产道路，在工商业方面，则通过赎买政策逐步将资本主义私有制改变为社会主义公有制。在社会主义改造的整体展开过程中，党中央坚持循序渐进，不断从低级向高级阶段进行过渡，在维护社会稳定的同时，也有效改变了以往陈旧的生产关系和生产方式，进而带来了整个社会生产力的恢复和提升。另一方面，为进一步优化资源配置，又逐渐建构起了一整套完善的计划经济体制。1953年，“一五”计划正式实施，此后党中央在财政、金融、科技和分配制度等方面不断实现集中统一，至1956年，我国计划经济体制得以基本建立。在这一体制的带动下，我国不仅建成了一大批重点骨干企业，亦形成了独立的工业体系和较为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这为我国生产力发展提供了骨架支撑。在党中央高度重视下，此后，我国的社会经济发展虽多有曲折，但生产力水平整体上是不断提升的。从1949到1978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了7.78倍，工业总产值增长了30.26倍，农业总产值增长了4.29倍，生产力的发展为推动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夯实了根基。
（三）改革开放新时期党在社会生产力发展中的主动应变“求变”
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开启了一个新的伟大转折，此后我国进入了改革开放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改革开放重大决策的提出虽内蕴了多重经济、政治与文化动因，但究其根本亦在于推动社会生产力的解放与发展。诚如邓小平在改革开放之初就特别强调的：“改革的性质同过去的革命一样，也是为了扫除发展社会生产力的障碍，使中国摆脱贫穷落后的状态”。从国内发展的视角看，改革之前的三十年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实现了整体性提升，但在经历一段时间的较快的恢复发展后，生产力建设中的一些阻滞因素亦开始不断增多，尤其是随着我国社会经济规模的不断壮大，长期实行的计划经济体制在灵活性、自主性和效益性等方面逐渐显露出自身的短板效应，已愈发难以适应当时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现实要求。而受长期“左”倾思潮的惯性影响，我国在产业结构、科技体制和生态治理等领域的政策创新亦面临重重困难。从发展面临的国际环境看，进入20世纪70年代，国际经济形势也在发生着极为深刻的改变，得益于现代科技的辅助，世界各国的发展越来越紧密化，而伴随经济全球化的蓬勃发展，更是推动全球经济增长进入了一个快车道。我国社会生产力虽不断实现发展，但较之于同期世界一些主要国家，事实上差距在不断拉大。据统计，从1965至1978年间，我国GDP同美国的差距从10.1倍扩大至16.2倍，同西德差距从0.7倍扩大到4.2倍，同日本的差距更是从0.4倍扩大至6.9倍。严峻的客观形势使党中央认识到通过改革进一步解放生产力的极端重要性和急迫性，对此，邓小平更是明确提出了“改革是中国发展生产力的必由之路”的科学论断。
面对新时期的国内国际发展形势，党中央积极应变、主动求变，并从体制和政策等层面作出了历史性的回应。其一，确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路线，着力扫清新时期我国社会生产力的政策障碍。邓小平指出：“解决国际国内问题的基础”，“核心是经济建设”，达此目标就必须“进行机构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在他的推动下，我国在农村逐步实施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调动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在城市则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并不断推进所有制结构、财税体制和社会保障机制等领域的改革，这些改革为新时期我国社会生产力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其二，充分依靠科技推动社会生产力实现创新发展。邓小平高度重视科学技术在现代化建设中的积极作用，将其视为“第一生产力”，他一方面要求积极“抓紧发展教育事业”，科技进步“没有人才不行，没有知识不行”。另一方面，在改革经济体制的同时，又高度重视和推进科技体制的改革与完善，以在推动现代科技成果同经济发展实现紧密结合的过程中进一步提升生产力的发展质量。其三，通过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来弥补自身生产力发展中的现实短板。邓小平认为，“发展经济，不开放是很难搞起来的”，尤其在改革开放初期，面临资金、技术和经验缺乏的大背景，唯有加强国际交往才能实现自身突破，因此，“一切有利于发展社会生产力的方法，包括利用外资和引进先进技术，我们都采用”。在党中央高度重视下，新时期我国社会生产力实现了快速提升，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逐步走上了正轨。
（四）新时代以来党对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科学“求新”
