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现代化与现代世界体系演化的可能趋势
2024-08-23   来源：秦子忠   

现代化是一个盘根错节的世界进程，也是一个未完成的历史进程。现代化的这一特性决定了企图一劳永逸把握它的那些理论注定会失败。从时间维度来看，现代化是指从过去某个时间开始的过程，它有时间的上限，而没有时间的下限；并且从具体社会来看现代化的上限时间也是不一样的。从空间维度来看，现代化是指新的有别于过去的过程，它只有时间限制，而没有领域限制，它涵括经济现代化、政治现代化、文化现代化、人的现代化等。由此而言，具有一定合理性的现代化理论需要有自觉的时间和空间意识，这种意识能让其所呈现的现代化理论能够为未来预留余地。

从历史来看，发生在200多年前的工业革命是人类社会从农业文明时代跨入崭新的工业文明时代的历史分水岭。这个大转变的过程即是所谓的现代化的世界进程。从18世纪后期至今，人类社会的现代化转型出现了几次大推进的浪潮。在《现代化新论》一书中，罗荣渠先生考察了18世纪后期至20世纪末推动人类社会向现代社会过渡的三次现代化大浪潮。下面笔者从现代化的时间、技术基础及空间结构这三个方面扼要地梳理这三次大浪潮的基本内涵，并说明中国式现代化为何难以涵括在这三次现代化大浪潮所形成的现代化理论框架之中。

第一次现代化大浪潮的时间段大致为18世纪后期至19世纪中叶，它是由诞生于英国的第一次工业革命所推动的，随后向西欧扩散的工业化进程。这一进程拉开了各大文明区域的发展差距，世界的一端是新兴的工业国和现代工业文明，另一端是传统农业国和古典农业文明，并且逐渐形成后者屈从于前者的不平等的国际专业化分工体系。这一时期现代化的物质技术基础是煤和铁，驱动路上海上交通革命化的主要工具是蒸汽机车和蒸汽轮船，后者极大提高了商人远程贸易的能力和效率。第二次现代化大浪潮的时间段大致为19世纪下半叶至20世纪初，在这一时期工业化和现代化在欧洲核心地区进一步巩固，并向其周围扩散，越出欧洲向儒家文化等异质文化地区传播，形成以“西化”为鲜明特征的历史发展潮流。这一时期的现代化一方面极大推进了以欧洲为中心、其他地区为外围的资本主义经济全球化进程，另一方面加剧了欧洲各大资本主义工业集团争夺市场的冲突从而推动社会主义的建制化与现代化进程。其对应的物质技术基础是电和钢铁，驱动经贸发展变革的工具主要是比蒸汽机更为先进的内燃机和电动机。第三次现代化大浪潮的时间段大致为20世纪下半叶至20世纪末，其物质技术基础是石油、原子能和微电子，其引发的经济社会制度变化主要是新兴工业化世界对非工业化世界的一次全球性大冲击。这一冲击一方面带来发达工业国内部从初级工业化向高级工业化升级，另一方面产业结构的新变化加速工业化和现代化向全球扩散，大批欠发达国家争取加入现代经济增长过程，使国际关系、生物圈等都出现许多新问题，通往现代化的道路呈现出更大的多样化与复杂化。

在第三次现代化进程中，非西方国家纷纷探索适合自身国情的现代化发展道路，并且实现了不同程度的工业化：以日本带头，在东亚边缘地区形成一个新兴工业带，改变了以欧洲为中心的发展格局；西亚非北伊斯兰文明区的新兴石油输出国、拉美国家也在不同条件下实现一定的工业化和现代化发展（尽管它们因过度依赖国外资本和技术而处于“依附性发展”）；中国、东欧等一批国家探索适合自身发展需要的现代化道路，突破了单一的资本主义世界发展格局。然而，中国等非西方国家的，尤其中国、东欧的现代化并没有促进生成替代性的社会主义世界发展格局；相反，20世纪末的苏联解体、东欧剧变让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道路颇受曲折。当然，人类历史也没有像福山所断言那样终结于资本主义自由民主。随后人类社会的发展，不仅证伪了福山的历史终结论，也越出了罗荣渠先生的现代化浪潮理论范围。基于以下几个方面的事实，21世纪的人类社会正在迎来或已进入第四次现代化大浪潮。

