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解《大学》“亲民”为“新民”之新证——从孟子讲“亲亲而仁民”入手
2024-05-08   来源：乐爱国   

宋代朱熹《大学章句》将《礼记·大学》全篇的文字内容作了重新编排，分为“经”一章和“传”十章两部分，不仅补“格物致知”章，而且依照程颐将《大学》首句“《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中的“亲民”解为“新民”。为此，不少学者以为程朱是以《大学》“传”文“《康诰》曰‘作新民’”为依据。与此不同，明代王阳明不仅不赞同朱熹“新民”说，而认为宜从旧本作“亲民”，而且认为“作新民”的“新”不同于“在新民”的“新”，主张“亲民”说。但是，后世不少学者为朱熹“新民”说辩护，并提出新证，主要有三：其一，以孟子讲“亲亲而仁民”的“爱有差等”及其所言“于民也，仁之而弗亲”为据，反对王阳明“亲民”说；其二，以“亲”“新”古字通用为据，为朱熹“新民”说辩护；其三，通过对《大学》思想内容的分析，而赞同朱熹“新民”说。当今学者讨论《大学》“亲民”还是“新民”，较多只是从《大学》思想内容入手，也有以“亲”“新”古字通用为据，但大都忽略了孟子讲“亲亲而仁民”的“爱有差等”及其所言“于民也，仁之而弗亲”这一关键证据，实乃舍本而求末。

对于《礼记·大学》“在亲民”，唐孔颖达疏曰：“‘在亲民’者，言《大学》之道，在于亲爱于民。”与此不同，朱熹《大学章句》说：“程子曰：‘亲，当作新。’……新者，革其旧之谓也，言既自明其明德，又当推以及人，使之亦有以去其旧染之污也。”《大学或问》说：“今亲民云者，以文义推之则无理；新民云者，以传文考之则有据。程子于此，其所以处之者亦已审矣。”显然，朱熹主张“新民”说，不赞同“亲民”说。至于“亲民”为什么“以文义推之则无理”，《大学或问》并没有作进一步明确的说明。然而，据《朱子语类》载，朱熹认为“明德便是仁义礼智之性”，还说：“人本来皆具此明德，德内便有此仁义礼智四者。只被外物汩没了不明，便都坏了。”“明德，谓本有此明德也。‘孩提之童，无不知爱其亲；及其长也，无不知敬其兄。’其良知、良能，本自有之，只为私欲所蔽，故暗而不明。所谓‘明明德’者，求所以明之也。……‘在新民’，明德而后能新民。”也就是说，“明德”即是仁义礼智，包含了孟子的“亲亲而仁民”，因而在“明明德”之后又讲“亲亲而仁民”，讲“亲民”，或许就是朱熹所谓“以文义推之则无理”。

与朱熹不同，后来的王阳明不赞同朱熹“新民”说，而认为宜从旧本作“亲民”，并且说：“‘亲民’犹孟子‘亲亲仁民’之谓，亲之即仁之也。百姓不亲，舜使契为司徒，敬敷五教，所以亲之也。《尧典》‘克明峻德’便是‘明明德’。‘以亲九族’至‘平章’、‘协和’，便是‘亲民’，便是‘明明德于天下’。”应当说，王阳明最早明确以孟子的“亲亲而仁民”解《大学》“亲民”，而且后世学者批评王阳明“亲民”说，同样也多依据孟子的“亲亲而仁民”。

