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兴家计划与生产动员——以华中抗日根据地为中心
2024-05-13   来源：侯艳兴   

如何提高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一直是中国共产党长期思考和亟待解决的重要难题。抗日战争时期，在根据地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中，为了激发农民的生产热忱，华中抗日根据地开展了制订兴家计划的工作。兴家计划是一种农民家庭生产计划，具体是指在中共干部的指导和帮助之下，农民以家庭为生产单位，把一定时限的农事制订出具体的计划，作为家庭生产的标准与目标，从而得以增加农民家庭产量，提高农民生活水平。目前学界对抗日根据地生产计划的研究较为薄弱，大多学者将之渗透在根据地农业生产与大生产运动的相关研究中，还有学者探讨了陕甘宁边区农户计划的目的、意义、偏向与技术路径，并以此揭示了党与乡村社会的冲突。本文以华中抗日根据地为研究区域，通过阐述兴家计划生成与演变的历史进程，围绕兴家计划的制订与开展、问题与不足、改进与提高以及成绩与意义的逻辑理路，分析中国共产党如何对农民进行生产动员，尝试把分散的小农经济组织化和计划化的。中国共产党帮助农民制订兴家计划，可以说是当代中国共产党精准扶助的重要历史渊源。因此，本文亦希望能为当代中国的乡村振兴提供参考借鉴与历史启示。

1943年10月，毛泽东在大生产运动中号召每个根据地实行按家计划。随后，各根据地响应党中央的号召，学习延安经验，结合地方实情，开始推行这项工作。中共推行按家计划的目的并非想多征公粮，而是在于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增加生产使农民摆脱贫困。职是之故，在华中抗日根据地，延安的“按家计划”“农户计划”被改称为“兴家计划”，其意不言而喻。

从1943年，华中各战略区陆续开始制订兴家计划。1943年11月，淮北区行政公署作出开展生产建设的决定，要求各地干部帮助群众制订兴家计划。12月，淮南区委把陕甘宁边区做农户计划的经验登在其党委机关报头版，以示参考。兴家计划制订的时间大多选在冬季或春季。冬季至惊蛰之前正值农闲时期，尤其是农历新年是中共开展群众运动的良好时机，也是帮助农民制订兴家计划以激发他们积极进行耕种准备的较佳时候。

在重大公共政策的实施过程中，当没有现成的经验可以参考时，中共一般选择某地进行试点，积累经验，成功之后，逐步推广。制订兴家计划，是一项全新的民生工作，淮北党开展工作的思路亦是循此逻辑：“在中心区先选择基点，抓住基点进行计划，由点到面的发展，以达到普遍计划。”令发即行，淮北根据地选择了中心区的泗南县半城区、罗岗乡等地作为试点；苏北抗日根据地的淮海区在涟水县的祠堂乡、泗沭四区进行试验。随后，各个地委选择一个县为基点，以此类推，一个县选择一个区，一个区选择一个乡，一个乡选择一个村展开，打开一点，带动全面。就此，兴家计划在华中抗日根据地徐徐展开。

兴家计划是根据地政府推行的一项重要工作，要办好此事，干部的重要性显而易见。干部是制订兴家计划的重要参与者和主导者，他们对兴家计划意义的认识是否到位关乎其制订过程中的积极性和实效性。这些干部包括了县、区和乡村各个层级。淮北抗日根据地要求各级政府工作干部都要参加“一个家的计划全部过程”。一般而言，县级及以上干部较为能够认识兴家计划的重要意义，也能自主开展制订兴家计划，而乡村基层干部对兴家计划的重要性认识相对不足，但是他们一旦理解了兴家计划的意义，行动起来后，会给群众带来较大的示范效应。

有鉴于此，一方面，上级党组织召开支部党员和积极分子会议，向基层干部说明兴家计划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淮北抗日根据地多次召开村干部会议，运用陕甘宁边区劳模吴满有和本地劳模吴子品的例子，着重说服如何制订生产计划，如何领导群众生产，这些会议目的在于让村干部了解为何以及如何制订兴家计划。另一方面，中共要求上级干部为下级干部打样。淮北区党委倡导各级干部可以采用“逐级带徒弟”办法，县带区、区带乡、乡带村，“边学边做”，从而在实践中积累领导经验。同时，根据地政府提醒各级干部要从“碰钉子，向钉子学习”之中，求得“比较正确的方式方法”。也就是说，各级干部还要在具体实践中探索更多推行兴家计划的办法。

