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乡融合进程中的乡村半工业化与县域经济发展方向
2024-08-23   来源：袁明宝   

2018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明确提出要坚持城乡融合发展，“推动城乡要素自由流动、平等交换，推动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加快形成工农互促、城乡互补、全面融合、共同繁荣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党的二十大报告也指出，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到二〇三五年，基本实现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工业化和城市化都取得了快速发展。工业化的发展并不是独立的经济行为，而是与城镇化、农业现代化紧密相关，涉及到工农关系和城乡关系的调整变迁。县域工业化的发展更是城乡融合发展的关键支撑，对促进新型城镇化建设，构建新型工农、城乡关系具有重要意义。当前东部发达地区基于区位、技术和资本等优势已经实现了全域工业化和全域城市化，形成了包括农村在内的庞大沿海城市经济带，乡村工业化的发展使得农村成为城市经济体系的内在组成部分。不同于东部发达地区的工业化发展，大部分中西部农村地区人财物资源外流，缺少工业发展的条件，形成了“去工业化”或“无工业化”的状态，农村劳动力通过进入到东部沿海地区务工参与到工业化进程中。正是因为工业化发展的差异，带来了不同地区县域城镇化和县域经济发展的多元路径。

已有关于乡村工业化的研究主要有两种视角。第一是讨论乡镇企业发展的动力机制。改革开放初期，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成为农村工业化的重要起点。众多学者对乡镇企业的经营、发展进行了分析，主要有两种观点：一是从产权、制度视角，认为乡镇企业虽然是模糊产权，但却依靠公有制、共有制和私有制的汇合，实现了成功经营。林毅夫等认为，农村劳动力的比较优势是乡镇企业兴起的重要因素，改革开放以后农村通过就地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取得了巨大成功。黄宗智则认为乡村工业化是城市工业“牵引”和集体经济建立的结果。二是从社会文化角度，认为中国乡镇企业的发展有其独特的社会文化土壤，乡镇企业发展不在于产权本身，而是在企业的经营过程及其与乡土社会的紧密关联。乡村社会关系和文化传统成为乡村产业发展的社会基础。乡镇企业依靠村庄固有的社会结构和“维系着私人的道德”解决了产业发展中的雇工监督难题。阮荣平、郑风田则从宗族网络的视角讨论了宗族结构对乡村企业发展的负面影响。第二种是讨论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关系。工业化是城市化的基本动力，随工业化而来的产业结构转变奠定了城市化的重要基础，工业化区域路径模式的差异性决定了城市化的模式差异，中国独特的城市化道路受到中国独特的工业化路径影响。费孝通很早之前就曾判断中国的乡村产业会走出“一条与西方工业化迥然不同的道路，是适合中国国情、具有中国特色的农村工业化道路”，他最先意识到区域经济的“发展模式”问题，并针对乡村工业发达的沿海地区，先后总结出了苏南模式、温州模式、珠三角模式。东部地区从20世纪70年代就开始其乡村工业化进程，并形成了三种典型的工业化模式：苏南的集体经济模式、浙江的个体私营经济模式以及珠三角地区的“三来一补”外向型经济模式。

根据工业化路径和工业化发展水平的不同，可以将我国分为中西部一般农业型地区、中西部本地工业化地区和东部发达地区三种类型。东部沿海地区的乡村工业化路径是学界关注的重点，除了对珠三角、长三角和浙江三种工业化路径本身的研究，还将其拓展到工业化路径与土地制度、集体经济、乡村治理以及国家与农民关系等范畴。仇叶认为不同乡村工业化模式型塑出不同的土地制度，珠三角的外资充裕型、苏南的外资竞争型、浙江的内生资本稀缺型工业化模式，分别产生了土地共有制、集体所有制与“公有私占”三种土地制度类型。桂华对工业化路径与土地开发模式、征地制度以及产权秩序的关系进行了研究，认为珠三角地区的土地开发以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为主体，苏南地区实行政府主导下的“征地—园区”的土地开发模式，浙江工业化发展则是以个体化的方式占用宅基地或集体土地。不同的土地开发模式，进而型塑出不同的产权秩序类型，主要包括“团体—公有”“团体—共有”和“个体—共有”等类型。在对工业化与乡村治理关系的讨论上，认为不同的乡村治理结构影响了工业化的发展路径和利益分配模式。