其一，自20世纪末第四次工业革命以来，人类社会现代化的技术基础是以数字技术和系统科学驱动的数据和空间智能化。这一技术基础是非物质性的，有别于前三次工业革命的煤、钢铁等物质技术基础，具有可共享性。以数字平台为形式的共享经济构成人类经济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其二，进入21世纪以来，新兴经济体的群体性崛起加剧了以西方国家为中心、其他国家为边缘或半边缘的资本主义现代世界体系的演变。因此，这一演变不仅表现为“西衰东兴”的国际权力格局正在深度变动，而且表现为“北降南升”的经济格局已难以逆转：从2000年到2015年南方国家GDP占世界比重由40.0%提升至54.7%，北方国家则从60.0%下降到45.3%，世界经济格局从南北国家“四六开”转变为“六四开”。在这一转变中，中国经济发展变化发挥极其关键的作用，并且深刻地影响现代世界体系变迁的方向。

其三，中国经济总量在2010年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并且仍然保持强劲的高速增长率，有望在21世纪中叶前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这是自日本成为欧洲之外的经济增长极之后，新出现的另一经济增长极，极大推动世界经济中心向东南亚偏移。按照世界银行2020年标准测算，2021年中国人均GNI约为1.24万美元，已接近高收入国家门槛（即12696美元）。就中美的经济总量对比来看，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经济数据测算，2010年中国的经济总量仅为美国的40%，2021年则上升为美国的77%。

其四，由中国倡议的“一带一路”不仅正在推动沿线国家的经贸互联互通，也扩宽世界诸经济体经贸合作的可能空间；在2011年到2015年期间，按照2010年美元不变价计算，中国经济增长对世界经济增长的年均贡献率已达到30.5%，跃居全球第一。

其五，在整体性质上，与西方现代化不同，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开创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中国方案，它以开创性成就打破了西方现代化“一统天下”的局面，拓宽了科学社会主义实践的场域。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不是以自己为中心、掠夺边缘，而是在共商共建共享、追求互惠共赢的前提下通往并夯实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点不仅表现在中国的对外援助不以施加任何条件为前提，也表现在“一带一路”上中国帮助其他发展中国家培育、增强其自主发展能力，如帮助后者构建减贫与可持续发展所必需的公共基础设施。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式现代化进程推动形成了有利于国家独立自主与国际平等合作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

从以上论述来看，以中国式现代化为核心内涵的新一轮现代化进程在现代化的空间结构上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它既难以涵括在基于前三次现代化大浪潮所形成的现代化理论框架之中，也越出了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理论的范围。在这个意义上，笔者将以中国式现代化为代表的新一轮现代化进程称为第四次现代化大浪潮：其相应的技术基础是数据和空间智能化，由其支撑的数字平台经济具有共享性质；其现代化的空间结构是以中国式现代化作为核心内涵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世界历史进程。换言之，中国式现代化作为驱动世界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源，它为其他国家提供不同于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的中国方案，由此扩展人类现代化发展道路的可能性空间。结合前文论述，四次现代化大浪潮的时间、技术基础与空间结构，其简要的对照性内涵见表1。

下面，笔者以考察现代化理论为切入点，具体阐释第四次现代化大浪潮（主要是中国式现代化）对现代世界体系演化的影响，由此勾画出第四次现代化大浪潮的关键性节点，即多向性的全球化、现代世界体系的“中心”裂解及其可能发展趋势。

二战后兴起的各种现代化理论试图为刚刚取得独立地位的民族国家实现现代化提供相应的理论方案，其中以沃尔特·罗斯托的经济增长五阶段最具有代表性。这一理论把所有国家都纳入一个共同的社会历史框架之中：所有国家都是从传统农业社会出发，陆续经过现代化的准备阶段、起飞阶段、向技术成熟推进阶段以及最后抵达大众高消费阶段。这一理论具有简洁清晰的特点，但是它将现代化的世界进程纳入一个单线演进的图式之中，具有鲜明的西方中心主义，它忽视了非西方社会与西方社会在文化传统、原始资本积累、国家独立性等方面的差异。与此不同，弗兰克等人的依附理论聚焦西方发达国家与欠发达国家之间在实现现代化进程的诸多条件性差异，由此它揭示出阿根廷、智利、巴西等拉丁美洲国家的依附性发展不是因为这些国家没有完全效仿西方的现代化进程，也不是因为这些国家缺乏实现现代化所必需的内在条件，而是因为西方国家实现其现代化的世界进程促成了西方国家作为中心、非西方国家作为边缘的不平等国际贸易关系。但是依附理论的中心—边缘二元结构过于僵化，难以解释20世纪70年代后的日本等新兴国家所取得的经济发展成就。

