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新发展格局的理论逻辑和现实基础
2024-08-22   来源：贾甫   

近年来，国内外经济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一是世界主要经济体正处于工业革命以来的第五次创新周期的后期，即“蒸汽时代—电气时代—汽车时代—自动化时代—互联网时代”中的互联网时代后期。在这一阶段，传统经济趋于饱和，新技术及其新增长点尚未形成势头，全球经济增长明显疲软，对中国经济的拖累效应增强，并因2020年以来的新冠病毒冲击而愈加艰难。二是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经济奇迹引起了极少数国家的发展焦虑，它们不断制造贸易争端，人为切断资金、技术、商品和人员流动，影响国际分工和贸易秩序，进一步冲击中国经济。三是经济全球化带来了一些负面问题，如一些国家的债务负担加重、贸易条件恶化、金融风险增加、环境污染等，助长了保护主义倾向抬头，“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国际经济循环格局发生深刻调整”，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不确定因素增多，市场和资源“两头在外”的发展格局不可持续。

在这种背景下，习近平总书记于2020年4月提出，要建立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对构建新发展格局作出了全面部署。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那么，构建新发展格局的理论逻辑和现实条件是什么？它如何重塑中国经济？又如何为世界经济开辟新道路、拓展新边界？ 

构建新发展格局“是根据我国发展阶段、环境、条件变化，特别是基于我国比较优势变化，审时度势作出的重大决定”，具有必然性和内在逻辑。理论上，双循环的逻辑起点是商品体的内在矛盾，“关键在于经济循环的畅通无阻”，实质是充分利用国内外两个市场实现社会再生产过程中的实物补偿和价值补偿，修复社会再生产的失衡。因此，构建新发展格局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的社会再生产理论，而且更加关注技术进步和供求动态均衡升级路径。习近平总书记对此指出，“构建新发展格局最本质的特征是实现高水平的自立自强”，从而“在各种可预见和难以预见的狂风暴雨、惊涛骇浪中，增强我们的生存力、竞争力、发展力、持续力”。正是在价值创造、价值实现和价值分配的意义上，构建新发展格局是坚持劳动价值论的内在要求，展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思维逻辑。

构建新发展格局的理论内涵十分丰富，除了马克思的社会再生产理论，还包括马克思的资本循环理论、经济发展理论、经济全球化理论、分工理论、大国竞争优势理论、共同富裕理论、生产方式理论、关于现代化的理论等。也有对西方经济学的借鉴，如统筹发展与安全说、经济现代化（产业链现代化）说、供给与需求协调说、科技创新说、市场一体化和市场规模效应说、国际分工演进理论、经济发展模式转型说。还有人从国家治理与全球治理互动中解析新发展格局的构建脉络。总体上，这些阐释都没有超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西方经济学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经济循环思想。

现实中，中国参与客场经济全球化的优势渐失，而资源禀赋和技术条件决定了中国经济无法放弃国际循环。比如，中国的低成本竞争优势减弱、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市场体系不完善、国内有效需求不足，国际上的保护主义、单边主义上升。研究表明，中国出口对国内生产总值的带动份额从2010年的20.8%下降到2018年的14.8%，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从2010年的10.4%下降到2018年的4.2%，外需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趋于减弱，中国经济已经在向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转变。疫情冲击进一步导致全球产业链风险增大，供给受阻，“两头在外”的“世界工厂”发展模式不可持续。因此，构建新发展格局是应对逆全球化趋势、新冠病毒冲击和经济发展转型的最优选择。

纵观历史，大国经济发展总是历经“以外促内”到“以内促外”的转变，而中国具备了构建新发展格局的现实基础。例如，科技力量增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初步构建起了内循环体系，产业链自主、可控和安全，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和知识密集型制造业呈现“双循环”特征。在区域价值链和贸易网络中承担着“上游研发环节”和“下游加工制造环节”的双重作用。消费所占比重上升，国内市场规模不断扩大。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当今世界，最稀缺的资源是市场。市场资源是我国的巨大优势，必须充分利用和发挥这个优势，不断巩固和增强这个优势，形成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雄厚支撑。”更为有利的经济条件是，数字经济通过推进产业现代化、增强产业链供应链韧性、打造现代流通体系和促进供需匹配，为构建新发展格局提供了重要支撑。