如果说干部是主导者，那么农民就是制订兴家计划的主体和执行者，他们对兴家计划意义的认识是否到位决定了其制订的兴家计划的可靠性和可行性。在对农民宣传的过程中，中共反对训话、报告、讲演、官僚式的宣传动员，认为这种方式不能启发群众讨论的热烈情绪，反而令农民心生厌恶；中共主张采用“漫谈问讨”的方式，向农民解释清楚兴家计划是为他们谋打算，是给他们增加收入，使得他们生活过得更好。中共特别重视宣传的策略，强调宣传兴家计划要用“群众日常用语来深入的进行”。口号是中共常用的方法。口号简洁明了，生动形象，富有鼓动性而又贴近大众，在宣传中起到了很好的作用。例如“吃不穷，穿不穷，算计不到一世穷”“订计划要发财，全家老幼一齐来”。这些口号直抒胸臆，旨在唤起农民制订兴家计划的自觉意识。

除了宣传口号之外，干部还把宣传内容融入民歌之中。民歌朗朗上口，传唱范围很广。有的民歌有着劝谕味道：“吃不穷来穿不穷，不会打算一世穷；生产订出好计划，你的家业就兴隆。……”有些民歌有着讽刺色彩：“家穷子孙多，吃粥没奈何，爹娘打破锅，睡觉撕被窝，奈何，奈何，又奈何。千不怪，万不怪，只怪自己少主张，政府兴生产，我去摸鸟牌，活该，活该，真活该。兴家计划家家订，我家也要订一份。……”这种带有自我检讨意味的歌谣旨在对农村中赌徒、懒汉和二流子等游民进行生产动员，劝说他们制订兴家计划。

中共宣传兴家计划后，农民有可能还会半信半疑。这时候中共趁热打铁，要求党员必须先制订自家的计划。在制订计划时，干部应该毫不隐瞒地说出自家的一切经济状况。通过这种方式，从而影响群众也跟着、学着制订计划。之所以党员干部先订兴家计划，中共的逻辑理路是：一方面，村干部蒙受党的教育，应该理解党的工作任务；另一方面，他们对农村情况非常熟悉，大多没有脱离生产，制订兴家计划后，可以起到很好的示范作用。

干部们掌握基本精神和一般方法后，开始深入群众，全面开展制订兴家计划。在制订兴家计划的过程中，一些地方确实采用了先前所动员的制订方式。有的干部和积极分子先订兴家计划，然后群众自己制订。干部和积极分子在制订的时候，群众从旁参观。这种方法不仅可以让群众打消他们的疑虑，学习如何制订计划；还可以以点带动全面，影响该村及他村的农民。已定计划之家的男女老少，在村内村外，向左邻右舍，到亲戚朋友中进行广泛传播，造成制订兴家计划之热烈气氛，继而推动其他村庄农户跟着学、照样做。

家庭会议是兴家计划制订中必不可少的重要环节。因为兴家计划有利于家庭分工合作，有利于解决家庭矛盾。中共建议，在家庭会议中，家庭成员平等协商，“不论老幼男女都发言，讨论增加生产的具体办法”，然后合理分工，各尽其力，各履其责。除此之外，中共认为家庭不和对生产不利，因而积极干预农民“家务事”，改造家庭伦理。中共利用家庭会议，或宣传“家庭不和，只能喝汤，不能吃馍”；或宣传“同家无己财”，如果有人藏私房钱，则劝他归“公”。如果家长私吞，则“会影响别人懒惰”，也就是说，会导致家庭其他成员消极怠工；或宣传在家庭会议上制订一些积极措施，比如制订劳动纪律与奖励办法。这样不仅可以解决家庭矛盾，还可以提高全家生产的积极性。兴家计划内容，就是在家庭会议上酝酿和制订的。

至于兴家计划的具体内容，新四军民运科长赵则三主张可以包括主业、副业、社会活动和家庭分工等四个方面。当年参加制订兴家计划的老干部后来回忆说：兴家计划内容主要包括了怎样精耕细作，怎样积肥施肥，怎样解决劳力、牲畜、大农具不足的困难以及如何发展副业生产，搞好纺纱织布、养猪、种菜等等。各地的兴家计划形式可能各异，但内容大体相同。