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励精求治，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新时代的到来开启了社会经济发展的新篇章，国内国际形势亦发生了深刻复杂的改变。经济新常态下资源环境约束的趋紧、技术创新的相对不足以及劳动力成本的上升等因素，使得传统的社会生产力发展模式愈发显得难以为继。与此同时，全球新一轮科技与产业革命亦在不断向纵深方向发展，前沿科技成果甚至是颠覆性技术不断涌现出来，而一些西方国家为维护自身霸权地位，则不断对我国的科技和外贸等展开围剿和打压，可谓机遇之大和挑战之大均前所未有，基于此，党中央在推进生产力发展过程中，把坚持创新与科学求新摆在了核心位置。其一，创新发展理念和发展战略，为社会生产力提升营造积极空间。一方面，积极贯彻新发展理念，将其视为指挥棒和红绿灯。习近平明确指出：“创新就是生产力”，在其推动下，党中央锐意进取，不断培育发展新动能，提升发展的协调性、共享性和开放性，并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以期通过贯彻新发展理念来实现高质量发展。另一方面又积极构建新发展格局，积极推进供给侧改革，努力建构现代化经济体系，又积极参与国际分工与合作，以在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的过程中进一步提升生产力水平。其二，正是在发展理念和战略创新的基础上，习近平明确提出了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全新概念，实现了生产力理论和模式的进一步创新。习近平认为，“高质量发展需要新的生产力理论来指导”，而新质生产力已在实践中彰显出了“强劲推动力、支撑力”，必须通过概括和总结来“指导新的发展实践”。新质生产力是贯彻新发展理念的生产力，也是契合高质量发展和服务新发展格局的生产力，它的提出是我们党在生产力理论上的一次重大创新。作为一个全新的起点，新质生产力必将能推动我国社会经济发展朝着强国建设与民族复兴的目标不断前进。
通过上述回顾分析，可见，我国社会生产力是在党的领导和推动下，于漫漫历史长河中不断实现发展、演进和上升的。从民主革命时期党着力推翻“三座大山”扫清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巨大障碍，到新中国成立后党中央积极通过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为社会生产力发展开辟新道路，从新时期党中央通过改革开放打开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新局面，到新时代以来党中央通过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以擘画出我国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新篇章，并最终明确提出新质生产力的科学概念。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的百余年历程，既是其在社会领域不断推进革命、建设与改革的历史过程，也是党在社会生产力发展领域不断实现突破和创新的光辉历程。可以说，革命是解放与发展生产力，改革同样也是为了解放与发展生产力。正基于此，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了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也正基于此，中国共产党才在实践中推动整个国家实现了从弱至强的根本转变，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奇迹。百余年来中国共产党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的伟大实践，不仅为实现强国建设和民族复兴提供了坚实保障，同时也由此累积了极为丰富的生产力发展经验，通过回顾性总结，我们认为，可将其概括为以下五个方面。
（一）从根本前提来看，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必须始终坚持并不断强化党的领导
中国共产党是我国最高领导力量，也是社会生产力不断实现发展的主导推动主体。百余年历程清晰可见，我国社会生产力的每一次进步，都离不开党的坚强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便将革命目标定义为“破坏妨碍生产力发展的旧政治、旧政府、旧军队”。为此，他要求“我们一定要建设一个集中的统一的党”，“使我们全党的步调整齐一致，为一个共同目标而奋斗”。正是在党的坚强领导下，三座大山被彻底推翻，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旧体制旧观念束缚亦得以解除。新中国成立之后，毛泽东明确提出党乃“全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没有这样一个核心，社会主义事业就不能胜利”。邓小平亦认为：“搞社会主义，一定要使生产力发展”，而“没有共产党的领导是不可能的”。从历史发展视角看，长期以来，正是基于党的坚强领导，才实现了对社会资源和力量的有效整合，进而才为生产力发展提供了强大的内在支撑。始终坚持党的领导，就要积极和不断强化党的领导。如果说始终做到坚持党的领导，明确了党在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中的价值定位命题，则不断强化的领导，显然就进一步指向了如何使党在生产力发展中的优势和功能得以发挥的问题。