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更支持带薪父母育儿假？——基于CGSS假期政策公众态度的实证研究
2024-08-21   来源：李志云 杨华磊   

育儿假期政策作为一种具有时间给付特征的福利工具，是应对家庭照料困境与职业发展危机等新社会风险的重要手段。在福利态度研究文献中，福利态度（welfare attitudes）有多种表述，被定义为人们对社会政策给予支持或不支持的一种主观倾向。据此，本文将假期政策的公众态度界定为公众是否支持设立假期及时长偏好、假期在父母间分配偏好、假期津贴的政府出资责任，并采用福利态度研究的三类理论视角（个体自利、价值观念、政策反馈）展开对我国公众假期政策态度的实证分析。

（一）个体自利机制

个体自利理论（Self-interest theory）是一种工具理性逻辑，认为个体的福利态度或者政策偏好与其所处社会分层结构的位置有关，当个体预期或者能够从社会政策中获益，则更可能理性地持有积极的支持态度。也就是说，公众福利态度是基于社会政策所框定的成本与收益做出的理性“反应”。在育儿假期政策情景下，与个体自利相关的因素主要有，性别、教育程度、就业状况、家庭收入阶层等，这些特征往往与儿童照料引发的家庭压力、职业中断风险有关。

相比男性而言，女性在劳动市场中处于劣势地位，也是家庭照料的主要承担者，若国家提供具有就业保护特征的育儿假期等福利项目，则有益于缓解女性职业发展与家庭照料的冲突，因而女性更支持假期政策以及更长的假期。然而，在妇女就业率较高且福利体系不充分的我国社会中，一方面就业权益保护制度不健全、性别歧视现象以及愈发加剧的母职惩罚效应，会导致职业女性对假期政策的“福利恐惧”，而且存在祖辈育儿支持的传统也会降低假期需要；另一方面在具有集体主义特征的传统“家”文化下，个体是否需要假期政策及理想时长可能取决于家庭整体利益而非个人利益，这意味着无论男性还是女性都希望设立假期政策以平衡工作家庭冲突。因此，在我国社会中是否设立假期以及理想时长上并不会出现基于群体利益的性别分化现象。

从就业状况看，相比兼职工作、未就业人群，全职工作者因家庭照料压力更大而更支持育儿假。然而，在“理想工人”的职场文化下，新手父母主动申请育儿假期可能招致领导与同事的“非议”，被认为不称职、缺乏职业忠诚度，这种“文化期待”更可能导致男性职工产生因私休假“羞耻感”或者“缺乏男子气概”，而且有研究表明育儿假期使用对男性工资、职业发展造成的“惩罚效应”要高于女性。因此，是否全职工作对育儿假期政策态度的影响可能存在性别差异，即全职工作对女性假期诉求有积极影响而对男性没有显著影响。进一步，我国社会中长期存在的祖辈育儿传统，可以从家庭内部获得儿童照料支持，加之担忧过长假期对职业的不利影响，因此全职工作群体并不会表现出对更长假期的偏好。在假期出资责任上，作为劳动力市场内部者（insiders），就业群体享受着诸如生育保险（由单位出资）等社会保险项目带来的安全感，因而相比就业市场的外部者（outsiders，失业者、未就业者）而言并不会呈现出对政府出资的明确偏好。但是，对于未全职就业群体中，处于劣势地位的女性相比男性而言可能更支持政府出资责任。

受教育程度对福利政策态度的影响较为复杂。一方面，从自利角度，高学历人群处于经济与社会的优势地位，同时也可能更为认同经济个人主义，因而可能反对国家提供假期福利；另一方面，高学历人群往往更能意识到结构性社会不平等，更倾向于持有社会民主价值观、更易认同包括性别平等的社会平等原则，也有更高的社会权利意识，因而对政府福利供给有更高的期待。然而，有研究表明中国社会中高学历人群反而更支持福利供给中的政府责任，不符合自利假设而与社会权利意识更为相关。此外，在儿童养育上高学历人群中“密集养育”认同也更高，因此高学历人群不仅支持设立更长的假期政策以满足养育需要，而且支持育儿照料的父职参与，也更支持政府出资补偿假期收入损失。