兴家计划订好以后，通常写成两份，一份贴在农户的墙上或灶头，一份存至乡公所或农救会。为此，中共强调兴家计划不是制订之后则大功告成，还必须完成，否则是一纸具文；而要臻以实行和完成，必须进行检查和督促。具体谁来负责此项工作？中共建议可以是居民小组代表或农救小组成员进行日常的检查工作；也可以是推举出来生产检查评判员进行定期检查和督促各家执行自己计划的情形。可见，兴家计划的执行仍然是中共念兹在兹的重要一环。

总的来说，在中共的政策中，制订兴家计划有头有尾，有形式有内容，有步骤有方法，有组织有宣传。当然，在政策落地和实践过程之中，必定会遇到种种问题。

在华中抗日根据地，中共帮助农民制订兴家计划毕竟是第一次，中共干部与乡村民众在认识和实践中，难免会面临着种种主客观问题，因之而产生了一些不足。

从农民方面而论，政府在开展制订兴家计划过程中，一方面，是农民对兴家计划认识不足。有的农民以为县政府来“查家谱”；有的农民抱怨：“不知官家又出什么鬼呀！多收多捐！”他们认为制订兴家计划的目的是替新四军生产，生产越多，公粮出得越多。加上敌伪对此造谣说“兴家计划是盘查老百姓的‘底细’，底细盘清以后就会增加公粮”，彼等更提不起生产的积极性；还有的农民认为生产是自己的事：“自己会种地”，干部“何必多管”，况且“有的干部不懂生产”。这些认识导致了他们对政府制订兴家计划的号召刚开始表示冷淡。

另一方面，农民中普遍存在一些错误思想，这种思想是由于农业社会弊病与封建压迫所致。有的农民有着浓厚的保守及宿命论的观点，迷信穷是“命里注定”，是“命该如此”，再生产也不会过得好，只好“瞎子放驴随它去”；有的农民受封建势力宣传，秉持“将来必得共产”的消极思想；有的农民拥有“没有吃，政府必得想办法”的等待思想；有的农民具有“生产再好，天不帮忙也是白苦”的靠天吃饭的思想；还有的农民怀着依赖和讨巧心理，他们不想通过农业生产来改善和解决生活问题，而希望能借给他一笔钱财经营生意，他们相信“有了这笔钱做做生意，就能发财”。这种生意经实乃一种投机思想。

从干部方面来看，制订兴家计划是一项极为琐碎而又相当复杂的技术性工作，必须耐心细致，对干部的素养与能力要求较高。因此，中共干部在认识上与实践过程中产生了一些问题。其主要症结是由于干部认识不足、经验缺乏和技术缺位所致。展开而论，有的干部“不耐心宣传动员说服”；有的干部以为制订兴家计划和日常工作一样，可以拖下去；有的干部认为群众生产自流，“有计划无计划也是一般”；有的干部在策略上有问题，没有从帮助农民过日子的角度深入宣传。他们一到农民家里就开门见山，直接问长问短、收入支出，越问得详细农民越怀疑；还有的干部把制订兴家计划的时间与工作学习时间对立起来，认为“白天要办公，晚上要生产，抽空还要整风学习，哪来时间帮助农民制订兴家计划呢”。在此情况下，部分干部对兴家计划三心二意，应付了事。

缺乏生产知识、农业常识也是干部在制订兴家计划中遇到的问题，有可能还会闹出笑话。例如，有一个干部去一户农家制订计划，当订到副业生产时，他问：“你家今年增加一头猪吗？”户主回答：“同志，我家的老母猪明年能下一窝小猪，就不用再买了。”他说：“那你估计估计，小猪能下多少，我就替你订多少。”户主说：“同志，这叫我怎么估呢！他下多少，我就喂多少，这又何必订上呢！”说到这里，引起全家大笑，干部甚是尴尬。这里说明，干部不懂生产常识，结果“碰了钉子”。 