然而，孟子所言“亲亲而仁民”，讲的是“爱有差等”。他说：“君子之于物也，爱之而弗仁；于民也，仁之而弗亲。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这里所谓“于民也，仁之而弗亲”，意在儒家只能讲“亲亲”、“仁民”而不能讲“亲民”。对此，汉赵岐注曰：“物，谓凡物可以养人者也。当爱育之，而不加之仁，若牺牲不得不杀也。”“临民以非己族类，故不得与亲同也。”“先亲其亲戚，然后仁民，仁民然后爱物，用恩之次者也。”宋孙奭疏曰：“孟子言君子于凡物也，但当爱育之，而弗当以仁加之也，若牺牲不得不杀也。于民也，当仁爱之，而弗当亲之也。以爱有差等也。是则先亲其亲而后仁爱其民，先仁爱其民然后爱育其物耳。”显然，无论赵岐还是孙奭，他们都认为孟子所言“亲亲而仁民”，讲的是“爱有差等”，其中对于“民”，“当仁爱之，而弗当亲之也”，也就是说，应当讲“亲亲”“仁民”而不应当讲“亲民”，此即孟子所谓“于民也，仁之而弗亲”。当然，孟子也讲“君行仁政，斯民亲其上，死其长矣”（《孟子·梁惠王下》），“人伦明于上，小民亲于下”（《孟子·滕文公上》），但终究未明确言及“亲民”之类。

对于孟子讲“亲亲而仁民”，北宋程颐说：“民须仁之，物则爱之。”门人尹焞说：“于物则爱之，于民则仁之，于亲则亲之，此之谓差等。何以有是差等？一本故也，无伪也。”朱熹《孟子集注》认可程颐、尹焞的说法，并引述杨时所言：“其分不同，故所施不能无差等，所谓理一而分殊者也。”朱熹《论语或问》则说：“自亲亲而仁民，自仁民而爱物，其爱有差等，其施有渐次，而为仁之道，生生而不穷矣。”后来，朱熹又在《答郑子上》中明确赞同门人郑可学所说：“窃谓理一而分殊，故圣人各自其分推之，曰亲，曰民，曰物，其分各异，故亲亲、仁民、爱物亦异。”显然，朱熹解孟子所言“亲亲而仁民”，重视“爱有差等”，讲“亲亲”、“仁民”、“爱物”的不同，并强调孟子言“于民也，仁之而弗亲”所包含的应当讲“仁民”而不应当讲“亲民”之意，因而也不难理解朱熹《大学或问》讲“亲民云者，以文义推之则无理”，不仅在于“明明德”已经包含了孟子的“亲亲而仁民”，而且孟子的“亲亲而仁民”正是要讲明“爱有差等”，只能讲“亲亲”“仁民”而不应当讲“亲民”。

与朱熹一样，王阳明解孟子“亲亲而仁民”也讲“爱有差等”，说：“禽兽与草木同是爱的，把草木去养禽兽，又忍得？人与禽兽同是爱的，宰禽兽以养亲，与供祭祀、燕宾客，心又忍得？至亲与路人同是爱的，如箪食豆羹，得则生，不得则死，不能两全，宁救至亲，不救路人，心又忍得？这是道理合该如此。及至吾身与至亲，更不得分别彼此厚薄。盖以仁民爱物，皆从此出；此处可忍，更无所不忍矣。”因此，王阳明也反对墨子“爱无差等”，说：“父子兄弟之爱，便是人心生意发端处，如木之抽芽。自此而仁民，而爱物，便是发干生枝生叶。墨氏兼爱无差等，将自家父子兄弟与途人一般看，便自没了发端处；不抽芽便知得他无根，便不是生生不息，安得谓之仁？”认为墨子“爱无差等”不可谓之仁。但是，王阳明解《大学》，则更为强调由“亲亲”而“仁民”。他说：“亲吾之父以及人之父，而天下之父子莫不亲矣；亲吾之兄以及人之兄，而天下之兄弟莫不亲矣。君臣也，夫妇也，朋友也，推而至于鸟兽草木也，而皆有以亲之。”所以，他强调“天地万物一体”，讲“亲吾之父，以及人之父，以及天下人之父，而后吾之仁实与吾之父、人之父与天下人之父而为一体”，“亲吾之兄，以及人之兄，以及天下人之兄，而后吾之仁实与吾之兄、人之兄与天下人之兄而为一体”，还说：“君臣也，夫妇也，朋友也，以至于山川鬼神鸟兽草木也，莫不实有以亲之，以达吾一体之仁。”也就是说，王阳明虽然讲孟子“亲亲而仁民”的“爱有差等”，反对墨子“爱无差等”，但是解《大学》则更为强调“天地万物一体”。

