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乡两栖：返乡青年的生产生活实践及其形成基础——基于中部地区B镇的调研
2024-08-21   来源：任亮亮   

（一）问题的提出

农业农村部数据显示，2016年至2022年，中国每年返乡入乡人才数量持续上升，2022年底，全国返乡入乡创业人员数量累计达1220万人，预计2025年有望达1500万人以上。“乡村回流”的势头正在显现。针对青年回流、返乡就业社会转型现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做好2023年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重点工作的意见》提出“允许符合一定条件的返乡回乡下乡就业创业人员在原籍地或就业创业地落户”，“实施乡村振兴巾帼行动、青年人才开发行动。”研究发现，青年群体返乡就业创业、生活居住的地点不局限于乡村，不是将生产生活落地于乡村社会，而是在县域范围内展开生产生活实践。本文所指的“城”是县城，“乡”包括乡镇和乡村，城乡两栖是指这一群体在县城和乡村的家多次往返、流动。

返乡青年也是返县青年，县域范围内返乡青年主要为新生代农民工、小镇青年、农村大学生和城归青年。对于乡村来说，城乡两栖青年是农村发展的内生主体，他们回乡后在村集体引领、自发带动和自组织影响下广泛参与村庄产业兴旺发展和公共服务提升，在促进现代农业、重塑乡村社会秩序和提升治理效能方面发挥作用  ，作为中坚阶层将村庄盘活，既是参与者、担当者，也是受益者  。有学者从村庄本位提出，即便是人口流出的空心村，在青年城乡两栖的生活状态下，村庄也仅仅是一种季节性的房屋空置，青年群体作为兼业农民和兼业市民，空心村和县域城市是这些两栖人生活场所或生活环境的内在部分。  

对于县域而言，农村青年群体本身就是县域买房的主体，因为县域就业机会结构的问题，他们难以在县域安居乐业从而流出。  人口红利转向、城市消费转型与乡村建设累积效应等成为青年农民返乡创业的宏观社会性条件。  县域的经济机会空间释放出来，要素在城乡间配置活跃，城乡分工与融合增强，乡村在分化的同时也迈向业态、产业、功能多样化。返乡青年群体回乡创业、就业的同时，由于交通、通讯革命的发展，从家庭视角来看，城乡的家以代际分工协作的方式实现半工伴读、半工半商、亦工亦农等，生成了一种“工农兼业”“城乡两居”的生计生活方式。在县域范围内经历乡城迁移，人们依然可以维持原有的熟人网络，保留社会和文化意义上的“根”。县域的优势是在经济、文化、社会交往、价值观等方面尽可能缓和现代化和城市化对社会和个人的冲击和震荡。同时也存在着发展空间不足、缺乏社会保障以及城乡户籍人口之间产生心理隔阂问题。

有学者指出，中西部地区的城乡两栖式的县域城镇化具有消耗性、过渡性、符号象征性等特征，它仍然是一种半城市化。城乡融合应该是城乡要素的交互，是城市资源下乡和乡村人财物进城的同步发生，因为缺少人作为载体，在农民尤其是青年农民普遍有城镇化诉求的情况下，城市在资金、土地、人才等要素配置方面具有天然的“虹吸效应”和“极化效应”，与城市对乡村的“输出效应”呈现的巨大鸿沟将进一步扩大，城乡之间的双向流动仍然难以发生。16城乡两栖青年群体的规模性生成仍然有不少壁垒。从发展视角来看，他们一方面居住在城镇，享受城镇化的便利，另一方面居住在农村，在农村获得发展机会。也就是说，这一群体撑开了农村的地理边界，通过个体的流动带来了城乡的融合。他们在生活、就业、交往和文化观念上，契合国家乡村振兴发展战略关于城乡融合和产业融合之理念。从问题视角来看，青年群体又面临身在远方与心怀故乡、社会融入与孤独内卷以及消费旺盛与消费不足等多方面矛盾，突出表现为参与乡村振兴的理想偏差，容易变得游民化。

总体来看，既有研究对返乡青年回乡的生产生活有充分的讨论。然而，对城乡两栖这种回乡青年群体的县域流动关注不多，有观点认为青年群体享受一种慢生活的同时对促进新型中国城镇化与乡村产业振兴转型的良好有机结合发挥作用。

事实上，城乡两栖并不是新近发生的现象，大量的研究讨论立足于农村外流青年，这种城乡两栖是指农民外出务工享受城市福利的同时保留农村的土地和房屋。本文所讨论的城乡两栖，是指返乡青年将在农村土地种植、规模养殖、在村工作作为经济机会，在农村、乡镇地区寻求发展的同时居住在县城。与外出青年的生产生活相比，这是一种倒置。返乡何以不归乡，离土为何又入乡，这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重大问题。农民向外迁移过程中的城乡两栖实践与返乡青年主动选择城乡两栖的原因既有相同，也有不同。本文的研究即立足于此，瞄准返乡的城乡两栖青年群体，重点关注返乡青年何以生成了两栖式的生产生活实践，是什么样的结构在与之耦合。