上述有关农民和干部存在的认识与实践问题，导致了在制订兴家计划过程中出现了一些不足之处。

其一，内容复杂，项目繁多。由于在制订兴家计划中，干部和农民都缺乏经验，致使有些地方在制订家庭生产计划时，内容过于复杂。举例言之，淮海区涟水县、泗沭县的兴家计划起初有序言，接着是目标、计划大纲、实施方法、资本来源、收资预算，最后是生产保证、家规，洋洋洒洒，足有数千言。这样的计划虽然体例完整，内容齐全，显然只适合个别家庭，超越了大多数农民的文化水平和政治觉悟。农民文化水平不高，大部分是文盲，干部助其订生产计划应该适合农民的认识和理解水平。可是，有些地方存在着以知识分子的水平代替农民的文化水准的现象。家庭生产计划内容太多，使用了五六张纸，以农民的能力，不要说去执行，就连记都记不住。内容复杂了，项目必然繁多。项目之所以繁多，还因为有一些干部不切实际，面面俱到地给农民提高了生产标准。制订的兴家计划中不仅有农业，农业方面细分为甲乙丙丁；还有副业、运输业、商业，结果是根本实现不了。譬如，苏中区东台三仓区仓东乡某户订计划40余条，所订名目繁多，内容庞杂，农民根本无力完成。出现这样的现象，大多是不了解农家实际情况，贪多求全、盲目乐观制订的结果。

其二，包办代替，千篇一律。有些地方在制订兴家计划时，一些干部急于求成，于是代替农民，自己操办，而非指导和帮助农民制订。例如，涟水县朱圩乡在检查兴家计划过程中，发现有些计划书是村会长在自家做好了送到农民家里去。这种越俎代庖的行为实际上反映了部分干部的认识困境、急于求成，乃至应付差事。因为包办，这些干部所订计划必然多是千篇一律，形式雷同。再举一例，泗南县半城区有些干部制订了表格，每家都使用这个表格，然后用“问案”的方式，问一条写一条。用这种方法，制订速度是快了，但是问题显露无疑。该县新集乡的一个名叫马步五的村干部一夜就订了48户，可是订完后如出一辙，群众反映极差，认为干部们太无聊，“吃公粮无事”，所以来找农民麻烦。如果在制订兴家计划时，不分对象，家家户户采用统一格式，乃至统一内容，这样制订出来的兴家计划失败是必然的现象。

其三，消极应付，形式主义。包办代替是一切由干部自己做主，消极应付则是能不管就不管，兴家计划能少订则少订。比如，张墩乡万宝庄组长王狼孜在订兴家计划时对农民说：“糊公事，糊公事，订二户就算了，何必要订这样多呢？”可见，这位干部不是把制订兴家计划当作为农民谋幸福之工具，而是当作“办公事”，“为政府订的，替上级订的”，希望尽快交差，因而粗枝大叶。消极应付必然趋于形式主义。中共在检查兴家计划时，发现了一些形式主义的现象。如淮泗县政府检查了几个村的兴家计划制订情况，结果发现100多份兴家计划书写成了请求贷款书（请求政府给予贷款）、空头报告书（报告自家有多少劳力和土地）、诉苦书（家中没有隔宿粮，细想起来真愁肠）、节约书（今年收多少，如果不够，只吃2顿饭）、执行命令书（政府优待民众，命令发财打算，特请政府……）。形式主义也是一种官僚主义。这种表面文章反映了干部严重脱离群众，实乃官僚主义之表现。从另一个侧面看，上面所订计划书也是农民敷衍、应付官僚主义者的产物。

这里要强调的是，由于根据地处在农业社会之中，在制订兴家计划过程中所出现的暂时性困境和不足在所难免，更何况，中国共产党对此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与应对。

对于兴家计划制订和执行中存在的问题与不足，根据地政府边实践边探索、边探索边总结出一套改进与提高的措施，包括宣传释疑、注重策略、干部先订、因户施策、提供贷款、劳动互助、生产竞赛。

对于农民认识上的问题，根据地政府要求各地进行认真宣传释疑。针对农民“替新四军生产”及“多生产多交粮”的认识误区，中共强调干部应该耐心解释：新四军正在亲自动手生产，今后尽量减轻老百姓负担，政府正在改订新的公粮征收税法，降低税率；针对农民的宿命观念，干部应该从农民角度劝说他们“尽管多生产，就可以改善自己的生活”，鼓励他们“人定胜天，只要人努力，便可战胜自然”，政府现在大规模兴修水利，旨在克服自然所导致的困难，如果不积极生产，则有可能难上加难。针对他们的自流思想，干部应该循循善诱地劝解：“你们虽然会种地，我们帮你研究怎样把地种得更好，打得更多，使你日子过得更好。”这些宣传释疑，有的干部召开村民大会进行集体解释，有的干部在制订兴家计划时进行个别解惑。中共反复申明，通过耐心而有策略的宣传，不仅使得群众对兴家计划有深层的认识，还可以使得敌人的谣言不攻自破。

