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和使命——以《解放日报》建党纪念日社论为中心的考察
2024-05-11   来源：郭国昌   

在内忧外患中诞生的中国共产党从创建伊始就确定了自己的“奋斗目标”：“（一）消除内乱，打倒军阀，建设国内和平；（二）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解放”，尽管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中国共产党会因时代环境的变化适时调整自己的任务，但基本是以“人民”和“民族”两个概念为核心的。这也就是习近平总书记在2017年10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所作的报告中总结的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和使命”：“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可以说，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历史，“就是一部践行党的初心使命的历史”，而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和使命探索显得尤为独特。

1937年1月，中共中央进驻延安，由此开启了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延安时期。为了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和表达陕甘宁革命根据地人民的心声，中共中央于1941年5月决定将《新中华报》和《今日新闻》合并，创办新的对开四版的《解放日报》。《解放日报》从此成为中国共产党表达自己的初心和使命的主要阵地。

作为现代性的产物，报纸甫一问世就受到了国人的重视。办报人则更加看重社论的写作，因为“社论，即英语Edtorial或Leading Article，为报纸的论评，而由报社中人所撰，足以代表报社的意见。”《解放日报》是中共中央机关报，“因为‘机关报’的性质，是作为政治斗争的武器，不是专为歌功颂德的。”因此，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书记处起草的“出版《解放日报》的通知”中提出了明确的要求：

五月十六日起，将延安《新中华报》《今日新闻》合并，出版《解放日报》，新华通讯社事业亦加改进，统归一个委员会管理。一切党的政策，将经过《解放日报》与新华社向全国宣达。《解放日报》的社论，将由中央同志和重要干部执笔。各地应注意接收延安的广播。重要文章除报纸、刊物上转载外，应作为党内、学校内、机关部队内的讨论与教育材料，并推广收报机，使各地都能接收，以广宣传，是为至要。

毛泽东从青年时期的办报实践中感觉到报纸“作为政治斗争的武器”的特殊功能，也逐渐认识到社论在“机关报”中所占的独特位置。因而，毛泽东指出《解放日报》的社论“将由中央同志和重要干部执笔”，以显示《解放日报》作为中共中央机关报的重要性。

延安时期相对稳定的生存环境为中国共产党回顾走过的道路和反思自己的奋斗目标创造了一个绝佳的机会，而《解放日报》的创刊则为中国共产党表达初心和使命提供了一个特殊平台。从1939年开始，《解放日报》都要在每年的“七一”前后发表建党纪念日社论（见表1）。

延安时期的建党纪念活动是从1938年开始的。1938年6月24日，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中共十七周年纪念宣传纲要》，明确提出中国共产党是“中华民族与中国人民最后解放的保证”的主张。而从1939年开始，《解放日报》坚持在每年的建党纪念日前夕或当日发表社论，其中《解放日报》创刊前的两篇发表在《新中华报》上，因为《新中华报》也曾经一度是中共中央机关报；1947年中共中央撤离延安后《解放日报》停刊，因而本年度的建党纪念日社论由新华社发给了中共晋冀鲁豫中央局机关报《人民日报》代为发表，《人民日报》刊发时在报头上明确标示的是“新华社社论”，这意味着此社论是代表了中共中央的立场和主张。以《解放日报》为中心，延安时期的建党纪念日社论的发表保持了高度的延续性，由此可以发现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和使命探索的持久性。

《解放日报》是中共中央机关报，其社论的写作无疑是以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普遍意志为中心的，而建党纪念日社论作为一种特殊形态的社论，则是中国共产党在特定历史阶段对自己发展经验的总结和奋斗目标的确认，从而保持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以便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

其实，从1938年中共中央决定在延安开展中国共产党成立纪念活动开始，“民族”和“人民”就成为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奋斗目标的核心话语。“为了最后解放中华民族与中国人民，中共的首先任务，就是建立民族独立、民权自由、民生幸福的民主共和国”“中共过去的十七年即是为民族独立、民权自由、民生幸福而艰苦奋斗的十七年”。从1939年开始的建党纪念日社论就是对这个“首先任务”的不断申述，其中最典型的叙述为：

