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启蒙：18世纪德国启蒙的定义、情景及其反思
2024-05-10   来源：毕文胜   

作为一种历史现象，关于启蒙运动的各种解释尽管使用的语词多有出入，但是其基本含义却难得地具有一致性——指18世纪发生在欧洲的一场重大的思想、文化运动，其基本特征是深信人类的知识能解决现存的基本问题。这场运动是从英国开始，中间经过法国而结束于德国的划时代运动。也就是说，启蒙运动在产生与经历的时间、地域以及在运动性质的判断上都基本一致。但是，从理论上对启蒙的解释与描述却在启蒙问题在德国产生之初就众说纷纭。也就是说，不考虑历史中的启蒙运动，单纯理论上的启蒙问题是一个多维视角中的复杂问题，与多种理论问题相勾连。当前学界认为，从理论视角来看，启蒙可以是一个哲学问题，也可以是一个政治学的问题，还可以是一个伦理学的问题。而从启蒙所涉及的主题来看，启蒙与理性、现代性、自由、信仰问题都息息相关。

启蒙到底意味着什么？毫无疑问，这是所有与启蒙问题相关联问题中的重中之重的问题，是首先必须关注和回答的问题。因此，有理由认为，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应该回到启蒙问题产生的理论语境中寻找答案。

“何谓启蒙？”无疑是所有与启蒙相关的理论问题中的首要问题。其余问题，诸如启蒙的目标、对象、途径、范围、限度与后果及其影响等，都可以从“启蒙是什么”这一问题中获得规定性。

默森虽然是当时德国第一个撰文发表关于启蒙观点的人。但是，他只是提出关于启蒙问题的六点建议，而在具体的论证上乏善可陈。这些建议中第一条就是“何谓启蒙问题”。这一条明确规定：“应当精确定义：什么是启蒙？”。然而，令人遗憾的是，默森只是提出了这一问题，并没有回答。接下来他又提出了另外五项建议，这五项建议加上第一项建议所针对的都是关于“如何启蒙公民？”这一更具实践性的现实问题。因此，可以看出默森的重心不是首先从理论上来探讨启蒙，而更主要的是针对现实中的启蒙运动提出改进建议。但是，默森的这篇文章无疑激发了后来者对什么是启蒙问题的理论热情。

从发表的时间上，门德尔松的“论启蒙”要早于康德，但是从影响上却远远不及康德。然而，这并不能影响门德尔松“论启蒙”一文的重要性。因为门德尔松总结了当时德国讨论启蒙问题过程中所产生的三大争论焦点。这三大焦点即“教育”（Bildung）、“启蒙”（Aufklаrung）和“文化”（Kultur）三个新兴的词语及其相关关系中。门德尔松不像康德直接对启蒙下定义，他对启蒙内涵的阐释是在阐述启蒙与另外两个当时备受关注的焦点的关联的关系中完成的。这就使他对启蒙定义的论述显得曲折难解。

首先，门德尔松认为一个民族的进步和发展，尤其是精神上的完善与和谐，是教育、启蒙和文化共同作用的结果。他说：“教育、文化和启蒙是对社会生活的修正，是人们改进他们社会状况的努力和勤奋的结晶”。

其次，教育是由文化和启蒙组成的。文化关注社会实际问题，主要通过艺术客观上引导向善、求美的社会风尚；主观上培养人们的灵性、勤奋的秉性和习惯。 

最后，启蒙在与文化相对中被描述。门德尔松写道：“相比较而论，启蒙似乎与理论问题的关系更加密切：按照它对人的命运的重要性和影响，启蒙关系到（客观的）理性知识，关系到对人类生活进行理性反思的（主观的）能力。”

康德论启蒙无论是在当时18世纪的德国还是在当今的思想世界，无疑都是非常著名和影响最大的。我们可以夸张一点说，康德的论启蒙是启蒙问题的“显学”，以致于涉及启蒙乃至现代性等相关的问题。康德的“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什么是启蒙？”一文成为必然被引用的文献，而他在这篇文章中提出的关于启蒙就是“要有勇气运用你自己的理智”座右铭已是尽人皆知了。之所以人们“要有勇气使用自己的理智”，是因为人们由于自身的懒惰和怯懦使自己在缺乏他人的指导下，就处于不能独立使用自己的理智的受监护状态。正是因为这一原因，康德将启蒙定义为：“人类脱离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康德的这一定义兼有历史哲学与形而上学的复杂蕴涵，以致后来成为各方集中批判的靶的和出发点。