（二）结构—行动：一个分析框架

城乡两栖的实践既是返乡青年主体能动的自我行动，也离不开制度、文化、资源等外在结构的支持。本文尝试借鉴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提出“结构—行动”的分析框架。在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中结构是“作为社会系统特征而得到组织的规则与资源”，行动是指“连绵不断的行为流”。一方面结构是行动的中介，对行动具有使动性和制约性，另一方面行动对于结构也具有调节或重塑作用。

结构为个体的能动提供了行动空间，个体微观的能动性要求是内在的动力机制。从结构的视角来看，城乡融合视野下，乡村社会的土地规模化发展、治理行政化趋势和市场产业链下沉延伸作为一种结构为返乡青年进入提供了创业就业机会。城乡教育资源的不均衡发展、婚姻梯度匹配结构的市场化发展、公共服务和基础建设的城乡差异作为外在引力吸引青年进入县城生活。从行动的视角来看，个体能动视野下，选择归乡创业发展既是个体价值所在，也是理性考量。教育观念的转变，享受更完善的公共服务等都作用于个体作出既要在乡村谋发展，也要进城享受生活的决策。从发展来看，城乡两栖的产生符合当前县乡非均衡性特征的实际需要，也必然随着城乡融合发展和乡村振兴的到来而成为历史性产物（图1）。

B镇地处江汉平原，为工农结合型乡镇，下辖20个行政村与3个社区，户籍人口约2万人。该镇距离县城30公里，地处全国水果主产区之一，有水果加工企业和食品加工企业为主的工业园区，可吸纳就业5000余人。之前，各村青年外出就业是主要趋势。近几年，各村都有年轻人陆续回乡就业、创业谋发展。根据统计约有四五十人回乡从事村干部、经商、规模养殖和种植。对他们逐一了解之后，为保证研究的代表性和科学性，根据受访对象回乡后从事职业的不同，分职业类型共选取其中10名具有代表性的青年做了深入的访谈。

（一）返乡青年类型

1.外出经商群体的返乡

原外出经商青年群体返乡后从事县乡商业服务和担任村干部。农民外出经商会遭遇技术和成本瓶颈，经商主要集中在劳动密集型和低成本行业。收入往往与打工经济持平，但是在城市生活中的“做中学”获得了学校教育无法提供的就业技术、沟通技能和社会性知识，为返乡创业提供了主体性条件。在返乡后，他们相比于本地的经商群体或者其他返乡农民，更善于捕捉经商机会和渠道，多数仍然会继续经商。也不乏经商者在锻炼了社会交往能力，积累了经济资本和社会资本后转型到村庄担任村干部。

案例1：白某，34岁，中专毕业后一直在广东从事服装行业工作，2014年与妻子共同创办一个加工企业，每年收入达25万元。2020年，在村干部的动员下回村担任后备干部，2021年通过选举担任村支部书记。他回乡后维持与销售链条的联系，在镇上开了一个小的加工厂，由妻子管理。

案例2：李某，36岁，26岁起在东部地区的大型水果批发市场工作，先后担任销售员和副店长，对水果经销的环节比较清楚。2020年回村承包了80亩地种植阳光玫瑰、奶油草莓等水果。同时，妻子在县里自家住宅小区附近经营了一个小的水果销售和批发店。目前，全县的奶油草莓都由他和另外一个亲戚作为供货方。

案例3：张某，34岁，23岁跟着同学去深圳进厂打工，后跟着叔叔在深圳做水果批发生意，27岁结婚，结婚后跟着父亲在镇上做水果收购加工生意。当前，不同镇主产的水果不同，成熟的季节不同，他按照季节在县域范围内的各个镇租了民房用于收购。妻子在县城居住，全职在家带娃。

案例4：高某，36岁，退役后与战友在省城经营烧烤摊近10年，2021年考虑到老人多病需要伺候，就在家承包了百余亩面积的荒山，盖了养鸡场，目前父子二人在家养鸡。市里买了房，准备将其作为婚房。

2.外出求学毕业群体

这一群体有知识，擅长撰写文字材料和能熟练使用办公软件，向往体制内工作，更愿意担任村两委成员或者后备聘用干部。一方面以在村工作作为长期发展路径目标，另一方面也将其作为过渡性工作安排继续考取体制内工作。

案例5：刘某，25岁，未婚，大专毕业后在省城文印店做打印设计工作，月薪3500元。2021年，以聘用干部的方式到村委上班，担任书记助理，被当作村后备干部培养。

案例6：高某，26岁，未婚，大学毕业后在一家公司做文员，2021年回到村里以边工作边备考公务员的方式参加村委工作。考公务员两次均失败，目前仍以在村工作为过渡，继续考试。

案例7：钱某，34岁，大学毕业后在科技公司从事技术员工作，2019年，公司倒闭，也正逢村庄换届选举，村里书记上门动员，因此他回来村里担任书记助理，去年正式担任村书记兼主任。妻子也随同返乡，她在县城住宅小区附近开了一家美甲店。

3.宝妈群体

宝妈群体包括因生育而回村接受父母照料的年轻宝妈和因为子女教育回县城长期带娃的“陪读妈妈”。过去，这一群体是阶段性在乡生活，回乡让父母帮忙带娃，等到一定时候，她们就继续外出务工。如今，随着教育观念转型，陪读妈妈成为一种现象。她们会在陪读的同时选择在附近务工，生成了“半工伴读”的生计模式。也有一些人接受了高学历教育，会选择进入村委或者镇上的公司担任文员。