从家庭经济阶层认同上看，理论上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群体可以意识到福利供给以增加税收为代价，因而不支持福利政策，而社会地位较低的群体福利态度因受益而更为积极。然而，一些研究发现以客观收入水平划分阶层地位，并未发现中国公众福利态度有明显的阶层分化特征  ，相较而言，主观阶层地位感知是理解我国福利态度更为显著的变量，主观阶层感知越高对政府供给福利的态度越是消极，而阶层感知较低的群体则更为依赖国家提供的制度性支持  。因此，家庭经济阶层感知较高的人群，拥有更多的经济与社会资源，从而削弱其对设立假期的诉求，而家庭阶层感知较低的人群由于工作与收入不稳定，更需要来自家庭外的稳定收入支持，因而支持更长的带薪假期以及政府应提供假期津贴。因此，根据自利机制可以提出以下假说。

H1a：男女群体在假期时长、分配偏好与政府出资责任上无显著差异，但在未全职就业群体中女性相比男性更支持政府提供假期津贴

H1b：全职工作仅对女性的假期诉求有积极影响

H1c：教育程度越高，假期诉求、平等分配及政府出资认同越强

H1d：相比中产家庭阶层，高阶层感知群体不支持设立假期，低阶层感知群体需要更长的带薪假期，也更支持政府出资

（二）价值观念机制

价值观念理论（Ideational theory）认为人们的福利态度根植于关于个体、国家与其他福利供给主体间恰当关系的更为一般的价值体系，比如个体的政治立场、平等主义、社会权利等价值观念，可以为支持或反对福利政策与项目提供意识形态的正当性理由。本文主要从性别角色观念、社会权利意识以及孩子价值感知出发，探究假期政策公众态度的观念驱动机制。

首先，性别角色观念（gender role attitudes）是指有关男女应当遵从怎样的社会规范、角色分工、性别关系模式及其行为模式等的看法。由于育儿假期政策直接影响儿童照料安排，与性别分工密切关联，因而关于男女劳动分工的“制度化”预期，尤其是关于母亲就业的性别观念，是理解育儿假期政策态度的重要因素。基于发达国家的研究表明秉持性别平等主义认同的个体对公共托育、育儿假期等家庭政策有更为积极的态度。然而，过长的假期显然不利于女性就业发展，同时也会固化照料责任的性别化模式以及两性关系的不平等。因此，秉持性别平等态度的个体会支持设立假期政策以平衡工作与家庭压力，但并不会支持过长的假期。在假期分配偏好上，由于性别平等观念是推动家务与育儿照料分工平等化的重要因素  ，因此性别平等态度越高则越是支持假期在父母间平等化分配。然而，“男主外女主内”的文化期待根深蒂固，对个体尤其是男性认同和参与育儿照料构成文化束缚，因此性别观念的现代化对假期平等分配的积极影响在女性群体中更为显著。

其次，基于社会权利观的福利思想认为人们有要求政府提供可接受的经济福利和生活保障的社会权利，强调社会福利供给中的政府责任，以回应人们的生活需要，如养老抚幼等家庭事务中提供政策支持。  换言之，随着人口与家庭结构变迁，家庭抵御风险的能力逐渐弱化，社会权利意识的增强构成养老抚幼的“去家庭化”政策体系的价值基础，从而抵触家庭照料的传统安排及其性别化分工取向。经验检验上，对于西安市育龄人群的调查也发现，在儿童养育责任上支持“国家和社会也应承担儿童养育责任”对所有生育支持政策需求均有显著的积极影响。因此，养老抚幼等传统家庭事务中社会权利意识越强，则更倾向于要求政府设立足够长的假期并提供假期津贴以回应家庭照料风险，同时也反对传统育儿实践模式，对父亲假期权利有一定诉求。