宣传动员中策略非常重要。根据干部的实践经验发现，耐心和关心是制订兴家计划很好的润滑剂。淮海区总结了制订兴家计划的一些妙法，这些方法在《解放日报》上登载，以便其他根据地学习参考。制订兴家计划如何破题颇为讲究，破题不成功，农民疑心重。“我们来给你们订个兴家计划吧！”这种“官家办事”命令口气的生硬切入，不仅使农民莫名其妙，还会使得他们十分害怕。中共的经验总结认为，如果以“溜门子”的方式，以关心他们的态度，很自然地和农民聊天，群众就很乐意。干部语气和善地关心询问：“老爸爸，你家一年够吃得啦？你大儿做货勤不勤啦？听不听你的话？你儿媳能劳动不能劳动啦？”“大姐，你好好纺纱，多积些钱，嫁妆也好弄得好看些，娘娘也有面子，是不是的？”干部说话处处以商量之口吻、时时以同情之语气，聊着聊着，全家围坐过来。干部便进一步边劝解边鼓励：“老爸爸，有些人会算，就越算越有点日子，越过得好。糊里糊涂的人，日子就过不好。穿不穷吃不穷，不打算盘会受穷。我来帮你算算够是不够花的？好不好？”这样，纯朴的农民就不认为干部是公家派来硬要来给他们办事的，而是相信干部是来给他们出谋划策的，所以他们很高兴地说：“好好，你给我也算算看，明年大家出力搞好些。”这时，农民自愿地说出了自己的生产计划，但是干部仍然运用“带问带引导”的方法和他们商量道：“你包谷锄六遍好不好呢？”“你辛苦些吧，加六挑粪吧！”“反正粮食都是你的。今年你好好种棉花，公粮也能少缴啦！”“你认真讲真话，我可以给你算，你要不想说，那我不写了……”“努力生产就是救国啦！”农民看干部那么恳切，他就很愿意一样一样加上去。订好之后，干部郑重交给农民，并再三叮嘱“好好做”“我可以帮忙你”“我常常要来看”。此番诚意使得农民真诚相信干部是为他们服务的，他们非常感动，异口同声：“我们一定好好做。”整个过程，没有提及“兴家计划”，然而已经达到目的，而且还启蒙了农民的民族主义意识。

干部自己先订兴家计划，身先垂范是风向标。如上所述，上级政府对下级发出指示时，一再强调干部以身作则制订兴家计划。但在实际制订时，有些干部害怕公布家产而不制订，或虽然制订了，但兴家计划中隐瞒家产，造成了非常恶劣的影响。反之，干部先订计划确实起到了很好的示范和模范作用。例如，淮北小胡台村的一位干部在大年初一拜年时，提出兴家发财的计划，农民很感兴趣。第二天，这位干部在自家召开家庭民主会，制订了生产计划。当天，农民聚集他家。他把自家土地、收成、分工、怎样苦、生产计划中“谁做领头”讲了一遍；他的家人又讲了自己的分工。农民听后，非常高兴，纷纷回家依样制订兴家计划。这位干部选择了大年初一这个很好的时机，顺应了农民的发财心理和新年氛围，毫无保留地向群众呈现了自身家庭财产，以身作则地制订了兴家计划，赢得了农民的信任，对推动农民主动制订兴家计划有着重要的作用。

制订兴家计划过程中，必须因户施策。中共认为，制订计划应该尊重农民，不能勉强，不能强迫，自愿制订。一般而言，农村中的雇农和贫农制订兴家计划非常积极，因为他们想极力改变自己贫穷落后的状态，“吃饱饭”是他们最大的原始冲动力。这些农民天天所想的是：“从现在到麦收，差了多少天粮食，怎样度过冬荒春荒等问题。”在此青黄不接之时，他们正愁着没有办法解决，期盼有人能为他“想想点子”。中共的兴家计划恰是雪中送炭。另外，即便是这样需要帮助解决这些生活困难的农户，中共认为也要有策略。比如，在接近对象上，或者让积极分子先订，或者选择自己熟悉者先订，或者给曾经帮助过的困难户先订，或者利用宗族关系间接订，等等。贫雇农订后，再给中农订，中农也愿意订。而富农不愿意订，因富农日常生产心中有计划，对中共的兴家计划冷眼旁观。正如中共所总结的那样：订兴家计划的对象主要是贫农、党政民小组长以上以及民兵的全体干部，帮助中农订，做到富农及其他生产者自订。