应当说，孟子既讲“亲亲而仁民”的“爱有差等”，又讲“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朱熹注曰：“盖骨肉之亲，本同一气，又非但若人之同类而已。故古人必由亲亲推之，然后及于仁民；又推其余，然后及于爱物，皆由近以及远，自易以及难。”朱熹还解张载“民为同胞、物为吾与”，说：“乾之为父，坤之为母，所谓理一者也。然乾坤者，天下之父母也。父母者，一身之父母也，则其分不得而不殊矣。故以民为同胞、物为吾与者，自其天下之父母者言之，所谓理一者也。然谓之民，则非真以为吾之同胞；谓之物，则非真以为我之同类矣。此自其一身之父母者言之，所谓分殊者也。”在朱熹看来，既要从“理一”讲天下之父母，讲“民为同胞、物为吾与”，又要从“分殊”讲“一身之父母”，讲“亲亲而仁民”的“爱有差等”。相较于朱熹讲“由亲亲推之，然后及于仁民”而强调“亲亲”与“仁民”的区别而言，王阳明解《大学》，更为强调“亲吾之父以及人之父，而天下之父子莫不亲矣；亲吾之兄以及人之兄，而天下之兄弟莫不亲矣”，讲“亲亲”而“亲民”的一体性，讲“亲之即仁之”，因而忽视了孟子“亲亲而仁民”的“爱有差等”及其所言“于民也，仁之而弗亲”，而只是依孟子“亲亲而仁民”而讲“亲民”。

王阳明解《大学》，忽视孟子“亲亲而仁民”的“爱有差等”之意而解读为“亲民”，受到后世不少学者的批评。阳明门人顾应祥肯定王阳明认为墨子“爱无差等”不可谓之仁，并据此批评“亲民”说：“愚谓此论墨氏之爱无差等为非仁，是矣。然其言反有类乎墨。孟子曰‘君子之于物也，爱之而弗仁；于民也，仁之而弗亲。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不特施之有缓急，而发源处自有差等。假如己之亲，则服劳奉养；他人之亲岂皆服劳奉养乎？己之亲殁，则擗踊哭泣；他人之亲岂可擗踊哭泣乎？皆天理之当分别者也。所谓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者，当亲则亲，当仁则仁，当爱则爱，各尽其当然之则而已。”显然，顾应祥依据孟子“亲亲而仁民”讲“爱有差等”，讲“于民也，仁之而弗亲”，强调“亲亲”与“仁民”的区别，不赞同王阳明的“亲民”说，并且还说：“己之父，人之父，天下人之父，己之兄，人之兄，天下人之兄，施之自有差等。若视为一体，不几于墨氏之兼爱乎？况《大学》后章释‘治国必先齐其家’，曰：‘孝者，所以事君也；弟者，所以事长也；慈者，所以使众也。’释‘平天下在治其国’，曰：‘上老老而民兴孝，上长长而民兴弟，上恤孤而民不倍。’皆谓躬行于上而化行于下也。至于‘山川鬼神禽兽草木，莫不实有以亲之’，恐尧舜亦不能矣。”显然，顾应祥是依据孟子“亲亲而仁民”讲“爱有差等”而不赞同王阳明的“亲民”说。

与顾应祥同时的儒者徐问说：“近学以《大学》‘在亲民’，宜从旧本，不用新民。愚谓讲说道理在亲切妥贴，不必拘于一字，且新民与明德相应，盖自明其德又当新民也。且引诸书于‘民’上，皆无‘亲’字。曰‘亲其亲’，曰‘亲九族’，曰‘亲亲’，皆以所亲而言。曰‘百姓不亲’，以民自相亲而言。若以民为亲，则是兼爱无亲疏也。明者必能辨此。”明确认为早期儒家不讲“亲民”，而王阳明“亲民”说是墨家“兼爱”讲“爱无差等”。