最后，父母关于孩子的价值感知（value of children）是影响养育目标、行为及家庭互动的重要因素，从属性上划分为三类：经济价值（如养老保障、经济收入与社会地位）、成本负担（金钱、精力的投入）、内在价值（如喜悦等情感和心理效用）。这三类价值感知对假期政策态度可能产生不同的影响。感知子女价值在于为父母提供养老保障等经济回报，会更强调家庭在福利供给（如老人与儿童照料）中的主体责任，因此更倾向于认为育儿照料是家庭的“私事”，因而对育儿假期的需求不高。同样地，若父母感知生育子女对个体自由、职业发展而言是一种成本负担，则可能意识到育儿假期对自我实现与发展的不利影响，因而并不会表现出明确的政策态度，但高昂的成本感知导致其支持政府出资补偿假期收入损失。相反，生养子女的内在价值感知越强，“将看着子女成长视为人生乐趣”，更在乎亲子互动的过程，因而支持设立育儿假期，也更支持政府提供假期津贴以实现儿童社会投资的目标。因此，根据价值观念机制可以提出以下假说。

H2a：性别平等态度越强，越支持设立假期，更支持性别平等化分配，但是存在明显的性别差异

H2b：社会权利意识越强，设立假期与更长假期的诉求越高，不支持完全性别化分配，也更支持政府出资责任

H2c：抚养子女的内在价值感知越强，越支持设立假期，也更支持政府出资责任

（三）政策反馈机制

政策反馈理论（policy feedback theory）本质上是一种制度主义视角，认为福利体制是影响公民福利态度的重要情境性因素，也就是说不仅公众福利态度是福利体制和政策的决定因素，而且制度和政策也可以反过来塑造公众的福利态度。现有研究通常采用城乡户籍状态及相关公共政策作为制度性因素，考察不同制度经历对福利态度的反馈效应及其造成的社会分化现象。一方面，城乡间长期的制度性区隔及福利资源的不平等分配，城市由国家提供福利，而农村更多地依赖自给自足与集体筹资，使得相比农村居民而言城市居民更依赖国家提供的社会福利  ，因而对育儿假期有着更高的诉求，而且也更支持政府假期出资责任。另一方面，有研究指出参加“旧”福利项目（如养老保险、社会救助等）会影响公众对“新”福利项目的态度与偏好。  作为一种普惠福利项目，基本养老保险可以提高人们关于社会权利的意识，从而可能提高对“新”的育儿假期政策的支持度。因此，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的个体更为支持设立假期。因此，根据政策反馈机制可以提出以下假说。

H3a：相比农村居民，城镇居民更支持假期福利政策以及政府出资责任

H3b：相比未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的群体，参保群体更支持设立育儿假期

（一）数据与样本

本研究采用2012年度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该调查采用多阶段分层抽样设计，覆盖中国大陆地区所有省份，共收回有效问卷11765份，其中有随机抽取了5946位受访者回答了国际社会调查项目（ISSP）的带薪育儿假期政策模块，该数据资料是目前中国大陆地区唯一涉及带薪育儿假、假期时长、假期分配、假期津贴资金来源等公众意见的全国性调查资料。在删除有缺失值的样本后，共有5738个样本进入分析模型，其中男性2985个，占比52%，女性2753个，占比48%。

（二）变量说明

1.因变量

本研究基于调查问题构建了三个关于带薪父母假的被解释变量：假期时长偏好、假期分配偏好以及假期津贴中的政府出资偏好。

假期时长偏好。公众关于育儿假期的时长偏好度量来自调查中的“如果一对全职工作的夫妻刚生了小孩，其中一方准备离职一段时间来照顾小孩。您是否同意他/她带薪休假？若同意，则多少个月？”。从图1可以看出，公众关于带薪假期的理想的时长呈现非正态分布特征，因此本文将假期时长偏好划分为三类：不支持育儿假（理想假期时长0个月）占比21.5%，支持有限育儿假（1—6个月）占比44.6%、支持更长育儿假（7个月以上）占比33.9%。