案例8：李某，28岁，县城有房，结婚后和丈夫在深圳务工，因生育原因回村里居住。如今小孩1岁半，白天由婆婆照顾，自己则在村委作为聘用干部上班。自己估计将来还要陪读，可能要一直在老家工作到小孩上大学后再出去。

案例9：刘某，38岁，县城有房，在乡镇和县城陪读6年，之前和丈夫在武汉打工，因为小孩学习成绩一直下降，自己辞了工作回县陪读。现在自己白天在乡镇的工厂上班，晚上到县城陪孩子写作业。丈夫一同回乡，在村承包了400亩土地，种植白菜为主。刘某本人农闲务工，农忙时帮助丈夫一起务农。

案例10：司某，34岁，之前在湖南某快递公司做文员，因为生育原因回到娘家让母亲伺候自己坐月子。后来通过考试在镇上的政务中心做了临聘人员。考虑到要生二胎，还要陪读，就不打算再出去了。她将丈夫也带过来，在县城买了房，丈夫开了一个菜鸟驿站。

（二）返乡特征

从返乡青年群体的共性特征来看，经商和学生群体普遍有高阅历和高学历特征，属于农村青年中的精英群体，他们返乡之后对在乡村发展有长远和稳定的预期。宝妈群体则是生计和生育策略下的阶段性返乡，但随着陪读时代到来和劳动密集型行业的下沉，宝妈群体返乡的时间也在延长。

1.节点性返乡

从该镇青年的返乡时间来看，存在一定的节点性特征。生命周期理论认为不同人生阶段如求学、结婚、生子、教育、养老等重要的生命节点期，个人生活目标、生活预期、心理定位是不同的。返乡青年作出回乡发展的决策也多数是在节点性时期下定决心的。例如，大学毕业在城市就业不顺利，回乡就业成为一种可替代的选择。以家庭化为契机，个体会在家庭绵延、血缘传承、重新嵌入亲属体系等过程中实现消费化生活向集约型过日子生活的转型。结婚后迫于婚姻挤压和保卫家庭压力，夫妻共进退成为新生代农民工的生计考量基本原则，返乡生活的压力更小。生孩子之后的陪伴、陪读等作为节点是科学育儿和精细化培养子女观念的重要考量内容。随着父母的逐渐老化，回乡实现自身发展的同时可以兼顾照料父辈，也成为他们重要的返乡原因。除了个人生命历程的重要时间节点，村庄与社会发展的重要时间节点也会带来青年返乡的高峰期。如村庄自治组织临近换届，村委会有意识地鼓励和号召一部分年轻人回来参与竞选，带动集体发展。或者村庄土地规模化整治对规模经营者有需求，乡镇有相关企业落地产生了配套性的市场服务延伸的机会，一部分年轻人也会返乡。

2.发展性返乡

从返乡青年回乡意愿和实践来看，回乡之后的生产生活、就业收入等相较于在外发展，都呈现出有过之而无不及的特征。一是从家庭工作相分离到家庭工作两兼顾。返乡前的青年群体多数是个体化或者以年轻子代为核心的家庭外移，父代与子代家庭有经济上的合力，同时父代还要在农村种地、照料留守孙代面临城乡分离问题。回乡后，农村青年可以实现对下教育和对上照料的兼顾，实现家庭的完整。二是收入单一到多元化的发展。外出务工收入是通过劳动力换取的，经商存在准入和发展的壁垒，主要是小本经营的小店铺，收入并不高，还面临房租水电和生活开支的压力，基本没有结余。回乡之后，这一群体继续务工、务农、经商等，竭尽所能捕捉本地区的获利机会，收入来源多元化。三是价值重建的发展。在外青年面对融不进的城市与回不去的乡村，面临文化上、心理上的双重脱嵌，容易陷入内卷和内耗的生活状态。回乡之后，推动家庭发展和乡村社会发展的价值感自然产生，会有心理上、文化上、社会上的多重意义满足。

无利可图的情况下没有人愿意回来，回来至少要比城市挣得多，这是最基本的条件。所以，回来的人能够待得住，是因为回乡之后的发展并不差。其中，当村干部挣钱不多，但是能顾家，也能体现价值。剩下的搞规模养殖和种植甚至经商的，都是挣钱比较多的。反过来说，即便挣钱一般，在县城范围内花钱的地方也少，综合算下来还是有性价比的。（访谈资料 20230708）

3.县乡流动 

总体来看，返乡青年在县城或者市里买了房子，对城镇化有预期。但是回乡之后并没有稳定地定居在城镇或者乡村，不存在因为农民或者市民身份而在生产生活场域低度流动的锁定，而是呈现出一种高度流动、多频次城乡往返的特征，表现为县乡生产生活的两栖性。一是工作与生活的城乡分离，一部分青年人如村干部、规模种植者白天在村里处理相关事宜，晚上下班后驱车到县城的家里居住，村庄成为打卡上班的场域。也有一部分人是周一到周五在村里居住，周六日进城生活。二是生产环节的城乡流动，一部分青年回乡规模种植和养殖，从事生产端经营的同时也会拓宽销售链条，自己在城市经营水果店、零售店或者与县级批发市场建立联系，向上拓宽销售渠道，避免生产售卖过多中间环节的他者分利。所以，他们自己驱车将农产品和养殖物送到县城销售的情况比较多见，这就意味着县乡之间的资源在高度交互。