明末儒者陈龙正说：“‘亲民’之必为‘新民’也。何居？亲可施于亲，不可施于民也。孟子曰：‘于民也，仁之而弗亲。’亲民是兼爱也。……圣人亲亲，墨氏亲民，佛氏亲物。亲亲则功至于百姓而恩及禽兽矣；亲民则不得不薄其亲矣；亲物则不得不弃其亲矣。‘亲’‘新’二言之间，乃吾道异端之界。”这里明确以孟子“亲亲而仁民”所言“于民也，仁之而弗亲”批评王阳明“亲民”说，并提出“亲民是兼爱”，把王阳明“亲民”说等同于墨家“兼爱”。

需要指出的是，王阳明“亲民”说忽视了孟子“亲亲而仁民”的“爱有差等”及其所言“于民也，仁之而弗亲”而受到后世儒者的批评，论证了朱熹所谓“亲民云者，以文义推之则无理”，因而有助于对朱熹“新民”说的理解，但是，并不能由此完全论证朱熹“新民”说的合理性。

程颐撰《伊川先生改正大学》，解《大学》“亲民”而认为“亲，当作新”，后来又为朱熹《大学章句》解“亲民”所引证，都没有明确以“亲”“新”古字通用为据。但是，据清王懋竑《朱子年谱》载，朱熹69岁时，集《书传》，又将多篇已成文稿授予蔡沈，而蔡沈《书集传》解《尚书·金縢》“惟朕小子其新逆，我国家礼亦宜之”，曰：“新当作亲。……亲误作新，正犹《大学》新误作亲也。”显然是肯定《尚书·金縢》所言的“亲”“新”通用，并且据此解释朱熹以《大学》“亲民”为“新民”。

关于《尚书·金縢》“惟朕小子其新逆，我国家礼亦宜之”，汉儒孔安国曰：“周公以成王未寤，故留东未还，改过自新，遣使者迎之，亦国家礼有德之宜。新逆，马本作‘亲迎’，遣使，所吏反。”这里把“新逆”解为“亲迎”，可见“亲”“新”古字通用。蔡沈《书集传》对《尚书·金縢》所言的解读，讲“新当作亲”或“亲误作新”，很可能来自汉儒。

继蔡沈《书集传》以《尚书·金縢》所言“亲”“新”通用解释朱熹的“新民”说之后，宋王应麟《困学纪闻》接受朱熹“新民”说，并明确以“亲”“新”古字通用为据，说：“《大学》之‘亲民’，当为‘新’，犹《金縢》之‘新逆’,当为‘亲’也。皆传写之误。”又有明代王鸿儒为程朱“新民”说论证，说：“《大学》在亲民，程子曰：‘亲当作新。’愚按：亲，新古字通用。观《左氏》石碏之言，新间旧，作亲间旧，此可见矣。”

自王阳明以“亲民”说反对朱熹“新民”说之后，一直有学者以“亲”“新”古字通用为据，为朱熹“新民”说辩护。明儒崔铣《士翼》说：“《大学》之为文乃一篇，与《洪范》同制，先撮总而后分目。要之，皆明明德而已。仁者与物同体，遗一物、涂一民，非仁也。故‘新民’，即‘明德’。古人字简通用，‘新’‘亲’其互行与？今必曰‘亲’非‘新’也。孟子谓‘于民仁之而弗亲’，何为混其施也？”崔铣不仅以“亲”“新”古字通用论证朱熹“新民”说，而且还以孟子“亲亲而仁民”的“爱有差等”及其所言“于民也，仁之而弗亲”反对王阳明“亲民”说。

稍后的明儒黄佐批评王阳明“亲民”说，说：“如曰：‘亲民，从旧本作亲民，孟子“亲亲仁民”之谓，亲之即仁之也。’此则弊流于兼爱，而不自知矣。”又说：“‘亲’‘新’古通用矣。《书》曰：‘其新逆。’则又以亲为新是也。况引及‘作新民’乎？‘亲’固与‘新’同也。”显然，也是以孟子“亲亲而仁民”的“爱有差等”反对王阳明讲“亲之即仁之”，同时又以“‘亲’‘新’古字通用”为朱熹“新民”说辩护。