十八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为全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艰苦奋斗，不屈不挠。……特别在近两年来的神圣民族自卫战争中，他已成为团结全民族坚持抗战的柱石。

十九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站在自己的民族和阶级的立场，为彻底解放中华民族和全体人民而英勇牺牲苦战着。

中国共产党二十年来始终忠于阶级、忠于人民和忠于民族。……中国共产党不但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而且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

我们党已经走出了狭小的范围，我们党已经领导着五十万的军队，敌后广大地区的民主政权，与几千万的人民，在中国抗日战争和远东反法西斯战争中，负担着伟大的革命任务。

我们对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民主共和国的主张是坚持的，因为中国的解放只有经过这条道路。……一句话，使人人有衣穿，有饭吃，有书读，有事做。

多灾多难的中国人民，要求民族独立、民权自由和民生幸福，为要达到这个目的，中国共产党越来越变成了一个对于民族命运起决定作用的力量。

有了十分勇敢、十分有经验和十分机警的共产党作为中坚，应有完全的保证去取得民族独立与人民解放的胜利。

二十五年来的历史是中华民族充满惊涛骇浪的历史，又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天翻地覆地、不断克服危险、征服困难而前进的历史。

中国共产党已经在过去三次革命运动中表现出他的忠实于人民的解放事业，并且能够引导这个革命运动走上胜利。

从上面对延安时期建党纪念日社论中相关论述的梳理可以发现，“民族”是建党纪念日社论使用的核心概念之一。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中华民族的生死存亡成为中国共产党面临的根本问题，为此，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党的基本任务”是“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坚持抗日救国的方针，对于民主权利的实现与人民生活的改善，都是要环绕在抗日的问题上。”也就是说，中华民族的生存就是通过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而最终使中华民族独立，并由此走上中华民族复兴之路。延安时期建党纪念日社论就是要阐明中国共产党在中华民族解放运动中发挥的中流砥柱作用，“她已成为团结全民族坚持抗战的柱石”，“中国共产党二十年来始终忠于阶级、忠于人民和忠于民族”。

“人民”是延安时期建党纪念日社论使用的核心概念之二。人民是中国共产党的立党根基，早在1922年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中国共产党的组织章程决议案》明确提出：

我们共产党……是为无产群众奋斗的政党，我们便要“到群众中去”，要组成一个大的“群众党”。

为了实现“群众党”的建党目标，“党的一切运动必须深入到广大的群众里面去”，由此建立了中国共产党的“群众路线”的工作作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中国共产党“采用群众的工作路线”，积极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实行，“使国民党发动的抗战发展为全民族的抗战”。延安时期建党纪念日社论一再彰显的就是抗战进程中的人民力量，多灾多难的中国人民以极大的热情参与到抗日战争中，不仅要争取民族独立，而且也要获得民生幸福。这个目标只有通过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才能实现，因为“它是中国工人阶级的政党，它是中国人民的政党”，中国共产党是“完全没有自私的政党”，“这个政党要争的是人民的幸福，而不是一党一派的幸福”。正是由于中国共产党始终忠于人民，“以人民之心为心”，坚持“中国乃是中国人民的中国”，所以得到了人民的拥护。

以“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为核心概念，以中国共产党为领导中心，形成了延安时期建党纪念日社论的一套完整的话语体系。中国共产党“不仅代表工人阶级的利益，而且代表全民族的利益”，“中国人民必须是中国的主人，中国人民必须自觉地掌握自己国家的命运。”中国共产党、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是三位一体、相互依存的。一方面，“中国共产党人是和中国人民血肉一体，是人民最活跃的生命力”，另一方面，“没有人民便没有中国”。这既是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的集中体现，也是中国人民意愿的普遍表达，它们指向了一个共同的目标：中华民族的独立与解放。

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有着百年历史的大党，“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是建党伊始就确立的初心和使命。然而，在不同的历史阶段，由于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制约，不同时期初心和使命的内涵并不完全相同。1922年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明确提出了“消除内乱，打倒军阀，建设国内和平”和“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的奋斗目标，因为：