我们村回来的几个年轻人都是在城市有房的，对他们而言，在村里就是挣钱的地方，不论是种地、养殖、经商还是当村干部，都是工作的一种方式。天天住在村里，年轻人是不习惯的。所以，不少人是白天在村，晚上回城市。有些种植和养殖的，都是父母在帮忙，他们在需要时回来，平时在县城还要做别的。（访谈资料 20230706）

（一）城乡关系渐趋融合结构下的乡村就业

1.土地规模化发展与青年职业农民形成

随着人口外流的加剧，村庄空心化日益严重，作为种植主体的青壮年流失导致谁来种地成为一个问题，这对家户经营的土地种植形成挑战。以解决土地平整和细碎化问题为目标，地方性自发的土地流转和政府大力推动高标准农田整治，共同推动土地种植的规模化发展。现代农业的发展对传统家庭承包、分散种植的农民造成冲击。技术更新迭代的农机设备使用和先进的生产管理应用作为保障规模化种田有利可图的必备要素，其存在的风险和较高的成本投入对传统的中老年农民来说形成了准入挑战。这种情况下，规模化的土地经营发展为青年职业农民的形成创设了发展空间。返乡群体中的经商人士或者大学生学习能力强，其对于经营、管理和销售的适应速度快，也愿意从事农业种植。

B镇经过高标准农田整治的上万亩土地主要由在乡长期发展的青年农民、返乡青年和下乡资本在种植。作为返乡青年，他们一方面对于农业经营有长远的预期，家中的长辈可以较快地帮助他们熟悉种田规律；属于本乡人，在种植过程中的雇工监督不成问题；自购的农机也会给小农户提供社会化农机服务。另一方面，他们注重农业产业链和附加值的挖掘，以观光农业、休闲农业、有机农业，创办农产品加工厂、直接对接更高级的销售链条，保障农业种植的利润。他们从事农业种植，但又区别于传统的以种地为生的单一收入，而是多方路径发展农业种植的盈利空间。

2.治理行政化趋势与专职干部产生

区别于农业税费时期，基层自治面向更强。当前资源下乡，国家对基层的行政介入和服务提供以标准化、规范化的方式落地。随之而来的是基层村干部的职业化，他们失去了兼业种植土地和其他手段谋生的机会，被纳入基层财政供养人员序列中，成为专门从事基层治理的村干部，被要求在村庄的党群服务中心坐班打卡来完成自上而下的各类任务，基层治理呈现出行政化面向。行政化对材料、报表、现代化的信息技术设备的使用要求较高。如此一来，中老年村干部因为对电脑、手机等使用不熟练而面临“数字鸿沟”。地方政府有动力选拔更稳定、更契合治理目标的年轻村干部。如后备干部、聘用干部等制度的设立。由此，拥有现代化思维、熟悉信息技术设备、对类体制工作有向往的青年毕业学生群体和拥有较高文化、懂管理的经商群体与之构成了匹配。

B镇各村干部的配置呈现出中青结合，乡镇干部介绍说，考虑到村干部做群众工作需要丰富的经验，年轻人上手慢的原因，就在换届时保留了一部分老干部。调研发现，这部分老干部以主要干部或者聘用顾问的方式继续在村庄发挥作用。青年人则大量地以副职干部、聘用后备干部在村庄工作。由此也形成了分工，即老干部做群众工作，年轻干部处理到村的条线工作；老干部对下回应，年轻干部对上负责。

3.产业链向下延伸与经营获利发展

从宏观结构上来看，由于城镇化、市场化、全球化、信息化、工业化等一系列“化”力量的存在，县域社会的内外世界之间、城乡之间、产业之间、代际之间、亲缘业缘网络之间，原本相对静态的县域社会经历一轮社会重组。表现为县域全域性的生产要素的流动与整合。也就是说，县域社会成为信息、资源、物流等的集散地，既作为大城市的脚对外联结城市圈，又作为乡村的脑对内服务镇、村两级。资本规模性下乡推动了市场体系在村一级纵向到底的建构。这就使得地方性的资源和社会资本有利于转化为经济资本，令地方性的产品参与到更高和更多层次的市场销售体系中。一方面是农产品的对外倾销，例如在“粮头食尾”“农头工尾”延长农产品产业链。另一方面是县域社会内的服务行业的空间发展。长期在外发展的青年天然具有开拓市场的动力和为村庄做贡献的较高层次需求动机。回乡创业既有本土社会资源的帮助，又有在外构建的社会关系网络和经商知识，从而使他们回乡创业有了发展的空间。