赖因赫尔德对何谓启蒙问题的回答同样非常明确，这如同康德。因为从思想形成和构成上来看，康德都是赖因赫尔德思想的主要来源和构成部分。也正因为如此，赖因赫尔德被称为康德主义者。赖因赫尔德的“对启蒙的思考”和康德的文章几乎是同时发表，但是与康德启蒙一文的声名显赫相比，赖因赫尔德这篇文章几乎被人遗忘。然而，从思想观点上看，赖因赫尔德的观点别具一格。

赖因赫尔德从人天赋的理性能力开始，将启蒙分为广义和狭义两种。广义的启蒙是指一切能实现启迪人的自然理性能力的机构和活动：“从能够具有合理性的人当中制造出理性的人。导致这个伟大目的一切机构和手段，全部加起来，就给予‘启蒙’这个词最广泛的意义。”而狭义的启蒙，赖因赫尔德将其等同于语言哲学的分析概念的能力，实际上就是20世纪分析哲学的对概念的语言分析能力。而分析的目标源于笛卡尔式的普遍怀疑之后的清楚明白：“在比较狭窄的意义上，启蒙就是运用处于自然之中的手段将含混的概念阐明为明晰的概念”。在赖因赫尔德的广义的启蒙定义中，合理性和理性颠倒了原因和结果的逻辑关系。因为是自然理性赋予了世界的合理性，而非相反。而启蒙的狭义阐释弱化了理性的认识价值和作用，因为赖因赫尔德只是将理性看成是分析概念使之明晰的能力。然而，启蒙的狭义解释却构成了赖因赫尔德关于启蒙理论解释的核心和前提，是他理论阐释的根本主旨。

启蒙的情景具有多方面丰富的内涵，包括启蒙的目标、途径（方式）、内容、对象和限度等。实际上，当我们从理论上阐明了什么是启蒙后，按照思维的逻辑，接下来的问题顺理成章必然是“如何启蒙”“对谁启蒙”等问题。

如第一部分所述，默森的根本目的就是要促进公民启蒙。因为他感觉到，虽然对“年轻一代的教育也逐渐得到改进，对公众的启蒙却没有得到充分的发展。”为此，默森提出了加深理解德意志民族的认识方式、伦理观念、习惯成见与语言表达等诸方面，以清除错误并改进不足。同样令人遗憾的是对所有他所提出的这些方面没有展开深入的理论论述。

门德尔松的启蒙总是与教育（或教养）和文化联系在一起，所以启蒙的目标、对象和方式是作为整体教育的一个必要组成部分而被阐明。门德尔松将人的命运作为教化或教育的总目标。他写道：“人的命运是我们一切努力和奋斗的程度和目标，是我们的眼睛必须瞄准的那个点。”所以，人的命运也是启蒙的目标和对象。人的命运又分为人作为人的命运和人作为公民的人的命运两种。就文化而论这两者是统一的，因为“一切实践的完美只是与社会生活相比才有价值”，所以文化的对象只是对应于人作为社会成员的命运。但启蒙无论就对象还是方式而言，在人作为公民的命运和人作为人的命运上却不相同，有时候甚至会发生冲突。作为公民的人，因岗位和职责的不同而决定了不同的理论知识水平、技能要求以及社会评价标准与文化情趣的差异，因而启蒙的程度要求不同。而人作为人的启蒙是普遍的，没有岗位、地位和职责的差别。但是这两方面的启蒙的绝对因素是相同的：无论是公民启蒙还是人的启蒙，科学和知识都是其中的决定因素。但是，科学和知识要通过语言才能实现启蒙。“一种语言通过科学而达到启蒙”。至于是什么样的语言，门德尔松缺乏进一步的规定。

康德既然将理性的运用作为启蒙的宣言，那么启蒙的对象、方式和途径也蕴涵在如何有效地使用理性的过程和要求中。康德首先认为，启蒙所需要的唯一条件就是自由：“这一启蒙除了自由而外并不需要任何别的东西”。这种自由又是什么呢？康德进一步认为，这里所讲的自由就是“那就是在一切事情中都公开运用自己的理性的自由”。他因此呼吁人们从对宗教的盲目信仰和习惯、权威的盲目服从中走出来：“理性思考吧，思考多少，思考什么都行”。但是，什么是理性的公开运用呢？又，什么样的自由阻碍启蒙，什么样的自由不阻碍启蒙反而促进启蒙呢？康德写道：“理性的公开运用必须是任何时候都是自由的，而且惟有这种运用能够在人们中间实现启蒙；但是，对理性的私人往往可以严加限制，毕竟不会因此特别妨碍启蒙”。所谓理性的公开运用就是“任何人作为学者在全部听众面前所能做的那种运用。一个人在其所受任的一定公职岗位或者职务上所能运用自己的理性，我就称之为私下的运用。”据此，康德在启蒙的途径和方式上区分了理性的私人运用和公开运用，并进而认为私人运用应该严加限制，而理性的公开运用“必须任何时候都是自由的”。但是，这种区分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启蒙的实现，因为不可能如康德所期望的，理性的公开运用即面向世界读者做理性的公开运用的学者身份是无民族、无阶层、无国界和无信仰，也不可能超越时代。因此之故，学者的理性运用必然受到国家与民族的情感、思想的倾向、阶层的利益和时代认识等方面的限制，从而不可能是没有限制的“绝对自由”的。所以，尽管康德认为启蒙所唯一需要的是运用理性的自由，但是，这一自由无论是公开还是私人运用，都不可能做到绝对无限制。因而，康德在一定程度上放弃了启蒙原则。