从民主革命时期党在革命斗争不断解放生产力，到新中国成立后党通过社会主义改造进一步释放生产力，再到新时期以来党通过改革不断推动生产力发展模式实现创新，历史充分证明，唯有不断强化党的领导，才能从根本上确保我国生产力实现持续地发展和进步。正如习近平强调的：“能不能保持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从根本上讲取决于党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领导核心作用发挥得好不好”。也即，始终做到坚持并强化党的领导，不仅构成了我国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逻辑起点，也是其不断得以优化和实现创新的根本保证。
（二）从基本方法看，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必须坚持做到捍卫原则和灵活施策的巧妙衔接
原则问题是根本问题，百余年来，党之所以能推动社会生产力不断实现解放和发展，其中一条极为重要的经验和规律，就在于其始终秉持了一些重要原则。从理论层面看，最根本的即始终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这一指导原则。马克思主义“是共产党人的政治灵魂”，为党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提供了根本指南。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精深博大，具有鲜明的革命性、阶级性和实践性，其不仅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内在局限，也指明了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正是在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科学指引下，党才创造出了伟大的发展成就。从实践层面看，最为核心的就是始终坚持了生产力发展的人民性原则。从推翻“三座大山”到社会主义改造，从改革开放到践行新发展理念和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国共产党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其目标绝不在于其他，根本上在于服务人民，满足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求，正如习近平所言：“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这事实上也构成了中国共产党在社会生产力发展中较之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一个重大超越。中国共产党在推动生产力发展中始终秉持原则不动摇，但在策略运用上则又彰显出了强大的灵活性。对此，毛泽东曾明确指出：“我们的原则性必须是坚定的”，与此同时，“也要有为了实现原则性的一切许可的和必需的灵活性”。民主革命时期，党正是通过灵活运用各类战略战术开展经济斗争，才在维持边区经济稳定的基础上，推动自身生产力不断实现了提升。改革开放以后，邓小平在推进市场调节和计划经济两方面，亦多次强调要“搞得更灵活一些”，由此才带来了新时期我国社会生产力的飞速提升。可以说，坚定捍卫原则和灵活施策的内在衔接，构成了党推动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重要方法论和优势来源。
（三）从过程展开看，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必须始终将其同变革社会生产关系紧密统一起来
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辩证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的核心内容。长期以来，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的科学指引下，之所以能推动生产力的发展，亦在于其科学把握住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规律，即其一方面强调了生产力发展对社会进步的决定性作用，另一方面又基于不同历史背景和时代要求不断变革和完善生产关系，以适应生产力发展之客观需要。早在1925年，毛泽东就对当时中国社会各阶级背后代表的生产关系作出了详尽分析，他强调地主阶级和买办阶级乃“代表中国最落后的和最反动的生产关系，阻碍中国生产力的发展”，必须将其列为中国革命的对象。在他看来：“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生产力是主要的”，但当“不变革生产关系，生产力就不能发展的时候，生产关系的变更就起了主要的决定的作用”。从这一认识出发，党通过伟大社会革命打破了一切旧的和不合理的社会生产关系，进而才解放了生产力并迎来了革命胜利的曙光。新中国成立初，我国积极推进社会主义改造，推动生产资料由私有制向社会主义公有制进行转变，这一过程中对社会生产关系的变革更可谓史无前例，党也由此确保和推动了国民经济在短期内的快速恢复与发展。改革开放以后邓小平在阐释实现四个现代化的过程中，亦强调要改变落后的生产力，“就必然要多方面地改变生产关系”，他尤其强调“改变工农业企业的管理方式”的重要性，认为由此才能“适应于现代化大经济的需要”。正是在这一意义上，革命和改革才构成了中国共产党解放与发展生产力的重要途径，党也因此成功开辟出了一条通往国家富强和民族复兴的历史发展新路。