沃勒斯坦提出的现代世界体系理论，创造性地融合经典现代化理论与依附理论。现代世界体系理论一方面吸收了经典现代化理论关于现代化的一体化叙事，将现代化的世界进程看作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的形成发展史，另一方面吸收了依附理论的中心—边缘不平等结构，并在中心—边缘结构基础上加入“半边缘”，从而具有动态性的中心—半边缘—边缘三元结构。由此，沃勒斯坦不仅将现代世界体系而非民族国家作为分析资本主义世界进程的基本单位，而且将现代世界体系的雏形追溯至诞生于16世纪西欧的欧洲经济体，后者通过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陆续把东欧、中东、亚洲等区域纳入到它自己的社会劳动分工范围，从而形成了以欧美为中心、其他地区为半边缘、边缘的现代世界体系。

与依附理论一样，现代世界体系理论也反对西化，但是与依附理论不同，它认为现代世界体系的中心—半边缘—边缘结构是不稳定的，并且从长远来看，它的剥削性的资本主义结构会被共生性的社会主义结构所替代。然而，现代世界体系理论的经典著作即沃勒斯坦的四卷本《现代世界体系》，其处理的时间跨度是16世纪至20世纪初（一战之前），并且这些著作及其其他著作的主题主要是描述资本主义现代化世界进程。如此，社会主义现代化世界进程对现代世界体系（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在沃勒斯坦那里并没有得到应有的关注。更为重要的是现代世界体系理论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西方中心主义，但是它的理论表达依然和后者一样依赖于一种单向性的全球化概念。

这里，我们有必要辨析两种全球化概念，一是单向性的全球化，另一是多向性的全球化。第一种全球化概念认为现代社会只有一个源头，并且相信促使西欧变成现代的理性化发展过程具有普世性的意义，更相信这种发展过程不是随意的，而必然是有“方向性”的，在其中所有后来现代化的其他社会都会走向同质化的现代社会，即把现代化看作由西方拓展至其他地方的单线演化的全球化现象。这种全球化概念建立在一种无边界性的普遍主义预设上。然而，这种普遍主义预设是一种幻相。这种普遍主义预设或许受启发于物理学家对统一理论的追求。然而，即便物理学界的统一理论最终被发现，该理论也不能同样合理地平移到整个人类社会中。因为人类社会仅是宇宙的一个构成部分，它应由“局部的议事规则”所约束。据此而言，如果没有对普遍主义的边界性加以审视和承认，那么在社会科学领域所使用的全球化等带有普遍主义特征的概念就极有可能被自然科学领域所追求的统一理论所误导。

事实上，单向性的全球化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中心国家支配边缘国家所需要的一个同质化条件，或者说“资本主义现代性的本质之一，就是同质化的原则”；它在文化上与中心国家的价值观念、生活方式和社会制度叙事关联在一起，具有极强的同化力。冷战后美国同化力的迅速扩张加剧了全球化进程中的“美国化”现象就是一个例证。因此，“当前，美国等资本主义国家大搞单边主义、保护主义和霸权主义，真正意图不是反对经济全球化，而是要把经济全球化建立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上”。反过来，如果我们承认普遍主义的边界性，那么第二种全球化概念——多向性的全球化就会是一个合理的应予以充分关注的范畴，并且在一定意义上呼应了文明的多元性；从这种全球化概念提供的观察视角来看，现代化的世界进程尤为复杂，它包含各种方向不一致、甚至相互抵触的力量的交互作用。就此而言，相比于单向性的全球化，多向性的全球化不过是对这个复杂的现代化世界进程的更贴切观念把握。

从多向性的全球化概念出发，我们在处理经济全球化这个现代化的核心议题上，正确方式不应是放任主义，因为它没有解决同质化霸权问题或主体客体化问题；也不应是保护主义，因为它“如同把自己关进黑屋子，看似躲过了风吹雨打，但也隔绝了阳光和空气”。正确的方式应是“和而不同”，因为它允许从多主体视角看待经济全球化。而一旦进入多主体视角，涉及多主体实践的全球化进程就不可能是一个完全同质的过程。因为每个主体都会从各自条件出发进行全球化，因此尽管一个主体直接受到其他主体的影响，但由于初始条件的不同，这种影响只是在某些方面而非所有方面，并且从长期来看每个主体的全球化进程必定是以自己的方式将自身作为全球化的主要动力源而非依附于外部。由此而言，不仅东亚社会显现的现代化进程势必有别于西方社会的现代化进程，前者生成的现代性也必定不会等同于后者的现代性；而且就中国式现代化而言，“中国通向现代世界的发展过程既不能看成是‘外因’引起的单向运动，也不能看成是‘外因’与‘内因’对立的两极之间的直线互动，应看成是错综复杂的、多线性多方向的矛盾运动”。如此，我们必须要摆脱单向性全球化观念施以的单一化的价值判断定势，自觉在多向性全球化视域下评估中国式现代化的世界进程对现代世界体系演化的深远影响。