综上，这些文献讨论了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内外压力、理论内涵和现实条件，明确了发展的方向及其发力点，但是忽视了压力和条件的演进逻辑及其内生性，从而难以捕捉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逻辑起点，也难以准确推演出合乎市场经济规律的政策启示。当前研究也没有关注到现实条件的独特性，而这正是双循环新发展格局超越传统发展格局及其发展赤字的生产力基础。

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动因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市场和资源“两头在外”的一些条件开始衰减或消失，立足国内、依托国内大市场的条件日益增强或成熟。那么，这些条件是如何变化并促成发展格局调整的？

（一）市场失灵与发展赤字

构建新发展格局的背景是经济全球化面临发展赤字。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发展赤字首先是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的自然结果。按照剩余价值理论，企业为了追求超额剩余价值，不断进行产品和技术创新，提高劳动生产率，而市场竞争一方面带来经济繁荣和剩余价值增长，另一方面引起工资相对下降和有效需求不足，二者合力造成全球性的收入不平等和发展空间不平衡问题。发展赤字的长期结果是供求失衡及其生产相对过剩，进而造成资本循环链条断裂、生产萎缩和劳动者失业，最终造成经济衰退，并成为保护主义及逆经济全球化的现实基础。

其次，经济全球化发展赤字是全球市场失灵的必然产物。比较优势理论表明，在完全竞争市场、劳动同质、要素自由流动、资源充分利用、物物交换和规模报酬不变条件下，国际分工及其贸易带来了诸多利益，包括生产率提升及财富增长、生活质量提高、闲暇时间增多、创新意识增强等。但是，现实中并不存在比较优势发挥作用的此类条件，这正是放松假设后出现要素禀赋理论、技术差距理论、生命周期理论和规模经济理论等的经济动因。

比如，随着国际分工及其贸易发展，生产日益集中，市场结构逐渐沿着“垄断竞争市场→寡头市场→垄断市场”演进，使生产和消费无法实现全球范围内的帕累托最优。这种市场失灵既是各国改进技术、提高生产率的自然结果；也是各国实施产业保护、提高竞争力的人为干预产物；还是区位优势和资源禀赋差异等所致，如萨伊所说，“各种货物不是到处都可以普遍获得的。土地的直接产物，要看当地的土壤和气候以为定。甚至工业的产品，也只在具备生产它们的最有利条件的地方才有出产。”不管何种情形，拥有市场势力的国家享有产品定价权，它们要么高价出售资源或产品，要么低价进口资源或产品，从而获取垄断利益，并据此进一步强化规模经济优势。相反，处于劣势地位的国家则要在不等价交换中承受损失，且面临被长期锁定的风险。

即使在等价交换条件下，劳动异质也足以造成全球性的收入不平等。马克思指出，“比较复杂的劳动只是自乘的或不如说多倍的简单劳动，因此，少量的复杂劳动等于多量的简单劳动。”“只要生产效率较高的国家没有因竞争而被迫把它们的商品的出售价格降低到和商品的价值相等的程度，生产效率较高的国民劳动在世界市场上也被算作强度较大的劳动。”这样，由复杂劳动生产的商品可以换回更多的由简单劳动生产的商品，而这些换回的原料、半成品等要么构成人们的消费资料，要么构成扩大再生产的生产资料，因而有利于复杂劳动丰裕的国家，却不利于简单劳动丰富的国家。

劳动异质是多种因素作用的产物。首先是性别、年龄等人口特征的结果，如在体力劳动领域，男性相比女性、年轻人相比老年人和儿童创造的价值更高。其次，劳动强度不同，如生存在自然环境恶劣、土地贫瘠和资源短缺国家的人们，生活压力较大，不得不通过高负荷劳作，获取基本的生活资料；而生活在自然环境优越、土地肥沃和资源丰富国家的人们，生活压力及其劳作强度较小。再次，劳动市场不完善，如一些行业拒绝为女性提供工作机会，造成劳动力浪费，但又使用未成年男性来降低成本，结果从整体上提高了简单劳动的比例。同时，劳动力的非自由流动造成部分行业的劳动力短缺及其高工资，反过来抑制劳动者的自我提升和人力资本投资意愿。最后，人力资本投资差异，如一些国家特别重视普及初级教育，防止智力和体力退化。但是，由于历史、文化原因，还有些国家并未认识到教育的经济价值，或者并未建立起男女平等、城乡平等的教育体系，把一部分群体排除在外，使其无法掌握复杂技术而成为复杂劳动。

即使一些国家拥有充足的土地、丰富的矿产资源和适宜从事工业生产的地理位置，却由于缺乏先进技术和熟练劳动力，其要素禀赋得不到充分利用。这种闲置使其在国际市场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以致遭受贸易损失。