赖因赫尔德因为将狭义的启蒙即获得清晰的概念作为启蒙的主旨，所以启蒙的目标和方式也必然是以获得清晰的概念为中心。围绕这一中心，赖因赫尔德阐明的了如何启蒙以及启蒙的目标等问题。

首先，明晰的概念是衡量无论个体还是整个民族是否启蒙的标准。“为了在人们中被看成是有理性的，一个人必须积累一定数量的明晰概念，积累有某种程度明晰性的概念”；民族整体的启蒙是民族的绝大多数已获得了明晰性的概念。这里的明晰概念不是制作鞋子一类的概念，而是“对人类幸福具有重大影响的概念”。

其次，明晰概念在哲学家和普通大众之间有积极和消极之分。所谓积极与消极之分，就是“哲学家教导，大众倾听”；也就是哲学家明晰思考每个能被分析成为其各种属性的概念，而大众只是去接受那些哲学家为他们分析好了的现成概念。积极和消极之分，实际上说的是明晰概念产生和接受的方式之分。哲学家具有产生和传播明晰概念的能力和使命，大众被动接受哲学家通过概念分析艺术产生的明晰概念。而明晰概念来源于哲学家和大众所共同具有的概念。这也就是说，能够启蒙大众的概念一方面与“哲学家最精美最神圣的想法相关”，另一方面又与“普通人的最具感性色彩的思想概念相关”。这些概念“对大众来说不是太高，对哲学家来说不是太低”；从而在两者之间架起交流与沟通的桥梁。

再次，大众并不是生来就是需要被启蒙的“傻瓜”，而是被各种不幸的环境造就成“傻瓜”的。“日常生活中的傻瓜不是生来就是傻瓜，而是被培养成为傻瓜，若在更好的环境中，他们本会成为分享那些环境中的少数幸福者中的一员”。但是，实际情况是人类中的少数人才没有堕落到需要被启蒙的“傻瓜”（大众）的境地。造成绝大多数人变成需要被启蒙的“大众”的主要因素是社会环境：诸如阶级、出身、教养等等。“让这些绝大部分人堕落到如此卑贱的一个阶级环境，难道不是理应已经把从大自然那里得到的精神力量摧毁到如此地步，以致启蒙不能取得进一步的成就？”所以，人类需要像苏格拉底这样极富有智慧又对启蒙大众充满热情乐此不疲的哲学家。苏格拉底“方法的目标就是发展普通人的概念，（这）就是对大众的启蒙。”

最后，启蒙的契机是无知、错误、苦难和痛苦。“一个民族的精神上的黑暗经常必须变得如此沉重，以致它不得不撞破脑袋来寻求光明。”当无知造成的苦难日益深重，痛苦已无法忍受时，启蒙就是一个必须得到满足的无法遏制的精神上的迫切需要。“没有哪个民族会比勘察加半岛上的人更笨了，但也没有哪个民族比他们更会做衣服。所以如此，是因为他们寒冷的冬天给了他们足够的教训。”总之，启蒙的辩证法是：“愚蠢的盛行必将毁灭愚蠢，试图把人类理性置于黑暗之中的那个人最终必将事与愿违地促进启蒙”。“不畏浮云遮望眼，自缘身在最高层”。理性被迷雾、错误遮住了眼睛，实质就是理性丧失获得明晰概念的能力，这是造成无知、错误和苦难痛苦的根源。