在过去数百多年间，现代世界体系中的中心国家只是发生了位移，或者更准确地说，它的旧中心的裂解是以新中心的诞生为前提的；并且这一中心位移，即从荷兰到英国再到美国，始终没有越出西方。但是，伴随以中国式现代化为代表的第四次现代化大浪潮的冲击，原有的局面正在发生值得关注的变化。也正因此，有学者认为现代世界体系理论的中心—半边缘—边缘结构在实证数据层面已经难以准确反映中国式现代化对现存世界体系的强大影响力；相应地提出“中心—准中心—半外围—外围”结构的新世界体系理论，并据此说明中国已经处于准中心位置。这一新理论确实很好地反映中国现阶段在现代世界体系中的影响力，但它既缺乏说明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路径，也没有完全摆脱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理论逻辑框架。与此不同，在《枢纽》一书中，施展较为全面地论述了中国何以成长为现存世界体系中的“枢纽”。在他看来，得益于20世纪末西方创新经济引致的制造业流程大规模外包，中国独特的土地财政及其城市化先于工业化催生的强大承包能力等一系列因素的耦合，中国发展形成了庞大的供应链网络；这个网络的规模如此之大以至于在不出现实质性的技术变革情况下，中低端制造业向以中国为中心的东南亚制造业集聚区转移是“终局性的，进得来出不去”。据此，施展认为中国的经济崛起已在推动世界经济体系“从沃勒斯坦世界体系所说的‘中心—边缘’结构逐渐向‘双循环’结构的转型，即中国与西方国家之间的经贸关系构成一个循环（第一循环），中国向西方国家出口制成品，从西方进口技术、资金以及各种高端服务业贸易；中国与其他非西方国家之间的经贸关系构成另一个循环（第二循环），中国向发展中的亚非拉国家出口制成品，从后者进口原料等，两个循环通过中国而联系起来。”

施展的双循环理论很好地把握住中国在当前全球制造业格局中起到链接西方国家与非西方国家的“枢纽”地位及其作用。然而，施展的双循环理论太过于定型化了，这使它既曲解了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理论，也低估了现代世界体系的流变性。如前所述，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理论突破了依附理论的中心—边缘二元结构，其关键点是它引入介于中心地区与边缘地区之间的半边缘地区，从而具有更具动态性和交互性的中心—半边缘—边缘三元结构。半边缘地区在沃勒斯坦的现代世界体系理论中具有实质性的地位，处在这一地区的半边缘国家一方面控制边缘地区，另一方面又受制于中心国家，起到一种链接中心国家与边缘国家的中介性作用，即“半边缘地区是一个世界经济必需的结构因素。这些地区起着类似于中间商群体在一个帝国起的作用，当然随着情况不同是不一样的（mutatis matandis）”。

施展的双循环理论误读了沃勒斯坦的现代世界体系理论，错误地将现代世界体系理论等同于依附理论，它实质上只是在“何谓中国”这一议题下对沃勒斯坦的现代世界体系理论的一种具体化表达，在其中施展所谓的作为枢纽的“中国”只是沃勒斯坦的“半边缘”的一种具体类型。如此，以中国为枢纽的双循环结构并没有真正突破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以西方为中心的中心—边缘结构，它对现代世界体系所带来的改变主要是促使中心—边缘结构下的“中心”发生了裂解。这一裂解，就现代世界体系是各国在国际分工之上形成相互交错的供应链产业链而言、从而就供应链产业链的核心基础是制造业而言，它在根本上表现为原先集聚于西方的完整的制造业分化为西方控制其高端，以中国为中心的东南亚聚集区控制其中低端，非洲等其他区域处于原料、能量输送的底层。但是这一裂解的未来趋势如何，以及它能否促成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不平等结构的解体？这是接下来要探讨的问题。

