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发扬历史主动精神：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实践逻辑
2024-04-10   来源：贺敬垒   

继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明确提出，历史主动精神是党信心百倍书写新时代中国发展伟大历史的精神保障后，党的二十大又站在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和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将“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坚定历史自信，增强历史主动，谱写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加绚丽的华章”明确为新时代全党的行动要求，集中凸显了发扬历史主动精神对于党完成新时代历史使命的重大现实意义。所谓历史主动精神，一般是指作为历史主体的人或组织坚持大历史观，在把握历史规律和前进趋势的基础上，立足既定历史方位，积极发挥主观能动性，顺势而为、应势而动，自觉担当历史责任和使命，以推动历史进步的思想品格和精神状态。从历史维度看，发扬历史主动精神不仅揭示了百年来党为什么能够成功、以后如何才能继续成功的“奥秘”，也构成了党带领人民实现由“站起来”“富起来”走向“强起来”的宝贵经验和重要法宝，内嵌着深刻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新时代，科学把握党发扬历史主动精神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无论对于科学把握和准确理解党的百年奋斗成功经验，深入回答“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等重大现实问题，还是深刻领会“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都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个国家能不能富强，一个民族能不能振兴，最重要的就是看这个国家、这个民族能不能顺应时代潮流，掌握历史前进的主动权”。可以说，能否发扬历史主动精神正是一个国家和民族能否走向强盛的关键要素。而从党的百年奋斗历程看，善于发扬历史主动精神，顺势而为、应势而动既是党领导中国革命、建设与改革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奥秘”所在，也构成了党领导人民实现民族复兴伟业不断从辉煌走向辉煌，实现乘风破浪、一路向前的成功经验。

鸦片战争后，中国“两半社会”的沦落和“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历史悲剧的出现无疑是中国回避时代潮流、丧失历史主动的沉痛代价。而如何改变中国落后挨打的悲惨时局，探求民族复兴的正确出路也成为处于“两半社会”的中国先进分子和仁人志士面对的根本性历史课题。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那样，“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进行的一切奋斗、一切牺牲、一切创造，归结起来就是一个主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了完成民族复兴的历史使命，中国地主阶级、农民阶级、资产阶级虽都曾进行过艰苦卓绝的探索，但均因未能科学把握历史主动精神，从而无法在准确把握世界现代化潮流基础上实现与中华民族复兴要求的统一而告以失败。十月革命一声炮响在开辟世界无产阶级革命新时代的同时，也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正是在帝国主义战争与无产阶级革命这一时代背景下，中国先进分子积极发扬历史主动精神，不仅准确把握了无产阶级革命发展形势，积极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一现代化理论教育和引导中国工人走向觉醒和成熟，还使中国工人阶级在“五四运动”后开始作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主动承担起了在中国实现民族复兴伟业的历史重任。尤其是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过程中成立了中国共产党后，中国人民谋求民族复兴大业在精神上由“被动”转向“主动”，也找到了实现民族复兴伟业的“主心骨”。

自成立后，党就正确把握“战争与革命”的时代形势，顺应世界无产阶级“谋革命”“求解放”的时代潮流，积极发扬历史主动精神，真正开启了推动我国民族复兴伟业的历史进程。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就勇于掌握历史主动，深刻认识到要改变我国“两半社会”悲惨时局，实现民族复兴，就必须以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为前提，继而主动围绕如何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历史课题展开了艰苦卓绝的探索。尤其是经历了忽略中国革命实际和规律、放弃革命领导权而给中国革命造成严重挫折的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错误，以及将共产国际经验绝对化的王明“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后，党更加深化了对中国革命和马克思主义科学真理的规律性认识，主动提出、成功实施并深入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战略，开辟了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革命实践相结合的新道路。这一道路深刻把握中国革命发展的历史主动，不仅成功指导党领导人民探索出一条富有中国特色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形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方略，还顺应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中国人民抗日救亡的强烈愿望，在结成民族统一战线基础上取得抗日战争胜利。抗日战争胜利后，党又主动顺应人民“打倒反动派，解放全中国”呼声，识破国民党“假和平、真内战”的虚伪面纱，夺取了解放战争的胜利，推翻了“三座大山”，建立了新中国，彻底实现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完成了我国由封建专制主义向人民民主过渡，为实现民族复兴奠定了根本社会条件。