另外，一些国家出于保护国内产业或就业，设置了各种贸易壁垒，如关税、补贴、许可证制度、配额、技术壁垒和环境壁垒等。这种贸易壁垒违背了价值规律，构筑起了不平等的国际经济秩序，让一些国家承受了不利的贸易条件，严重妨碍产品生命周期在全球范围内的拓展和延续，使发展中国家长期处于低附加值产品的生产链上，阻碍了它们的产业升级。

总之，仅仅是国家层面的劳动生产率差异就足以造成发展赤字，而垄断、劳动异质、要素市场不完善、资源闲置、规模报酬递增和贸易壁垒等进一步放大了发展赤字。长期以来，发展赤字的经济后果在形式上表现为周期性经济危机，并以危机的持续时间长短而呈现为不同形式，如50年左右的康德拉季耶夫周期，8—10年左右的朱格拉周期，40个月左右的基钦周期。在经济上则体现为周期性的创造性毁灭、发展失衡、资源浪费、保护主义和利益排他性。

（二）新发展格局与国内大市场

比较优势及其各种变型理论的有效性建立在一个根本性假设之上：市场规模扩张与经济增长同步。但经济全球化发展赤字和周期性经济危机表明，市场是一种最稀缺的资源，它的规模是有边界的。因此，国际分工及其贸易到了一定阶段就具有了零和博弈的特征。在这种情形下，各国的惯常做法是高筑贸易壁垒，保护本国市场，同时竭力进入他国市场，结果就是无休止的贸易争端及其全球市场萎缩，进一步加剧治理赤字、信任赤字、和平赤字和发展赤字。

可见，突破当前困境的关键是扩大市场规模，而市场失灵与发展赤字的关系表明，市场规模与收入高度相关。第一，收入增长，需求跟着增长，因此收入越高，市场规模就越大。第二，剩余价值理论表明，经济增长与剩余价值增长并行，因此经济增长越快，收入不平等程度越高，市场规模相对越小。第三，在绝对收入和相对收入既定的条件下，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规律、资本边际效率递减规律和流动性偏好陷阱造成市场规模扩张赶不上生产规模扩张速度。

这种关系暗含了扩大全球市场规模的潜在路径。一是通过税收及其转移支付等方式缩小国家之间的收入差距，二是采取全球性的财政政策或货币政策刺激经济及收入增长，三是消除国家间的贸易壁垒而扩大自由贸易。困难在于现实中不存在全球性的中央政府或中央银行，因而无法像主权国家那样制定全球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而且多数国家在经济下行阶段钟情于贸易保护远胜于自由贸易。

在国际市场饱和且外生的条件下，扩大市场规模的唯一可行举措是：结合国情，开辟出新路，挖掘国内市场。这一举措有效的前提是：国内市场存在不同程度的各自为政、画地为牢、重复建设、发展失衡和交通落后等问题。如图1所示，A地区和B地区之间仅仅开放了C领域，其他领域完全封闭，存在很多堵点、卡点，劳动、资本、技术、服务和商品等无法自由流通。同理，在A地区和B地区内部只存在有限的市场统一，如B地区内部的D和E之间仅有F领域或地区是互相开放的，而其他领域或地区是封锁的。这种市场分割除了地理上的边界封锁或贸易壁垒之外，还有地区之间的产业结构失衡、收入不平等、市场经济观念淡薄或计划经济观念浓厚、基础设施建设不平衡等。

图1 市场分割与市场饱和

 图2 结构性改革与市场扩容

可见，市场规模有限度包含两层含义：一是在现有的经济结构下，即A地区和B地区之间及其各自内部是部分封锁的（图1），市场达到饱和状态——当前各国及其全球经济的现状。在这种情形下，不仅企业和消费者无法享受全国统一大市场的规模经济利益，而且A地区和B地区之间以及地区内部的重复建设造成了严重的资源浪费，因此市场饱和与资源配置低效率并存。二是在消除市场分割的条件下，即A地区和B地区之间及其内部资源和商品畅通无阻（图2），市场规模或总量基本稳定。在这种情形下，企业和消费者享受了社会分工及规模经济的全部好处，资源配置达到理想状态。据此推论，扩大国内市场的实质是消除内部壁垒，建立统一大市场，释放分工和自由交易的利益，即从图1转向图2。这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经济含义和生成逻辑。