在过去半个多世纪里全球制造业主要朝向综合成本低地转移，伴随着国际贸易中大宗货品从制成品转向零部件、中间品，经济空间与政治空间日渐分离开来，各国也随之在生产流程层面实现国际分工。但是“一旦涉及安全问题，成本优势就不复存在了”。在安全考量之下，与安全相关的供应链产业链会退出经济全球化，由此原先分离的经济空间与政治空间可能走向新的融合。以2008年次贷危机为分界点，次贷危机之前伴随着以碎片化生产模式为鲜明特征的全球价值链（Global Value Chain）的兴起，国际贸易由以最终品交换为基础的货物贸易向以中间品和服务交换为基础的任务贸易转变，分工趋于精细化、生产趋于全球化、经济趋于一体化；次贷危机之后，全球价值链参与度出现短暂回弹后开始缓慢下跌，由2008年的峰值60.96%逐渐下降至2018年的56.52%，全球对中间品的需求和供给都在降低。这一下降趋势在随后的中美贸易战、新冠病毒、俄乌战争等重大事件作用下进一步加速，当前全球供应链产业链已进入全新的重构阶段。整体来看，这种重构至少表现出两种趋势：一是全球供应链产业链逐渐向一国及周边地区收缩和集聚，呈现出区域化或本土化的发展趋势。当前全球供应链已经呈现出北美—欧洲—亚洲的三足鼎立格局。二是为了建立自主可控的供应链产业链、降低外部冲击对自身经济发展的影响，全球供应链产业链受各个国家鼓励制造业回流本国的政策影响呈现出短链化趋势。这两种趋势叠加使得制造业转移朝着多元化方向发展。这个多元化发展是短暂的吗，或者说现代世界体系“中心”裂解趋势会扭转吗？对这个问题的深度解答，需要我们从经验观察转入到理论逻辑分析。

影响制造业流程转移的因素是复杂多元的，除了实质性技术变迁之外，它不仅包括成本优势、规模效应等经济因素，也包括安全战略、重大突发事件、风险分散战略等非经济因素。在多种原因交互作用下，制造业流程的转移既不会是单向性的，也不会是终局性的。现在，让我们设想一个只受综合成本、安全战略两个要素共同决定的制造业全球转移模型，其中，安全战略等级可以映射为相应的成本。如此，在这个模型中，诸制造业网络各自的转移强度可以表达为安全战略等级与综合成本的加总（它的一种简化表达式见表2）。依据这个模型，我们可以在成本函数上分析诸制造业网络各自的转移强度在给定时期内如何受到其综合成本和安全战略等级的影响。具体而言，有以下几种情形：一是综合成本相同，安全战略等级相同，由此诸制造业网络的转移强度相同；二是综合成本相同，安全战略等级不同，由此诸制造业网络的转移强度不同；三是综合成本不同，安全战略等级相同，由此诸制造业网络的转移强度不同；四是综合成本不同，安全战略等级不同，由此诸制造业网络的转移强度可能相同，也可能不同。第一种情形是极小概率事件（如果不是不可能存在的话），其他三种情形均存在制造业网络的转移情况，并且是大概率事件（因为第四种情形中的转移强度相同情况是非常态的），这在现实性上构成了制造业网络在全球范围内多元化发展的深层原因。

现在，我们以上面第四种情形为例，以便进一步在考虑时间维度下分析全球制造业转移的动态情况，由此说明制造业转移朝着多元化方向发展不会是短暂的，现代世界的“中心”裂解会持续下去。

假定在一个有效时期内存在3个不同规模的制造业网络S1-t、S2-t、S3-t，以及若干个可以在一定条件下形成制造业网络S4-t的区域，其中，下标1、2、3等序号表示制造业网络的类别及其子类别，下标t表示一个有效时期内的任一时段。给定它们各自的综合成本大小在初始时段（即t为0的阶段）符合这一关系，即C1-0<C2-0<C3-0<C4-0。各个制造业网络转移强度及其参数，见表2。这个逻辑分析构成了一个比较的说明性语境。下面，我们具体分析一下安全战略等级如何影响制造业全球转移的情况。

假定S1-t与S2-t之间存在安全战略上的竞争，如果双方在某一时段均采取相应的安全战略等级，那么双方的制造业网络的转移强度，其表达式如下。

因为在初始时段C1-0小于C2-0，因此除非S2-t采取的安全战略等级高于S1-t，即R2-t要大于R1-t，否则I1-t总会小于I2-t；如此，S2-t不会改变其原有的制造业网络在流程上向S1-t转移的局面。为了改变这一局面，S2-t倾向于采用比S1-t更高的安全战略等级。美国当前在中美贸易战中逐次提升安全战略等级可视为其中的一个现实事例。但是如此一来，竞争双方因为运用了安全战略而给彼此增加了相应的成本，因此如果竞争双方运用安全战略后的转移强度不低于中立方，那么就会出现竞争双方在制造业流程上向中立方转移的现象。中美贸易战导致双方在制造业流程上向越南转移就可视为其中的一个现实事例。