因户施策中，针对一些贫农没有粮食度日、没有生产工具劳作的情况，根据地政府提出给以贷粮、小本贷款或借以工具给以解决。关于这方面，中共制订了专门的法律条文予以保障。淮海区制订了《1944年度春耕贷款规定》，对已订兴家计划并已实行计划之中贫农“有借贷款之优先权”。银行农业贷款章程中有专门条款规定了对兴家计划的贷款支持。中共在帮助抗属制订兴家计划的过程中也体现了这一政策。1944年制订的《苏中区优待抗日军人家属条例》《苏中区各级优待抗属委员会组织条例》中，一方面鼓励干部和其他农民帮助抗属制订兴家计划，另一方面给予抗属更多物质帮助和精神支持。例如，其居住沦陷区者，以贷款为主；其居住游击区者，以代耕为主，贷粮为辅；居住根据地者，以解决土地问题为主，帮助代耕为辅。

针对农民缺乏生产工具的问题，除了政府提供贷款购买外，更多的是实行劳动互助。中共认为，劳动互助是个体经济基础上的集体劳动，是生产上的一种革命。经过集体组织，使许多个人的劳动起质上的变化，是个体农民摆脱贫苦深渊的光明大道。兴家计划如果“不与劳动互助相结合便很难实现”。因此，根据地政府提出进行牛力、人力、财力（放贷款、官牛、合犋，合车等）劳动互助；组织各种各样的互助小组：砍草小组、拾粪小组、运盐小组、贩盆小组、喂猪小组、放牛小组。换工队、官牛小组，合犋小组等需要选举出小组长。小组长一般以生产积极分子和劳动模范担任。更高一级的互助组织是合作社，淮海区在生产运动中研究出兴家计划、互助组和合作社“三位一体”的关系。

生产竞赛是订兴家计划与组织劳动互助必然发展步骤。淮北行政公署主任刘瑞龙指出，通过竞赛来提高群众劳动热忱与劳动强度，用奖励劳动英雄、争取二流子的办法，激起群众生产的积极性，以保证计划的实现。这种竞赛表现为劳动英雄、模范生产者与积极分子之间的热烈比赛；还表现为人与人、户与户、村与村、乡与乡的彼此竞赛。接着，从比赛与竞赛中建立模范户、模范村，进而选拔劳动英雄和生产模范。以上种种行为旨在进一步激发农民的生产热情，带动计划执行，继而保证农户所订兴家计划更好的开展。

中共中央非常重视各根据地的农民对于兴家计划态度如何。华中抗日根据地的农民对兴家计划的态度非常复杂，他们如果真正了解了兴家计划的意义后，或者尝到了兴家计划带来的甘甜后，对兴家计划十分欢迎。淮北陈圩乡订兴家计划时，农民情绪很高，有些村纷纷要求先订，订得晚了，会认为“看不起他”；当夜幕降临，农民坚持继续订下去，“不能等到明天”。兴家计划制订后，有的农民当即发表体会：“没有计划，没有生活。”有的农民真诚感谢党和政府：“真能照这样做的话，粮食一定收得多，那时我们老百姓一定不会忘掉你老人家。”农民不仅反响强烈，并且刺激了他们的生产热情。在淮北，虽时值春节，但泗南半城区秦庙庄43家农户均按照兴家计划干活，过去庄前庄后遍地是粪，拾粪的只有5人，现在达到40余人，以至于粪“简直拾不到了”。在淮海区，政府的生产总结认为，自普遍制订兴家计划后，最显著的效果表现在积肥问题上。