新中国成立后，党就秉持历史主动精神，深刻把握二战后美苏两大阵营逐步确立、展开对峙、较量的“冷战”格局以及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历史任务，不仅沐浴着“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风起云涌，出现了‘东风压倒西风’的气象”。使新生政权站住了脚，并主动地站在社会主义这一边，找到了我国社会发展的正确方向和维护人民根本利益的正确道路，还有效捍卫了政权安全，迅速恢复发展了国民经济，为推进社会主义革命，向社会主义过渡做了充分准备。为了实现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党更是保持高度的历史清醒，发扬历史主动和历史自觉，不仅明确了这一时期我国“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之间矛盾是我国主要矛盾的客观实际，找到了党和国家正确的工作方向，还创造性地推进了社会主义改造，彻底消灭了封建剥削和压迫制度，领导确立了我国的国体、政体等基本制度，为我国走进社会主义社会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保障。而社会主义制度确立后，党又继续发扬历史主动精神，顺势而为，将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建设上，不仅及时主动地对苏联模式的弊病展开深入反思并以此为基础果断提出了“以苏为鉴”的建设思路，还充分认识到立足本国实际建设社会主义的关键意义，提出了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展开“第二次结合”的主张，以此推进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进程。而后，虽然受国内外多种复杂因素的影响，党领导我国民族复兴事业走了一些弯路，如忽视客观经济发展规律，夸大主观意识的“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等，但这些弯路也从反面印证了正确把握社会发展规律，发扬历史主动精神对于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意义。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党坚持发扬历史主动精神，主动研判时代发展大势，做出了“和平与发展”已成为时代主题的战略判断，为党和国家将战略重心由“随时应对战争”转向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了科学依据。而为了彰显社会主义相较于资本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增强人民的社会主义道路自信，推进民族复兴进程，党坚持发扬历史主动精神，不仅顺应“和平与发展”的时代潮流以及人民对于“富起来”的强烈期待，还立足于“我国发展同国际先进水平的差距明显拉大”的具体实际，在主动吸收我国及其他国家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经验教训基础上，实施了改革开放伟大战略，把党和国家工作重心转移到现代化建设上来，为推进我国民族复兴事业奠定了坚实物质基础和政策保障。尤其是党在主动总结国内外社会主义建设经验教训基础上提出的“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原则，形成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实践路线以及现代化“三步走”战略，更是为我国民族复兴伟业指明了方向，勾画了清晰的“路线图”和“施工图”。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后，面对苏东剧变对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带来的严峻考验，党坚持发扬历史主动精神，不仅秉持高度的历史清醒，保持战略定力，顶住了苏东剧变的压力，捍卫了社会主义道路和制度安全，还主动剖析这一“剧变”的深刻教训，从中吸取智慧，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党顺利推进我国民族复兴事业积累了宝贵经验。党的十六大后，党又秉持发扬历史主动精神的优良传统，不仅在深刻总结国内外其他国家谋求本国发展的经验教训基础上，勇于担当，顺应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共产党执政规律，提出了“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战略，将发展作为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在转变我国经济发展方式的同时，促进经济又好又快发展，还倡导构建和谐社会，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推动了我国由“总体小康”向“全面小康”、由“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转变，为我国民族复兴伟业的实现找到了科学的行动指南。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更加注重发扬历史自觉和历史主动，顺势而为，因势利导，使得发扬历史主动精神已成为党治国理政的显著特点。一方面，党科学判断了世界处于以“大发展大调整大变革”为特点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和平、发展、合作、共赢”已成为显著时代潮流，“东升西降”“社升资降”趋势更加突出，传统的以西方国家为中心的全球治理体系在面对全球性问题的失灵失效以及国际政治经济旧秩序的难以为继的时代形势；另一方面，党还准确研判了进入新时代以来，中国已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的发展大势，以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和全面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已提上日程的全新历史方位，科学判断了我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时”与“势”利于我们发展的客观实际。基于此，党统揽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全局“两个大局”，全面统筹“四个伟大”，协调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以及“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准确识变、科学应变、主动求变、变中求进，不仅在国际舞台上，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积极推动国际治理体系和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变革，倡导构建以“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为价值基础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努力为化解全球难题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构筑积极国际环境，还主动调试我国国内发展布局，从而为我国的民族复兴事业提供坚实保障。在国内，党不仅主张以化解我国发展面临的现实问题为基点，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发展新质生产力，构建现代经济体系，打造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还着力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主动破除“现代化就是西方化”“西方化就是现代化唯一道路”的西方话语谬论，推动形成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开启了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伟大征程，也使“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有信心、有能力实现这个目标”。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对历史进程的认识越全面，对历史规律的把握越深刻，党的历史智慧越丰富，对前途的掌握就越主动”。可以说，自成立以来，党之所以能够推动民族复兴伟业从胜利走向胜利，从辉煌走向辉煌无疑都与其发扬历史主动精神的实践品格不可分割。而发扬历史主动精神不仅构成了党百年来带领人民成功推动民族复兴伟业的基本经验，也必然作为一笔宝贵财富为党在新时代新征程取得更大胜利提供强有力的精神支撑。为此，新时代发扬历史主动精神无疑也是党百年来带领人民成功推动民族复兴伟业历史经验演绎的必然结果。