此外，晚明的徐学谟说：“《大学》‘在亲民’句，程子曰‘亲’当作‘新’。按《左传》‘亲间旧’，亦以‘亲’为‘新’，疑古字通用。王文成必要如字解，不知圣人立言，要于精切，非若后来学，徒讲一笼统套子，随处凑泊也。‘新’字与‘明德’之‘明’字相对待，俱在教上说，犹孟子所谓‘以其昭昭，使人昭昭’也；若曰‘亲民’，即与‘明’字不相照。”显然，也是以“亲”“新”古字通用为依据，并且强调“‘新’字与‘明德’之‘明’字相对待”，为朱熹“新民”说辩护。

关于“亲”“新”古字通用，近年来新出土郭店楚简有大量的例子。其中《五行》有“戚则新（亲），新（亲）则爱”，“不戚不新（亲），不新（亲）不爱”，“戚而信之，新（亲）。新（亲）而笃之，爱也”，其中“新”读作“亲”；而在马王堆汉墓帛书《五行》中则有“不戚不亲，不亲不爱”，“戚而信之，亲也。亲而笃之，爱也”。可见，先是“新”字，后为“亲”字。《唐虞之道》有“教民有新（亲）也”，“新（亲）事祖庙，教民孝也”；《尊德义》有“仁为可新（亲）也”，“远礼亡新（亲）仁”，“新（亲）忠、敬庄”，“不爱则不新（亲）”；《六德》有“男女卡生言，父子新（亲）生言，君臣义生言”，“男女不卡，父子不新（亲）。父子不新（亲），君臣亡义”，“民之父母新（亲）民易，使民相新（亲）难”。从这些把“新”读作“亲”的例子可以看出，郭店楚简大都以“新”表达“亲”义，而且《唐虞之道》讲“教民有新”表达“教民有亲”，《六德》以“新民”表达“亲民”，以“使民相新”表达“使民相亲”，对于理解朱熹解《大学》“亲民”为“新民”，很有启发意义。为此，有学者认为：“其中‘亲’皆写作‘新’，说明‘亲’‘新’本可通用，朱熹等改‘亲民’为‘新民’并非无据，为我们讨论‘亲民’问题提供了重要线索。”

需要指出的是，无论是“亲”“新”古字通用，还是郭店楚简以“新”表达“亲”，虽有助于对朱熹解《大学》“亲民”为“新民”的理解，但是，强调《大学》“亲民”为“新民”，这本身就意味着“新民”不同于“亲民”，“新”不同于“亲”，因而并不意味着可以将《大学》中的“亲”都解为“新”，或将“新”都解为“亲”。而且，无论“亲”“新”古字通用，还是郭店楚简以“新”表达“亲”，都只是就字形结构而言；就字义而言，朱熹《大学章句》不仅解“亲民”为“新民”，而且还解“新”为“革其旧之谓也”，解“新民”为“使之亦有以去其旧染之污也”，因而不同于解“作新民”之“新民”为“自新之民”。也就说，“在新民”的“新”为动词，有“更新”之义，与《大学》引《诗》曰“周虽旧邦，其命惟新”的“新”相同；“作新民”的“新”为形容词，与“旧”相对，与《大学》引汤之《盘铭》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新”相同。为此，王阳明也以“‘作新民’之‘新’是自新之民，与‘在新民’之‘新’不同”为由责难朱熹“新民”说，从而说明依据“亲”“新”古字通用或郭店楚简以“新”表达“亲”为朱熹“新民”说论证，有着很大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其说服力很有限。