（四）从战略布局看，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必须坚持自力更生和开放包容的有机结合
一方面，中国共产党在推进社会生产力发展的进程中，将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摆在了自身战略的主要位置。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在陕甘宁边区等地展开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号召军民协作参与建设和发展生产，这是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精神的充分体现；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不断推进，同样离不开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由此才为推动社会生产力发展提供了强大内生动力，才推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大业不断实现前进，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也由此不断得到了改善。历史充分证明，一个缺乏自力更生精神的民族，是难以做到自立自强的，也必然难以真正实现生产力的发展与进步。正如邓小平指出的，“中国的经验第一条就是自力更生为主”。“不自力更生，就产生依赖心，一有依赖心，自己动脑筋就少了”，这“是妨碍生产力发展的”。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推进社会生产力发展强调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同时也始终强调了开放包容在生产力发展战略中的极端重要性。新中国成立初，即便在两极格局的背景下，面对一些西方国家的禁运和封锁，我国依然坚持同部分欧洲国家发展贸易往来，这事实上为当时国内社会生产的恢复发展提供了重要支撑。改革开放后，积极通过扩大开放和深化国际合作，来不断谋求科技和经济创新，更是成为新时期党和国家生产力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此，习近平亦多次强调：“我们将实行更加积极主动的开放战略”，必须“以更加开放包容的姿态，加强同世界各国的互容、互鉴、互通，不断把对外开放提高到新的水平”。坚持自力更生又积极开放包容，亦构成了党在长期社会生产力发展进程中的一条重要经验。
（五）从要素建构看，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必须重视科技创新与人才培育的协同进步
生产力本身是一个多重要素组成的有机整体，其中既有劳动对象、劳动资料和劳动者等实体性要素，也涵盖了科学技术等非实体性要素。在推进社会生产力发展的进程中，中国共产党在积极变革社会生产关系的同时，给予了科技发展以高度的重视。对此，毛泽东曾明确提出：“不搞科学技术，生产力无法提高”，所以“科学技术这一仗，一定要打，而且必须打好”，为我国科技发展指明了前进的方向。邓小平更是在继承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基础上，将科学技术提升到了第一生产力的高度，由此推动我国生产力发展走上了快车道。长期以来，中国共产党之所以重视发展科学技术，不仅在于其为生产力发展提供了创新工具和手段，也在于其推动了产业结构的转型与升级，因而，对于生产力发展模式创新乃至整个社会进步等都具有无可替代的作用。为了夯实我国科学技术发展之基，以更好地服务于社会生产力建设，党和政府亦突出了人才培育的极端重要性。在邓小平的高度重视下，党的十三大明确提出将科学技术与教育事业发展放在首要位置，此后，我国又先后提出了科教兴国和人才强国等重大战略，以期推动科技发展和人才培育实现协同迈进。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更是将人才培育工作提升到了赢得国际竞争和实现民族振兴的新高度，从国家重大人才工程的切实推进与实施，到人才发展体制机制层面的全面深化改革，从要求加快建设人才强国到全方位培养引进和用好各类人才，可谓推出了一系列极具全局性前瞻性的重大举措。党在长期生产力发展进程中形成这些积极做法和经验，不仅有效破解了国家发展的现实难题，也为社会主义事业的不断前进提供了坚实的智力支撑。
百余年来，中国共产党在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进程中形成的上述历史经验，不仅在确保我国经济平稳运行的基础上，推动中华民族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同时也为新时代新征程推动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提供了有益的启示。作为新时代党中央提出的创新命题，新质生产力不仅是党中央基于新时代我国社会经济发展面临的国际国内环境变化而提出应然之举，事实上，也是党中央在深刻总结和科学分析我国社会生产力长期发展经验基础上得出的科学结论，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对社会生产力发展规律的科学把握与应用。因此，积极总结和分析中国共产党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光辉历程及其基本经验，必然能为新时代新征程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带来积极的借鉴意义。