华中抗日根据地的兴家计划“普遍进行”。就所订户数而言，囿于资料，目前只有淮北区和淮海区有比较详细的统计数据。淮北抗日根据地八个县中共订有70053户。其中最多的是邳睢铜订有16803户，其次是泗宿订有7290余户。淮海区9县共订了35908家。其中沭阳最多7684家。其次泗沭7080家，潼阳6377家，涟水5998家。再其次，灌云3183家，东海2575家。最少的是淮阴1381家，运特993家，宿迁637家。订兴家计划的户数占总户数比上，淮北区所订户数占边区总户数的1/5。淮海区沭阳县总农户数15826户，所订户数为总户数的49%，几近一半。至于兴家计划制订后，实现了多少数目。这方面的资料可以说少之又少，不过我们可以从仅有的资料中窥见一斑。1944年春，东海全县有2575户农民家庭订立了兴家计划，其中820户家庭基本实现了兴家计划，实现兴家计划的数目只占总数目32%，还不到一半。虽然制订兴家计划数以及制订后的实现计划数明显偏少，但是不能忘记兴家计划的宣传和示范效应，以及其彰显的意义。总之，根据地第一次在春耕生产运动中、在敌后动荡的环境下推行兴家计划，取得如此成绩，实属不易。难能可贵的是，淮海抗日根据地在制订兴家计划中，积极探索计划的最佳模式，进行了三次探索。第一次制订的计划“内容过于复杂”；第二次制订的计划追求“统一的形式”，计划简单了，容易订，但是内容统一，“一般化、公式化”；第三次制订的计划克服了前两种计划的缺点，集合了前两种计划的优点，形成“简单而又个别的计划”，成为根据地今后制订兴家计划的基本方向。于此可知，根据地政府在推行兴家计划的过程中，自身积累了许多宝贵经验。

另外，兴家计划有没有达到使农民“兴”家的初衷？答案是肯定的。正如淮海抗日根据地的一个“有觉悟的积极的农民”所言：兴家计划“利人、利己、利国、利民”。笔者以为，兴家计划使得农民辛勤劳动，努力生产，发家致富，家庭民主，继而他们的抗日救国的积极性提高了。

各根据地在制订兴家计划时，有明确的生产目标，即当年生产要比去年上一个台阶。譬如，淮北抗日根据地发出指示要求各地在订计划时，“今年收获量比去年增加一成以上”。这个意识也被贯彻给农民，1944年初，淮北农民唐义芝在订兴家计划时，自我加压，要求今年“要多收粮三分之一”。兴家计划中的多收增产满足了农民对兴家致富的憧憬。苏中区宝应县广洋乡王根裕制订了兴家计划，他估计当年可收粮食74担，交去租稻21担3斗，还多52担7斗，除还债外，还剩19担。订完计划后，王根裕极为兴奋，到处逢人便说：“我家真得要发财了！”发财可以说是农民人生的最大企盼，而兴家计划满足了这一梦想。

如果说上述的例子还是停留在打算和梦想上的话，那么下面的例子很能说明兴家计划给农民带来的实实在在的利益。淮海区涟水县江以举家的兴家计划从制订到完成有详细的跟踪报道。根据政府1944年5月份的春耕总结，他家的兴家计划不但彻底实行而且超过了原计划。江家原订每亩6挑粪，1944年春耕每亩上调10挑以上，当选为“造粪大王”；原订每天纺1两5钱纱，后来他母亲每天能纺3两纱；他家参加榨油合作社，原先获利600元，现已获利1000元以上；计划年内编织100只簸箕，不到半年已编了70多个，有可能比计划超过10多个；另外，还养了1个大脚猪。1944年8月底正值秋收，江家一年增产粮食3000余斤，买田十亩。通过兴家计划，江以举家的社会阶层从贫农上升为中农。江以举家的例子足具代表性，可以说，兴家计划提高了农民的生活水平，贫农中农化乃至富农化成为根据地乡村的普遍现象。

另外，兴家计划给农民家庭带来了民主作风，这体现在家庭会议上。一方面，家庭会议打破了家长制。传统家庭中实行家长制，一家之长居于支配地位，家长说了算。兴家计划中通过家庭会议，使得全家成员平等协商，民主决定；另一方面，通过家庭会议还可解决家庭矛盾，使得家庭和睦。传统家庭中“磨牙”、争吵、不和、打架等现象非常普遍，因之而消极怠工、生产不力者有之，严重者导致家庭解体。家庭会议是解决此一问题的重要方法。在家庭会议中，家庭成员可以开诚布公，发扬民主，说清道理，消除隔膜，包容互让，同心协力，解决矛盾。

通过兴家计划，不仅农民生活得到了改善，而且他们的政治觉悟增强，抗日积极性提高。他们积极捐钱缴粮，支持抗战。苏中区东台县杨仁兴原来是佃农，从前过的是“极为心酸的日子”，政府帮助他制订兴家计划后，他辛勤开荒，苦心劳动，现在成为“娶媳妇、盖房子、圈猪棚的殷实户了”。他心怀感恩：“这是共产党替我带来的好日子！”杨仁兴富裕后，顾了私却不忘公，自动多交了50斤公粮。另外，他捐助优抗基金，每年出100斤玉米，一下就出了10年。杨仁兴被选为劳动模范和农抗会长。象杨仁兴这样的农民虽是个案，然而示范的力量不可小觑，在农村里，他吸引着其他农民向他看齐，去复制他的精神。