对工业化路径与城镇化发展模式的讨论是学界关注的重点。费孝通先生很早之前就提出乡村工业化、乡镇企业发展和小城镇建设，构成20世纪八九十年代城乡关系变动的初始动力。在城镇化发展过程中，中西部地区因人地关系、县域工业化发展水平的不同而呈现城镇化发展速度和水平的非均衡性。这首先是因为中西部地区在产业发展空间受限的情况下，呈现出“去工业化”特点，中西部地区县域经济本质上仍然是农村和农业发展的逻辑，很难复制沿海农村工业化模式。在此基础上，不同县域工业化路径和农业资源的差异型塑出不同的城镇化路径：以本地工业为基础的内生型城镇化、以本地农业为基础的内生型城镇化和以外地工业为基础的外输型城镇化。东部地区和中西部地区因为区域工业化的差异形成了同步城镇化和渐进城镇化、外生性和内生性城镇化类型。除了对比东部发达地区与中西部地区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差异，学界还对发达地区内部珠三角、长三角和浙江三种类型的工业化路径与城市化关系进行了讨论，不同乡村工业化路径直接影响了区域内的市场结构、集体土地的开发权配置结构以及城乡关系结构，形塑出发展型、需求型和保守型三种城市化类型。

已有关于乡村工业化的研究重点关注的是发达地区工业化路径与城市化的关系，这些地区借助成熟的工业发展形成了全域工业化和城市化，城乡一体化程度高。但对于大多数中西部地区来说，已经不具备复制沿海地区工业化的发展路径。中西部地区难以发展出雄厚的工业产业，依靠地方政府招商引资、承接沿海地区产业转移，进而建设工业园区，已难以为进城农民提供足够多的制造业就业机会，县域经济就不可能容纳足够人口。在这种客观条件下，探索如何实现以县城为载体的新型城镇化不仅是一个现实命题，更具有理论意义。已有研究主要关注的是发达地区完全工业化和一般农业型地区的无工业化情况，很少关注到除此之外处于市场中心和边缘地带之间的乡村半工业化的发展状态，这种工业类型形成了不同于发达地区和大部分中西部农村地区的工业化路径和城镇化进程。

本文正是以鲁西南地区乡村工业化经验为基础，讨论半市场中心地带乡村工业化的发展实践及其对县域城镇化和县域经济的影响。笔者于2022年7月在鲁西南W镇进行了为期20天的田野调研，重点关注了该镇的乡村工业发展和实践（表1）。W镇位于鲁西南西北部，地处成武、巨野、定陶“两县一区”交界处，区域面积110.8平方千米，全镇下辖59个行政村，113个自然村，2021年年末辖区人口78849人，耕地面积10.7万亩，农村人居可支配收入28642元。W镇从2010年左右开始陆续有东部沿海的企业进入，现在全镇有中小企业69家，其中服装加工39家，木材加工15家，食品加工10家，机电设备制造3家，医疗器械2家，共吸纳6000人就业。镇域东南部为该县10平方公里的工业园区，主要产业为生物医药、化工等。

在全国统一大市场格局中，因为地理区位、交通和距离市场远近的不同，形成了市场边缘带、市场中心和半市场中心。中西部偏远农村因为资本、技术等资源不足，人财物资源大量外流到东部沿海发达地区，本地缺少工业经济发展所需要的资本、技术条件，成为市场边缘地带。沿海发达地区因为产业集聚，工业化起步早，大量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和劳动密集型产业聚集，吸纳全国农村劳动力进入，成为市场中心地带。除此之外，还有一些距离市场中心较近的区域，像鲁西南、浙西、安徽等地，其本身并没有发展工业经济的优势，但因为距离江浙、上海、山东半岛等经济发达区域较近，一些资本技术密集型和劳动密集型企业就会辐射过来，从而成为半市场中心。