（一）新质生产力的“新特质”与“老传统”
正如习近平指出的：“高质量发展需要新的生产力理论来指导”，这“需要我们从理论上进行总结、概括，用以指导新的发展实践”。换言之，要科学把握我国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历史经验对新时代新质生产力发展的科学价值，首先就要从理论上对新质生产力的内涵特性等作出全方位的界定，由此才能在历史镜鉴的基础上进一步走向开拓创新。作为一种全新的生产力发展模式，新质生产力之所以为“新”，一方面在于其内蕴着极为鲜明的创新驱动特性，这种特性彰显在技术层面上，就在于其对包括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和物联网等前沿创新科技的深度应用，体现在发展业态上，就在于其打破了传统的生产方式和消费模式，进而催生出诸如数字经济、共享经济等一大批新业态和新模式，正是基于这些特性，新质生产力在推动社会经济发展上显露出了旺盛的生命力和广阔的发展前景。另一方面在于其在构成要素上强调了新颖性，如在劳动者层面上，要求具备较强的创新能力和技术素养，在劳动对象层面上，数据要素将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而在劳动工具层面上，则呼唤新型智能科技的不断嵌入和应用。正是基于这些新颖性，使得新质生产力能更好地适应和引领时代发展的需求，进而为推动我国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更加坚实有力的支撑。
然而，正如上文所言，任何时代的社会生产力都不是一蹴即至，而是随着长期历史发展不断进行演进和实现提升的，这就使得新质生产力在彰显新特性的过程中也必然保留着作为我国社会主义生产力要件的一些共性和普遍性特征。其一，从理论层面看，新质生产力强调科技创新在生产力发展中的核心作用，注重劳动对象的优化和劳动者素质的提升，这些本质上也是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的内在要求，即其始终遵循了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的基本原则，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及其中国化时代化的创新成果，事实上构成了我国新质生产力发展的理论根基。其二，从过程层面看，无论新质生产力如何彰显创新，其始终都受到社会生产力发展一般规律的制约，如依赖于生产关系的适应性变革，呼唤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以及契合社会经济发展的整体趋势和现实环境等等。其三，从主体和对象层面看，新质生产力强调科技的核心地位，但科技本身同样源于人的创造，换言之，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根本动力依然在于人的智慧和创造力，而且同传统生产力一致，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同样也在于满足于人不断增长的欲望和需求，在我国社会主义情境下，就是服务于广大人民群众，更好地满足其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追求。换言之，新质生产力同样是在历史进程中不断发展和创新的产物。
（二）百余年社会生产力发展经验对新时代新征程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历史启示
新质生产力的上述个性和共性特征，表明唯有回到历史语境，从动态性和历史延续性的角度不断总结经验并发展经验，才能有效规避短板，进而促其沿着正确方向不断前进。通过对中国共产党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历程及经验的总结，笔者认为，可为新征程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如下几方面的启示。
其一，推进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必须推动生产力理论实现跟进式创新。理论乃行动之指南与先导。百余年来，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不断解放与发展社会生产力，进而推动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不断前进，并进一步实现党的领导地位的巩固和强化，其中的重要根源就在于党始终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的科学指引。长期以来，中国共产党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为发展指引，但绝不是仅停留在对马克思主义具体结论的简单固守上，而是紧密结合中国的背景和实际进行了创新，这是构成党能够始终代表先进生产力发展要求的内在根因，这启示着新时代新征程要推进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同样离不开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的创新发展为根本前提，而当中最为根本的就是将学习和把握习近平经济思想摆在核心位置。