如前所述，朱熹《大学或问》讲“亲民云者，以文义推之则无理”，或是在朱熹看来，“明明德”已经包含了孟子的“亲亲而仁民”，同时“爱有差等”，只能讲“亲亲”、“仁民”而不应当讲“亲民”，而且，“亲”“新”古字通用，因而“亲民”应当为“新民”。问题是，朱熹《大学或问》又讲“新民云者，以传文考之则有据”，显然，在朱熹看来，要论证“亲民”应当为“新民”，还必须对《大学》“传”文作出深入分析。

朱熹《大学章句》有“新民”章：“汤之《盘铭》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康诰》曰：‘作新民。’《诗》曰：‘周虽旧邦，其命惟新。’是故君子无所不用其极。”朱熹注“作新民”，曰：“鼓之舞之之谓作，言振起其自新之民也。”朱熹晚年还说：“鼓之舞之之谓作。如击鼓然，自然使人跳舞踴跃。然民之所以感动者，由其本有此理。上之人既有以自明其明德，时时提撕警策，则下之人观瞻感发，各有以兴起其同然之善心，而不能已耳。”从字面上看，这里“作新民”的“新民”，解为“自新之民”，不同于朱熹《大学章句》解“在亲民”而言“新者，革其旧之谓也”的“新民”，很难成为朱熹“新民”说的直接证据。但朱熹说：“明明德，便要如汤之日新；新民，便要如文王之‘周虽旧邦，其命维新’。”以为“新民”章引《诗》曰“周虽旧邦，其命惟新”，正是“新民”之意。

需要指出的是，朱熹《大学或问》特别强调：“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者，明明德之事也。齐家、治国、平天下者，新民之事也。”“致知至修身五件，是明明德事；齐家至平天下三件，是新民事。”也就是说，朱熹“新民”说的依据在“治国平天下”章。然而，朱熹《大学章句》“治国平天下”章，先是讲“絜矩之道”，接着说：“《诗》云：‘乐只君子，民之父母。’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此之谓民之父母。”朱熹注曰：“能絜矩而以民心为己心，则是爱民如子，而民爱之如父母矣。”从字面上看，朱熹注“治国平天下”并非完全如朱熹“新民”说所言“新者，革其旧之谓也”，也没有讲“去其旧染之污也”。所以，王阳明在批评朱熹“新民”说时，指出：“下面‘治国平天下’处，皆于‘新’字无发明，如云‘君子贤其贤而亲其亲，小人乐其乐而利其利’；‘如保赤子’；‘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此之谓民之父母’之类，皆是‘亲’字意。……说‘亲民’便是兼教养意，说‘新民’便觉偏了。”应当说，从《大学》“治国平天下”章的字面上看，王阳明讲“亲民”说，批评朱熹“新民”说，不无道理。

清代经学家胡渭《大学翼真》不仅以“亲”“新”古字通用为据，为朱熹“新民”说辩护，又以孟子讲“亲亲而仁民”的“爱有差等”以及所言“于民也，仁之而弗亲”为据，批评王阳明“亲民”说，而且还通过分析《大学》的思想内容，认为《大学》之道以“化民易俗”为主，还说：“夫化民易俗，可以言‘新’，不可以言‘亲’。是大学之治人，元以教化为主也。即以此篇论之，明明德于天下，齐治平之事也。使天下之人，皆有以明其明德，谓之亲民其可乎？”胡渭认为，《大学》讲“君子不出家而成教于国”，“一家仁，一国兴仁；一家让，一国兴让”，“有诸己而后求诸人，无诸己而后非诸人”，都是讲“新民”。他还认为，“教亦有浅深之别”：《大学》“新民”章，讲的是“教之深者”也；而《大学》“亲民”之为“新民”，是“就其始事而言之”，是要“去其旧染之污”，是“君子所以以立教为急也”。所以，胡渭认为，“《大学》之道，始终以化民易俗为主，故谓之‘新民’，不可谓之‘亲民’，‘亲’当作‘新’，无可议也。”显然，胡渭《大学翼真》通过对《大学》思想内容的分析，肯定朱熹“新民”说，而反对“亲民”说。