坚持社会历史发展的“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在尊重客观历史发展规律前提下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推动历史朝着人们所期望的方向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本主张，也是马克思主义谋求自身发展的基本特点。从某种程度上讲，一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正是一部马克思主义者及其政党充分发扬历史主动精神，善于依据不同时代形势和客观实际，不断提出并科学回答时代课题，从中汲取养分，推动马克思主义不断成长的历史。对此，充分把握历史发展规律，积极发扬历史主动精神，也成为实现马克思主义永续发展的必然要求。

19世纪中叶，在自由资本主义逐步发展到顶峰，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尖锐激化，经济危机周期性出现，工人运动蓬勃汹涌的时代局势下，为了回答“资本主义怎么了，人类向何处去”的重大时代课题，马克思恩格斯在科学把握历史发展规律的基础上，充分发扬历史主动精神，运用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深刻分析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爆发的根源，揭示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在矛盾的不可克服性及其必然要被社会主义所取代的历史命运，创立了马克思主义，有效指导了国际工人运动发展和无产阶级的自身解放。可以说，历史主动精神孕育了马克思主义。19、20世纪之交，随着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的过渡，面对第二国际改良主义以资本主义新变化否定马克思主义科学性的错误论调，为了科学回答“马克思主义是否已过时”以及“如何实现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课题，以列宁为代表的布尔什维克党积极发扬历史主动精神，主动肩负起坚持、捍卫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历史重任，不仅科学把握了帝国主义时代性质，得出了帝国主义是“垂死的”“腐朽的”“寄生的”“垄断的”资本主义这一结论及其走向社会主义的时代本质并未改变的科学判断，在批判“马克思主义过时论”的基础上捍卫了马克思主义，同时还科学认识并处理了革命与改良之间的辩证关系，应势而动、顺势而为，成功领导了十月革命，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推动了社会主义由理论向现实的转变，创立了列宁主义，开启了马克思主义在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实现自身成长发展的新道路，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及其政党发扬历史主动精神发展马克思主义的集中体现。