B镇有水果、药材种植的区位条件，镇里有工业园区，也有四五千外来人口在此地务工，农产品的倾销、工业园区的采购中介、外来人口的日常生活需求产生的餐饮、商品服务需求，令青年回乡创业经商有较多的机会。从实践来看，小饭馆、商店、美甲店、中介所、农产品加工厂、物流站等多数都有返乡青年的身影，仅仅是农产品采购经销公司在镇上就有20多家。宏观来看，他们通过市场化的经营手段，推动了交易行为在县域范围内部和内外发生着多频次的交互。

（二）城乡资源不均衡结构下的进城生活

1.教育观念转变与在城陪读

近些年，国家与地方政府在教育资源投入中仍然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城乡失衡的问题，由此带来的结果是教育资源和受教育学生不断向县城集中。这一方面是政策上的教育规模化发展理念推动，另一方面是受教育学生的家庭在经济收入、教育观念和教育责任上都有所改善。越来越多的农民家庭意识到教育是阶层跃迁的重要通道，教育“天赋论”被“养成论”取代，乡村教育的公共性式微且被污名化，越来越多的家庭投入时间、精力和金钱让小孩接受更好的教育。由此带来县乡教育的进一步失衡。在实践中，一些地方将教育资源获取与房地产和户籍绑定，不少农民家庭在县城买房落户以参加教育竞争。或出于主动，或出于被动，教育城镇化的特征愈加明显。

对于返乡青年来说，他们本身就属于青年精英，在县城有房子，有让孩子接受优质教育的经济基础。一方面，他们接受了比较高的教育，在外务工经历中知道了教育的重要性，不接受优质教育会带来文化贫困的代际再生产。一名返乡青年说，“不接受好的教育，在外面进厂都永远只能在流水线干，做不了办公室文员，完全没有上升可能。”另一方面，他们回乡创业就业发展，属于县域或者乡镇范围内的中等收入或者高收入群体，通过家庭分工，相对有时间和精力专门陪读，有精细化育儿的经济和物质基础。一名返乡青年的妻子说：“挣再多的钱都不如把孩子教育好”，她家里丈夫经商务农赚钱，她自己在帮忙之余全部精力用于陪着孩子读书。

2.婚姻市场竞争与自发进城

打工经济兴起带来人口外流，随之带来青年群体择偶对象的范围扩大，直接表现为本地婚姻市场融入全国婚姻市场，并在发展中形成了以阶层分化为基础的婚姻梯度匹配。经济收入较低、发展前景渺茫的农村青年在婚姻市场接受着区域和城市的双重挤压，成婚难，保卫婚姻也成为问题。这种情况下，农村地区的婚姻因为稀缺的女性资源占据着婚姻市场的“主导权”，伴随着女性优势地位的确立出现“婚姻市场要价”。由此出现了农村地区的天价彩礼和婚备竞赛，一方面是越来越高的彩礼导致代际剥削、因婚致贫的问题出现，另一方面是婚备竞赛导致了早婚和婚姻易碎问题。农村青年的婚备竞赛和天价彩礼都以市场化的房子、车子和票子的方式考验家庭的支付能力。除此之外，结了婚，买得起房子，能不能住得下来也成为结婚考量的要素。即年轻人除了对物质性的房子和车子有需求外，更加注重情感的体验，不愿意做留守妇女的心理驱动下，在县城买房并且就业，不需要异地务工、背井离乡才是真正地能够在婚姻市场胜出的基础。

B镇的彩礼在十年间从三五万上涨到数十万，结婚必备从“农村有房，本人有车”发展到“县城有房、本人有车、收入越高越好”。由此，推动了农民家庭的县城购房潮，家里有适婚年纪的青年人除个别贫困家庭外几乎都在县城买了房子。有大量的青年农民一是没有结婚，二是结婚之后也因为县域内无法就业外出务工而令房屋闲置。作为返乡青年，他们多数是属于婚姻竞赛的胜利者，并不需要直面这一问题。

3.价值体验获取与在城发展

从社会运行和价值支撑的角度来看，城乡社会在文化价值方面存在显著的差异。城市作为陌生人社会的集合，更加强调个体行动与价值的自由，讲究平等互惠、公平竞争、注重规则、开放包容的价值观，有品质、有品位的生活方式特别是消费方式被其反复传习。乡村所在的乡土社会在农耕文明的思维惯性下，受传统文化中的血缘宗亲观念、“孝道大于天”及人情、面子、熟人社会关系的影响。“关系大于规则”“有关系好办事”的观念根深蒂固。作为外出务工的青年群体，80后、90后虽然没有在乡村生活的完整经历，但是也接受了乡土文化的熏陶，受到乡土社会价值的影响。同时，作为返乡青年，在返乡前他们长期居住在城市，习得了城市社会的规则，受到现代化的价值观影响。由此，在返回乡村时，城市和乡土社会的规则、文化将会在个体身上发生冲突，面临社会再融入的困境。突出表现为现代公共规则与传统人情关系的冲突、青年文化和消费分层且分化存在鄙视链、农村社会价值观走向多元但仍然由传统主导。县乡之间的分层即代表着城乡价值的冲突。返乡青年具有消费能力强、可支配时间多、行为趋势网络化等特征，必然更加愿意居住在县城，享受秩序化、消费化和个体式的现代生活。