鲁西南农村也正处于半市场中心地带，按照市场经济发展的规律，人财物资源肯定会流向发达地区，所以山东半岛集聚了大量产业，不仅能够吸收省内劳动力资源和资本技术资源，也能吸引其他省份的产业，形成区域内的虹吸效应。当市场中心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就会有很强的辐射效应，大量劳动密集型行业随着交通运输条件改善和人力用工成本的增高，就会逐渐向鲁西南半市场中心地带迁移。市场中心的各种加工业通过“来料加工”引入到这些半市场中心，从而为半市场中心留守人群提供了家门口的获利机会，增加了农户收入。

东部沿海转移到乡村的企业大都是劳动密集型行业，技术含量不高，对劳动力的素质要求也不高，留守在村的三四十岁的女性都可以吸纳进来，从而成为当地辅助劳动力本地就业的重要选择。除了少量在乡镇设厂，大部分工厂都是建在村庄或利用自家房屋改造成厂房，最主要的目的是方便工人上班，空间距离短，周边两三公里范围内的村民能够就近打工。所以，正是乡村工业的发展，使得处于半市场中心的村民有了本地就业的机会，进而对农民家庭生计方式和农村社会秩序产生很大影响。

（一）乡村半工业化的发展特点

  不同于江浙等地发展充分的完整工业化，半市场中心地带基于自身的客观条件发展出半工业化结构。半工业化的内涵是指乡村工业企业在劳动力素质、企业管理、生产经营和产业链等方面都没有实现充分发展，更像是一种乡村作坊或者作坊的升级版。

1．乡村工业是技术含量不高的劳动密集型行业，对劳动力素质要求不高

W镇正在推动“百企入乡、万人就业”工程，核心就是利用本地劳动密集型行业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留守在村的中青年妇女经过简单培训就可以胜任工作，同时也实现了工业生产中的劳动力低成本投入。服装厂、帽子加工厂、手套厂、棉棒厂和纱厂等企业都是劳动密集型行业，没有太多技术含量，大部分农村中青年女性都能胜任，六十岁左右的老年人也可以参与其中一部分工序，如W镇郎利服装厂就有四五个六十多岁的老年人在里面负责挑捡线头等工作。

2.乡村工业生产经营灵活、分散，规模小

W镇的工业企业只有万瑞服装厂属于中型企业，其他都是小规模企业，朗利和欧莱特加工厂具有一定规模，但也只有一百多工人。大部分乡村企业只要建设或改造一个厂房，配备一定数量的机器设备，就可以开工生产，所以对厂房、环境等硬件设备要求不高，也无法达到城市工厂在环保、消防等方面的高标准。规模小跟分散经营密切相关，因为乡村工业没有充足的资金实力和技术能力，就不会盲目扩展规模，工人能达到一两百人就已经算是较大规模。所以，工厂老板在经营过程中相对保守，在接订单方面都是尽力而为，不会超越自身实力乱接单。乡村工业的生存秘诀都是利用低成本劳动力赚取稳定的微薄利润，他们没法跟城市大工业相比，后者依靠资金、技术和市场实力，能够获得高额利润。乡村工业的竞争同样激烈，如果利润要求太高，就意味着订单的流失。

3.乡村工业产业链短，难以形成充分发展的上下游产业

服装厂、鞋帽加工厂等都是短产业链行业，不像浙江水龙头配件加工等行业，后者行业分工细致，每个厂房只负责其中一个零部件生产，上下游之间需要紧密合作，所以就会在很多乡镇形成各种配件生产城，如阀门城、家具城等。鲁西南农村的服装加工业只是单纯的加工环节，没有其他的上下游配套产业，对于乡村工业来说，其发展相对单纯，只要按照订单要求保质保量完成其中一道工序即可。而且，乡村工业的工序相对成熟，对于工人来说也容易操作。