那么，如何推动市场分割转向统一大市场？新发展理念提供了理论依据。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构建新发展格局必须坚定不移贯彻新发展理念。”具体来说，一是创新经济发展理念、动力、方式和路径等。因为“现在的形势已经很不一样了，大进大出的环境条件已经变化，必须根据新的形势提出引领发展的新思路。”“面对当前挑战，我们应当创新发展方式，挖掘增长动能。”这种创新主要体现为技术创新，淘汰落后产能，发展新质生产力。在此意义上，构建新发展格局就是应对全球挑战的创新型解决方案。二是通过财政政策、产业政策和收入分配政策，促进落后地区的产业升级、就业增长和收入提高，消除地区之间及其内部的发展不平衡问题，实现协调发展。三是消除地区之间及其内部壁垒，建设发达的交通和信息网络，构筑全国统一大市场，降低交易成本，畅通全国大循环，打造开放型经济体系。四是依赖统一大市场，发挥各地的比较优势，促进企业并购重组，消化过剩产能，重塑产业链供应链，减少重复建设，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推动经济绿色发展。五是完善资本所得税制度，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降低工资所得税，让劳动者共享经济增长成果。        概括起来，构建新发展格局旨在通过内部的结构性体制性改革，挖掘增长新动力，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从而一方面对冲全球市场饱和及其逆经济全球化的负面影响，实现经济内生增长；另一方面“为世界经济开辟新道路、拓展新边界”，带动世界经济增长，从而引导经济全球化实现包容性增长。

尽管经济发展理念、财政政策、收入分配制度和地区开放等都是畅通国内经济大循环的重要举措，但是追溯国际经济环境变化的直接原因——传统增长引擎减弱而新增长点尚未形成。党的二十大报告对此明确指出，要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具体而言，一是充分发挥传统产业的比较优势而缩小地区差距，二是突破产业发展瓶颈而实现产业升级。这两方面既是塑造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的生产力基础，也是构建新发展格局过程中亟待解决的问题所在。

（一）传统经济的比较优势

目前，中国是世界上唯一拥有全部工业类别的国家，既能够生产劳动密集型产品和资本密集型产品，也能够生产多数技术密集型产品。事实上，中国的工业生产能力已经发展到这样的程度：技术高度标准化，劳动密集型产品的成本显著降低。按照产品生命周期理论，在产品生产的标准化阶段，落后地区逐渐成为主要生产地，并依靠价格优势竞争。据此推论，这些产业将沿着两个方向进行空间上的动态扩展：一部分产业向资源丰富和劳动力成本更低的中西部地区转移，即跨地区转移；另一部分产业转移至成本更低的发展中国家，即跨国转移。其中，产业跨地区转移依赖要素禀赋优势而实现了资源的有效配置，不会引起生产规模收缩，因而在没有降低总产出的条件下稳住了总产出，避免了产业“空心化”问题。同时，产业转移促使中西部地区突破了产业发展瓶颈，带动了当地经济、就业和收入增长，因而缩小了地区间的收入不平等，扩大了市场规模，有助于化解过剩产能。这是国内大循环的内在动力和重要实现方式。

与此不同，产业跨国转移会降低国内产出，引起失业和市场收缩，不利于国内大循环。但是，这种产业转移现象表明，它们在国际市场上具有竞争优势，而在国内市场竞争中失去了比较优势，强力维持的大概率后果是资金链断裂及其债务危机。因此，它们流向成本比中西部地区更低的国外，不仅能够避免破产风险，拓展海外市场，实现扭亏为盈，而且能够降低国内行业的恶性竞争，减少重复建设。对于产业接受国而言，利益也是多方面的，包括经济及就业增长、产业升级和收入提高，以及据此畅通其国内经济循环。当这些国家的产出超过了其国内需求时，向中国的出口就会增加——不限于跨国转移产业领域，如中国从西亚国家进口塑料和橡胶、杂项制品、木材、动物及动物制品、燃料等资源型产品，因此长期来看，产业跨国转移不会冲击国内供给状况。实际上，由于转移产业产品价格下降和企业利润增加而扩大了市场需求。在此意义上，产业跨国转移和国内产业转移的作用一样。这是国内国际双循环的主要方式。