 “一个民族要走在时代前列，就一刻不能没有理论思维，一刻不能没有思想指引”。作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政党，党自成立之日起就将马克思主义写在了自己旗帜上。面对“两半社会”的中国要“推进怎样的革命，怎样革命”才能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重大时代课题，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主动肩负起了在中国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使命。他们秉持“不打无准备之仗，不打无把握之仗”的“历史主动”，发扬历史主动精神，不断深化对中国革命特殊规律的认识，尤其是在经历了坚持教条主义、放弃革命领导权、宣扬“二次革命论”的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错误，以及脱离中国革命实际、将苏联经验绝对化、教条化、鼓吹“毕其功于一役”的王明“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对中国革命发展造成的严重损害后，深刻认识到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的重要性，并坚持强烈的历史主动和理论自觉，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以此为基础，中国共产党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围绕中国革命的主体、动力、道路、性质等问题展开了系统探索，形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这一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成果，不仅有效地指导中国革命开拓出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还指导党领导人民推翻了“三座大山”，完成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历史任务，在推动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中实现了马克思主义新发展。

新中国成立后，如何立足新中国具体实际推动马克思主义实现新发展便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的历史使命。而完成这一使命就必须以发扬历史主动精神为前提。据此，党不仅立足新民主主义社会实际，秉承“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的使命自觉，还坚持坚定的历史清醒与历史自觉，把握中国发展大势，主动将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着力点聚焦于“开展怎样的社会主义革命，怎样开展社会主义革命”才能引导中国社会走向社会主义这一重大时代课题上。正是在这一历史主动精神的驱动下，党不仅将马克思主义过渡时期理论与中国新民主主义社会具体实际相结合，形成了社会主义改造理论，还科学指导并制定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的新发展。社会主义制度确立后，同样面对如何推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实现新发展的历史使命，党依然秉持高度的历史主动精神，在清醒把握苏联模式弊端的基础上聚焦于如何推进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的重大时代课题展开深入探索，深刻认识到对于中国这样一个一穷二白、人口众多、工业化水平极为薄弱且直接脱胎于“两半社会”的东方落后国家而言，要建设社会主义就必须从本国国情出发，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建设实际相结合的重要意义。据此，党不仅提出了以苏联经验教训“为鉴”的社会主义建设路线，还初步形成了《论十大关系》《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等带有“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建设思想成果，从而在初步推动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相结合的基础上推进了马克思主义发展进程。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为了完成推动马克思主义在改革开放初期的中国发展新使命，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更是秉持高度的历史自觉，不仅深刻剖析了“和平与发展”已成为时代主题的历史潮流并在深刻总结国内外社会主义建设经验教训基础上，掌握历史主动，将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着力点聚焦于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重大时代课题的回答上，还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发扬历史主动精神，在新的实践基础上推进党的理论创新，形成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社会主义本质理论、改革开放理论等新理论新成果，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战略思想以及社会主义现代化“三步走”战略等命题，创立了“邓小平理论”，出色地完成了在改革开放初期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使命。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后，以江泽民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又接过发展马克思主义使命的“接力棒”，不仅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主动总结苏东剧变的历史教训，探讨了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实现长期执政的基本要求，还将马克思主义的着力点推进到对“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这一重大历史课题的探索上，进而在深化对“三大规律”认识的基础上形成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有力推动了中国马克思主义进入21世纪。党的十六大后，立足新世纪新阶段，以胡锦涛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又主动肩负起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使命，不仅坚持强烈的历史主动精神，自觉研判了我国发展面临的不平衡不全面不可持续问题，将发展马克思主义的落脚点指向了对“实现怎样的发展，怎样发展”问题的回答上，还遵循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经验，运用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与新世纪新阶段的中国实际相结合，指明了中国发展的基本原则和基本要求，形成了科学发展观，从而增强了自身的理论自觉，有力地推动了新世纪新阶段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新发展。

新时代以来，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全局交织激荡的新的时代形势，如何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新发展又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及其政党的新使命。为了完成这一使命，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始终强调发扬历史主动精神，不仅在坚持大历史观、把握人类发展大势基础上，立足于将新时代新征程具体实际，将发展马克思主义使命的着力点聚焦到了对“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等重大时代课题的回答上，而且还秉持高度的历史自觉和历史清醒，主动总结并充分运用党成立以来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经验，在实践基础上推进理论创新，提出了“十个明确”“十四个坚持”“十三个方面成就”等一系列富有战略性、前瞻性和原创性的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和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新飞跃。这不仅是党发扬历史主动精神，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解决新时代中国实际问题的集中理论呈现和科学行动指南，也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为提升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自觉和思想主动，推动马克思主义的新发展贡献了磅礴力量。