在两两竞争上，除了上面论及的S1-t与S2-t之间外，还有S1-t与S3-t，S2-t与S3-t这两种情况。由于初始时段综合成本C1-0小于C3-0，因此S1-t与S3-t之间竞争所造成的转移与上面关于S1-t与S2-t之间竞争造成的转移在逻辑上是一样的，只是在其他条件同等下S3-t采取的安全战略等级要高些（因为C1-0<C2-0<C3-0），并且和其竞争方一样存在在制造业流程上向中立方转移。由于初始时段C2-0、C3-0均大于C1-0，因此在不采取任何安全战略等级的情况下S2-t与S3-t在制造业流程上向S1-t转移，如此，S2-t与S3-t之间的竞争除非在意识形态、宗教等非经济层面存在严重对立或冲突，否则它们更倾向于采取最低的安全战略等级。欧盟一体化可视为其中的一个现实事例。

假定S1-t、S2-t、S3-t三者之间存在安全战略上的竞争。为了确保自身原有的制造业网络优势，竞争方都倾向于比如采用鼓励制造业回流、稳固既有制造业产业的举措乃至采取级别越来越高的安全战略等级，直至竞争方各自的制造业网络转移强度相同。因为即便最低的安全战略等级也会产生一定的成本增量，因此随着采取的安全战略等级升高，它们各自所产生的成本增量也随之升高。这个竞争过程会促使S1-t、S2-t、S3-t各自在成本增量的约束下向其他区域转移其一部分制造业流程，由此可能催生新的制造业网络S4-t。因为在局部上当C4-t不高于C1-t、C2-t、C3-t中的任何一个（或R4-t不高于R1-t、R2-t、R3-t中的任何一个）时，S1-t、S2-t、S3-t的制造业流程转移就会加速集聚于S4-t可能诞生的某个区域，在整体上这些从其他制造业网络中转移出来的制造业流程可以在一定条件下匹配成相对自足的制造业网络。由此观之，在安全战略上的竞争，不仅会促使全球制造业流程朝着分散化方向转移，而且可能在原有制造业格局下催生出新的制造业网络。如果这种竞争是持续性的，那么从长期来看，在不考虑技术变迁下各个制造业网络的转移强度会趋于相同，如此形成了多个相对独立的制造业网络。

从前面论述来看，伴随着国际贸易中大宗货品从制成品转向零部件、中间品，沿着国际分工合作扩展的经济空间与存在国家主权边界约束的政治空间日渐分离开来。这种分离在不引发国家安全问题下，经济空间的全球化即经济全球化可以持续推进。但是一旦涉及国家安全问题，主权国家就会介入干预，涉及安全的供应链产业链就会被迫退出全球化，制造业网络多元化发展势在必然。由此而来的问题是制造业网络的多元化发展是增益还是毁损人类福祉？在这个问题上，如果我们从多向性的全球化出发，答案就不是否定性的。因为从多向性的全球化出发，我们在评估当前供应链产业链的区域化上，就能够摆脱单向性全球化观念施以的单一化的价值判断定势。如此，我们就能够在反思性层面评估美国面临的再工业化困境，中国面临的产业升级压力，以及中美竞争关系对现代世界体系结构转型的深远影响。

大体而言，美国去工业化是资本追求利润最大化的产物。自二战以后，随着企业用工成本增加，美国的中低端制造业先后向战后欧洲和日本、亚洲四小龙、中国大陆等区域转移。在这个转移过程中，美国制造业的去工业化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为20世纪年70代末，美国实行解除管制政策，制造业开始向发展中国家转移，导致美国产业的空心化；第二个阶段为20世纪90年代，以知识和网络为基础的服务业经济景气，导致美国产业结构无形化；第三个阶段，在2000年网络泡沫破灭后，金融、保险和房地产成为推动美国经济增长的主导产业，美国服务业经济日益虚拟化。”美国去工业的一个后果是美国面临严重的社会失衡。为了摆脱这一失衡，美国近年来采取的“再工业化”战略是强化自身控制的高端制造业环节，并且刺激中低端关键的制造业环节回流美国或分散到其可控的国家和地区。然而，这些战略与中国推动的制造业升级战略处在激烈的竞争之中。