B镇的乡村正在经历去乡土化的城镇化发展过程，返乡青年在乡村社会的难以融入困境以居住在县城为替代方式解决。一部分返乡青年反映说，他们更愿意将钱花费在积累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的社会交往、个人付费学习上。如在村担任聘用干部的毕业学生周末在县城付费自习室备考学习，他说在县城没有备考的压力。在村里，别人都认为他是在啃老。县城住着没有人会对自己指指点点。县域社会人员异质化、市场服务体系发达，完全可以满足返乡青年的城市化、个性化的多元生活价值体验需求。

（三）城乡融合发展中流动的个体与家庭

个体的流动与家庭的流动在县域社会内构成为一种交互，返乡青年在流动过程中实现了工作、养老反哺、育儿、家务等多重任务的兼顾，在流动过程中推动了家庭的稳定。一是流动的个体。从就业实践的身份属性来讲，返乡青年作为小店主、小老板、村干部、农场主，依然是农民身份，其创业生产或者就业发展主要在乡村和乡镇地区。从个体活动轨迹来看，他们突破了传统时期人附着在土地或者乡村内部的黏结关系，走向个体的流动。返乡而不长期在乡，依靠农业、商业而又没有脱离农民身份的属性。与此同时，在县城生活居住的他们又有市民化生活的一面，注重享受和体验，与传统农民的节俭、辛劳完全不同。生产在村或者县域范围内的个体流动，生活在村和县城，个体生产生活的分离带来了个体在城乡之间的穿梭。二是流动的家庭。农民可以相当便捷地、周期性地往返村庄于县城，家庭因此表现出在城乡之间“撑开”的实践形态。返乡青年在乡村就业创业，依托的是其父辈的家庭，在父辈的家中居住，利用父辈的家庭血缘关系和社会资本，此时回乡创业的青年是嵌入到农村的家庭之中的，因为有了农村的家，就获得了本地的关系网络，也自然就嵌入了农村社会中。同时，青年群体所在的核心家庭又普遍在县城买了房子，在县城完成日常生活的展开和子女的教育成长。在日常生活中，父代家庭经常到子代家庭帮助照看孙代，子代家庭亦经常在闲暇时间回到农村父代家庭居住，父代家庭面临重要事务时，子代家庭也可以很方便地前往农村帮助处理。所以，返乡青年群体生活和生产的家是扩大化的家庭，家庭作为一种结构支撑其城乡往返。家庭也在流动中实现情感的交换与生活的转向。

（一）家庭基础：家庭完整期待与代际分工协作

打工经济兴起以来，农村人口经历了单个劳动力外出、年轻的子代夫妻外出再到家庭化的劳动力迁移三个阶段。举家迁移越来越成为农民家庭外出务工的一种方式，此举正是农民家庭自发应对留守儿童养而难教、留守妇女婚姻易碎以及对留守老人孝而难养系列问题的实践。由此，举家迁移被视作家庭完整的满足情感、经济和伦理功能的社会行动。与家庭化迁移外出类似的，返乡青年在外务工也面临着类似的问题。在回乡有利可图的情况下，兼顾家庭的完整和情感的亲密是返乡青年的主要动力。

回乡后，子代与父代以及孙代组成“新三代家庭”，尤为强调家庭资源的“恩往下流”和父代伦理责任的持续延伸，以便依托代际合力来消解家庭扩大化再生产压力。返乡青年所在的家庭通过资源转移、权力让渡和价值依附的方式实现家庭总动员，从而以扩大化的家庭应对现代化和城镇化风险。从生计来看，返乡青年回乡后从事工作与农业农村相关，但是不完全将自身的劳动力投入到传统的农业和农村，而是兼具了商业经营。也就是说，青年群体在就业创业中普遍有亦工亦农亦商的多重身份实践，从而服从和服务于他们的城乡生产生活。调研发现，从实践来看，父辈继续务农积攒物质资源，也会将粮油蔬菜输送到县城子女的家中，甚至担负子女在农村家中的吃喝消费，降低了子女的货币支出；也会以兼职打工或者给子女所在经营行业中帮忙，共同降低经营成本，以及通过经验的传递降低风险；还有一部分老人则采取周一到周五到县城陪读接送孙子孙女上下学的方式参与到家庭分工，以便于子代专心创业就业。这些家庭普遍继续采取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半工半耕、半商半耕、半工半陪等多重生计模式。父辈始终作为家庭的劳动力补充到青年家庭的发展实践，作为一种资源被支配。有研究指出，代际合力源于现代性以婚姻为切口进入农民家庭内部，并将自身的发展主义与农民的传宗接代的人生任务相绑定，从而获得父代对子代扩大化的无怨无悔的支持。总体来看，返乡青年通过家庭内部的代际整合和分工来完成自己城乡两栖的实践。