产业转移如何塑造国内大循环？归根结底取决于产业跨国转移和跨地区转移拉动经济增长的力量对比。如果跨国转移引起的产业“空心化”及其市场收缩超过了跨地区转移引起的区域经济均衡发展及其市场扩张，那么经济循环就会落入螺旋式下降过程，市场潜力无法获得释放（图1保持不变），诸如资源配置效率、产品供给、社会财富、居民福利和产业竞争优势都会不增反减。反之，如果产业跨地区转移引起的市场扩张超过了产业跨国转移引起的市场收缩，那么经济循环就会形成一个螺旋式上升过程，市场潜力不断释放（图1向图2转变）。如果双方力量旗鼓相当，经济就会陷入停滞状态。

由此推论，构建新发展格局在一定意义上就是通过产业转移而扩大国内国际市场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在传统经济领域的比较优势使其成为工业产品生命周期在全球范围内延续和拓展的重要力量，为发展中国家实现工业结构升级、完成传统农业改造和提高国民生活水平创造出了重要机会。就此而言，国内国际双循环是国内大循环的延续和拓展形式。

（二）新能源和数字经济发展

按照生命周期理论，东部地区相比中西部地区拥有技术和资本优势，处在新产品开发的创新阶段，因此通过科技创新生产知识密集型产品，就可以突破传统产业发展瓶颈，引领全球产业升级。回顾历史，工业革命以来的经济增长建立在两个根本性条件之上：一是高效率的能量转化及其发达的动力技术，二是生产结构的工业化及其升级。目前，科技创新正沿着这两条路径展开，引领新能源革命和数字经济发展。它们不仅填补了传统产业转移而留下的“空心化”问题，而且正在重构产品范围、生产结构、生产要素配置方式和利益分配结构。

一是新能源产业快速发展。在过去20年中，中国的传统能源使用一直是全球能源趋势的重要驱动力，但随着新能源技术进步和市场份额扩大，传统能源使用将在2030年之前放缓。第一，可再生能源投资不断加大。例如，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占发电量比例提高，预计2030年达到近45%。第二，新建核电力计划。在STEPS中增加了120GW以上的核电容量，在APS中增加了160GW，而目前运行的核电容量为50GW。第三，打造清洁技术供应链。在电池产能方面，中国占世界的75%，占全球光伏电池晶圆制造产能的97%。以电动汽车投资为例，2021年全球电动汽车销量达到创纪录的660万辆，是2020年销量的两倍多，2022年的销量显示出特别强劲的增长，中国的销量领先。

二是数字经济占比迅速提高。《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研究报告（2023年）》显示，2022年数字经济规模达到50.2万亿元，总量稳居世界第二。数字经济占GDP比重从2015年的27%提至2022年的41.5%。截至2022年，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数字经济渗透率分别为10.5%、24%和44.7%（图3）。

图3 数字经济占比及其经济渗透率

 数据来源：wind。

与传统产业转移的影响略不同，新能源产业和数字经济的产出是逐步提高的，对经济的影响也是渐进式的。在创新阶段，研发投入高，技术不成熟，产量小成本高，无法大力促进经济增长，因而无法对冲传统产业流出的负面冲击。在技术成熟阶段，生产规模日益扩大，成本下降，不仅可以稳定和推动东部地区经济、就业和收入增长，而且可以带动周边及其相关产业发展，促进国民经济增长。目前，一些领域处在创新阶段，另一些领域处在成熟阶段，这种叠加一方面让中国赢得了新经济领域的先发优势，具备了畅通国内大循环的新质生产力基础；另一方面造成产业链供应链不完备，竞争优势不显著，不足以成为经济循环的主导产业，从而使中国经济进入了一个与过去30多年高速增长期不同的新阶段。

尽管新能源产业和数字经济还无法完全缓解由传统产业饱和所引起的经济增长下行压力，但是在国际形势充满不稳定性不确定性的背景下，它们已经有效对冲了经济风险和挑战，成为稳定全球经济的重要基石。可以预期，随着技术高度标准化，产量提高，成本降低，出口扩大，中国经济将逐渐走出此轮经济周期低谷期而跨入下一轮经济扩张周期。在新的经济周期中，建立在新能源和数字经济基础之上的知识密集型产品将取代建立在矿石燃料和工业经济基础之上的劳动密集型或资本密集型产品并成为国内国际经济循环的基础。与此相适应，中国将成为全球经济的重要创新者或引领者，而非模仿者或追随者。

全球发展赤字表明，建立在矿石燃料和物质产品生产基础上的、由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主导的国际分工格局内含着强烈的虹吸效应。由此提出：当中国凭借国内经济循环体系而形成强大的国际竞争优势时，它是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还是进一步加剧全球发展赤字？这不仅取决于新经济塑造市场结构、收入分配制度、生产供给和贸易壁垒等的方式，而且取决于中国实现共同富裕的制度安排及其示范效应。 