这一竞争关系是不可完全化解的。因为作为现存世界体系中的中心国家，美国维持其霸权地位依靠三个方面的绝对优势：一是高端制造业，二是金融循环体系，三是军事攻防体系。这三个方面关联在一起。因此，如果新兴大国在制造业上的累积性发展及其结构升级优化对美国高端制造业的垄断地位构成了威胁，那么美国势必启动遏制新兴大国制造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安全战略。2018年以来的中美贸易战即是其最新的现实表现。但美国发动中美贸易战背后的动因不只是防止其高端制造业垄断地位遭受威胁。高端制造业与先进技术紧密关联，新一代技术革命的到来势必改变商业和军事领域的游戏规则。因此如果中国等新兴大国也进入高端制造业领域，那么这不仅意味着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丧失其原有的高端制造业垄断地位，也意味着美国主导的全球军事格局以及依托于其绝对军事实力优势与高端制造业垄断地位的全球金融循环体系也都会受到挑战。

目前，美国仍然占据高端制造业上的绝对优势地位，因此它们可以采取多种战略应对来自中国等国家在中端制造业上的竞争。例如它可以通过扶持其他新兴经济体发展中低端制造业，以此来摆脱中低端制造业集聚于某一国家或区域的外部压力，也可以通过重建涉及自身核心利益的相关制造业，以便保障自身制造业的基本安全，等等。显然，如果牺牲一定效率可以换取持久的不受制于别国的安全，那么这种牺牲在战略上就是值得的；并且它们也不一定要从某一国完全抽离其控制的生产工序，而只需要把这一工序备份到其他国家。然而，美国最近采取的应对战略比这更为激进。2022年8月10日，美国总统拜登签署生效的《芯片与科学法案》（CHIPS and Science Act）就是一项针对单一产业的高额补贴法案。该法案的目的就是用大量财政补贴和税收减免的方式提高美国国内的芯片制造产能以及技术研发能力，吸引半导体工厂留在美国。由此它会影响台积电、三星、海力士等企业在中国大陆地区的扩产，乃至半导体供应链的全球布局。不止于此，继美国“芯片法案”落地之后，美国商务部工业和安全局（BIS）发布公告，称出于安全战略考虑，于2022年8月15日生效的相关禁令对四项“新兴和基础技术”实行出口管制。这一禁令虽然没有明确提及中国，但就中国现在属于被美国列为安全战略管控的国家之一而言，其目的就是要锁死中国在2nm及以下芯片研发上的突破，以防止“商业和军事领域的游戏规则被改变”。这一系列出口管制势必会造成中美在半导体领域里进一步脱钩。

由此观之，中美之间不可完全化解的竞争关系在根本上决定了现代世界体系演化的趋势不会是一个单一化的以单个制造业网络为枢纽的全球双循环结构，而可能是一个多元化的以多个制造业网络为枢纽的全球多循环结构。从发展过程来看，全球双循环结构（如图1）更可能是中心—边缘的单循环结构向平等—互惠的多循环结构的一种过渡态。

在这个多循环结构中，起到枢纽性作用的不是唯一一个制造业网络，而是多个制造业网络。这些制造业网络各自都有一个平台环节以及若干个匹配平台环节的链接环节，但每个网络都不是绝对自足的制造业网络，它们彼此间不得不通过一定程度外需来维持自身的运行。这些外需是交互性的，它们构成一个外部需求网状结构（如图2中的十字箭头所示）。当前现实世界在三个已知其区域的制造业网络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视为这一多循环结构的雏形：位于北美区域的制造业网络，其平台环节是美国，它在高端制造业上具有绝对优势，但是它严重缺失中低端制造业；位于欧洲区域的平台环节是德国，它在高端制造业上具有仅次于美国的优势，它的中低端制造业也较弱；位于亚洲区域的平台环节是中国，它在高端制造业上均次于美国、德国，但是它的中低端制造业具有绝对的优势。这三个制造业网络在全球范围内具有相当的互补关系，但是随着中美贸易摩擦的升级，这种互补关系势必会过渡为竞争关系。

中美在关键技术领域已经展开竞争，通过一系列专项补贴政策如前文提及的美国刚出台的《芯片与科学法案》来增强自身的相对优势。这一在关键领域的选择性竞争会加速竞争方所聚焦的关键技术的迭代发展水平，但是由于这种竞争在竞争双方之间具有排他性，因此它一方面会推动竞争双方从安全维度强化自身制造业网络的相对自足性，另一方面会迫使竞争双方企业不得不采取间接方式渗入竞争方所在的市场，这会推动作为这种间接方式赖以实施的载体——其他中立国家或地区同类企业的崛起。就此而言，这种选择性竞争会产生对非竞争方企业的间接性补贴，并且有可能在对竞争双方而言皆为中立性的那些地方催生出新的制造业网络。这个新的制造业网络，就其所在的区域而言，有可能是在总人口约14亿的非洲，或是在总人口约18亿的南亚，或是总人口约4亿的南美洲，等等，简言之，它目前是无法确定的，这取决于竞争双方所采取的竞争策略。