数据来源：中国社会调查数据库（CGSS2012）。

假期分配偏好。针对支持设立带薪假期的受访者进一步询问“如果这对夫妻工作差不多，而且都能请到带薪假，他们应该怎么请假？”。根据受访者的回答，本文将假期在夫妻间的分配偏好划分为三类：完全性别化（妈妈休，爸爸不休）、部分性别化（妈妈休大部分时间，爸爸休一段时间）、性别平等化（爸爸妈妈各休一半），其中后两类偏好意味着支持父亲分享育儿假、承担一定父职责任。

假期出资偏好。调查问卷询问受访者“您认为带薪休假期间的工资应该由谁出?”，共有3类答案供选择：政府、用人单位、政府和用人单位分担。为刻画假期津贴中的政府责任偏好，本文将选择政府、政府和用人单位分担合并处理为支持政府至少有部分责任提供假期工资，赋值为1，而选择用人单位的赋值为0。

2.自变量

根据本文的理论框架，关于育儿假期政策的公众态度的影响因素主要包含三类：自利因素、价值观念因素与政策反馈因素。

个体自利因素。个体的社会经济特征通常被作为自利因素纳入分析，本文采用性别、工作特征（全职工作与否）、教育程度（初中组为参照）、主观家庭经济阶层（低、中、高）。

价值观念因素。一是性别平等观念的测度问题如下：“男人以事业为重，女人以家庭为重”“男性能力天生比女性强”“干得好不如嫁得好”“在经济不景气时应该先解雇女性员工”，问题选项为“完全同意、比较同意、无所谓同意不同意、比较不同意、完全不同意”，相应地赋值为1—5。上述问题围绕性别传统分工、能力禀赋、女性经济独立、就业权利等方面，突出强调性别平等这一核心内涵，且统计上具有较好的内部一致性（α值为0.627）。因此，本文采用均值得分表征个体的性别平等观念，数值越大表示平等观念越强。

二是社会权利意识的测度问题如下：“您认为学龄前儿童最主要应该由谁照顾？”“您认为，照顾学龄前儿童的费用最主要应该由谁出？”“如果老年人在日常生活中需要帮助，您认为最主要应该由谁提供这些帮助？”“您认为，为老人提供这些帮助的费用最主要应该由谁出？”，回答应当由政府承担责任的赋值为1，其他回答（家庭成员、雇主、非营利组织等）赋值为0。信度分析表明，四个问题具有较强的内部一致性（α值为0.631），因此采用均值得分表征受访者的社会权利意识，数值越大意味着在养育责任上社会权利意识越强。

三是孩子价值感知的测度问题：（1）“看着孩子长大是人生中最大的快乐”；（2）“有了孩子会大大影响父母的自由”；（3）“孩子对父母来说是一个经济负担”；（4）“有小孩会影响父母的工作和发展”；（5）“人有了小孩，社会地位会提高”；（6）“成年子女是老人的重要帮助来源”，回答选项有“非常不同意、比较不同意、无所谓同意不同意、同意、非常同意”分别赋值1—5。主成分因子分析表明可以提取两个公因子，其中（2）（3）（4）可以构成一个公共因子（α值为0.719），界定为孩子成本感知，以均值得分表征感知强度；（1）（5）（6）均涉及抚养子女的收益感知，构成另一个公共因子，但是内部一致性水平较低（α值为0.336），问题（1）在统计上与其他问题相关性较弱且概念上有明显区别，因此将问题（1）界定为内在价值感知，而将问题（5）和（6）界定为工具价值感知，数值越大表示关于孩子的成本或收益感知越强。

政策反馈因素包括是否非城镇户口、是否参加基础养老保险。

3.控制变量

除了核心自变量外，本文尽可能控制影响政策态度的其他变量，主要包括个体和家庭层面的特征。个体特征包括年龄、婚姻状况（已婚有配偶、离婚及丧偶赋值为1）、政治身份（党员为1）、民族（汉族为1）；家庭特征包括同住成人数量、子女数量、学前儿童数量。描述性统计结果与性别差异检验如表1所示。