（一）新能源革命与利益共享

全球范围内的石油、煤炭等资源分布不均衡和工业技术差异，从一开始就塑造着全球性的收入不平等和发展空间不平衡问题。一方面，现代工业的动力基础，石油、煤炭等资源被少数国家垄断，它们结成卡特尔，获取资源定价权及其垄断收益；另一方面，资源国往往缺乏先进的矿石燃料开采技术，而这正是最先完成工业革命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绝对优势。因此，就出现了资源国与工业国之间的能源换工业品的经济循环。在这种循环中，贸易双方都拥有垄断定价权，它们之间无法实现各自的垄断利益，只能获得比较优势利益。不过，那些既没有工业生产能力又缺乏矿石燃料的国家，为资源国和工业国实现垄断利益提供了市场，即它们以垄断高价出口工业品和能源，又以垄断低价进口落后国家的农业产品和低端工业产品。这正是经济全球化发展赤字的经济原因。

但是，太阳能、风能、生物质能、地热能和核能等新能源革命，正在强化各国的能源联系与合作，有望打造出全球各国共享国际分工和贸易所得的重要桥梁和机制，从而改变矿石燃料所塑造的各国经济地位。

一是新能源革命打破了传统能源垄断。诸如太阳能、风能等可再生能源分布全球，而不像矿石燃料那样集中在某些区域。如图4所示，以2014—2022年石油产量的全球份额为例，OPEC独占40%以上，而其太阳能光伏产能极低，2014年仅为117兆瓦，而同期世界产能为176177兆瓦，OPEC占比仅为0.07%。截至2022年，世界太阳能光伏产能提高到1055030兆瓦，OPEC的产能达到5117兆瓦，占比有所提高，也只有0.49%。也就是说，石油资源短缺国家通过发展太阳能光伏产能可以缓解石油资源短缺问题，从而跳出工业化瓶颈。

图4 2014—2022年OPEC的原油产量份额和太阳能光伏产能占比

  数据来源：wind。

  注：太阳能光伏产能数据缺少赤道几内亚的数据。

 二是新能源互联网的收益共享机制。超高压技术将解决全球电力远程输送问题，为建立全球范围内的新能源互联网、实现电力互联互通和全天候生产、突破新能源的季节昼夜区域限制而提供了技术支撑。在新能源互联互通条件下，各国结成利益共同体，每个国家平等地参与其中，共享新能源利益和全球经济增长成果，没有国家可以获得垄断地位，因为其他成员通过拒绝加入或退出全球新能源互联网就可以否决这种垄断权利。例如，在排除北非、撒哈拉沙漠以南地区的条件下，建立新能源互联网是不可取的，不仅是因为失去了丰富的太阳能资源，而且是因为全天候的电力供应依赖于跨洲合作。因此，建立新能源互联网的先决条件是：各国共商共建，达成共识，形成新能源利益共享机制。正如国际能源署执行董事Fatih Birol所说，成功的能源转型必须是公平和包容的，向有需要的人伸出援手，并确保广泛分享新能源经济的好处。

三是新能源的无限供给潜力。第一，《世界能源展望2022》指出，从长远来看，可再生能源将成为全球的主要电力来源，而可再生能源在理论上能够实现无限供给。例如，地球表面所接收的太阳能高达1730亿兆瓦，大约是目前地球每年能源消耗的1014倍，而目前所能利用的太阳能十分有限。如图5所示，2022年世界太阳能产能仅为1061632兆瓦，利用率不到万分之0.05。第二，可再生能源高速增长。以太阳能、水能和风能为例，三者分别从2009年的23581兆瓦、990877兆瓦和150122兆瓦增长到2022年的1061632兆瓦、1392512兆瓦和898856兆瓦，增长了45.02倍、1.4倍和5.99倍。正是受太阳能光伏发电量以及风力发电上升的推动，2021年可再生能源发电总量达到8000多太瓦时的历史新高，比2020年增加了500多太瓦时，在全球电力中的发电量份额首次达到近29%，预期2030年增加到60%以上，2050年接近90%。第三，储能技术发展将促进充电桩、电池性能的优化，缓解电力损耗、储存问题，而能源节约和回收利用技术的发展，将缓解能源紧缺压力。