加给中国人民（无论是资产阶级工人或农人）最大的痛苦的是资本帝国主义和军阀官僚的封建势力，因此反对那两种势力的民主主义的革命运动是极有意义的。

只有打倒封建军阀的独裁统治，中国人民才能获得幸福的生活；只有推翻国际帝国主义压迫，中华民族才能实现完全独立。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和使命具体为两条明确的奋斗目标。时代在发展，历史在前进，中国共产党会因国内社会矛盾的变化而随时赋予自己的奋斗目标以新的内涵，但“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和使命从来没有改变过。

随着中央工农红军到达陕北，中国社会的矛盾很快由国内的阶级矛盾转向了中日之间的民族矛盾。为了解决中日民族矛盾，中国共产党适时调整了“党的策略路线”，将苏维埃工农共和国改名为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以图建立“最广泛的反日民族统一战线”：

这些政策的改变，首先就是在更充分的表明苏维埃自己不但是代表工人农民的，而且是代表中华民族的。中华民族的基本利益，在于中国的自由独立与统一，而这一基本利益，只有在苏维埃的坚决方针之下，才能取得，才能保持，才能彻底战胜反对这种利益的敌人：帝国主义和卖国贼。

历史发展证明中国共产党的“策略路线”的调整是完全正确的，因为它是为了维护中国的“自由独立与统一”，实现中华民族利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苏维埃运动在中国许多地方的胜利，“使得新的反帝高潮得到了基本的力量，使得全国人民有了靠望，有了从帝国主义和卖国贼手里争取自由解放与独立的活榜样。”

中共中央进驻延安后，随着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中国共产党“主张不分党派不分阶级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因为中国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中华民族的利益重于泰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意味着中国共产党必须领导全国人民通过抗日战争获得中华民族解放，只有“抗战”才能带来中华民族复兴。抗日战争的全面胜利必须要求全体民众的参与，而民众对“抗战”的支持必须解决他们的生存问题。因此，从1939开始历年发表的建党纪念日社论一直强调解决“民生”的重要性，“这个政党完全信任人民，信任人民的力量”，“这个国家是一个民生主义的国家”，而民生问题首先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各个抗日民主革命根据地得到了解决。《解放日报》作为中共中央机关报，承担着传达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的功能，随着《解放日报》发行范围的逐渐扩大，中国共产党的声音也变得越来越响亮，传向了世界各地。

而从1939年开始发表的建党纪念日社论，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和使命的特殊表达，则更加凸显了延安时期的历史特征。一是中国共产党在对党的历史回顾中充满了自我反思精神，并对一些政策进行适时调整。1939年的社论认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神圣的民族自卫战争中“成为团结全民族坚持抗战的柱石”，是因为“中国共产党保持、发扬了四千年来文化、学术、思想、道德等一切优秀的民族遗产。”中国共产党不再单纯从政治和军事上强调自己对于抗战的重要性，而是从更加广泛的民族遗产继承上反思自己在战争中被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认可的内在根源。1947年的社论则认为，中国共产党“始终忠实于人民的解放事业”，抗日战争胜利后开始的“爱国自卫战争的胜利”将是“百余年来我国志士仁人抛头颅流血牺牲奋斗的目标的实现，就是祖国的独立和民主的实现”。中国共产党在对一百多年来中国发生的历次革命运动的回顾和对建党二十六年的反思中敏锐地感受到了中国革命的胜利即将到来，“这个胜利将不是别的”，而是“祖国的独立和民主的实现”。二是中国共产党始终强调与人民之间的血肉联系。这是与中国共产党的“群众路线”密切相关的，“群众路线”是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斗争实践中形成的工作方法，1937年中共中央发布的《关于开展全国救亡运动的指示草案》提出，中国共产党在任何时候“决不放弃动员群众，组织群众，教育群众的完全自由。没有群众，共产党就没有力量。”其实，中国共产党一直在强化并完善着“群众路线”，并进行理论的丰富。1946年的社论认为：