（三）分析方法

针对假期时长偏好，本文采用多项式Logistic回归方法，以“有限假期偏好”作为参照组，实证分析不支持设立假期、支持更长假期的影响因素；进一步，以“部分性别化”作为参照组，分析假期分配偏好的影响因素；最后采用二元Logit回归方法分析假期出资偏好（是否支持政府出资）的影响因素。在进行实证分析前，本文对所有分析变量进行了多重共线性检验，方差膨胀因子（VIF）检验显示所有纳入回归的变量VIF值均远小于10，平均VIF值为1.62，表明本文研究结果没有多重共线性的风险。所有数据分析采用Stata 16软件。

（一）描述性统计结果

从表1可知，在假期时长偏好上，不设立育儿假（0个月）、有限育儿假（1—6个月）、更长育儿假（7个月以上）分别占比21.5%、44.6%、33.9%，整体上大多数民众支持带薪育儿假期政策，而且有1/3以上的民众支持更长的假期政策，这表明当代中国公众对设立带薪假期以平衡工作与家庭的需要有着较高的诉求。

在假期分配偏好上，我国公众整体上持有假期分配的传统性别化倾向，认同假期应主要由母亲使用，但也呈现出对假期中父职参与的诉求，完全性别化、部分性别化以及性别平等化分别占比54.3%、33%、12.7%。

在假期出资偏好上，我国公众仅有45.2%的人支持在假期津贴上政府有出资责任，说明在我国社会中育儿照料主要被视作家庭“私事”，这可能与儒家文化有别于西方个体主义，对个人权利的忽视，使得民众的福利供给主体偏好始终受到“家”的影响。

然而，结合表1的性别差异检验结果与图1理想假期时长分布可知，与发达国家研究明显不同的是，整体上在育儿假期政策偏好三个维度上，我国公众政策态度没有明显的性别差异，尚未形成基于性别群体利益的政策诉求。但是，性别差异不显著需要进一步控制其他变量加以检验。

（二）回归结果分析

1.假期时长偏好

表2第2、3列的多项式Logistic回归结果显示，个体自利机制上，一是在控制一系列变量的情况下，进一步证实男女群体的假期时长偏好无显著差异；二是相比低学历人群，大学本科以上的人群对假期政策有显著更高的诉求，相对于初中组别，大学组别支持设立更长假期的概率提升25.3%；三是全职工作对假期时长偏好的影响存在性别差异，全职工作对男性假期偏好没有显著影响，但是全职工作的女性更偏好设立假期政策，不过整体上就业人群并未呈现对更长假期的偏好；四是从家庭经济阶层认同看，相比中产阶层而言，家庭阶层感知高的人群不支持设立假期政策，而家庭经济阶层低的群体则表现出对更长带薪假期的强烈诉求。

价值观念机制上，其一，性别角色观念越倾向于现代平等，则越是支持设立一定期限的育儿假；其二，社会权利意识越强，更倾向于支持设立假期并支持更长的假期安排；其三，抚养孩子的内在价值感知越强，则越是支持设立假期政策，而工具价值与成本感知对假期时长偏好没有显著影响。

政策反馈机制上，一方面相比农村户口，拥有城市户口的个体倾向于支持更长的假期福利；另一方面相对于未参保群体，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的群体对设立假期福利项目持有更积极的态度。

控制变量中，在是否支持设立假期上，年龄越大越不支持设立假期，党员身份则更支持设立假期，这与已有关注生育配套政策支持度的实证结果一致。在是否支持更长假期上，年龄越大越支持更长假期，这可能源于育儿经历提高了需要更长假期的认识，而子女数量越多越不支持更长假期，这可能源于多子女家庭母亲就业率较低因而不需要假期。