图5 2009—2022年世界的可再生能源

 数据来源：wind。

从中发现，新能源革命及其能源互联网有两大根本性特征。一是去中心化，即每个国家都是能源互联网中的一个节点，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处于能源供应的中心地位，即使它拥有相对丰富的新能源资源，这就从根本上削弱了发展赤字的经济基础，抑制了资源垄断和工业生产能力差异所引起的发展不平衡问题。二是利益的均等化增长。正如矿石燃料的广泛应用催生了工业产业一样，新能源动力也将衍生出诸多新型行业，创造巨大价值，而这种价值将依据能源互联网中的利益共享机制进行分配，从而让各国共享经济增长成果。

（二）数字经济与包容性增长

 “在当代，匮乏的征服仍然局限于少数发达工业社会地区。”“匮乏的征服在很大程度上是表现为商品、服务设施、工作及再创造的绝对数量”。也就是说，各国的发展状况和生活水平主要体现在物质产品的富足程度或供给能力领域，而物质产品的生产和消费具有自身的性质及其特征。

具体来说，满足人们消费需求的多数物质产品具有竞争性特征，即人们对某种产品的消费会同比例地减少他人或他国对该物品的消费，而不像公共物品那样没有影响。要过上和他人或他国同等的生活水平，就要扩大产品供给。但是，在资源稀缺和技术非连续创新的条件下，一旦产出达到一定水平，生产产品的边际成本就会上升，由此决定了高昂的产品价格，而这是低收入国家所不能负担的。即使一些国家生产产品的边际成本更低，也会由于高昂的初始成本而无法涉足这些行业。结果，少数国家产品供给充足，丰衣足食，而多数国家产品供给不足，人们无力过上与发达国家同等的生活水平，甚至处于饥饿境地。由于此，马尔库塞认为这种生产是一种破坏性繁荣，消费是一种压抑性消费，即完全局限于物质占有及享受，而忽视了大脑的自由和精神的解放。

目前，数字经济发展正在打破工业革命以来形成的破坏性生产和压抑性消费，而在重塑一种新的经济形态。一是无形数字产品超越了物质产品的有限供给约束。数字产品包括有形数字产品和无形数字产品，前者是基于数字技术的产品，如MP3播放器、数码相机、数字电视机和数码摄像机等，其生产没有超越物质形态和现实空间，受边际成本递增规律约束；后者是指经过数字化或编码转换并通过网络载体进行传输、存贮、加工、交易和消费的商品或服务，如网页、数据和网络电话、文件分享、流音频、手机APP、短视频、网络游戏、虚拟现实、计算机软件等，其生产从现实空间转移到虚拟空间，从物质形态转变为虚拟形态，研发成功后的边际成本极低，可以实现无限供给。例如，爱立信移动市场报告显示，2021年第一季度全球移动网络数据流量每月为66EB，2022年第四季度至2023年第一季度，移动网络数据流量的环比增长约为7%，每月全球移动网络数据流量达到约126EB，这意味着移动网络流量在短短两年内几乎翻了一番。

二是消费的非竞争性。和物质产品一样，无形数字产品“使我们快乐，它给我们一种不能留在将来享受或不能用以交换别的娱乐的快乐。”因此，无形数字产品也具有使用价值，能够满足人们的某种需求。但是，与大多数物质产品不同，无形数字产品具有非竞争性特征，即某人或某国对某种数字产品的消费不会减少他人或他国对该物品的消费。也就是说，发达国家的数字产品消费增长并不减少发展中国家的消费增长，从而丰富和优化了发展中国家的消费结构，缓解了物质产品生产结构下的消费短缺和生活水平两极化问题。

三是数字经济缓解了传统经济的资源约束。主要体现在三方面：第一，在一定范围内，数据是无限供给，或者增长极快，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特征，突破了土地、矿产资源等的有限供给及其垄断性。第二，在数字产品生产中，生产工具和设备具有模拟人的思维和计算处理的能力，一些生产过程由计算机自动完成，由此缓解劳动力资源有限约束。第三，数字化提高了企业的信息采集和市场分析能力，有助于优化产品个性化订制、库存周期控制和资金统筹配置等，从而降低资源消耗和无谓损失。

四是生产和消费的同步性。无形数字产品的生产具有以下特点：在一定范围内，劳动者在生产使用价值和创造价值的同时，也在消费数字产品。以短视频为例，当用户花费时间浏览短视频时，他们实际上隐性地参与了劳动过程和价值创造过程，或者为平台提供数据，或者直接创作视频，由此拓宽了生产者外延。这种拓展让发展中国家的劳动者享有了与发达国家的劳动者同等的创作或劳动机会，从而超越了工业生产结构下的全球劳动力分割及其要素收益分化问题。