显然，从马克思主义的产生与发展历程上看，善于发扬历史主动精神窥探每一历史时期的重大时代课题，并秉持高度的历史清醒和历史自觉回答和化解重大时代课题已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及其政党推进马克思主义发展的重要逻辑和规律。可以说，发扬历史主动精神不仅是马克思主义实现自身发展的“思想营养”和鲜明特色，也构成了中国共产党坚定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使命以及不断取得马克思主义新成就新突破的“成功密码”，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及其政党支撑和保障马克思主义不断成长壮大的“动力引擎”。

始终保持党的先进本色并实现长远发展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使命追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个党要立于不败之地，必须立于时代潮头，紧扣新的历史特点，科学谋划全局，牢牢把握战略主动”。发扬历史主动精神，善于总结历史经验与规律并从中汲取行动养分与智慧，指引未来发展不仅是马克思主义政党永葆先进本色并实现长远发展的基本经验，也是这一政党获取思想主动和行动自觉，克服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不忘初心使命、坚定向前，永葆先进本色并实现长远发展的行动牵引。而只有在实践的推进中，以始终保持自身先进本色并实现长远发展为行动主线，积极发扬历史主动精神，把握时代潮流和历史发展大势，顺势而为、应势而动，才能推动立于不败之地。这也是百年来中国共产党谋求自身发展的基本结论。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一成立就将保持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先进本色并实现长远发展写在了自己的旗帜上和纲领中，通过自身理论与实践的先进性，立时代前沿、发时代先声、引时代潮流，“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这一时期，面对如何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重大历史课题，党就将保持自身先进本色，发挥先锋队作用置于工作的“重中之重”，意在通过有效领导人民化解这一重大历史课题，实现长远发展。基于此，党不仅秉持强烈的历史主动精神和社会责任感，主动把脉中国社会发展大势，准确把握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封建主义与人民大众之间矛盾已成为中国主要矛盾的社会境况，还坚持高度的历史自觉，科学把握“战争与革命”的时代主题，积极顺应十月革命开启的世界无产阶级革命新时代以及被压迫民族解放运动新潮流，带领人民推进新民主主义革命，着力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从而在主动总结中国革命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基础上制定并实施了符合中国“两半社会”基本国情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路线，为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铺平了道路，既充分彰显了党的先进本色，也深刻印证了发扬历史主动精神的对于革命胜利重要意义。同时，为了夺取革命胜利，在推进伟大社会革命中，党还尤其注重总结以往中国革命失败教训，积极发扬历史主动精神，不断强化党自身的先进性建设，推进自我革命能力，不仅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充分尊重人民群众革命的主体地位并充分组织和发动群众投身革命进程，还以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为原则，不断加强党的思想、组织、作风和纪律建设，既注重通过整风运动着力清除主观主义、宗派主义等不正之风，保障党肌体纯洁先进，还注重通过群众监督党的工作，涵养党的先进本色。此外，党还主动严把组织入口，强调思想入党的重要性，不仅积极推动党的思想理论建设，严厉整治腐败分子，还提出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四个服从” “两个务必”等先进性要求，形成了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三大优良作风”，从而在保持先进本色的同时有效地推进了中国革命进程。更值得注意的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为了保持党的先进本色，党还尤其注重提升自身思想主动性和行动自觉性，以为将自身锻造为坚强的先进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储备精神支撑。在革命斗争中，党发扬历史主动精神，坚持必胜信念，不怕牺牲、英勇斗争、百折不挠，逐步形成了井冈山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等一系列精神成果。这些精神成果极大地增强了党的历史主动和行动自觉，使党在科学把握中国革命发展大势基础上，掌握了中国社会发展的主动权，领导人民推翻了“三座大山”，结束了中国“任人宰割”“受人凌辱”的悲惨历史以及“四分五裂”“一盘散沙”的社会局面，使中国人民“站了起来”，实现了由夺取政权而奋斗的党向领导人民执掌国家政权并长期执政党的转变。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党深谙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先进本色和长远发展要求，牢牢把握党在这一时期的历史使命，以高度的历史自觉和历史主动发挥党的先锋队作用，不仅准确研判了新中国成立初期反帝反封建的历史遗留任务，将巩固新生政权和恢复发展国民经济作为中心任务，并“有的放矢”，采取了镇压反革命、没收官僚资本、保护民族工商业，“三反五反”运动等举措，还果断作出了抗美援朝的重要决定，形成了抗美援朝精神，实现了国家的政权稳定以及国民经济的恢复与发展。国家政权稳固后，党又积极发扬历史主动精神，不仅深刻把握了该时期“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社会主要矛盾以及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必然趋势，还将马克思主义过渡时期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站在我国社会发展前列，成功领导并推进了“三大改造”，使我国实现了由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的转变，扮演了我国社会发展的“总舵手”。与此同时，为了完成该时期党的历史使命，有效推进社会革命，党还积极发扬历史主动精神开展自我革命，以保持先进本色并实现长远发展为主线，自觉推进整风运动和党员干部教育，设立中央及各级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有效遏制了新中国成立初期党内存在的骄傲自满情绪，过滤并教育了一些党性不高的不合格党员以及投机分子。尤其是通过严明党的纪律，严厉惩治了党内腐败分子，也使得廉洁纪律成为不可触碰的“高压线”，从而在严肃了党风党纪的同时，捍卫了党的先锋队品格。而社会主义制度确立后，党更是强调保持党的先进本色，发挥党的先锋队作用对于推进社会主义建设和实现自身长远发展的重要意义，不仅立足于我国落后国情，坚持高度的历史自觉，主动研判了“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以及“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矛盾”已成为我国社会主义主要矛盾的鲜明实际，主动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总枢纽”作用，提出了充分调动一切积极力量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发展思路，还发挥党的先进领导作用，明确了“在党的纪律面前人人平等”的要求，恰当运用“团结—批评—团结”方法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着力开展了以反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为内容的整风运动，有力展现并巩固了党的先锋队地位。此外，党还十分注重思想建设的先进性，通过不断强化精神主动和思想自觉保持自身先进本色，尤其在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创业、发奋图强基础上，形成了“两弹一星”精神、大庆精神、红旗渠精神等精神形式，不仅为有力推进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初步建设提供了精神保障，也为锻造一支先进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储备了精神自觉“食粮”。