（二）乡村半工业化发展的动力机制

乡村工业不同于资源型工业和东部沿海发达地区的工业化发展路径，资源型工业发展主要是依靠独一无二的资源优势，如利用本地煤炭资源发展钢铁、瓷器等工业。珠三角工业发展主要依靠当时的“三来一补”政策，香港、台湾等地的劳动密集型行业大量迁入，利用当地廉价的土地、厂房和人工，走上快速发展道路。半市场中心地带既不具备资源优势，又没有沿海发达地区的地理位置和发达市场，只能发展与本地劳动力相匹配的半工业化。

1．东部沿海地区产业结构转移是鲁西南乡村工业发展的前提

随着城市工业发展成本的提高，特别是劳动力和土地成本高企，山东半岛等地的工业都在寻求向内地转移。产业结构转移正为鲁西南半市场中心地带提供了发展工业的条件，因为鲁西南距离半岛地区距离适中、交通方便，半市场中心的优势就充分发挥出来，既有廉价劳动力资源，交通运输又相对方便，成为产业结构转移的首选之地。市场边缘地带则由于劳动力外流和交通距离远，难以成为产业结构转移的合适地点。 

案例1：烟台有一家出口欧洲的服装厂，在十几年前规模很大，工人有四五千人，但现在用工成本太高，总厂规模不断缩小，而且越来越智能化，总厂就只留了几百工人。服装加工的各个工序都下放到鲁西南地区，总厂不再从事具体的加工环节，而是把订单分派到乡村去，让数量众多的小规模乡村企业分工负责，利用的正是农村地区低成本的劳动力，等工序完成后再运送到总厂验收、检查，最后通过航运运送到欧洲。劳动力成本升高是劳动密集型行业难以承受之重，如在烟台总厂上班月工资要六七千块钱，但在W镇的服装厂上班，做的工作基本上一样，计件工作量也相差不大，但工资就只有三千多块钱，人工成本下降了一半。人工成本下降，劳动密集型行业才有更多利润空间和生存空间。

2.用地成本低是乡村工业发展的基础

珠三角、长三角和浙江乡村工业的发展也依赖于较低的用地成本，尤其是浙江乡村工业基本上利用自家宅基地改造成厂房，降低了企业发展中的土地成本。鲁西南地区因为缺少工业发展的条件，地方政府就充分利用土地政策优势为转移企业提供最优惠的用地保障，也同样降低了乡村工业发展的成本。W镇万瑞服装厂和其他规模稍大的服装厂，在十年前进入时，地方政府用地指标充足，价格也不高。万瑞服装厂占地上百亩，当时并没有走征地手续，而是采取了以租代征手续，土地补偿金只有1500元/亩。而且用地办理手续相对简单，也没有太多政策限制，“想用哪块地都可以”。朗利服装厂负责人在回到家乡建厂时，在用地上也得到了充分的保障，直到最近几年用地政策才开始收紧，想继续扩大规模就有了难度。

3.乡村工业的发展依赖于农村有充足剩余劳动力且素质不低，能够满足订单生产需求

鲁西南农村等半市场化中心地带不同于中西部农村的地方在于，后者大部分中青年劳动力都到东部沿海发达地区务工，农村剩余劳动力少。而半市场化中心农村则由于距离市场中心近，青壮年劳动力可以本地就业。如鲁西南农村的男性劳动力基本上都是在省内务工，浙西农村劳动力也是集中在浙江省内务工，且打工收入高，可以支撑整个家庭生计需求。另一方面，半市场中心有大量中青年女性劳动力留守在村，既能照顾老人和子女，又能兼顾农业生产和企业务工。