（三）共同富裕的示范效应

与全球经济增长和南北差距扩大并存现象形成鲜明对比，中国实现了经济增长与共同富裕的兼容。如图6所示，1990—2022年中国GDP年均增长率高达8.91%，而收入差距没有出现剩余价值理论预期的那种急剧扩大，如基尼系数从2003年的0.479下降至2021年的0.466，绝对贫困人口更是大幅度下降。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按每天1.90美元衡量（2011PPP），1990年中国贫困人口比例高达72%，远高于全球贫困人口比例37.9%，而2019年仅剩0.1%，远低于全球的9%。2020年中国完成了消除绝对贫困的艰巨任务。

图6 1990—2022年中国的GDP增长率和基尼系数

数据来源：wind。

共同富裕成就是一系列制度安排的自然结果。一是公有制及其国有企业的发展，奠定了按劳分配的制度基础，确保了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较高比重。二是政府的反垄断行为和反不正当竞争行为，以及破除地方保护和行政性垄断，有效抑制了垄断行为引起的收入分化问题。三是比较健全的税收、社会保障和转移支付制度，增加了低收入者收入，扩大了中等收入群体。四是对困难群众的兜底政策，消除了绝对贫困。五是不断完善的财富积累机制，特别是对过高收入者的有意识调解，遏制了财富分配的极端不平等。

就像工业革命以来不平等的国际分工和贸易格局是由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制度安排所塑造的那样，中国的制度安排将塑造一个更加平等的国际分工和贸易格局。一是历史的和跨国的鲜明对比，鼓励发展中国家借鉴和学习中国经验，并在它们的制度框架内进行力所能及的改革，从而夯实经济增长和共同富裕的制度基础。二是这些制度与企业文化融为一体，构成中国企业的独特品质。当它们“走出去”时，将以不同于资本主义企业的行事方式处理劳资关系，重视劳动者利益。三是在对外政策方面，中国政府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投资和贸易优惠政策，如低息贷款或债务免除、关税优惠和各项援助等。四是中国政府向来奉行平等协商、合作共赢的原则，具体措施包括共建合作共赢机制或组织，如“一带一路”倡议、丝路基金、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等。如萨伊所说，“共同利益感则可发展国与国之间的友谊，推广国与国之间的往来并导致永恒的繁荣。”

理论上，从国际形势不稳定性不确定性及其经济全球化发展赤字现状出发，发现国家层面的劳动生产率差异就足以造成发展赤字，而垄断、劳动异质、要素市场不完善、资源闲置、规模报酬递增和贸易壁垒等市场失灵进一步放大了发展赤字，从而削弱了长期以来市场和资源“两头在外”发展格局的竞争力和发展力。对此，突破困境的关键是扩大市场规模，而在国际市场饱和且外生的条件下，唯有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才能拓展市场边界。

现实中，中国具备了畅通经济双循环的生产力基础。一是建立在矿石燃料和物质产品生产基础上的、由产品生命周期衍生出来的传统产业跨地区和跨国转移，促进了东部与中西部之间的国内大循环，以及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国际循环；二是建立在新能源和数字经济发展基础之上、由科技创新及其技术差距衍生出来的新型产业促进了国内大循环，以及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国际循环。因此，在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之际，构建新发展格局不仅是贯彻新发展理念、稳定中国经济的重大举措，也是拉动全球经济增长、超越发展赤字的重要力量。

据此提出三点建议。第一，构建新发展格局不仅要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如推动产业有序转移、引导企业并购重组、重塑产业链供应链、推动绿色发展和加快基础设施建设等，而且要推进体制机制改革，如消除地区投资和贸易壁垒、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和规范财富积累机制等，从而纠正市场失灵，激活市场活力，扩大市场边界。第二，在传统产业比较优势减弱因而增长下行和新质生产力竞争优势尚未成型因而增长活力不足叠加的条件下，政府要通过补贴政策、税收减免、低息贷款等方式，尽可能延缓传统产业跨国转移进程；同时要大力扶持和培育新质生产力，防止产业“空心化”引起经济断崖式下降。第三，构建新发展格局伴随着中国的思想、文化和制度的传播及推广，而这不可避免地会引起一些既得利益者的抵触，并制造一些前所未有的挑战和风险。对此，要有充分的战略预判，在思想认识、应对策略、人力保障和物质支撑等方面做好万全之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