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为了破解如何继续保持党的先进本色并实现长远发展这一课题，党尤其强调发扬历史主动精神的重要意义，不仅立足我国社会发展要求和时代发展大势，主动在深刻反思“文化大革命”严重错误基础上果断停止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路线，自觉将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现代化建设上来并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完成了党指导思想的“拨乱反正”，还保持高度的历史清醒和思想自觉，将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凝练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矛盾”，从而在正确判断我国现在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础上，形成了社会主义本质理论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等重要理论，为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新道路提供了理论主动。与此同时，为了保持党的先进本色并实现长远发展，与社会主义建设要求相适应，党还十分注重自身先进性建设，不仅成立了纪律检查委员会，站在马克思主义政党发展史的维度首次提出了“从严治党”战略，严明党纪党风，还重新树立党章权威，加强对党员的纪律教育和主题教育，将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相结合，深入推进制度反腐行动和以“统一思想，整顿作风，加强纪律，纯洁组织”为目标的整党运动，着力构建以实事求是、密切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为主要内容的党内政治生活样态，极大地推进了党的先进性建设。十三届四中全会后，面对苏东剧变给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带来的严重冲击，党更是注重从历史经验中汲取思想营养，获取历史主动，增强党的先进性，不仅坚定理论自信和思想自觉，将自身先进性建设作为工作主线，顶住了苏东剧变的压力，化解了苏东剧变带来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信仰危机，还在主动总结苏东剧变教训基础上，把握党自身发展定位和目标使命，提出了“三个代表”发展要求，将党的先进性建设置于党执政的关键位置。此外，党还首次将从严治党写入党章并贯通于党的建设各环节，提出“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必须从严”的要求，厘清了党的纪律内涵和党要管党内涵，有力地保障了党的先进本色并为实现其长远发展奠定了理论与政策基石。党的十六大后，党秉持先进本色和长远发展要求，不仅发扬历史主动精神，实事求是提出我国发展中存在的不全面不协调和不可持续问题，创立了科学发展观，为我国发展指明了方向，同时还深入推进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工程建设，将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列为党的建设主线、把反腐倡廉建设纳入“五位一体”党建布局中并强调以完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为重点加强反腐倡廉建设，推进党性和先进性教育主题活动，有力地保持了党的先进本色并为实现其长远发展奠定了思想基础。还应当指出的是，这一时期党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锐意进取、不畏艰难，在推进我国社会主义不断发展的同时逐步形成的改革开放精神、抗震救灾精神、女排精神等诸多精神成果，更是不仅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也为增强党攻坚克难、抵御风险能力，保持自身先进本色和长远发展提供了精神动力和思想主动。