中青年女性劳动力能够留下来的原因是，在家庭劳动力资源配置结构中，男性劳动力本地就业且务工收入不低，如鲁西南农村很多男性劳动力都是在省内从事建筑行业，一天收入四五百元。而且鲁西南农村属于华北平原旱作农业区，农业生产机械化水平高，年轻妇女可以从事农业生产，并获得不低的农业剩余。正是因为家庭内部的性别分工和工农分工，使得当地大部分年轻女性在生育子女后就留在家中，这成为乡村工业发展的最大基础。

案例2：W镇朗利服装厂老板之所以在2010年回到家乡建厂，就是看到当地有很多青壮年女性劳动力在家，从而支撑起乡村工业发展的人力资本。不仅仅是有充足的劳动力，而且中青年女性的素质也不低，很多女性在年轻时都在山东半岛地区进过厂、打过工，掌握了基本技能。在朗利服装厂上班的很多工人，进厂之前都在烟台等地的服装厂上班，都是熟练工人。劳动力素质不低与劳动密集型行业的需求结合起来，实现了乡村工业发展的低成本和高效益目标。

农村剩余劳动力充足是乡村工业发展的前提条件，借助订单资源和劳动力优势形成了以劳动密集型为主体的“兼业—互惠”型乡村工业发展体系，其根本的竞争优势在于劳动力资源的丰富性和其本身的特色性。但要实现更好的发展还需充分利用乡村工业分散灵活的优势分散办厂，实行企业非正规管理以与农民家庭生计安排相匹配、乡村工业发展与乡村社会发展匹配，这成为乡村工业嵌入到乡村社会的重要基础。

（一）利用本地闲置劳动力分散办厂，满足劳动力就近就业的空间距离需求

乡村工业发展的基础是农村剩余劳动力，就需要考虑到劳动力的农业生产生活时间和空间安排，如果企业厂房都集中建造在工业园区，就会造成农村分散劳动力难以集中的难题。所以，乡村工业在发展过程中并不考虑产业集聚的问题，主要的布局考虑是方便周边劳动力上班下班。W镇大部分服装厂和鞋帽厂都是建在中心村，能够辐射周边两三公里的其他村庄，这样本地村民就可以骑电动车在十分钟之内赶到工厂上班。超过五公里距离，就有很多闲置劳动力退出就近务工的机会，因为距离太远就使其难以兼顾接送小孩、照顾父母家庭和务农等事项。而就近务工，使得农村女性劳动力有充裕时间接送小孩上学，家中老人有急事也能很快赶回家，下午六点下班后也可以到农地里务农，实现农民家庭各项事务的兼顾。

案例3：现在郎利服装厂在镇上的车间工人有九十多个，除此之外，还有分布在每个行政村的加工点有五六个，工人也有近100人。小加工点都是在下面行政村里的扶贫车间或自家房间内，规模不大，有十几二十个工人，他们也不用到镇上的车间上班，而是就近上班，早上从八点干到十一点半，下午从一点半干到六点。家里如果农忙或者有老人生病、接送小孩，工人就可以提前走、晚点到，工作时间相对自由。加工点的订单都是郎利服装厂发下去的，每天早上由朗利负责人把配料送到加工点，下午加工点把做好的成品拉到镇里厂房，实行一天一结算。郎利服装厂负责把订单交给加工点负责人，工人想干就干，有事情就可以不干。当加工点的工人工作不稳定，朗利负责人在派订单的时候就会适当降低订单量，本身计划30个人可以完成的订单，就要考虑50个人的量，降低订单完成的风险。即如果有50个工人，就只安排30个人的活，因为工作时间不固定，从而降低风险。

（二）乡村工业非正规管理、乡土化的用工方式与乡村劳动力的家庭生计安排相匹配

乡村工业无法按照城市大工业企业化管理方式运行，只能实行非正规化、人性化的弱组织管理和用工方式。W镇郎利服装厂对工人的管理都是弹性上班制，只要工人家中有事就可以不来上班，也可以迟到晚退，只有这样才能留住工人。如果实行严格的工厂管理，上班的中青年女性就难以照顾家庭中的老人、小孩以及农业生产，这是女性劳动力留在家中的最重要考虑。如果工厂限制了女性劳动力投入到家庭和农业生产上的时间，则会有大量劳动力退出。