习近平经济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要件，也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时代化之最新成果，其不仅明确提出了新质生产力这一全新概念，更对新时代我国生产力发展的背景、动因和路径等作出了全方位阐释，可谓在整体上对新时代为什么发展生产力、发展什么样的生产力以及如何发展生产力等一系列命题作出了系统解答。当前，要在实践中谨防新质生产力发展走入片面求新、忽视传统甚至偏离社会主义方向等误区，就必须全方位把握习近平经济思想的科学要义，唯此才能为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强大的理论支撑和思想武器，才能在廓清理论迷雾的基础上确保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正确方向，进而才能为强国建设和民族复兴夯实根基。
其二，推进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必须进一步构建形成新质的社会生产关系。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辩证统一，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力的发展推动社会生产关系的变革，生产关系则对生产力构成反作用，只有当生产关系契合生产力的性质和规律时，才能真正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这是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的核心理念，也是中国共产党在百余年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历程中始终秉持的基本原则，这启示着新时代新征程推动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就决不能仅将目光聚焦于生产力本身上，亦必须推动生产关系实现发展创新，以进一步形成新质的社会生产关系。一方面，在所有制关系上，要更加体现出灵活性和开放性。在保持我国社会主义公有制主体地位的同时，尤其要更加积极鼓励和支持各类非公有制经济实现创新发展，积极通过税收优惠政策和优化市场环境等途径，发挥其在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发展中的积极作用，以在建构公有制和非公有制经济相互促进的格局中，进一步适应新质生产力发展对创新和高效率的现实需求。另一方面，要交换和分配关系上，则要更加彰显出平等性和共享性。其中既要形成有助于各类生产要素高效流动的公平有序市场体系，也要在分配过程中更加关注效率与公平，并确保发展成果真正惠及全体人民，以创设生产力发展的良好空间。唯有进一步建构和形成新质生产关系，才能更好推进新质生产力的发展，这既是历史的证明，也是现实的呼唤。
其三，推进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必须加快形成教育科技人才的融合发展机制。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也是新质生产力的关键要素。百余年来，中国共产党在推进社会生产力发展进程中，一直高度重视科学技术的应用，但百余年来的历程同样表明，科学技术要不断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就必须将科技发展同人才培育紧密结合起来，由此方能形成长远效应，这亦启示当前在新质生产力发展过程中，就不单单要强调科技的发展与创新，更要在此基础上形成教育科技人才的融合发展机制。达此目标，必须重点突出三大导向：一是目标导向。其核心是对教育科技人才融合发展的目标作出明确，既要指向教育资源的优化配置和教育质量效益的提升，也要推动科技发展同国家产业政策相协调，并进一步完善人才战略布局，以为具体实践的展开提供更加清晰的行动指南。二是问题导向。其核心是面向我国社会经济发展中的现实问题，来不断提升教育科技人才融合发展的具体性和针对性，既要加快科技自立自强的步伐，也要在教育层面形成更加动态性的学科调整机制，尤其是围绕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领域不断实现迭代更新，还要引导尖端人才针对“卡脖子”问题开展跨学科研究，在此基础上着力形成自身的发展优势。三是结果导向。其核心要以目标为准则不断增强三者融合发展的务实性和有效性，其中既要明确成就也要分析短板，更要形成相应的评价及反馈机制，由此三方面在推动教育科技人才不断实现融合发展的过程中，为推进新质生产力实现持续性发展夯实内在根基。