18世纪的德国启蒙问题的核心问题就是何谓启蒙问题，启蒙的情景系列问题是以对何谓启蒙问题的回答为前提的。在对这两方面问题的系统考察中，我们认为可以得出以下结论：启蒙的情景即具体启蒙的目标、对象、方式和途径等尽管表面上各不相同，但启蒙的基本内涵具有共通性，启蒙的途径与根本目标即思想（或思维）与语言表达的明晰性诉求也具有共通性。这一共通性就是人对人灵魂自身的理性本质的肯定与高扬，而这一对理性的肯定与高扬实质上是对古希腊柏拉图所奠定的理性的形而上学传统的回归与复兴。对何谓启蒙的追问实际上就是对理性的本质、特征、作用及其表现的追问，而思维与其语言表达的清晰性又都源于理性的本性。因而何谓启蒙问题与启蒙的情景问题两方面在本质上就统一于理性之中了。17、18世纪伴随着启蒙问题的提出与争论，还有方法问题的产生与争论——即数学方法能否应用于哲学，哲学能否获得如同数学知识那样的确定性。这恰恰也证明了启蒙两方面之争的统一性。关于这一点我们将通过进一步反思启蒙的定义与启蒙的情景进行论证。

在对什么是启蒙的回答中，门德尔松认为启蒙就是人的主观理性的反思能力的运思过程和客观的理性知识的获取的结果；康德认为启蒙就是克服怯懦和懒惰，激起运用自己理性的决心和勇气；赖因赫尔德在最一般的意义上将启蒙定义为理性的人的合理性产生。纵观这三种对启蒙的解释，都没有脱离将启蒙的思想内核定义为理性的唤醒与运用这一主线。黑格尔因而这样概括启蒙运动的原则：通过理性认识自然各种法则与正义和善的普遍性概念及其合法性就是启蒙。卡西勒这样描述“理性”在启蒙中的核心地位：“当18世纪想用一个词来表达这种共同力量的特征时，就称之为‘理性’。‘理性’成了18世纪的汇聚点和中心，它表达了该世纪所追求并为之奋斗的一切，表达了该世纪所取得的成就。”同样，孔多塞也强调了启蒙运动中“理性”的核心作用：“对古代的迷信、超自然宗教传播之前对理性的贬抑，都统统从社会和哲学中消逝了”，“最终，人类能够大声宣布长久以来被忽视的权利，即，将各种见解交由理性加以审判”。

而且，从哲学史上我们知道，18世纪德国的启蒙本质的理性解释与诉求只不过是对希腊古典哲学思想精神的回归。众所周知，亚里士多德在《论灵魂》与《尼各马可伦理学》中将人的灵魂本质定义为理性。这实际上是贯彻了苏格拉底、柏拉图在与智者观念斗争中所追求的思想路线的传统。在中世纪一千年的基督教信仰狂热中，理性暂时收敛了光芒，成为上帝的奴仆。文艺复兴唤醒了以人的自我意识为标识的主体的理性自觉，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宣告了理性主体的哲学本体论与认识论意义上的建立。自此，近代西方文化开启了理性为本质特征的航程。黑格尔由此总结道：“凡是合乎理性的东西都是现实，凡是现实的东西都是合乎理性的。”无论如何，理性自身不仅是产生真理的动力与源泉，而且同时成为评判真理的最终标准和依据。康德说：“我们的时代是真正批判的时代，一切都必须经受批判”。批判的本质无非就是通过理性的法庭赋予批判的对象以合法性的保障。康德因此说：“这个法庭不是别的，正是纯粹理性的批判。”因此，我们就有充分的根据认为，启蒙不是空穴来风，而是西方理性精神传统的延续和复兴。

在迄今出现的反启蒙的几种批判中，霍克海默、阿多诺为中心的法兰克福学派只是反对以理性效能运用为唯一标准的工具理性，并不是从根本上反对理性。以尼采为代表的后现代思潮对启蒙的反理性批判尽管喧嚣一时，但是只能看成是诗意比喻与象征，本质上只增加学术旨趣，不能从根本上动摇哲学对人的理性本质特征的形而上学的定义与刻画。尼采提出“权力意志”作为万物的本体，以取代理性而成为人乃至万物的本质规定性。但是权力意志从本质上看只不过是一种“原始的情绪的本能冲动”，让人以原始的冲撞力（权力意志）为依据而周游六虚，体悟八荒，这无论如何是很难让人想象与接受的。当代西方哲学中影响巨大的麦金泰尔，从伦理学的角度批评启蒙计划中的道德原则的普遍性的理性共识认识论基础，以及批评解决道德分歧中的理性辩护的认识功能的观点，在国内伦理学知名学者陈真看来由于缺乏“理论上的充分根据或者事实上的充分依据，而难以成立”。