W镇万瑞服装厂正是这种代表，万瑞服装厂是大型企业，工人接近2000人，就要按照正规化的企业制度管理，工人要严格按照时间上下班打卡、请假要严格履行手续，工厂也会给工人缴纳每个月400元的社保。农村中没有结婚成家的年轻女性可以选择到万瑞服装厂上班，因为工作环境和待遇都跟在青岛烟台的工厂上班相差无几。但这其中有一个时间节点，就是女性在生育子女后会出现一个离职潮，因为如果再严格按照工厂的时间管理，已经成家的女性就无法照顾家庭，所以就会选择主动退出。现在以万瑞服装厂的订单和产能，理应能招聘三四千员工，但实际上只有不到两千人，主要原因就是正规化管理难以与农村女性的家庭生计安排相匹配。

（三）乡村工业化与乡村社会秩序相匹配，实现工农互补

乡村工业的发展本质上还是乡土化的，没有冲击原有的乡村秩序，反而更加强化了这种秩序。在乡村工业尚未发展阶段，鲁西南农村的经济社会秩序是以性别分工为基础的半工半耕模式，中青年男性劳动力省内务工，女性劳动力留守在家照顾老人和从事农业生产，借助机械化耕作，女性劳动力在家实现农业收入最大化和家庭代际伦理和谐化。通过女性在家照顾家庭、从事农业生产，男性劳动力就可以没有后顾之忧在外务工积累，实现家庭收入最大化和家庭秩序的最优化。乡村工业进入后，则为农村女性劳动力提供了实现自身价值的更好窗口，她们不仅在家务农、照顾家庭，更能借助自身技能优势进厂打工，实现家庭劳动力的最优配置，并与原生村庄保持密切互动。而且，因为乡村工业是一种非正规化的管理和用工方式，农村留守女性可以同时兼顾农业、打工和家庭，实现了工农互补。

相对于乡村半工业化，当前县域经济发展的重点是工业园区建设和工业现代化，但这是东部沿海发达地区可以实现的目标，如江浙地区工业发展不仅有政府政策和资金支持，更具备产业密集、资本密集优势。鲁西南地方政府也把“工业园区化、园区产业化”作为县域经济发展的重点，并在用地指标、税收政策上给予大力度支持。位于W镇地盘上的县工业园区，正集聚了全县范围内的招商引资企业，但大都是化工企业、医疗、机电产业等。虽然重化工企业能为W镇和县城带来大量税收收入，但依靠工业园区推动县域经济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一种城乡分离、工农互斥的发展模式。 

（一）工业园区的发展造成了城乡分离

工业园区的发展意味着要腾出大量建设用地，就要把农民与村庄、学校和土地脱钩，通过合村并居、土地流转等方式，把农民搬迁到集中居住小区，小农户退出土地经营。W镇所在的县工业园区建设已经拆迁了十几个村庄，周边的土地一是用于厂房建设，二是作为预留地，为后续招商引资企业使用。工业园区建设使得农村劳动力失去了生产生活空间。一方面，工业园区建好后，引进的都是污染较重企业，土地、地下水面临污染难题，周边农民无法继续种地。另一方面，合村并居使得村民没有了村庄生活空间，周边乡村学校也要拆掉，小孩无法接受就地就近教育。无论是从生计角度还是子女教育角度，工业园区化都使得农民家庭只有选择进城，农民被动城市化。

因此，工业园区主导县域经济的发展思路实际上造成了城乡对立。苏南工业化发展路径之所以能够有效实现了城乡融合，主要原因是政府主导的工业化发展，工业化水平高，当地大都是高新技术产业，同时征地拆迁对农民的赔偿高，拆迁后每家每户可以获得三四套房子，解决了城市化的后顾之忧。而且当地农户本来就已经非农化，很早就参与到城市经济空间中，征地拆迁更好地实现了土地、居住和生活方式的城镇化。但鲁西南农村的工业园区建设则是相对传统的工业产业，政府土地补偿低，当地农民缺少城市化的充足条件，而且当地县城经济空间小，就业机会稀缺，农民被动进城就只能把县城当作生活消费空间。