新时代以来，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全局相互交织交错共振的时代格局，保持党的先进本色并实现长远发展也向党提出了新的要求。为了保持党的先进本色并实现长远发展，党更是将发扬历史主动精神作为工作的“重中之重”。一方面，党不仅发扬历史主动、洞察时代发展大势，科学把握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全局“两个大局”交织激荡的鲜明特点，还立足于进入新时代以来党和国家发展的新历史方位，在科学研判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转化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基础上，开启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新局面，系统谋划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和全面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伟业的“路线图”和“进程表”，这既为增强我国现代化建设和民族复兴事业的主动性、预见性和前瞻性提供了思想依据和实践参照，也是党作为我国社会发展“领航者”先进性的集中体现；另一方面，党不仅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这一根本性问题展开深入探讨，主张坚守初心使命、强化党的领导根本原则，强调“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还科学研判了新时代党自身发展中存在的“四大危险”“四大考验”，坚持发扬历史主动，“对症下药”，除了提出将“全面从严治党”方略并将其纳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之中、将政治建设置于党建设的首位并以政治建设引领党的全面建设等重要管党治党新要求外，还将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不断提高党执政水平和领导水平，增强党拒腐防变、抵御风险的能力和长期执政的能力作为党自身建设主题的思路。与此同时，为了保持党的先进本色并实现长远发展，党还形成了以“零容忍”“全覆盖”“无禁区”的铁腕手段“打虎”“拍蝇”“猎狐”、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制度体系一体化建设，坚持以“刀刃向内”“自剜腐肉”“壮士断腕”“去腐生肌”“杀菌排毒”的决心锻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在推进伟大社会革命的同时不断提高以“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为主要内容的自我革命等重要战略举措，以增强管党治党政治自觉，使党时刻保持自我审视、反躬自省和高度清醒。还需要指出的是，这一时期，党坚持守正创新、自立自强，形成的包括脱贫攻坚精神、探月精神、丝路精神在内的多种新时代精神形式，更是在有效激励和推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发展的同时，极大地拓展并充实了党的精神谱系、增强了党永葆党的先进本色并实现长远发展的思想自觉和精神主动。

总之，一百年来，党之所以能够承担起改造中国的伟大社会革命使命，成功应对各类风险挑战并取得一个又一个伟大胜利，同时又有效地推进了自我革命，实现了自身“由小变大”“由弱变强”的“跨越”，并形成庞大的精神谱系体系都是以党始终保持自身先进本色并实现长远发展为目标追求的，而发扬历史主动精神，科学把握时代潮流和历史大势，保持高度历史自觉和历史主动，顺势而为、应势而动，正是党成功推进伟大社会革命、有效开展自我革命并形成精神谱系成果的“思想驱动”和“行动助力”。从这个意义上讲，新时代发扬历史主动精神无疑也构成了党保持自身先进本色和实现长远发展的“行动牵引”。