关于思维或思想的清晰性与语言或表达清晰性。默森在关于促进启蒙的六条建议中有五条是直接或间接与思想和语言的清晰性相关。例如，第二条“我们应该确定我们的民族（或者至少我们直接面对的公民）在理解的方向、思想的方式以及成见和伦理中的缺点和不足，研究迄今为止它们得到多大改进。”又如，第四条“我们的语言在可理解地表示最精确、最有力、最灿烂的思想上是不完美的。”如果说第二条并没有明确思想方式上的不足和缺点是什么，那么第四条给予了补充说明。第五条最后进一步明确说：“审视我们在语言上的改进，研究这些责备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是正确的。”

门德尔松将语言看成启蒙的必要途径，同时语言成为教育、启蒙和文化深度和广度的标志。而启蒙的语言是一种科学的语言（“一种语言通过科学而达到启蒙”），科学的语言必然是清晰和准确的。

明晰的概念是赖因赫尔德启蒙的核心，甚至我们可以说，明晰的概念就是赖因赫尔德启蒙概念的全部。首先，狭义的启蒙就是获得明晰概念的能力与活动。其次，明晰概念是个体的人和民族理性化程度的标志，也是启蒙程度的标志，还是启蒙的对象。再次，哲学家的使命就是产生明晰的概念，哲学的目标也是产生明晰的概念。所以苏格拉底是人类启蒙所必需的，因为他的方法和目标就是使大众产生明晰的概念。

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第一版序言中总结这部著作的特点时说：“凭借概念的那种推理（逻辑）的明晰性”以及“凭借实例和具体说明的明晰性，是作者（即康德）根本意图。”康德的这一总结超越了他对这部书的总结，因为概念的明晰性和思想的明晰性是自笛卡尔以来包括德国在内的整个近代欧洲的诉求，具有鲜明的时代性，是对当时欧洲时代精神的总结。

如果我们认同启蒙的核心原则就是理性的自我觉醒和独立运用，那么明晰性概念、观点及其知识就当然是启蒙的目标，是启蒙题中应有之义。因为分析和综合是理性的两个互相依赖的不可分割的使思维和观念清晰的基本认识功能。正因为笛卡尔能依靠分析将“审查的每一个难题按照可能和必要的程度分成若干部分”，又能根据综合“从最简单、最容易认识对象按照次序逐步上升到最复杂的对象”，所以他才敢说只接受“清楚明白呈现在心里无法怀疑的东西。”而经验论从培根开始，也未尝不是在沿着这一目标求索。“知识就是力量”的知识是对世界因果联系的确切清楚明白的认识，因为模糊的观念是不可能形成改变世界的力量的。因此，近代认识论无论经验论还是唯理论在根本目标是一致的，都是要获得清楚明白的观念及其知识。区别只在于清晰明白概念的来源以及获得的具体途径。如果说唯理论的笛卡尔通过“普遍怀疑”获得了清楚明白的“我思”这一认识的第一原则，那么培根则通过对“四假相”的批判和经验归纳的“三表法”的建构来获得真实可靠的具有改造世界力量的因果知识。

总之，唯理论从笛卡尔经过斯宾诺莎、莱布尼兹到沃尔夫，清楚明白的真观念不仅是理性追求的目标，而且是真理的来源和衡量标准，这是这一派在认识上不变的信条。同样，经验论从培根开始，经过洛克到休谟，清楚明白同样是他们对知识的最终追求。洛克依据知识的明晰与确定程度将知识划分为“从直觉知识、推理知识和感觉知识”明晰性依次递减的三个等级，休谟的不可知论只不过意味着通过经验获得清晰明白知识路径的破产。所以马丁·威兰说：“当真实的东西与虚假的东西被区分开来，当纠缠不清的东西得到解决，当复杂的东西被分解为简单的构成要素，当简单的东西被追溯到它的起源，以及首先，当扮作真理而从人们那里蒙混过关的表象或主张无意获准暂时免于无限制的审查，在这个时候，人们的表象、概念、判断和意见就成为启蒙的了。”

18世纪的德国启蒙运动不仅在实践中对历史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同时在理论上也对思想的发展也产生了不可估量的持续的影响。这种影响不仅局限于对19世纪的德国哲学本身的发展（如黑格尔以“绝对精神”为核心的理性哲学的体系的建立就是启蒙思想发展的必然结果），而且这种影响在当代哲学思想的发展中还在不停地持续发酵。现象学的产生与发展、分析哲学的产生与发展，在某种意义上都是启蒙的后果。因为无论现象学还是分析哲学，其思想的内核就是由理性的伸展实现思想及其表达的清楚明白、切实可靠。清楚明白、切实可靠的观念是确定、普遍必然知识的源泉和前奏，而对确定的、具有普遍必然性知识的追求是理性的根本使命，也是人类永恒不变的思想目标，更是人本质存在的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