与胡渭不同，晚清儒者秦笃辉则通过对《大学》思想内容的分析，反对朱熹“新民”说，而赞同“亲民”说。他的《经学质疑录》不仅依据王阳明所谓“‘作新民’之‘新’是自新之民，与‘在新民’之‘新’不同”而作出对于朱熹“新民”说的批评，同时又对《大学》的思想内容作出分析，说：“试读‘治国’章，‘慈者，所以使众也。《康诰》曰“如保赤子”，心诚求之，虽不中，不远矣。’能不谓之亲爱于民乎？试读‘平天下’章，‘《诗》云：“乐只君子,民之父母。”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此之谓民之父母。’更能不谓之亲爱于民乎？且凡言齐家、治国、平天下，皆亲民之义正，不在一枝一节牵合字面也。”

应当说，要确定《大学》是“新民”还是“亲民”，最为重要的是要对《大学》的思想内容作出深入的分析，但是，这样的分析结果往往并不相同。朱熹讲“新民云者，以传文考之则有据”，根据《大学》的思想内容的分析，尤其是对《大学》“治国平天下”章的分析，而提出“新民”说；同样是对于《大学》“治国平天下”章的分析，王阳明则提出“亲民”说。胡渭与秦笃辉，同样也是通过对《大学》思想内容的分析，或是肯定朱熹的“新民”说，而反对“亲民”说，或是反对朱熹的“新民”说，而赞同“亲民”说。

事实上，《大学》无论是讲“在亲民”还是讲“在新民”，都是由“明明德”而来，都与“明明德”统为一体，朱熹讲“明德为本，新民为末”，“以明德、新民互言之，则明明德者，所以自新也；新民者，所以使人各明其明德也”，“新民必本于明德，而明德所以为新民也。”王阳明也说：“明德、亲民，一也。古之人明明德以亲其民，亲民所以明其明德也。是故明明德，体也；亲民，用也。”又说：“明明德者，立其天地万物一体之体也。亲民者，达其天地万物一体之用也。故明明德必在于亲民，而亲民乃所以明其明德也。”

当然，在王阳明看来，朱熹讲“明德”“新民”，实际上是将二者分为二事；只有讲“明德”“亲民”，才能知二者本为一事。王阳明说：“新民之意，既与亲民不同，则明德之功，自与新民为二。若知明明德以亲其民，而亲民以明其明德，则明德亲民焉可析而为两乎？先儒之说，是盖不知明德亲民之本为一事，而认以为两事，是以虽知本末之当为一物，而亦不得不分为两物也。”显然，王阳明“亲民”说与朱熹“新民”说的差异，不只是在于对《大学》思想内容的分析，更在于对“明明德”与“亲民”，或“明明德”与“新民”，二者相互关系的基本观点的不同。

通过以上论述可以看出，王阳明解《大学》，批评朱熹“新民”说而主张“亲民”说，受到后世不少儒者的反驳。他们或以孟子讲“亲亲而仁民”的“爱有差等”及其所言“于民也，仁之而弗亲”为据，反对王阳明“亲民”说，或以“亲”“新”古字通用为据，为朱熹“新民”说辩护，或通过对《大学》思想内容的分析，而赞同朱熹“新民”说。这些论证，虽然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问题，缺乏充分的说服力，但产生了重要影响。尤其是以孟子讲“亲亲而仁民”的“爱有差等”及其所言“于民也，仁之而弗亲”为据，对于王阳明“亲民”说的批评最为有力，以致于那些坚持“亲民”说的儒者逐渐传向于对“亲民”的重新解读，以消除与孟子讲“爱有差等”的冲突。