其四，推进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必须建构和形成更加紧密的社会协同机制。社会生产力是由多重要素构成的有机整体，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同样也是一项系统性的工程。从民主革命时期军民协作掀起大生产热潮，到新中国成立后，在党的坚强领导下广大人民群众齐心协力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历史经验表明，任何时代的生产力发展都可能仅靠一己之力来完成，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才能切实达至目标，这对于强调科技和产业创新的新质生产力而言同样不例外，启示着新时代新征程要推进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就必须在全社会形成更为紧密的协同参与机制。对此，亦需要从三方面展开，一要切实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政府是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重要主体，建构社会协同机制，各级政府首先就要积极作为，其中既要积极通过数字政府建设来加快转变自身职能，也要着力强化政策引导与发挥协调作用，由此才能为形成新质生产力的协同发展机制营造良好环境。二要搭建和形成更加完善和前瞻的信息共享与沟通平台。其中既要充分利用数字技术来不断完善信息化基础设施，以确保平台形成更加强大的数据处理能力，以方便用户进行信息共享与信息沟通，也要不断整合各方资源，并确保信息的准确性和可靠性，为社会协同推进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充分的数据支撑。三要不断强化社会合作的紧密度，既要积极打破行业壁垒以实现优势互补，也要积极创新社会合作方式，如通过项目合作和产学研合作等方式，形成市场主体、教育主体和各类社会主体共同参与的格局。通过社会协同机制的建构和完善，以在不断形成社会合力的基础上，为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更加强劲的活力与动力。
其五，推进新质生产力的发展，也必须建构和形成更加多元的交流合作机制。从百余年的历程还可清晰看出，中国共产党强调以自力更生来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但同时亦主张开放包容，这为推动生产力发展带来了重要的外部支撑，这对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同样有着重大启示意义。新质生产力具有高度的前沿性和创新性，代表了新一轮科技与产业革命的未来趋势，而这种变革是全球性的，需要展开积极国际交流与合作才能实现更大的突破。尤其在当前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的背景下，要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就更加需要形成多元合作机制来打破单边主义和国际交流壁垒。一方面，要始终坚持和捍卫国际多边贸易体制。多边贸易是国内经济和技术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正是在多边贸易体制下，各国才能实现技术层面的交流和合作，才能实现新技术和新产品的共同研发，进而才能推动产业的升级和转型。发展新质生产力，必须坚定支持国际多边贸易体制，积极推动贸易自由化和便利化，并通过多边贸易组织的协商来解决争端，以维护全球贸易秩序的稳定。另一方面，也要进一步扩大开放。其中，不仅需要通过深化市场准入制度改革等途径，吸引更多的国际资本和先进技术走入国内，以推动国内产业实现转型升级，也要在彰显大国责任的基础上不断向世界提供优质产品，如通过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等途径，不断向世界展现我国新质生产力发展带来的全新机遇。由此，通过深化国际交流合作来不断汇聚全球智慧和资源，以为我国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作为生产力发展的未来形态，新质生产力突出强调了现代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的极端重要性，其实质代表了先进生产力的发展方向，而作为传统生产力质变和跃迁的产物，新质生产力又必然同长期历史进程中积累和形成的科技、经济和社会条件紧密相连，其所反映是生产力在历史发展基础上的阶段性飞跃，正基于此其才带来了生产力的全新面貌和更高质量的发展。因此，对于新质生产力的认识、分析和把握，就不能仅将其局限于现实层面和实证层面，亦应将其置于历史语境中作出纵向分析和深度研判。早在2014年，习近平就曾强调：“历史是最好的老师，它忠实记录下每一个国家走过的足迹，也给每一个国家未来的发展提供启示”。历史分析不仅有助于帮助我们更加深入地了解新质生产力产生和发展的背景和环境，从而对其形成更加全面的认识，而且通过总结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历史经验，也有助于对新质生产力的未来发展趋势作科学预测，以帮助我们更好地迎接机遇和应对挑战。历史更是一种文化传承和价值的体现，通过对历史层面的分析，还能对新质生产力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定位和作用作出更好地把握，并为其发展提供坚实的文化支撑和价值引领。因此，坚持以史为鉴，才能提出更加科学和全面的发展路径，才能为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进一步的学理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