（二）社会基础：乡村社会认同与县域一体化发展

费孝通指出，中国的乡土社会不同于西方的团体本位，而是遵循着一种差序格局的逻辑，即关系存在亲疏远近之分，以自己为中心向外推延形成了不同圈层，同时，乡土社会又是知根知底的，民众之间高度熟悉。青年群体返乡创业就业都存在着对既存村庄社会关系网络的融入与嵌入问题。就业和创业过程中可以通过本村的社会关系网络获得低成本实践的优势。因此，从能动嵌入来讲，乡村社会关系网络是资源而非负担。作为返乡青年，与外来资本和陌生人相比，其因为本村人的社会身份获得在乡农民群体的认可。对于在乡农民而言，返乡青年回乡后的规模种植为他们提供了雇工机会，完善的农机市场为他们提供社会化服务，经商销售过程中也可以因为本村人的身份搭便车以及“看着长大的孩子”在村里为他们办事服务，这些实在性的好处和便利都会强化本村农民对返乡青年的社会认同，从而有利于返乡青年在村庄的生产生活实践。如规模化种地过程中的农业雇工、水利设备修建占地、公共服务过程中的请村民配合等都因为村民的认同而获得相互理解和情感支持的认知基础，构建起来的村庄社会的互助系统有助于他们在乡土社会的人情规则中游刃有余。

从县域来看，县域经济是连接城市和乡镇，以及农民群众的重要结合部，县域经济发展呈现出劳动密集优势、产业转移优势和信息资源优势等特点，是城乡一体化经济。随着脱贫攻坚的完成，县域内部的乡村和乡镇基本完成了水、电、路、网、快递物流体系等基础设施的建设和完善，县域范围内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虽然存在城乡之间的非均衡化发展，但是从个体县域内流动来看，基础设施的完善和户籍身份上的福利解绑，农民进城变得便捷化，同时在城市落户安居也不存在限制。最偏僻的村庄也能接纳运输车辆的通行，这意味着返乡青年即便在县城居住，也不影响在乡村和乡镇以及县域范围内的生产生活实践。从B镇的调研来看，距离县城开车仅需15分钟，公共交通也延伸下乡，这意味着青年白天在村、晚上在城，创业在村、生活在城并不会增加生活成本。这些都将成为青年返乡的动力。

（三）政治基础：乡村振兴号召人才回归与组织政策鼓励

自党的十九大报告首次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到2017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强调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从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再到同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这一系列政策文件的出台全面谋划了新时代乡村振兴的顶层设计，为推动新时代乡村振兴战略的有效实施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人们普遍认识到，青年有担当，乡村振兴才更有希望。乡村振兴战略中应有青年身影，若没有青年，乡村振兴战略将失去很多活力。2019年共青团中央印发的《关于深入开展乡村振兴青春建功行动的意见》指出：“青年是乡村振兴的受益者，也是重要建设者。”其中，返乡青年正为乡村振兴注入青年智慧和青年力量，成为乡村振兴的一支重要力量。研究普遍认为，青年群体在产前、产中、产后的参与可以助推现代化的农业产业链形成，推动产业振兴。人才振兴中本土的返乡青年是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的“三农”工作队伍的内生主力。接受过高等教育、经历过市场淬炼的青年又是乡村文化传播的积极者，有利于文化振兴。青年群体对于农村的生态环境保护意识更强，也有能力实现美丽乡村到美丽经济的转变，促进乡村生态振兴。青年群体参与到村庄治理，由于更有管理知识和懂得国家政策，可以推动乡村组织振兴。

乡村振兴呼唤青年的同时，各地也在通过积极的政策出台来鼓励青年返乡。B镇建立在外乡村青年信息管理数据库，在统筹规划乡村人才总量供给与结构需求适配性的基础上，对在外青年的专业门类与擅长领域进行分类梳理，并据此建立长效的追踪服务机制与专项人才引进资金，为其制定个性化、精细化、规范化的配套政策。如返乡青年回乡创业手续可以简办和补办、土地申请协助从快从优；返乡青年到村创业发展不受户籍是否已迁出限制；返乡青年回乡创业就业可以旁听政府推动市场发展的相关工作会议；返乡青年担任主要村干部5年以上者可以参加专项人才招录考试。同时，B镇通过政策和经济激励的方式鼓励各村两委干部积极动员本村青年回乡发展。以社会动员、政策动员和情感动员的方式吸纳本土的青年返乡发展。从调研来看，B镇返乡的青年中有一部分人过去有返乡意愿，但存在户籍迁出无法回流的问题。如两名毕业学生到村担任村干部就没有受到户籍的限制，按照以往规则，他们已经非本村人，没有参选资格。有一部分人缺乏对创办小微企业的材料报备和证件申领经验，由乡镇干部协助实现了便捷化。

（一）结论

2023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指出，要“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畅通城乡要素流动”。返乡青年的城乡两栖实践与既存的城乡关系结构有关，乡村社会的土地规模化发展、治理行政化导向和市场体系向下延伸催生了生产在村的空间，教育观念转变、婚姻市场竞争和价值体验获取驱动了青年群体进城生活，由此推动了返乡青年城乡之间的高频流动。这种自发地穿梭于城乡之间，重新诠释县域内的时空构序，打破了“非城即乡”的二元悖论，展现出推动城乡融合发展的潜力，在时间和空间实现了城乡的一体化发展。