当代管理学认为，计划是未来行动的蓝图，是为实现组织目标而对未来行动所作的综合统筹安排。生产计划是计划的一种，其具有现代性。马克思、恩格斯非常重视生产的计划性，强调一旦生产资料生产社会化，那么，原先的生产无政府状态将为有计划的自觉组织所代替，社会主义社会要“按照统一的总计划协调地安排自己的生产力”。从马克思主义话语中，我们可以看出，组织与计划在社会化大生产中的共生性。苏联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实行“五年计划”，中国共产党深受其影响，中共领导人制订生产计划时，常常把苏联“五年计划”作为例子来论证其来有自，或作为经验借鉴。职是之故，中共在局部执政时，制订生产计划是其开展工作的重要行动机制。

一般而言，根据地政府都会制订总的生产计划。兴家计划是生产计划的一种，是农民的个人的生产计划，是农民以家庭为生产单位，制订一定目标，然后调动一切因素去实现目标的过程。农民的兴家计划与根据地总的生产计划相关联，是完成根据地总的生产计划的基础。中共领导人阐发了两者之间的辩证关系：“如果只有边区的总计划，无各个农民兴家计划为基础，便变为空洞，无内容的东西；而兴家计划无总计划所确定的方向则变为无目标和无前途的东西。因此，一方面，县、区、乡都要根据行署方针及该地方的具体情况作出生产计划，以作安排号召，而各农户又要各有自己的兴家计划，以贯彻总的计划，这样才能上下一致地为实行总计划而斗争。”在两者的关系中，兴家计划是实现总的生产计划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因此，根据地总的生产计划，要变成为广大群众的自己的计划，非要认真切实的进行兴家计划不可。而农民能自己制订出兴家计划吗？显然不能。这是由根据地的农业经济所决定的。根据地的经济生产方式主要是农业生产，这种农业生产方式一般都是“非常落后的”。一部分农民贫穷，其原因是他们“不知农时”“不会治家”；还有一部分农民贫穷，是因为他们虽有打算而“很不周密”，执行打算时“看风使船”“走着看着”，“能搞多少就搞多少”；更多的农民贫穷，是因为他们心中没打算，家庭无计划。一言以蔽之，农民生产处于保守、散漫与自流的状态。

如何改变这种状况呢？计划和组织至关重要。中国共产党不忘为人民谋幸福的初心。这种使命感驱使其嵌入乡村，帮助农民制订兴家计划，改变农业的生产方式，调动他们的生产积极性，继而改善民生。1942年12月，毛泽东认为，中国共产党第一个方面的工作并不是向人民要东西，而是给人民以东西，要“组织人民、领导人民、帮助人民发展生产，增加他们的物质福利”，其中的一种途径就是实行按户计划。1943年11月，毛泽东号召“组织起来”，每一个共产党员，必须学会“帮助农民做按家生产计划”，组织变工队、运盐队、综合性合作社等，把群众的力量组织成为一支劳动大军，这是“人民群众得到解放的必由之路，由穷苦变富裕的必由之路，也是抗战胜利的必由之路”。毛泽东所言的“按户计划”“按家生产计划”就是华中抗日根据地所实行的兴家计划。由此可见，兴家计划是“组织起来”的一个方面或一种方法，是在政府的帮助之下，把个体的小农家庭生产计划化和组织化，使农民精打细算，精耕细作，互助合作，如此则可以改变农民的保守、散漫、自流的状态。

综上所述，兴家计划是党和政府开展的一项生产动员工作，这项工作兼具组织化和计划化的特色。组织中有计划，计划中有组织。组织是计划的保证和动力，计划是组织的任务和目标。恰如中共领导人所总结的那样，兴家计划证明是一个“非常具体有效的办法”，尤其值得指出的是，它可以“把散漫的农村生产，给予一定程度上的组织性与计划性”；它可以“在小农生产的经济基础上改善个体农家经营方法，使农民的劳动力和生产工具在比较有计划有组织的形态下获得合理的解决，逐渐走向新民主主义的农业经济的道路上来”。正因如此，兴家计划作为组织群众生产的重要环节和有效方法，中国共产党不断探索、实践与推广，一直延续到解放战争时期，乃至新中国成立初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