（二）工业园区发展带来工农互斥

苏南工业化发展是政府提前收储土地，并借助本地丰富就业机会实现了农民与农业的分离，核心在于城市就业机会充裕，土地不再是农民基本保障要素，而是更多地依靠本地就业和房租收入。鲁西南地区的工业园区则无法给失地农民提供充足就业机会，加上不再从事农业生产，缺少了务农收入，农民的生计来源反而不如以前。因此，工业园区发展模式并没有实现更好的工农互补，反而是工农分离，对于农民家庭来说，则同时失去了本地务工和务农收入来源。

（三）工业园区挤压了嵌入在地方社会中的乡村工业发展

工业园区建设意味着合村并居和土地流转，打破了当地村民原本的生产生活空间和节奏，居住空间上从村庄搬迁到县城，生计来源上也难以同时依靠务农和务工。因此，这就造成了劳动力资源的流失，而这正是本地乡村工业发展最重要的资源。

W镇美莱特服装厂正位于工业园区周边，在园区建设之前，周边有近10个村庄的村民都会来服装厂上班。但工业园区建设后，附近十几个村子的村民都要提前到县城买房或者到其他中心镇居住，与服装厂产生了较远的空间距离。美莱特服装厂在2017年用工有200多人，但到现在就只有50多个工人。随着工人减少，乡村企业也没有能力接收大订单，逐渐走向萎缩。 

工业园区建设上的同类行业集聚思路，打破了乡村企业弹性用工制对农村劳动力的吸引，抬高了劳动力进入乡村企业的门槛。地方政府建设工业园区的思路是把同类行业集中到园区，通过征地建好厂房，然后把分散厂房统一搬迁到园区。但实际上这些劳动密集型行业集中后，招工更加不便，劳动力资源难以充足供应。原本分散在各个村庄的企业厂房，能够就近辐射周边的村庄劳动力，现在统一集中起来，辐射范围有限，距离较远的村民就难以继续务工。 

当前，大部分中西部县域经济的发展思路都放在了工业园区建设上，但中西部农村本身就不是市场中心，甚至都不是半市场中心。除了少数有矿产资源的城市，大部分县城都缺少高水平工业化发展所需要的资本、技术和市场，这是客观市场规律主导的发展逻辑。东部发达地区资源、资金、技术和产业集聚，大量高新技术产业自然会向东部沿海省份聚集，中西部县城则缺少竞争力。工业园区建设思路就只能借助东部发达地区产业结构转移契机，承接高能耗、高污染的化工企业，从而以牺牲环境为代价，以政府土地指标、税收优惠为支持，为地方政府带来税收收入。

但工业园区建设与县域经济整体发展并没有太大关联，只是增加了地方政府的税收收入，并没有为本地居民提供更多就业机会，也没有带动产业链的发展，实际上只是成为一个独立发展的“王国”。所以，以工业园区为主导的县域经济发展思路，并不能像苏南地区那样实现产业技术更新换代、高新技术产业集聚，从而产生对高素质劳动力的需求，带动本地上下游产业链发展，也带动当地居民参与到正规就业和非正规就业中，实现的是工业发展、城市建设与居民城市化水平提高的多重目标。中西部地区的工业园区建设就只是一种相对独立的发展模式，没有支撑起产业链的发展，也没有吸纳本地大量劳动力就业。