2.假期分配偏好

表2第4、5列回归结果表明，一是以部分性别化（父职有限参与）为参照组，在控制一系列变量的基础上证实假期分配偏好不存在明显的性别差异，这可能源于中国社会整体上对男女传统分工的文化期待依然稳固；二是随着教育程度的提高，个体对于完全性别化分配的否定态度更强，比如相比初中群体而言拥有大学及以上学历的人群支持完全性别化分配的概率下降了31.7%，而且也呈现出更高的性别平等化分配偏好，但是统计上并不显著。

价值观念方面，影响假期分配偏好的主要观念力量源于性别观念的现代化，越认同在公共领域内上男女平等，越不支持完全性别化的分配方案，这一点主要体现在女性群体而对男性群体没有显著影响，但是不管男性还是女性的性别观念越倾向于现代平等，则越支持夫妻应当平等分配假期。

为进一步直观地刻画上述关系，基于假期分配偏好模型回归结果，在其他变量取均值的情况下，分性别绘制性别观念对三类分配方案预测概率的边际影响，如图2所示。可以看出，在是否支持完全性别化分配上，男女群体的性别观念的斜率有着明显的差异，女性群体随着现代平等观念的增强，越不支持完全性别化，而更支持部分性别化，而男性群体的性别观念几乎没有影响；但是，在性别平等化分配方案上，男女群体的性别观念对支持性别平等化的影响趋于一致，性别观念越为平等，则支持假期平等分配的概率越高。

数据来源：中国社会调查数据库（CGSS2012）。

此外，社会权利意识越强，越不支持家庭照料的传统性别秩序，因而呈现出对完全性别化分配的否定态度。政策反馈因素以及多数控制变量对假期分配偏好没有显著影响，但是年龄越大、结过婚的个体更支持完全性别化分配模式，这可能与结婚、生育等生命事件会强化个体的传统性别认同及劳动分工安排有关。

3.假期出资偏好

表2最后一列回归结果显示：一是在控制就业状况等变量的情况下，女性比男性更支持政府负担出资责任，这说明处于弱势地位、没有收入来源的女性更需要政府帮助；二是教育程度越高，越支持政府出资，这可能是一种社会权利意识的体现；三是相比中产阶层，感知家庭经济阶层较低的群体更需要政府出资的制度性支持。

在价值观念层面，一方面与理论预期相符，社会权利意识越强，则越主张政府应出资补偿假期收入损失；另一方面孩子价值感知因素中，更重视孩子的内在价值，则更为支持政府出资责任，同时抚养子女的成本感知越强，也更需要政府提供收入补偿，而且相对抚养子女的工具价值（成本与收益）而言，内在价值感知对假期政策态度的影响更大。

政策反馈因素上，相比农村居民，城市居民更偏好政府出资补偿假期收入损失。控制变量中，子女数量越多越主张政府提供假期收入支持，这可能与现代社会中生养子女的正外部性效应越发明显有关。

（一）研究结论

一项社会政策若要有效地实现政策目标，以公众福利政策态度为内核的社会认同达到合理程度是其基本要求，也是政策合法性的根基。本文基于CGSS2012年调查数据，采用个体自利、价值观念与政策反馈理论，从假期时长、假期分配以及假期出资责任三个维度对我国公众育儿假期政策态度展开实证研究，获得以下主要结论。

一方面，我国大多数公众支持设立带薪育儿假期，对带薪育儿假期有着普遍的诉求，但尚未形成关于育儿假期“父职参与”的普遍共识，大多数人认为假期应主要由母亲使用，此外我国公众对假期津贴的政府筹资责任支持度不高，显著低于欧洲发达国家，更接近于美国的情况。