这种竞争有进一步增强的趋势。不过，这对于增益人类福祉而言，不一定是坏事。因为维持现存世界体系的是一套“赢者通吃”的规则体系，在其中，作为中心国家的美国凭借其几乎全方位的优势，以不对称方式汲取世界其他国家/地区的资源财富，而伴随中美竞争而来的多元化制造业网络均衡是对由美国主导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一种自发性突围，它会削弱“赢者通吃”的效应，并且促进平等—互惠的全球多循环体系的生成。这过渡有点快，让我们作进一步的解释，并以此作为本文的结尾。

首先，有限多个制造业网络将世界分隔成多个相对独立的半闭环的贸易区域，这一方面突破过去那种凭借垄断高端制造业环节而获取不对称利益的局面，另一方面重塑现存的单一化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从而阻隔这一世界体系内生的“赢者通吃”的效应。例如，美国主导的全球资本循环，其基础之一是美国高端制造业的垄断地位以及美元与石油的挂钩，因此随着制造业网络多元化发展，美国高端制造业的垄断地位就会受到区域化制造业网络升级而来的严重挑战，相应地，美元的霸权货币地位在整体上也会受到“多元化的国际货币格局”的制衡与削弱。

其次，相较于全球单一化制造业网络的规模而言，有限多个制造业网络中任一个的规模都相对缩小。但“无论是什么组织或结构，如果它的规模尺口任意增长，它的自身重量都终将会把它压垮。尺口和增长都是有限度的。”并且就一般事物或产业的规模都有其极限而言，超过这一极限的规模反而是低效的，真正重要的不是庞大的规模，而是高效的规模。因此，如果每个多元化制造业网络在其极限内实现高效，那么由有限多个制造业网络交互形成的世界体系就不一定差于由单一化制造业网络构成的世界体系。

再次，单一化制造业网络的世界体系是二战后由美国主导推动形成的，它建立在由世界银行、世界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规则体系之上。美国与之前由英国主导的世界体系不同，这一世界体系终结宗主国与殖民地之间在形式上的不平等，它实现了所有参与国在形式上的平等。这一形式上的平等，在当时乃至往后一段时间内为美国凭借其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绝对优势而在实质上不平等汲取世界其他国家或地区的财富提供了正当性理由。但是，这一形式上的平等同时默认了如果美国的绝对优势受到削弱或被取而代之，那么它同样也会为这一新崛起者汲取行为提供正当性理由。这一点可视为美国近年来出现的“逆全球化”反常现象背后的深层原因。美国对中国崛起的遏制，从其自身角度来看，它担心的不仅是中国崛起从经济治理价值观、霸权收益机制与公共物品供给三个领域影响美国身居霸权地位的现代世界体系，而且是中国替代美国占据现代世界体系的霸权地位。由此，解开守成大国与崛起大国之间的死循环，不是替代美国，而是破除现代世界体系。由中美贸易战推动形成的多元化制造业网络是其中的一个突破口，但是它能否成功解开这一死循环，其中的一个决定性因素是中国作为现代世界体系的变量，它对待多元化制造业网络及其关系的战略定位。

最后，但并非不重要的是，中国的和平崛起是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崛起，它在包括军事实力等在内的综合国力上远胜于昔日的日本。因此，美国维持其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的中心国家地位，不可能像20世纪90年代对待日本那样遏制中国，也不可能诉诸战争来遏制中国（因为中国也是核大国）。伴随中国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上的升级，中国与美国贸易摩擦的加剧有着内在的必然性，并且这个摩擦正在呈现常态化、长期化、复杂化的趋势。美国当前在核心关键技术领域采取一系列专项补贴政策强化自身既有优势的同时打压中国等竞争者的同类技术升级。美国的这一遏制战略与中国等竞争者的产业升级战略迎面相撞，这种不可避免的相撞会进一步推动形成多元化制造业网络。由此而言，这种多元化制造业网络的形成是各国实力对比变化发展的产物。中国有充分理由不去阻碍这种多元化制造业网络的形成，反而会促进这种多元化制造业网络之间的平等—互惠关系的形成。这意味着中国在面对美国的遏制战略时，尤其要把握好安全战略等级的适用范围，用好对等制裁原则，并努力发展与非竞争者之间的平等合作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