我们党的力量源泉乃是中国人民，让我们更亲密地和人民结合在一起吧！

正是中国共产党与中国人民之间结成的相互依存关系，克服了重重困难，渡过了一个个艰难险阻，引导中国人民走向光明，完成中华民族解放的使命。中国共产党能够将“解放全人类建立光明美满无人剥削人无人压迫人的共产主义社会”的终极目标与“为争取工人阶级与全民族当前利益而斗争”的当下追求完美地结合起来，“不仅是共产党信任人民，而且人民也信任共产党。”正是由于共产党与人民相互信任，才使中国走上了光明的前途。中国共产党与人民相互信任、共同奋斗的历程也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实现中华民族走向独立与解放的过程，这正是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和使命的具体化，也是其历史性的生动表现。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我们党的百年历史，就是一部践行党的初心和使命的历史，就是一部党与人民心连心、同呼吸、共命运的历史。”如果以中央工农红军长征到达陕北、中共中央进驻延安作为大致的分界线，我们会发现，1937年之前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和使命更加注重理论探索。

1921年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提出“承认党的根本政治目的是实行社会革命”，中国共产党认为“社会革命”的完成只有“与国民党等革命的民主派及革命的社会主义各团体开一个联席会议，在上列原则的基础上共同建立一个民主主义的联合战线”，从而在中国发起一个“国民革命”，而中国共产党的使命“是以国民革命来解放被压迫的中国民族，更进而加入世界革命，解放全世界的被压迫的民族和被压迫的阶级。”把国内的国民革命与国际的世界革命联系起来思考，显示出中国共产党对当时中国的民族运动探索的独特的国际化视野。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后，中国共产党“更具体地提出中国革命之总要求”，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和使命追求因为与中国革命的总要求相结合而显示出特殊性。1928年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政治决议案》提出了“十大政纲”，1930年，中国共产党发布的《中共对目前时局宣言》指出，“只有这些纲领的全部实现，才是中国革命之真正彻底的胜利，中国民族之真正的独立平等，中国广大劳苦群众之真正的自由与解放。”这就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和使命追求，由于受到政治环境和社会条件等因素的制约，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和使命更多地呈现为一种理论探索，但这种理论探索为后来的具体实践铺平了道路。

中央工农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中共中央不久进驻延安，陕甘宁革命根据地迅速建立,国共两党达成“坚决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共同纲领”的共识后，中国共产党主导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得以落实，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和使命追求从此由理论探索转向具体实践。

1937年7月，《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发表，“苏维埃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直接受南京中央政府与军事委员会之指导”。从此以后，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各个抗日民主革命根据地得以迅速发展，获得了相对稳定的生存空间，“在特区政府区域内实施普选的民主制度”，通过“切实救济灾荒，安定民生，发展国防经济，解除人民痛苦，改善人民生活”的方式“实现中国人民之幸福与愉快的生活”。这不正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吗？这一切只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各抗日民主革命根据地才得到了实现。

由红军改名而来的八路军和新四军迅速开赴抗日前线，成为在抗日战争中运用游击战同日本侵略者战斗的主体，并继而成为“争取中华民族独立自由与解放”的中坚力量。这不正是为“中华民族谋复兴”吗？而这一切只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八路军和新四军通过“切实的迅速的发动民族革命抗战，以收复失地和恢复领土主权之完整”方式才得以实现。正如1937年《中共中央告全党同志书》中所说：

中华民族的彻底解放，是每一个中国人的责任，也是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责任，共产党从他诞生之日起，就是把彻底解放中华民族当做了中国无产阶级在民族资产阶级革命阶段中的最主要任务，并且从没有放弃在这一民族解放运动中力争自己政治领导的责任。

只有在延安时期，当中国共产党在陕甘宁抗日民主革命根据地实行了“普选的民主制度”后，“民生幸福”得到了初步实现。而当中国共产党把“彻底解放中华民族”当作“中华民族之复兴”的“最主要任务”时，中国共产党也就在民族解放运动中争得了自己的“政治领导的责任”,领导着中国人民走上了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征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