阳明门人钱德洪解《大学》“亲民”，说：“‘亲民’，亦本先民之言，盖《大学》旧本所谓亲民者，即百姓不亲之亲，凡亲贤乐利，与民同其好恶，而为絜矩之道者是已。”这里把《大学》“亲民”之“亲”，解为《舜典》“百姓不亲”之“亲”。后来清儒翟灏《四书考异》解《大学》“在亲民”，曰：“《舜典》：‘百姓不亲，五品不逊，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宽。’五教之设，所以亲民，乃有虞氏创立大学之始规也，合《孟子》‘人伦明于上，小民亲于下’言之，此‘亲’字实似不必更改。但其所谓‘亲’者，盖令民自相亲，非君上亲爱之，亦非民之亲近君上也。《孟子》云：‘人人亲其亲，长其长，而天下平。’又云：‘亲亲，仁也；敬长，义也。无他，达之天下也。’此言亲民之事，亦极之于平天下。”在翟灏看来，《大学》“亲民”是针对“百姓不亲”而言，是要“令民自相亲”。

明儒来知德解《大学》“亲民”，曰：“亲者，九族也。民者，万民也。‘亲民’二字，即‘亲亲而仁民’也，即以亲九族昭明百姓也。……宋儒程子改‘亲’字作‘新’字；近日王阳明解作亲其民，把‘如保赤子’，‘此之谓民之父母’，通为亲其民，殊不知把‘明德’解为‘虚灵不昧’，又把‘亲民’解为亲其民、新其民，则修身、齐家工夫全空疏了；不能修其身，不能亲亲以齐其家，乃先去新、亲万民，是所厚者薄而所薄者厚也，与下文‘明明德于天下’一条，全不相同了，此万世不易之定论也。”在来知德看来，《大学》“亲民”，不只是“亲其民”、“新其民”，而是要“亲亲而仁民”，既讲“亲亲”，也讲“仁民”。

当然，也有学者直接就王阳明“亲民”说是否违背孟子讲“爱有差等”及其所言“于民也，仁之而弗亲”提出辩护。秦笃辉《经学质疑录》说：“《大学》谓‘在亲民’，孟子之言岂相背乎？盖《大学》‘民’犹言‘人’也，该家国天下言，兼‘亲’在内。孟子‘民’对‘亲’言，故曰‘仁之弗亲’，言各有当也。或曰如此则《大学》统言‘亲民’，爱无差等矣！曰齐家治国平天下非差等乎？随文解之，皆有了义，不可牵混孟子之言谓《大学》‘亲民‘必作‘新民’也。”应当说，秦笃辉为王阳明“亲民”说并没有违背孟子讲“爱有差等”的辩护，颇为勉强，缺乏说服力。

无论如何，王阳明之后，以孟子讲“亲亲而仁民”的“爱有差等”及其所言“于民也，仁之而弗亲”为据，对于王阳明“亲民”说的批评，影响很大，同时也有助于加深对于朱熹“新民”说的深入理解。

然而，当今学者讨论《大学》“亲民”还是“新民”，分析朱熹“新民”说或王阳明“亲民”说，不少只是从《大学》思想内容入手，也有以“亲”“新”古字通用为据，但终究没有思考与孟子讲“亲亲而仁民”的“爱有差等”及其所言“于民也，仁之而弗亲”的相互关系，因而存在不少欠缺。所以，从孟子“亲亲而仁民”的“爱有差等”出发，讨论《大学》“亲民”还是“新民”，不仅具有新意，而且更为重要。

与之相关，由孟子讲“亲亲而仁民”的“爱有差等”及其所言“于民也，仁之而弗亲”，似乎可以引申出早期儒家是否有“亲民”这一说法的问题。墨家讲“兼爱”，讲“爱无差等”，而且反对“内不亲民，外不约治”（《墨子·备梯》），讲“亲民”。法家韩非子讲“古者先王，尽力于亲民，加事于明法”（《韩非子·饰邪》），也讲“亲民”。然而，如前所述，郭店楚简以“新”表达“亲”，甚至讲“民之父母新（亲）民易，使民相新（亲）难”，并没有直接讲“亲民”，而且《语从一》说：“父，有<字2.tif>（亲）有尊，……长弟，<字2.tif>（亲）道也。友君臣，无<字2.tif>（亲）也。”当然，早期儒家是否有“亲民”这一说法，尚有待于新的出土文献来论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