当然，城乡两栖的实践得益于家庭、社会和政治基础。家庭越来越成为农民家庭应对现代化转型的基本单位，通过家庭内部的资源整合和分工协作，虽然重塑了家庭内部的政治、生活、权力等支配关系，但城乡之间分分合合的“一家两制”的实践调适推动了家庭完整化应对城乡流动的能力。对于返乡青年而言，个体经历了家乡、大城市、县域的多时空流动，回到地方会有“水土不服”的问题，也有嵌入当地的“地方性知识”优势。个体在乡村内部激活既有的社会关系，并且根据自己的发展需要可以很快地再构建一套关系网络服务于自身发展，在生产之余，又可以生活在县城，满足自己个性化、多元化的需求，满足一定程度的“逃离世俗”想法。无论是家庭支持还是社会基础，都与当前国家大力推动的乡村振兴和城乡融合战略发展相关，随着时代的变化，乡村的战略地位需要继续保持，有研究指出乡村是保底线、兜底性的国家发展的压舱石。政策构建和市场发展构建起了青年返乡创业发展的友好空间，拉近了城乡之间的时空距离、心理距离和制度距离。

（二）讨论

青年返乡既关系着个体的成长发展，又承接着乡村振兴、精准扶贫等宏大的时代议题。当前，我国正在以县域为基本单元推进城乡融合发展，协同推进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战略，兼具城乡特质的“城乡两栖者”无疑成为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的重要人力资源。从实践来看，城乡两栖仍然属于返乡青年的自发实践，仍然是一种城乡不均衡发展格局下的调适应对行为。有学者指出：“乡村振兴的重点在于为多数缺少城市就业与收入机会的农民提供保底，为难以体面进城的进城农民工提供退路，而不是要通过政府投资来建设强富美的乡村，也不可能靠政府投资来建设出这样的强富美乡村。”言下之意，即乡村不能建设得和城市一样，这是客观要求。因此，从发展的角度来说，政府部门需要促进县城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向乡村延伸覆盖，建立健全一体化社会保障制度和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发展城乡教育综合体和县域医疗卫生共同体，并且适当地推动和引导市场服务体系下沉，以政府+市场来撬动城乡一体化空间的形成，为返乡青年的流动创设条件，依托返乡青年带动地方性的资源要素综合配置。从效能来看：城乡两栖的返乡青年推动乡村振兴，促进村落的终结与再生。人口向外流动加剧，一是村治主体流失，缺乏精英参与村民自治选举竞争；二是治理对象缺失，人口外流，村庄既存的经济与社会关联基础被破坏，村社共同体难以维系再生产；三是治理效果较差，空心化的村庄在公共层面都陷入无人可用的困境。村庄整体呈现为维持性治理特征。返乡青年带着技术、经验和资金回归到乡村创业就业，实现了村庄经济、政治、文化等多方面的再塑，村落的终结成为过去时。他们将现代的生活方式、技术和理念引入乡村，改善了村民的生活质量，也提升了乡村的整体风貌。有学者指出：“城乡、产业融合与一体化发展是当前我国乡村发展和振兴的主流趋势，这也是未来农村发展的一个大方向。”城乡两栖的返乡青年无疑是重要的力量。通过返乡青年在县乡两地的高频度流动，城乡之间的人财物进一步实现了双向的流动，伴随着市场体系的延伸和国家资源的落地，推动农田的规模化和科技化种植、乡村治理的规范化和标准化实施以及村庄保卫家庭完整基础上的价值伦理重构，兼具现代化和传统性的个体在自我调适的同时赋能乡村，返乡青年以自己的实践推动了乡村的现代化转型。

同时，城乡两栖的返乡青年推动城乡融合，促进人的城镇化的战略推进。改革开放以来，以户籍制度为代表的各项政策推动了城乡二元结构的诞生，我国的城乡二元从经济领域延伸至政治、社会、文化等领域，城市和农村代表着两套迥异的经济体系、制度体系和社会文化体系。学界对保护型城乡关系和剥削型城乡关系一直存在争论。随着人的城镇化战略的提出和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政府和学界越来越意识到乡村振兴是县域范围内的城乡一体化的发展。在城乡发展不均衡的当下，无论如何，青年返乡都不可能长期居住在村庄，他们居住在县城，就业在县乡村一体化的社会空间中，以“城乡两栖”的自发秩序突破政策建构秩序对地理空间的规限。推动了县域范围内人的流动和资源的交互环流。这意味着县域范围内个体的发展不再受到身份和户籍的限制，作为一种经济社会空间，允许多元的个体在其间自发地个性化发展。同时，县域逐渐在就业和创业发展中推动其内部市场体系的完善和公共服务水平的提高，越来越多的青年返乡实现了家庭完整的生产生活以及可进可退的城镇化，兼顾了家庭完整。贺雪峰指出：“将农民和农村深度卷入城市体系，农民失去农村这个基本保障与最后退路，农民发生分化，其中一部分落入贫困陷阱，成为无产者，容易极端化，成为革命者，中国现代化进程就会面临风险。”允许返乡青年的城乡两栖，正是尊重青年群体以农村土地、房屋和熟人社会作为退路保障的生产生活实践，为青年的弹性进城赋予一定的空间。在这个意义上，返乡青年城乡两栖式的生活为人的城镇化的战略实现提供了一个范本。即为个体城乡两栖式的生产生活破除壁垒，避免城镇化的发展对乡村的挤压，鼓励资源和人才到乡村发展，推动城乡共融，是城市支持乡村的具体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