另一方面，在福利态度的影响因素上，虽然个体自利、价值观念及政策反馈机制均对我国公众假期政策态度有一定的解释力，但是整体上看在育儿假期政策态度形成中“群体利益”成分不高，而更多地源于价值观念的驱动，特别是社会权利意识的增强。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一是与发达国家不同，我国社会尚未呈现基于群体利益的福利诉求现象，比如在假期时长、假期分配偏好上没有出现显著的性别分化现象，而且作为假期政策的受益者就业状况对假期政策态度的影响非常有限；二是在对假期时长、政府责任认同有积极影响的因素中，教育程度、社会权利意识影响最为显著，而且二者也是更长假期政策诉求的主要推动力量，其中教育程度本身也与社会权利意识紧密相关；三是在假期分配偏好上，支持女性就业权益的性别平等态度是推动假期父母共享、主张父职参与的最主要观念因素；四是相比成本与工具收益感知，抚养子女的内在价值感知是影响假期政策态度的更为显著因素。

因此，在家庭照料风险愈发严峻的情况下，随着高等教育的不断普及，民众主张福利诉求的社会权利意识、倡导平等主义的性别观念会逐步增强，加之生育观念中内在价值动机愈发突出，必将推升我国公众育儿假期福利需要与政府责任认同，因此未来应系统化地建构育儿假期政策体系，强化家庭组织的育儿照料功能，从而推动生育意愿与水平回升至合理水平。

（二）政策启示

目前我国各地政府出台的育儿假政策存在诸多不足，可能制约政策的有效落地。根据上述研究发现，本文提出以下几点政策建议。

第一，建立政府、企业与个人三方的假期成本合理分担机制，减轻企业落实假期的经济顾虑。当前假期政策成本分担机制不明确，“雇主责任制（生育保险缴费、视作正常出勤等规定）”会加剧就业市场性别歧视，甚至引发职业女性的“福利恐惧”，也会降低雇主批准假期的积极性。

第二，强化劳动者权益保护，营造生育友好型职场环境，消解主动休假的文化束缚。在雇主雇员不平等关系与“理想工人”文化规范约束下，当前育儿假期需父母主动申请并获得单位批准而非个人“法定权利”，将制约就业群体的假期诉求与积极性，造成“不想休、不敢休”的局面。

第三，融入性别平等理念，推动父母共享假期、共同育儿的新风尚。虽然各地政策规定夫妻共休假期，但对父职参与并未配套相应的激励措施，社会政策的父职建构功能缺失，从而无法有效缓解女性的双重压力，反而会固化育儿实践的传统性别化，如此倒逼“女性回家”既造成劳动力短缺时代的人力资本损失，也不是鼓励生育的有效途径。

（三）研究不足

本文的贡献在于从我国公众微观角度审视育儿假期政策的“民意”基础，进一步识别出转型社会中在催生假期福利诉求上价值观念机制的作用强于个体自利机制，随着性别观念的现代化、社会权利意识的增强、抚养子女的内在价值提升，人们不仅需要更长的带薪育儿假期，而且更加主张假期分配中的“父职参与”，这意味着当前育儿假期政策需要进一步的完善，实现与社会价值观念变化的适配，从而增强民众关于假期政策的正当性认同，有助于促进政策的落地执行与目标实现。

本文的不足之处在于所采用2012年度中国综合调查数据的时效性问题，但有以下两方面理由支持本文结论依然有助于理解当前我国公众假期政策态度。一方面，采用多轮跨期调查、跟踪数据的福利态度研究发现，公众关于福利政策（诸如健康、就业、养老金以及公共托育等家庭政策）及政府角色的态度与认知根植于一个社会的制度历史与文化传统，具有较高的跨期稳定性与路径依赖特征，而且受到短期重大事件冲击（如新冠疫情）的影响有限。另一方面，尽管近年来生育政策的持续放松，但并未改变一孩生育数量连年下降、多数家庭仅生育一个孩子的事实，这意味着当前家庭生育所面临的结构性约束（除了政策约束外）与生育政策放开前并无本质区别，一孩生育的萎缩与推迟及一孩生育养育体验较差是拉低生育水平的主要原因。最后，本文研究也提示，在日益严峻的“照料危机”  背景下，应尽快在全国范围内展开育儿假期等家庭政策的公众意见调查，关注和捕捉公众态度的历时变化，为设计和完善家庭政策提供学理与数据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