改革开放以来，东部沿海地区借助资本、技术优势，开启了乡村工业化发展之路。与此相关，东部地区农村劳动力就近就业，参与到不同层次工业化进程中，不仅实现了土地城市化，更同步实现了人的城市化，工业化、城镇化和城乡融合水平高。东部发达地区的工业化路径，建基于产业集聚和产业竞争力优势。中西部地区在交通、区位、资本、技术等方面都缺少继续工业化的条件，大部分青壮年劳动力通过外出务工参与到工业化进程中。除了发达地区的完全工业化和大部分中西部地区的“无工业化”，半市场中心地带依靠距离市场中心近、用地成本低和半劳动力资源充足的优势，优先具备了承接东部发达地区产业结构转移的条件，大量劳动密集型产业进入，呈现出乡村半工业化发展路径。乡村半工业化产业大多是劳动密集型行业，技术含量不高、技术门槛低，对劳动力素质要求不高，在生产经营上呈现出灵活、分散的布局，借助相对稳定的订单维持着中等规模的经营生产。

乡村半工业化不同于东部发达地区成熟的完全工业化路径，在厂房布局、用工安排和企业管理等方面表现出乡土嵌入性特点，即半工业化产业的生存、发展要与地方社会劳动力的生计安排相适应，通过弹性用工制、非正规管理、就近办厂等方式，满足本地剩余劳动力就近务工需求，实现对劳动力的最大化吸纳。同时，乡村半工业化实现了农民与土地、农民与市场、城市与乡村的有机融合。在农民与土地关系上，因为有就近就业机会，农村留守中青年女性可以借助机械经营土地，同时获得务工和务农收入。在农民与市场关系上，中青年女性劳动力通过就近就业，以半劳动力的方式参与到地方性的劳动力市场中，不需要背井离乡到东部沿海发达地区打工。在城镇化水平上，不同于孙敏所讲的以本地农业为基础的内生型城镇化和以外地工业为基础的外输型城镇化类型，乡村半工业化为本地农民提供了务农和务工的双重机会，中青年男性劳动力进入到省内劳动力市场，实现了家庭内部劳动力资源的最优配置。同时也能兼顾家庭和农业生产，维持了乡村社会的完整秩序，没有出现中西部农村的空心化、留守化现象。因此，依靠男性劳动力省内务工和中青年女性就近务工，实现了农民家庭发展能力的提高。但这并不意味着农民家庭一定要把资源汇聚到县城买房。正是因为有半工业化厂房和农业的存在，农民家庭可以本地就业、务农，在乡镇层次就可以实现就地城镇化，而不用卷入到县域断裂城镇化中。因此，半工业化发展正可以实现农民家庭在工农、城乡关系上的有机融合，依靠本地就业，既可以实现务工与务农的统一，又能实现城市与乡村的内在连接。

鲁西南地区难以有东部发达地区的发展优势，无法实现完整工业化的条件，但处于半市场中心地带的优势可以为其提供乡村工业化发展的机遇。相对工业园区建设的脱嵌性，乡村工业更应该成为县域经济发展的重点。一方面，乡村工业化可以为本地剩余劳动力提供就近就业的机会，同时可以兼顾家庭和农业生产，是一种工农互补的有效模式。另一方面，乡村工业化发展也能实现农村家庭秩序和社会秩序的维系，正因为能够把劳动力留下来，村庄社会就不会有留守儿童和留守老人，农村家庭结构完整，村庄社会生活完整。总之，乡村半工业化发展嵌入到了乡村社会发展秩序中，与农民家庭的生计模式、家庭发展目标相契合。反之，激进的工业化发展路径，追求工业立镇则脱离了大部分地区乡村的社会基础，很大程度上就会出现挤占农村土地、排斥农业生产，破坏村庄社会秩序的状态。较低水平的县域经济发展难以实现苏南地区“工农互补、城乡一体”内生型城镇化的均衡发展，激进的工业园区化和园区产业化则会带来农民被动城镇化和外生型城镇化。欠发达地区的县域经济应该成为乡村经济社会体系的延伸，根据客观条件，维护内生于县域空间的中小规模、半工业化产业，走以农民为主体的产业化和县域城镇化良性互动的发展道路，进而让农民在适应现代化的过程中实现渐进城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